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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贫苦少年到中国佛学院的高才僧,他为何坚持弘扬律学?
    [ 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已阅:244   时间:2019-6-22   录入:chengshangyun ]

     

    2019年6月22日  佛学研究网

        40多年前,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也吹进了百废待兴的佛门净土。当时,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勃发的不仅有各地的重点寺院,还有亟待恢复的佛学院。

        1980年9月,停办了14年的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重办,当年招收的学僧中有许多已经成长为现在中国佛教的中坚力量。其中,就有现在的福建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太姥山平兴寺住持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1959年出生于福建福鼎一个乡村。1978年,他在平兴寺从世行法师披剃出家,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后来依止圆拙老法师学律,成为当时广化寺学戒五比丘之一。现驻锡平兴寺,带领僧青年学律。 

        从黑夜到黎明,界诠法师亲身经历了佛教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作为学僧他经过了怎样的佛学院僧活?今天,小编与大家分享界诠法师的一些采访文章,来了解他走过的那段特殊时光。

        从出家到发心学律

        我生长在一个乡村贫苦家庭,童年时代很苦,从小放羊、放牛,到13岁才开始上学。我母亲信佛,受母亲的影响,早早就对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很小就萌发出家的念头。

        从14岁开始,每逢寒假期间都会到寺庙里住一小段时间,体验出家生活。到高中毕业后,自然就选择了出家的道路。当时虽然出了家,但是对佛法的教理并不了解,只是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方式。

        我出家的寺院平兴寺,坐落于“佛国海天”——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东南方500米之坪岗山麓。山上怪石嶙峋,群山环抱;寺院前面松竹并茂,十分美丽、安静。

        1966年“文革”伊始,由福鼎县委统战部组织全县僧众由青藏法师为首创办佛教徒茶场。十余名僧人于此结茅而住,垦荒种植,早晚课诵,从未间断。

        1977年,礼请世行法师移锡于此,住持、改建本山道场。因平地而起,兴作伽蓝,故名“平兴寺”。

        我去出家的时候,寺院刚好在修建。所以我们几个青年人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也要参加修建,生活十分艰苦。但是,那时我们道心都很好,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单纯,生活虽苦却很平静。

        后来考上中国佛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出家生活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到北京后,对佛教界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觉得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所以在同学的帮助下发心学律。

        改革开放初期的佛学院生活

        我们1979年刚刚修复了一下,1980年就开课了,几乎是一个试验品。佛学院怎么去办呢,他们也不太有经验。

        因为,毕竟断层了,停下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从文革开始有十几年时间停办了,中间也断层了。

        全国也好不容易收来我们一班40个人,报名以后就走了一个人,就39个人。文化层次、年龄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一个泰顺的同学岁数都很大了,有的是小学,有的是高中,就这么一个情形。

        当时比较艰苦,那时候暖气用炉子烧,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去抬煤,扫地。过去庙里没有什么工人,都是同学们自己干。那时候学习环境还是比较好。

        我原来在佛学院学习,是比较很惨的一个过程。我先是学两年,原来是预科两年,因为当时考本科,我没有学外语,他们叫我旁听。一边在教务处打杂,一边在听课,后来他们写论文我也参加写了。

        后面两年我主要是学中观,对中观比较感兴趣。我是在佛学院是学中观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我写的论文他们说还可以,传印法师来了当教务长,他说就不要毕业证了,他说你反正也工作了,就算了。后来就给我一次补考,又考了一下。就这么也算是毕业了。

        后来我又留校工作了半年多。我因为几个同学他们在广化寺他们学律。我在佛学院毕业后在那工作比较散漫,坐香和上殿也不爱去,就这样散漫,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后来同学说广化寺挺好,我想出家人总要过出家人的生活,我就去那里看看觉得还行。

        坚持弘扬律学

        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有关戒律的课程很少。但是各位授课法师、老师在讲课时,都一再强调戒学的重要性。戒是三学的总纲,无戒不生定,无定不发慧。三藏中,律藏为其中之一。

        知道了戒律的重要性,心想作为出家人,却不知佛陀所制定的律法以及僧团制度,总是觉得非常遗憾。当时,只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去学律的。

        至于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是在学律过程中才体会到。佛陀时代的比丘僧团完全依律行持,僧团中的行事以羯磨法来完成,采取民主管理办法。一旦僧人违犯了律制,必须以羯磨行事来解决。这样自然会体现一种和合共住的情形。

        中国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佛学院教务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有几位在莆田广化寺的同学,在圆拙老法师的指导下学习戒律。

        我得知这个消息,便到了广化寺,开始亲近圆拙老法师。圆老特别慈悲,让我们几位年轻比丘住在藏经楼里,不需做任何杂务,集中精力学习戒律。

        那段日子也是特别平静,每天除了吃饭、上殿、扫地,都是呆在藏经楼里看书。当时寺院里有些人对此有些不满,但是圆拙老法师总是力排众议,鼓励我们认真学习,说只要有五位比丘学戒、持戒,便有正法住世。

        后来,因为智敏老法师辞去福建佛学院教务长职务,圆老便请我担任,于是便开始教学的工作。

        在福建佛学院期间,我对佛学院教育产生了一些看法,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学僧的知见、知识,但是对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东西却很难产生作用。

        于是,便想回到山上静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兴寺了。因为当时平兴寺的建筑只有我们当年所建的五间石头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几座僧寮,从来没有想到会住这么多人。

        后来,因为刚出家的沙弥逐渐增多,便想集中起来学点东西,所以在1992年创办“普隐学堂”。当时有20多位沙弥,但是自己总是觉得这种教育仍然是佛学院模式,有点灰心。

        后来几年,逐渐有些青年比丘来山共住,于是我便想专门从戒律下手,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强调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静,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所以一般人很难住下来。刚开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后来慢慢多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大。

        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许多比丘都是慕名而来,但总是因为难以坚持而下山。所以,我对戒律的弘扬虽然有些愿力,但基本上仍然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

        在佛菩萨的加被下,逐渐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来,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了,无论是对戒律的了解上,还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应该颇有成就吧!而且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这个道场自然也就产生摄众的作用。

     

        ■ 《长安与中国佛教》系列讲座视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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