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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辑] 现代佛教研究专著


    百年中国佛教之回顾与展望

             --评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

    吕建福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历八百年而繁兴,形成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蔚为壮观。佛教之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唐代安史之乱,盛世不再。复经会昌灭佛,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然而较之后世,宋元明清各代仍高僧辈出且有宏富之著述,非如清末民初之中国佛教“衰而濒于亡矣”(太虚语)。自清末至今,又经一百余年。这百余年间社会之变革可谓“剧变”。在文化上,中国文化也从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幻梦中醒来,在西方文化之“科学与民主”的冲击下,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在这一百余年中,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嬗变,随社会之急剧变革而兴衰,其中所关涉之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及佛教的发展规律,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这一百年中国佛教史的回顾、研究、体认,无论对于中国佛教之继往与开来,还是对于佛教文化参与全球化时代未来世界文化的重构,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佛教学术界和佛教界之佛学研究,总的说来是研究传统(如宗派、历史、人物、经典等)的多而关怀现实的少。事实上,目前中国佛教无论在自身教团建设还是佛教文化的弘扬诸方面,均有大量现实的和长远的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和佛教界之佛学研究的关注。而反思这一百年来中国佛教之历程,更成为中国佛教目前的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当务之急。陈兵与邓子美两位先生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正是这样一部适时应机的重要之作。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不同于一般佛教史的写法,而采用了“专题史论”的方式,凡所涉及课题,“重在探究其现实意义,前瞻意义,而学术界较少研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书就成为一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发展之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并探索其未来走向的专著。该书充满了对佛教命运的关切之情,一部对于佛教的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深刻启示意义和重要参考价值的弘护之著。
     

      例如对中国佛学特质之所在的禅宗,作者在概述了禅宗曾有的辉煌后,深刻地指出明末以后“随禅风衰微,天下禅宗丛林率多改变了唐代以来专一参禅的宗风,在修持上讲经、传戒、念佛并行,并迎合民俗,赶经忏做道场,以超度死人为事,所谓‘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禅门传统的以法传人、以心传心的传承制度,也渐演变为以宗法性的庙产传承为实质,传法成为以‘法卷’付授方丈继承人的形式,失去了禅的实质性内容”(第7章“禅宗的振作”),接着对近世禅宗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凡清末以来禅德(包括少为人知者)几乎均有介绍,对近代禅宗大德虚云、来果、月溪、圆瑛等的禅宗思想论之尤详。作者还以较大篇幅研究了二十世纪禅宗的特出现象“居士禅”、“安祥禅”等。
     

      对于中国禅宗的未来走向,作者在总结近百年禅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适应现代人之机的新禅宗的原则”八条:重申宗旨、拓宽领域、紧扣生活、稳建基址、广辟禅门、应用推广、加强研究、注重在家,每项内容皆切实可行。作者认为:“中国佛教要彻底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概主要应从禅宗的振兴着手。”这与近代太虚大师认为中国佛教复兴之关键在于禅宗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该书绪论“社会剧变与佛教转型”与结语“21世纪中国佛教之展望”乃高屋建瓴、极具识见之作。宋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王权统治的加强及儒学占据主导地位,佛教在社会中逐渐失去生机,基本上仅禅、净二宗而已。延至清末,更是衰之极矣。清末民初,在时代的挑战中,佛教在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等一批缁素精英的努力下,出现了“近代复兴”,惜乎30年代后的战乱,严重干扰了佛教自身发展的进程;新中国建立后,佛教重现生机,而十年“文革”、极“左”泛滥,又使佛教濒于灭亡。改革开放近20年来,佛教在复苏中渐现旺盛之机,然而有识之士也看到,佛教界信仰淡化、戒律松驰、追求名利享乐等现象也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而寺院距住持佛法的标准甚远,颇多忙于旅游、接待,更是突出现象。在佛教文化的弘扬上,目前的佛教也远远不能满足信息时代的知识社会对宗教的需求。作者在“结语”中指出,“与动荡混乱,以对抗、战争、科技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不同,21世纪将是一个以和平、发展、生态为主调的崭新世纪。”在下一世纪中,随着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包括对宗教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而传统宗教也必须应时契机,调整改革。就中国佛教而言,明清以来“国家限制、寺院中心、僧尼主导的陈旧模式”及“以经忏佛事为主要内容的民俗佛教”也必将改变。而改变的关键乃“在于发扬唐宋佛教大德应时契机大胆改革的传统,探本溯源于原始佛教及大乘思想,适应未来社会之机,在教团、教义、社会功能三大方面彻底改革,彻底实现现代转型”。作者展望:
     

      “未来社会的寺庙,应主要发挥佛学院、佛学讲习所、禅定中心等功能,而不是神祠、僧尼之家和社会失意人士的避难所”;在教义方面,“使佛学充分地人间化、现代化”、“脱去古代经院佛学烦琐玄奥的外衣,提取三藏教典中的精华,归纳成理路清晰、简明易晓的理论和修证体系,恢复释迦教法简洁明朗的本来面目”;在社会功能方面,佛教“应积极发挥文化参与的功能,起到净化人们心灵和革除社会、文化弊病的作用,关怀社会问题、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心灵问题,揭露和批判世俗文化的弊端和偏失,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方案和意见,在促进世界和平、环境保护、友好团结及促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统合、东西方文化的融会方面,发挥作用。这大概是佛教对未来社会的人类所应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所应发挥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这也正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太虚法师的宏愿:
     

      “在现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趋势下,却应将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汇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白宣扬出来,使之普及群众,以作人类思想行为的指南。”(太虚,《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
    这应该是我们对中国佛教的最大展望吧!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陈兵、邓子美著,40万字,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本文作者吕建福系南京金陵刻经处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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