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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录与文本:《法灭尽经》类佛经的文献学考察
     
    [ 作者: 刘屹   来自:网络   已阅:61   时间:2020-5-11   录入:wangwencui


    2020年5月11日    佛学研究网

        一、引言

      所谓“《法灭尽经》类佛经”,是指一组以《法灭尽经》为代表,以佛陀涅槃之后佛法将衰为背景,以宣讲佛教徒应遵守戒律,防止僧伽堕落和佛法败坏为目的的佛经。这批佛经大部分的译(作)者不明,其中个别被认为出自西晋竺法护的译笔,最晚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中都已被著录,故大体应为3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200年间出现的佛经。本文所言的“《法灭尽经》类佛经”,具体包含(但不限于)《法灭尽经》《小法灭尽经》《法没尽经》《小法没尽经》《空寂菩萨所问经》《小般泥洹经》《般泥洹后诸比丘经》等多种。这些佛经最早出现在《出三藏记集》中时,原本还是各自分别著录,但隋唐时期几种佛教经录辗转相袭,逐渐混淆了这些佛经之间原本清晰的关系。再加上其中又包含了几种被认为是“疑伪经”的经典,真伪之辨使得诸经的关系更显得错综和迷离。

      “《法灭尽经》类佛经”对于了解佛教的“法灭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目前学界似乎不太注意区分“法灭思想”与“末法思想”异同的情况下,这批佛经的价值将会逐步凸现出来。但前提是要先搞清相关佛教文献的基本情况。已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①,仍有个别关键性细节有待进一步澄清。本文将按照历史学处理史料的原则与方法,以《法灭尽经》为考察核心,以经录著录与经本佚文的对照为主要方式,重新梳理这几种佛经的关系,以期为日后探讨“法灭思想”与“末法思想”的区别和联系奠定基础。

      二、《法灭尽经》的著录与文本

      《法灭尽经》是一部入藏的经典,《大正藏·涅槃部》收有《佛说法灭尽经》一卷。宋元明以来的大藏经,都收录此经,还在经题下注明:“僧祐录中失译经人名,今附宋录。”“宋录”有的版本作“刘宋录”②。释僧祐认为此经的译者不详,后人将此经归为刘宋时所译。“僧祐录”的说法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四:

      《法灭尽经》,一卷……新集所得,今并有其本,悉在经藏。③

      按照苏晋仁的意见,《出三藏记集》虽然在515年就已成书,但其后仍有增补,最后成书时间应在僧祐去世之年的518年。这是《法灭尽经》最早见于著录,也是此经出现的时间下限。僧祐所谓“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意即在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之后,新集所得诸经。换言之,道安还没有见到《法灭尽经》,而《综理众经目录》所载诸经的时间下限是374年,故《法灭尽经》的产生应在374-518年这个时间范围内。

      僧祐阐明自己编撰“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的用意说:

      祐总集众经,遍阅群录。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其一卷已还,五百馀部。率抄众经,全典盖寡。观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地道》、《大集》、《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偈,撮略取义。强制名号,仍成卷轴。至有题目浅拙,名与实乖。虽欲启学,实芜正典。其为愆谬,良足深诫。今悉标出本经,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显。使沿波讨源,还得本译矣。寻此录失源,多有大经。详其来也,岂天坠而地涌哉?将是汉、魏时来,岁久录亡。抑亦秦、凉宣梵,成文届止。或晋、宋近出,忽而未详。译人之阙,殆由斯欤。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以此无源,未足怪也。④

      僧祐所言的“一卷已还,五百馀部”,就是指《出三藏记集》卷四所列,包括《法灭尽经》在内的五百多部一卷本的失译经典。他说,这些经典都是“今并有其本,悉在经藏”,意即这些经典都是僧祐看到过当时存在的经本。僧祐对这些一卷本的经典都详加比勘,发现很多都是从某部大经中截取抄撮而成的。他还尽可能地找到这些一卷本原出的大经,标注在下。但对《法灭尽经》,他并没有注明是从哪部大经中抄出来的。

      之所以会出现“失译”的情况,有“岁久录亡”,有“近出未详”,更因此前只有释道安有意识地综理众经,留下目录,所以译者未详的情况是比较普遍、且可以理解的。在僧祐看来,这些佛经译者未详,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靠的经典。《出三藏记集》继承道安录的特点,专门鉴别了一批“疑经伪撰”,而列在此处的五百多卷佛经,在僧祐看来,则并不属于“疑经”之列。但与《法灭尽经》同列在这五百部一卷本失译经的《梵网经》《清净法行经》《灌顶经》等,都被后人视作是疑伪经,或是真伪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僧祐不认为可疑的诸经中,事实上也有疑伪经存在,并非全都可信。

      此外,僧祐自己还摘抄诸经,编撰《释迦谱》五卷,记载释迦家族从初祖以降,直至释迦牟尼涅槃法灭为止的历程。关于涅槃和法灭的部分,僧祐在《释迦谱》卷五有:

      《释迦法灭尽缘记》第三十三,出《杂阿含经》。

      《释迦法灭尽相记》第三十四,出《法灭尽经》。⑤

      僧祐明言自己《释迦谱》关于佛陀“法灭尽”的部分,是参考了《杂阿含经》和《法灭尽经》。《杂阿含经》卷二十五,是学界公认的关于“法灭思想”的最早汉译佛经之一⑥。从僧祐关于“法灭尽缘记”和“法灭尽相记”的区别,应可看出《杂阿含经》与《法灭尽经》在“法灭尽”的描述上各有侧重。《杂阿含经》是刘宋求那跋陀罗(396-468)于435-443年间在建康译出的。从这个角度看,将失译者的《法灭尽经》视作是刘宋时期的译经,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中土佛教现存有明确“法灭”意识的汉译经本,大约就是刘宋时期留下来的⑦。如此,《法灭尽经》出现的时间,或可进一步压缩到宋齐梁初的近百年内。

      《法灭尽经》的经本,不仅有历代大藏经所收的《佛说法灭尽经》一卷,还有敦煌本S.2109.4《佛说小法灭尽经》,20世纪初才被作为“疑似经”收入《大正藏》85卷⑧。两经本皆云:“佛告贤者阿难:吾般泥洹后,五逆浊世,魔道兴盛。魔作比丘,坏乱吾道。”此后则有月光和弥勒先后出世的预言⑨。比较之下,两经本在内容文字上的差异不大,甚至可以认为历代藏经本与敦煌本可以看作是同一经本。或许《佛说法灭尽经》被认作是大乘经本,而《佛说小法灭尽经》被认作是小乘经本。但在僧祐的时代,《法灭尽经》只有一个经本,没有大小乘之分。从大小乘的区分来看这两个经本的区别,是僧祐以后佛教经录的立场。

      可见,《法灭尽经》在僧祐的时代,经本见存,无大小乘之分,也不存在“疑伪”的问题,且僧祐所见经本一直流传至今,虽然译者不详,但很可能确是出自刘宋时期。这是本文考察“《法灭尽经》类佛经”的基础和前提。

      三、法经录著录之误

      到隋法经等人的《众经目录》(594年成书),却忽然将《法灭尽经》列入“众经伪妄”。法经等人批评祐录对佛经的著录不注意分类,所以他们的经录一是将“众经”分为经律论等九个部类,二是对经律论三藏,又各分大小乘。在《众经目录》中,《法灭尽经》分别在大乘和小乘的经部出现,都被认为是可疑的。首先是卷二大乘经部分的《众经伪妄》,有以下诸经:

      《空寂菩萨所问经》,一卷(一名《法灭尽》)(此经伪妄炳然,固非竺护所译)。

      《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一卷。

      《般泥洹后诸比丘经》,一卷。

      《小般泥洹经》,一卷(一名《法灭尽经》)。

      《佛说法灭尽经》,一卷。

      《钵记经》,一卷(经记甲申年洪水,月光菩萨出世事。略观此经,妖妄之甚)。

      《五浊恶世经》,一卷。⑩

      到同书卷四小乘经的《众经疑惑》,又著录云:

      《魔化比丘经》,一卷。

      《五浊经》,一卷。

      《法灭尽经》,一卷……右二十九经,多以题注参差,众录致惑。文理复杂,真伪未分。事须更计,且附疑录。(11)

      以上著录,反映出法经等人对《法灭尽经》的几点认识:第一,《法灭尽经》有大乘的《佛说法灭尽经》和小乘的《法灭尽经》之分;第二,无论大小乘的《法灭尽经》,都是可疑的;第三,所谓“《法灭尽经》”,不再是特指某一部经,而成为一种泛称,《空寂菩萨所问经》和《小般泥洹经》都有“法灭尽(经)”的别名;第四,《空寂菩萨所问经》(又名《法灭尽》)传为竺法护所译,但因其内容伪妄,肯定不是竺法护所译。

      法经等人对《法灭尽经》为何会与僧祐当初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差异?《法灭尽经》为何会从僧祐信而不疑的真经,一变成“伪妄”和“疑惑”之经?这可能是由南北朝末年至隋初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以上提及的这些“伪经”,如《首罗比丘经》《般泥洹经》《(佛)钵记经》《五浊恶世经》《魔化比丘经》等,主题都是讲在佛灭之后,逐渐进入五浊恶世,魔化比丘,僧团堕落,直到有月光童子和弥勒先后降世救人。这些佛经所依托的背景,都是《法灭尽经》所描述的“法灭尽”之景象。因而这些佛经都可以被纳入“《法灭尽经》类佛经”。众所周知,隋朝的统治者不喜欢这种宣扬当下之世已是佛灭之后的恶世,只能等待月光童子之类的圣王降世来解救苍生的宣教。因而此类佛经因主旨与王朝统治相悖,被列入“疑伪”之类,也就不足为奇。如果这些由《法灭尽经》衍生出来的佛经是“伪妄”和“疑惑”的,《法灭尽经》自然也撇不清干系。看来,一部佛经是否“疑伪”,有时并不是经典本身是否可信的问题。

      但法经录对这些疑伪经的著录,存在明显的错误。如卷二对《般泥洹后诸比丘经》《小般泥洹经》《佛说法灭尽经》的著录,笔者怀疑这里有抄录格式上的错行现象。应该是:“《般泥洹后诸比丘经》,一名《小般泥洹经》;《法灭尽经》,一名《佛说法灭尽经》。”正因为这里出现了错行,才导致《法灭尽经》与《般泥洹后诸比丘经》和《小般泥洹经》产生了原本不该有的经名相通、一经多名式的关联。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事实上除了历代传承相续的经录外,并没有具体的经本来支持法经等人的著录。反倒有证据可以证明《法灭尽经》与《般泥洹后诸比丘经》是两部不同的经典。

      首先,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四是把《法灭尽经》和《小般泥洹经》分别著录的,说明这原本是两部不同的经典。僧祐云:

      《泥洹后诸比丘经》,一卷。(或云《小般泥洹经》,或云《泥洹后变记经》,或云《泥洹后比丘世变经》,或云《佛般泥洹后比丘世变经》。)(12)

      僧祐所言的《泥洹后诸比丘经》,显然就是法经录中的《般泥洹后诸比丘经》。僧祐说得明白:这部《(般)泥洹后诸比丘经》,有四个不同的经名。所谓“《小般泥洹经》”,在祐录那里原本就是《(般)泥洹后诸比丘经》的一个别称,却被法经录拿来对应了《法灭尽经》。如果对照且相信祐录,法经录的错误就一目了然。

      其次,前述的敦煌写本S.2109.4是《佛说小法灭尽经》,同一写卷前面的第三种佛经,即S.2109.3,就是《般泥洹后比丘十(世)变经》,也就是《般泥洹后诸比丘经》或《小般泥洹经》(13)。S.2109这一件写本同时抄写了《般泥洹后诸比丘经》和《小法灭尽经》这两件写经,两经所依托的背景都是佛陀灭度,但绝非同一经本。这从经本实际的角度证明:法经录认为《小般泥洹经》和《法灭尽经》是同一部经的著录是错误的。

      法经录的错误还不止于此。为何会出现《法灭尽经》是否由竺法护译出的争议?僧祐都不知道此经的译者为谁,竺法护译出之说又是从何而来?问题出在法经录对《空寂菩萨所问经》的著录,看似照搬了祐录的记载,实则抄错了一个关键字。本来,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明确说:

      《法没尽经》,一卷。(或云《空寂菩萨所问经》。太熙元年(290)二月七日出。)……今并有其经……《小法没尽经》,一卷……经今阙。(14)

      僧祐这里记录的《法没尽经》和《小法没尽经》,都是转自安录,是道安曾见的两个经本,应该说可信度是极高的。在祐录中,《空寂菩萨所问经》是作为《法没尽经》的别称而出现的(15)。僧祐认为《法没尽经》这一卷本,是由竺法护在太熙元年译出的。僧祐曾经见到过此经的经本,因而他的意见是相对可信的。至于《法没尽经》是否的确又名《空寂菩萨所问经》,则是另一回事,后文再讨论。此外僧祐还知道有《小法灭尽经》一卷,也是出自竺法护的译笔,但经本已阙。法经录对《法没尽经》和《小法没尽经》的著录基本按照祐录的记载,而把《空寂菩萨所问经》作为前后重出的一部经来著录。先在《众经目录》卷一的大乘经部分,著录:

      《法没尽经》,一卷(一名《空寂菩萨所问经》。晋世竺法护译)

      《小法没尽经》,一卷(晋世竺法护译)。(16)

      这两条著录可以说继承祐录,看似没有问题。但法经录将这两种《法没尽经》列入大乘经的“众经一译”,即一部佛经只有一个译本。僧祐都已见不到《小法灭尽经》的经本了,法经等人又是如何知道《小法灭尽经》与《法灭尽经》是内容不同的经本?这还是有令人生疑之处。到前述的法经录卷二《众经伪妄》,又把《空寂菩萨所问经》著录一遍,并从可信的大乘真经,忽而变为大乘“伪妄”之经,这是法经录明显的自相矛盾。这样,《空寂菩萨所问经》在法经录的卷一还是可信的,到卷二就变成了“伪经”。在祐录里,《空寂菩萨所问经》只是作为《法没尽经》的别名出现,而法经录却把《空寂菩萨所问经》既拿来对应《法没尽经》,又对应《法灭尽经》。祐录从未说过《法灭尽经》与竺法护有关,法经录做出这样的处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把“法灭”和“法没”搞混了。亦即说,法经录卷二“《空寂菩萨所问经》,一名《法灭尽》”,实际应为“一名《法没尽》”才对。

      为何对法经录的可靠性提出如此的质疑?《众经目录》卷七的总录部分,有法经写给隋文帝的奏白,里面说开皇十三年(593)五月十日,法经等人奉敕撰写《众经目录》,仅仅过了一年,到开皇十四年(594)七月十四日,法经等就完成任务,奏表上闻。法经说:

      既未获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异同。今唯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所恨识慧无长,猥参嘉运,不能尽获三国经本,及遗文逸法。(17)

      可见法经自己也承认,他们编撰这份经录,并不是广参经本,核对异同后作出的,主要是利用前贤既有的目录,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既有目录进行删简和重新归门别类。这样的工作情况,与僧祐积几十年之功,搜寻遍览诸经本后作出的目录相比,可说是高下立判。以上所指出法经录的错误,显然都是“从经录到经录”的过程中所导致的,如果有经本可对参,就不应出现类似的错误。因此,对于同一部佛经的著录,如果祐录与法经录出现不同,自然应该相信祐录,而对法经录多持一份谨慎。

      细究之下,前述法经录对《法灭尽经》的几点认识,都已偏离了祐录的初衷,都是有问题的。其中有三点尤其对后来各种经录对“《法灭尽经》类佛经”的著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一是所谓大小乘之分,其二是《法灭尽经》与《法没尽经》的混同,其三是“法灭尽经”的“泛称化”,即原本特指一部经,自法经录以后,越来越成为几部经的通称。

      四、房录开始的混淆

      成书于598年的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简称“房录”),严格说来并不是一部佛教经录,故大藏经将其归入《史传部》而非《目录部》。但房录又因详细记录各时代译出的佛经而具备了某些经录的特点。学界对于房录的评价几乎呈现出两种极端,其价值自不能否定,但从本文所论的“《法灭尽经》类佛经”这几部具体的佛经著录来看,房录的确有不少令人生疑的地方。如《历代三宝纪》卷五《译经·魏吴》云:

      《法灭尽经》一卷(初出。或云《法没尽经》。或云《空寂菩萨所问经》)。(18)

      房录较之法经录,又有三个重要的变化。首先是不再将《法灭尽经》及相关的佛经视作疑伪经。整部房录也不是以区分佛典的真伪为目的,而是要尽可能地显示出佛教很早就传入中国,汉译佛经的数量之大,流传之广。其次,房录认为《法灭尽经》就是《法没尽经》,同时也是《空寂菩萨所问经》,这三经实为同一部经。如前所述,法经录是最早把《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无意中搞混的经录。房录在这点上多少受到了法经录的影响。复次,房录提出了所谓“初出”,即认为此经最先是由支谦在吴地译出的。此前的僧祐和法经都承认《法没尽经》最早只可追溯到竺法护,《法灭尽经》是译者不详的——如果法经录不是在著录《空寂菩萨所问经》时,误将原本的“法没尽”写作“法灭尽”的话,则法经录对于《法灭尽经》的年代也是没有明确意见的。所以,房录关于《法灭尽经》有支谦第一译的说法,很可能是无根之木(19)。

      正是基于《法灭尽经》《法没尽经》和《空寂菩萨所问经》这三经是同本异名关系的认知,在房录中几乎用“《法没尽经》”代替“《法灭尽经》”,成为“《法灭尽经》类佛经”的代表性经典。“《法灭尽经》”之名只在支谦初译时出现,以后都是作为《法没尽经》的别称而出现。《历代三宝纪》卷六《译经西晋》云:

      《法没尽经》,一卷(或作“灭”字。一云《空寂菩萨所问经》。第二译。与吴世支谦出者同)。(20)

      前已述僧祐是明确区分开《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的,法经等人没有对照经本,把原本与《空寂菩萨所问经》对应的《法没尽经》写成了《法灭尽经》。如果说法经录中的这个错误还有可能是过录时的无心之失,而房录干脆就认定“《法没尽经》”的“没”字也可写成“灭”字。本来,确认两经是否相同,显然应该从经本内容比照入手才更可靠。费长房有没有做这一步的工作?他是因为看到经本相同,才做出“没”“灭”两字可互换的判断?还是仅仅因为觉得“没”“灭”两字可以互换,所以两个经本也就必然相同?要知道,“没”“灭”混同,已有法经录的先例,费长房是自然延续法经录方便,还是自己对比经本更方便?他有没有可能对比两经的经本?所谓“第二译”,是指《法没尽经》到西晋时由竺法护第二次译出,这是从祐录得到的信息。但直到法经录,还只知道《法没尽经》只有竺法护的译本,费长房又是从何得到支谦初译的信息?并且说法护译本与支谦译本相同?他真比较过支谦译本和法护译本?

      对于这些疑问,可以从两方面提出反证。第一,《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从僧祐到法经的著录,都是两部不同的佛经。费长房仅凭自以为是的“法没”又作“法灭”,得出两经同为一经的结论,是违背前代经录著录原意的。第二,僧祐都没见过的《小法没尽经》,法经和费长房自然也都见不到了(21)。僧祐曾见过的竺法护译《法没尽经》,长期只见经录著录,经本现已不存。隋代杜台卿的《玉烛宝典》(581年前成书)恰存此经的一段佚文:

      《法没尽经》:真丹国老子、关子、大项菩萨等,皆宣我法。其土人成,生杀好祠。迦叶菩萨,载《道德经》,化以作路,老子是也。寻古来今,删正同异,孔子是也。幼而叡悟,大项是也。然后佛经乃生。信耳!(22)

      《法没尽经》讲的是“三圣化导说”,是在佛灭之前对阿难等人的教化内容。在经本完整的藏经本和敦煌本《佛说法灭尽经》中,完全没有“三圣化导说”的位置。如果这段《法没尽经》的文字可靠的话,则《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无疑应是完全不同的两部经典(23)。把两经等同为一,正是房录对这两部经著录的基本前提。如果这一前提不成立,所谓支谦初译、法护二译之说,又从何谈起。况且,在《历代三宝纪》卷七,费长房又著录一部:

      《法没尽经》一卷,第二出。(24)

      并说这“第二出”是出自东晋时西域沙门祇多蜜之译笔。按照房录《法灭尽经》《法没尽经》《空寂菩萨所问经》三经同一的理论,则《法没尽经》第二译明明应该是竺法护,怎么又出现了祇多蜜的“第二出”?这是否也是费长房的自相矛盾之处?

      从费长房对于《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的著录来看,他很可能也是在没有比对过经本的情况下,仅仅作了“从目录到目录”的工作。为显示这一经本传统的久远,又将其远溯到汉末三国的支谦那里。尽管费长房煞有介事地说《法没尽经》有支谦译本、法护译本和祇多蜜译本,但他是否曾经见过这三种不同的译本?如果见过,为何会认为《法灭尽经》就是《法没尽经》?如果没见过,又是如何得知支谦译本与法护译本相同?总之,如果连“法灭”和“法没”断非同一经本这样的基本事实都搞错,则房录有关“《法灭尽经》类佛经”的其他意见,也都值得怀疑。

      房录之后,成书于602年的释彦琮《众经目录》对“《法灭尽经》类佛经”的著录,很大程度上是对法经《众经目录》的延续。例如,在卷四的“疑伪”中,著录“《法灭尽经》,一卷”。其后还有:

      《空寂菩萨所问经》,一卷(一名《法灭尽经》。此经伪妄炳然,固非竺法护所译)。

      《般泥洹后诸比丘经》,一卷。

      《小般泥洹经》,一卷(一名《大法灭尽经》)。

      《佛说法灭尽经》,一卷。

      《钵记经》,一卷。

      《五浊恶世经》,一卷。(25)

      彦琮录对《空寂菩萨所问经》又名《法灭尽经》的著录,对其伪妄的批语,以及《般泥洹后诸比丘经》至《佛说法灭尽经》这三行的错行著录,都是照搬法经录而来的。不同之处在于,彦琮给《小般泥洹经》对应的《法灭尽经》特意加了一个“大”字。这可能是受法经录区分大小乘的影响。而在卷五的“阙本(旧录有目而无经本)”,彦琮录又著录了“《法没尽经》,一卷。又名《空寂菩萨所问经》。《小法没尽经》,一卷”(26)。这很值得注意,说明竺法护所译的《法没尽经》和《小法没尽经》,到隋代都已经是阙无经本的。

      此后,唐初释静泰《众经目录》著录了“疑伪”的《法灭尽经》,与“阙本”的“《小法没尽经》”,却没有提及《空寂菩萨所问经》等。释道宣《大唐内典录》(664年成书)除延续彦琮录对《空寂菩萨所问经》《般泥洹后诸比丘经》和《佛说法灭尽经》的著录外,还吸收了房录关于《法灭尽经》有“初出”的说法。道宣虽未著录《小法灭尽经》,但他在自己编著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里,却征引了一句《小法灭尽经》的佚文:

      《小法灭尽经》云:劫火起时,曾作伽蓝所,不为火焚,乃至金刚界为土台也。(27)

      这句佚文又被释道世的《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和《诸经要集》卷三所征引(28)。这句佚文,在敦煌本《佛说小法灭尽经》与大藏经本的《佛说法灭尽经》中都找不到。这一现象曾令学者感到费解,作出的解释是在藏经本和敦煌本之外,还存在一个已经佚失的《小法灭尽经》。需知释道宣本人也已信从费长房关于“灭、没”两字相通的论断,在《法灭尽经》和《小法灭尽经》两经本俱在,而这句“劫火起时”云云又确实不属于《法灭尽经》这两个经本的情况下,我认为不能排除道宣在此引用的,实际是已经亡佚多时的《小法没尽经》的佚文。在他眼里,《小法没尽经》就是《小法灭尽经》。当然,限于材料的缺乏,只能推断至此。

      释明佺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695年成书),主要是吸收房录对这几部经的定年意见,还强调了《空寂菩萨所问经》《法灭尽经》《法没尽经》《小法没尽经》这四部经是同本异译的关系。但他把《法灭尽经》《空寂菩萨所问经》《小法灭尽经》归入“大乘阙本”,而《法没尽经》却没有作为阙本。这也很奇怪,《法灭尽经》和《小法灭尽经》的经本至今仍存,何以会被认为其时是阙本?

      到释智异《开元释教录》(730年成书),更是对从祐录以来的历代相关著录内容,全盘吸收,看似全面和权威,实则叠床架屋,离祐录的原貌愈来愈远。“开元录”卷十八云:

      《小法灭尽经》,一卷(与真经中《法灭尽经》文意全异)。(29)

      我想这只能是智异针对道宣著作中所引到的那部《小法灭尽经》而发表的议论。这说明直到开元年间,作为真经的《法灭尽经》一直是存在的。智异如果用敦煌本的那部《小法灭尽经》与《法灭尽经》相比较,不可能得出“文意全异”的结论,只有道宣所引的那部“《小法灭(没)尽经》”才是与《法灭尽经》“文意全异”的。

      唐以后,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中曾出现两段号称出自《法灭尽经》的佚文(30),不过从其文意看,都是以佛涅槃后的十六罗汉为主角,与唐以前的《法灭尽经》显然不是同一部经。林雪玲、曹凌都已经注意到两段佚文与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的关系。与其认为这两段引文暗示了另一个《法灭尽经》文本的存在,不如认为正因玄奘这个译本也是以佛陀涅槃为背景,于是志磐笼而统之地称其为“法灭尽经”而已。

      五、《空寂菩萨所问经》的问题

      《空寂菩萨所问经》之所以能够与“《法灭尽经》类佛经”产生关联,完全是因为祐录的原因。前引僧祐曾明确讲到:“《法没尽经》,一卷。或云《空寂菩萨所问经》。”故不仅古代经录都把这两经等同视之,学者们也是根据这一历代相传不疑的对应关系,把法护290年译出《法没尽经》的时代,作为《空寂所问经》成书的时代。但是,《法没尽经》除前述《玉烛宝典》的一条佚文之外,再难见到只言片语。《空寂菩萨所问经》目前可以看到两条佚文。因而这两经的关系,还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佚文来作一初步的对比。

      《空寂菩萨所问经》的第一条佚文,见于唐初释法琳《辩正论》(成书约在632年左右)的征引。《辩正论》卷五云:

      案《佛说空寂所问经》及《天地经》皆云:吾令迦叶,在彼为老子,号无上道。儒童在彼,号曰孔丘。渐渐教化,令其孝顺。(31)

      如果前引《玉烛宝典》的《法没尽经》佚文可信的话,至少在“三圣化导说”上,《法没尽经》和《空寂菩萨所问经》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三圣化导说”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清净法行经》,是以佛陀对阿难教说的形式陈述“三圣化导说”的。现存《法灭尽经》《小法灭尽经》,也都是以阿难问佛的形式展开。从《空寂菩萨所问经》的经名来看,问佛的主角应是空寂菩萨。在佛教中,阿难并没有被称为“空寂菩萨”。汉魏六朝的汉译佛经中,更没有直接出现“空寂菩萨”的用例。大约从唐代开始,汉译佛经中才有专门的“空寂菩萨”名号,也并不是指阿难。故“《空寂菩萨所问经》”的经名,对于六朝佛教来说,似乎有些“超前”。

      《空寂菩萨所问经》的第二条佚文,见于唐初波罗颇蜜多罗(635年去世)译《般若灯论释》卷十一:

      又如《空寂所问经》说:一切众生,竖我见幢,张无明帆,处烦恼风,入生死海。诸佛大悲,张大教网,捞漉天人,置涅槃岸。(32)

      这段引文,不仅与前述《法灭尽经》和《小法灭尽经》的两条佚文风格迥异,即便与第一条释法琳所引的佚文也颇不相类。无论从经名、主角,还是佚文的内容上,《空寂所问经》与《法没尽经》在文本上是否同一?都应该谨慎对待。尽管有历代经录的言之凿凿,但《法没尽经》与《空寂所问经》更像是两部完全不同的佛经。至少不该用竺法护译出《法没尽经》的年代,等同于《空寂所问经》的成书时间。至于《出三藏记集》最初的著录,究竟是僧祐原本就已如此,还是后人的加笔,抑或后世藏经的版本问题(33),则有待今后新材料的发现。

      本文尽可能按照历史学考辨史料的方法,追寻和分析关于“《法灭尽经》类佛经”的各种记录。来自僧祐《出三藏记集》的最早记录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在僧祐看来,《法没尽经》《小法没尽经》和《法灭尽经》,本是三部不同的经典。僧祐看到了《法没尽经》和《法灭尽经》这两个经本,并把《法没尽经》归之于竺法护所译,《法灭尽经》则是失译者。这样清晰的著录,因为后代经录之间大多辗转相袭,很少有人像僧祐一样比对经本,导致相关著录越来越混乱。当然不排除僧祐之后的佛教目录学家,能够看到僧祐所未见的早期经本的可能性。但就“《法灭尽经》类佛经”的著录而言,法经以后的历代著录者,无论是主观上没有这种意识,还是客观上找不到可资比照的经本,实际所做的工作,大都只能是“从经录到经录”而已。原本在法经录中很可能是不经意的疏忽,被房录强调之后,导致隋唐时期多家经录,陈陈相因,误判不断。最不应该的是对“法灭”和“法没”的混同,再加上大小乘的区分,真伪的判别,经本存佚的认定,使得“《法灭尽经》类佛经”在经录之间的演变形态,早已脱离其经本的实际状况。

      我的感觉是,此前的学者们虽然具有批判意识,但整体上仍倾向于相信这些经录的著录,以至于要寻找各种很难验证的可能性,试图完美地诠释这些未必可靠的著录。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加深了相关的认知,却也不免提出一些或许原本就不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法灭尽经》类佛经”的混乱状况。如果历代经录的著录有个“史源”的话,祐录无疑是最可信赖的源头。以祐录来衡量后代经录,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现有的条件下,还是应该充分重视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用文本来验证经录,而非用文本来服务于对经录的解释。在通常情况下,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一个经本现世后,并不总能随意增删、改写或重出。这可能是研究中古时期宗教文献时应该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当然,在经本和佚文有限的情况下,本文的工作也只能是局部性和尝试性的。

      ①如抚尾正信:《法灭尽经について》,《龙谷论丛》创刊号,1954年,第23-47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4-163页。

      ②详见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12册,第1118页下栏的校记。“今附宋录”的判断应该来自释智昇《开元释教录》。

      ③《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此据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3、180页。

      ④《出三藏记集》卷四,第123页。

      ⑤《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第462页。《释迦谱》五卷仍保存在大藏经中,可参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0册《史传部》,第83页下栏至84页中栏。比照藏经本的《佛说法灭尽经》,《释迦谱》中的《法灭尽经》应是个节略本,两者没有重要的文字差别。这也说明僧祐所见的经本,就是大藏经流传至今的经本。

      ⑥最早说因接受女人出家,导致佛教正法从千年缩短至五百年的说法,见于2世纪中期在印度成书的《婆沙论》。此书有383和439年两个汉译本。见赤沼智善:《五浊と法灭の思想に就て》,1927年初刊,收入氏著:《佛教教理之研究》,京都:法藏馆,1981年,第548-549页。不过这个导致正法年代缩短的原因,到后来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则是最早讲受到四个恶王的侵逼,导致佛法衰败的经典。见佐佐木教悟:《法灭思想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学会年报》第21号,1956年,第24-28页。

      ⑦刘宋之前应已有过“法灭类”佛经的译出,但到梁代释宝唱《经律异相》卷六《法灭尽》二十三,仅收录两种“法灭尽类”经典,一为《杂阿含经》卷二十五,一为僧祐所见的《法灭尽经》。这样的格局其实也就是僧祐《释迦谱》的第三十三和三十四这两部分。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3册,第30页下栏至31页上栏。

      ⑧林雪玲:《敦煌写本〈小法灭尽经〉非疑伪经考论》,《普门学报》第17期,2003年,第1-11页。文中提及作者未见到的藏于日本的“散1414”写本,其实就是《大正藏》第85卷所收的S.2109.4。

      ⑨关于此经的年代,泷口宗纪(《〈法灭尽经〉の成立とその影响》,《佛教论丛》第42号,1998年,第58-65页),认为是435-510年代间形成。菊地章太(《“あの世”の到来——〈法灭尽经〉とその周边》,田中纯夫编:《死后の世界——インド·中国·日本の冥界信仰》,东京:东洋书林,2000年,第115-146页),认为是5世纪末6世纪初形成的。

      ⑩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126页下栏至127页上栏。()中原文是小字注文,下同。

      (11)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138页上栏至中栏。

      (12)《出三藏记集》卷四,137页。

      (13)图版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6-48页。对此经的研究,见菊地章太:《世の转变と戒律のゆくえ——〈般泥洹后比丘世变经〉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日本敦煌学论丛》第一卷,东京:比较文化研究所,2006年,第137-166页。菊地氏找出了《世变经》所依据的佛典资源,并认为《世变经》的成书略晚于《法灭尽经》,都是5世纪末6世纪初成书。

      (14)《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38、40、43页。

      (15)曹凌认为:“或云《空寂菩萨所问经》”的小注,很可能是出自僧祐而非道安的意见。见《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第161页。

      (16)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116页下栏。

      (17)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149页上栏。

      (18)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49册,第58页下栏。卷十四又在记录小乘经典时,出现“《法灭尽经》,一卷”。第119页上栏。这应该是接受法经录中小乘经录的说法。

      (19)抚尾正信前揭文,第25-27页,认为房录对《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的著录,出自费长房的杜撰。

      (20)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49册,第63页中栏。第64页上栏则著录“《小法没尽经》,一卷”。

      (21)从理论上说,或许存在某些经本曾经出现过,而今天的学者已经无法看到的情况。故做出法经和费长房都没见过《小法没尽经》的推测时,要留有余地。然而,僧祐未见与法经和费长房之后仍然没有《小法没尽经》的传世这两个事实之间,一部《小法没尽经》几乎只被法经和费长房见到,此后又隐没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2)此据《古逸丛书》之十四《影旧钞卷子本玉烛宝典》卷四,十三叶。并参金文京:《〈玉烛宝典〉所载〈法没尽经〉に见える老子·孔子·项橐三圣派遣说》,《东方宗教》第117号,2011年,第1-17页。

      (23)不过,僧祐所见的《法没尽经》是竺法护在290年译出的,《玉烛宝典》是一部北朝末年记载北方岁时风俗的类书,所引佛教的文献是否准确可靠?以上内容,特别是“三圣化导说”究竟是否出自竺法护的翻译?都值得怀疑。法经录的重点不在关注经典的存佚,房录也不透露这些经本究竟是存是佚。很可能到隋代,就连僧祐曾见的《法没尽经》也已亡佚,这可从后面释彦琮的《众经目录》中获悉。故《玉烛宝典》和房录作成时,藏经中应已无法护译《法没尽经》的经本。费长房是无从比较《法灭尽经》和《法没尽经》经本的。《玉烛宝典》所呈现的《法没尽经》佚文,是杜台卿通过何种渠道得来的,已难获知。这已是比竺法护译经之时晚了近三百年才出现的孤证材料。故对此条佚文,应持谨慎态度。

      (24)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49册,第71页下栏。

      (25)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173页中栏、下栏。

      (26)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175页下栏。

      (27)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40册,第17页下栏。道宣《四分律比丘尼鈔》卷上,也引及这句。见CBETA电子版《续藏经》第40册,第711页。

      (28)分别见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3册,第584页上栏;54册,第24页下栏。

      (29)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5册,第673页上栏。

      (30)见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49册,第299页下栏、300页上栏。

      (31)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52册,第524页中栏。卷六的陈子良注也节引了同样的内容,见第530页上栏。

      (32)此据CBETA电子版《大正藏》第30册,第109页上栏。

      (33)祐录在“《法没尽经》,一卷。或云《空寂菩萨所问经》”之后的“太熙元年二月七日出”九字,不见于《大正藏》的底本高丽藏,却见于中国的宋元明版大藏经。似乎也不能断然排除祐录在此关于《空寂菩萨所问经》的小字注文,出自后人加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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