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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代佛教
     
    [ 作者: 佚名   来自:网络   已阅:164   时间:2019-12-7   录入:wangwencui


    2019年12月7日    佛学研究网

        隋代佛教,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恭帝义宁二年(618)中国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间的佛教。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隋代虽然立国不久,但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两朝,各种文化也出现了综合的新形式,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而有新的教学、宗派建立,形成了划一时期的特色。

        隋文帝(581—604)继承了北周的统治,一开头就改变了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期统治权的方针之一。这和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和即位时昙延力请兴复佛教不无关系。他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允许人们出家,又令每户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由官家缮写一切经,分别收藏在寺院及秘阁之内,从而天下风从,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多到很多倍(见《隋书。经籍志》)。

        文帝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在度僧方面,他于开皇十年(590)听许以前私度的僧尼和人民志愿出家,一时受度的多到五十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又卷十八《昙迁传》)。在建寺方面,他于即位初年,即改周宣帝所建立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并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又建延兴、光明、净影、胜光及禅定等寺,据传他所建立的寺院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二所(《辩正论》卷三)。在建塔方面,文帝先得天竺沙门给他的佛舍利一包,即位后,令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仁寿元年(601),在他六十岁的生日六月十三日,令全国三十州立塔,请名僧童真、昙迁等三十人分道送舍利前往安置。第二次是仁寿二年(602),在佛诞日,请名僧智教、明芬等分送舍利至全国五十三州入函立塔。第三次是仁寿四年(604),也是在佛诞日,令在三十州增设宝塔,请名僧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前后立塔一百十所。所有立塔的费用,任人布施,但以十文为限。在造像写经方面,据传从开皇初到仁寿末(604),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等像大小一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辩正论》卷三)。并且在开皇二十年(600)严禁毁坏、偷盗佛像等(《隋书高祖纪》下)。又缮写新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辩正论》卷三)。此外,文帝在建国初年,仿北齐的制度,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他于开皇元年授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七年(587)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至十一年(591)又诏灵裕为国统。至于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的设置。

        文帝对于佛教义学的提倡,即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集中在都邑,分为五众:一、涅槃众,二、地论众,三、大论众,四、讲律众,五、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领导教学。其间可考的,是长安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地论众主慧迁、灵璨;大论众主法彦、宝袭、智隐;讲律众主洪遵;禅门众主法应。此外长安还曾建立了二十五众(《续高僧传。义解篇后论》),大兴善寺沙门僧璨即曾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大兴善寺沙门僧琨也做过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从事学众的教导(见《历代三宝记》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七、九)。

        隋炀帝(605—616)也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为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

       但另一方面,文帝在开皇九年(589)灭陈时,曾令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使南北朝时代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其时诸寺多毁于战火,“钟梵响辍,鸡犬不闻”。因此蒋州奉诚寺慧文等致书智顗,请转达坐镇扬州的晋王杨广予以护持。后来杨广做了皇帝,于大业三年(607)下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609)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从这些事实上,可见隋代对于佛教的政策也有限制的一面。

        隋代译经,主要译师有北天竺乌场国的那连提耶舍(490—589)。他原在北齐译经,曾因齐亡佛教被毁,而改著俗装。隋兴,应文帝之请,住长安大兴善寺,从开皇二年到五年(582—585),更译出《大庄严法门经》等八部二十三卷。同时又有他的同乡沙门毗尼多流支来长安,于开皇二年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经》、《象头精舍经》。又有中天竺婆罗痆斯优婆塞达磨阇那于开皇二年译出《业报差别经》一卷。

        阇那崛多(527—604)原在北周译经,周武帝毁灭佛教时,被迫回国,中途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文帝应昙延等三十余人之请,遣使延请他东来,住在大兴善寺,从事传译。开皇五年到仁寿末年(604),更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并补译《法华经》、《金光明经》的缺品等共三十九部、一百九十二卷。

        达摩笈多(?—619)于开皇十年游方到瓜州(今甘肃敦煌县),受请至长安,在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从开皇中叶到大业末年共译出《药师如来本愿经》、《起世因本经》、《金刚般若经》、《菩提资粮论》、《摄大乘论释论》等九部四十六卷。以上隋代译师五人,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

        中国沙门参预达摩阇那、达摩笈多等的译事者有彦琮(557—610),他记录笈多游历西域各国的见闻,著为《大隋西国传》(已佚)。彦琮谙习梵文,开皇十二年(592)奉召入长安,住兴善寺,重掌翻译。仁寿二年(603),文帝使撰《众经目录》,又将《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翻译为梵文。大业二年(606),住翻经馆,披阅新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当时对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并编撰目录,以备选译。又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记》。此外他还著有《达摩笈多传》及《辩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又为译诸经作序。彦琮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

        前代译经既多,入隋又增新译。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乃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此录分《别录》与《总录》。《别录》以大、小乘经、律、论为六门,分作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又抄集、传记、著述三门,各分作西域、此方二类;《总录》则统计其部数、卷数。此书是一部有组织而且分类较精的经录。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撰《历代三宝纪》(又称《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时事于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有译、失译分类。此录在现存经录中,内容繁博,误谬也最多。又彦琮等翻经沙门及学士在仁寿二年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即一译)、重译(即异译,各列大小经律论的目录,附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槃》。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著了《起信论义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槃》所说“佛性”是一法,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顗(538—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吉藏先后著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又北地摄论师的兴起,也在隋文帝时代,如昙迁的著述中有《九识章》专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会“无相思尘”的大旨,因而《摄论》的学说仍为一般佛教界所讲习。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的西南设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风气。特别是昙询(515—599),“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615),“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641),“创立禅林,晓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愿、持律等也通行。还有致力于社会事业的,如僧渊(519—602)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法纯(519—603)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611)立孤老寺,以时周给。慧达(524—610)建大药藏,需者便给。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义邑的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重视戒律而外,法社并偏重修禅。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顗到扬州,为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顗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顗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629)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又沙门玄琬(562—636)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诞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又大业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门普安(?—609)治病的神效,举行大斋,表示敬念。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灵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都可观。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为尤著。他们的画法有些类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隋代佛教的建筑,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隋代的石窟艺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集经。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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