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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晋佛经翻译中“出经”含义考释
     
    [ 作者: 张振龙、匡永亮   来自:网络   已阅:449   时间:2018-7-21   录入:wangwencui


    2018年7月21日 佛学研究网

        汉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佛教传人中土的关键时期,此时经师的佛经翻译活动对佛经的传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阅读该时期有关佛经翻译活动的文献我们发现,著者在叙述经师佛经翻译活动时,经常使用“出某经”、“某某经出”等这类表述方式,我们把这类表述统称为经师佛经翻译活动中的“出经”。“出经”作为佛经翻译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对其所蕴含的意义进行透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当时佛经翻译内容的深人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佛经翻译价值生成过程的动态把握。目前学界多将汉晋时期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经”的“出”字解释“译”,把 “出经”与 “译经”等同,这固然有一定道理,即 “出经” 的 “出”确实有“译”之义,“出经”可以解释为“译经”,但这种意义只是到了东晋以后的佛经翻译活动中才具有普遍性。其实在东晋后期之前,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经” 的意义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多种用法,在不同语境中的确切含义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此学界学人还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和解释,缘此本文就汉晋佛经翻译中“出经” 的意义做一考释。敬请方家指正。

        一、“出经”之“出”并非“译”义

        “出经”这种表述在汉晋佛教经典中非常普遍。但现代学者在对该表述进行解释的时候一般多将“出经”等同于“译经”。如 《出三藏记集》卷二僧祐注语云: 《优婆塞戒》七卷昙摩谶“玄始六年四月十日出”、《金光明经》四卷昙摩谶“玄始六年五月出”、《方等大云经》四卷昙摩谶“玄始六年九月出”,曹道衡和刘跃进先生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一书,则把其直接表述 为 “昙摩谶译《优婆塞戒》七卷”、“昙 摩 谶 译 《金光明经》四卷”和“昙摩谶译《方等大云经》四卷”。又如《出三藏记集》卷二僧祐自注云:《般若道行品经》十卷支谶“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般舟三昧经》一卷支谶“光和二年十月初八日出”。刘跃进先生在《秦汉文学编年史》一书中,也说成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支谶译 《般若道行品经》十卷”和“支谶译《般舟三昧经》一卷”。又如 《出三藏记集》卷二《阿毗昙毗婆沙》僧祐注云“丁丑岁四月出,至己卯岁七月讫”,张可礼先生《东晋文艺系年》一书认为是“前秦赵整译出佛经《阿毗昙毗婆沙》”。可见以上三位先生都将“出”字理解成了现代汉语的“译”。这种情况在目前学界比较普遍,此处不再一一胪列。实际上在早期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经”的“出”并不完全等同于“译”。对此香港浸会大学的张佩瑶先生就曾在其《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译学研究新途径》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出 ’经就是指在译场里工作的所有人合力翻成的经。‘出 ’既包括‘译 ’的意思,也包括整个工序里其他每一项工作,例如口诵原文、抄录原文、证义、缀文等等。”可能是限于该书的主题和体例,张先生并没有在书中予以详细申述。有鉴于此,笔者从相关典籍中爬梳出若干材料,予以考释。

        首先,东晋后期之前就有关叙述佛经翻译活动的文献来看,若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者兼通梵汉双语时则称为“译经”,若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者不同时兼通梵汉双语时则称为“出经”。也就是说该时期 “译经”对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者有明确的兼通梵汉双语的要求,而 “出经”并没有明确的双语要求。梁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中已明确指出,“洎 章 (汉章帝)、和 (汉和帝)以降,经出盖阙。良由梵文虽至,缘运或殊,有译乃传,无译则隐”,故“出经”之“出” 的意义并非“译经”的 “译”。如 《出三藏记集•竺叔兰传》有云:“(叔兰)以晋元康元年译出《放光经》及《异维摩诘经》 十余万言。既学兼胡汉,故译义精允。”竺叔兰之所以能够把《放光经》和 《异维摩诘经》 翻译之后公布于众,而且 “译义允当”,就在于他 “学兼胡汉”。同书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亦云:“(法)祖既博涉多闲,善通胡汉之语,尝译 《惟逮》、《弟子本起》、《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注《首楞严经》。又言别译数部小经。”由于法祖精通胡汉双语 ,所以才能翻译《惟逮菩萨经》《五百弟子本起经》 《五部僧服经》 (即 《五部威仪所服经》)等三部经和其他若干种小经。以上皆是从事佛经翻译活动者兼通梵汉双语的例证,故经录用“译”字记叙其事,而 不 用 “出”字作为标示。与之相对的, 《出三藏记集•阿毗昙心序》 载:“释 和 尚 (道安)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其人不闲晋语,以偈本难译,遂隐而不传。至于断章。”鸠摩罗跋提是车师前部的国师,于建元十八年随其国王来朝苻秦,他汉语不熟,勉强翻译而删改本文,故经录用 “出此经”而 不 用 “译出此经”记其事。由以上所列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知,诸经录在叙述经师从事佛经翻译活动时所用的“出经”之 “出”,含义并非完全是 “译经” 的 “译”,“出经”并不完全是“译经”。

        其次,经录中有“出经”不是“译经”的例证。如 《出三藏记集》卷八载僧《自在王经后记》曰:“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遂 请 鸠 摩 罗 (即鸠摩罗什)法师译而出之。”所谓 “译而出之”就是在翻译之后将译文公布示众,以便传播。所以“译”经与“出”经并不是同一件事,而是佛经引进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不同环节。又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佛念法师传》云:“(苻)坚秘书郎赵政,请(僧伽)跋澄出《婆须蜜经》胡本。当时明德莫能传译,众咸推(佛)念。于是澄执梵文,念译胡汉。……昙摩难提又出《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念为宣译,并作经序。至建元二十年,政复请昙摩难提出《增一阿含》及 《中阿含》,于长安城内集义学沙门,请念为译,敷析研核,二载乃讫。”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婆须蜜经》梵本是由僧伽跋澄带到长安的,所谓的 “出胡本”就是拿出梵文经本示人,主要是供给担任具体翻译工作的高僧阅读及抄录副本。“晋孝武帝时,靥宾沙门僧伽跋澄,以苻坚时人长安。……又赍 《婆须蜜》胡本,竺佛念译出。”“译出”就是翻译之后公布于众,“译”和 “出”是翻译活动的两个不同环节。佛念是甘肃武威籍的汉族人,能 够 “译胡汉”,而靥宾国人僧伽跋澄则不精汉语,所以只能“执梵文”,也就是手持梵本《婆须蜜经》念梵文给佛念听,以便佛念直接翻译成汉语并高声读给笔受者记录。这个过程即所谓“传译”,二人须分工合作,缺一不可。根据引文,“出”字 有一层“出胡本”的意思,也就是“拿出示人”;在汉晋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中,“出”与“译”两个环节关联密切而又彼此分离,各有专人负责,不能混为一谈。综合以上,可以证明在汉晋时期这一佛经汉译的起步阶段,“出经”与 “译经”判然为二,不能混为一谈。另外,虽然经录中的很多佛经号称是“某某译出”,但实际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参与者也大多并非仅有经录所开列的几个人;将 “出经”理解为“译经”,把“译出” 当作“译成”,都是不妥当的。譬 如 《婆须蜜经》,虽然号称是 “竺佛念译出”,但若无僧伽跋澄所“赍胡本”并亲“执梵文”,单凭佛念一人是不可能“译出” 的。而所谓的“译出”意为译而出示于人,本身包含了以局部翻译草稿示人的可能性,并不能单纯地解释为“翻译完成”。故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出某经” 的理解没有很好地揭示出佛经早期翻译活动的复杂性。

        二、东晋后期之前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经”含义解读

        既然佛经翻译活动中“出经”的含义并非完全是“译经”,那么,汉晋时期经录中反复出现的 “出经”究竟是何含义呢?

        依据中古时期的经录类著作及相关佛经原典,并结合佛教典籍在天竺的产生历程及其对华传播的历史概况,笔 者 发 现 “出经”这一短语在佛教典籍生成史上主要有动宾短语和专有名词两种用法。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经”,其用法出现较晚,用 以 指 称 《略出经》,共有六卷本和四卷本两种,二者同源而仅有繁简之别,故一般并无歧义。《宗教大辞典》“金刚顶经”条曰:“另有唐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 四卷,简称《出念诵经》、 《出经》,为从整部经十万偈颂中选集的一部分,故称‘略出’。”《佛学大辞典》 “六卷略出经”条云:“是 《四卷略出经》之 元 (原)经也”。此用法由“略出”一语得来,即 “摘要”、“选出”之义的引申,乃是 “出某经”表述的固定化表述。

        用作动宾短语时,“出经”概念产生极早,用以指称与佛教文献撰集、整理、传抄等相关的僧人活动。由于古今语言变迁,尤其是字义的转变,“出经” 的这种用法往往未被正确解读。通过对相关典籍的研析判断,笔者认为“出经”应有三层含义,可以依次概括为“述言” “记言”和 “写经”,分别对应着佛教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其 中 “述言”和 “记言” 主要适用于天竺本土,而 “写经”则主要适用于汉传佛教,是汉晋时期“出经”一语的核心含义。

        一是述言。佛陀在世时,以语音形态转述、公开、传布诸佛话语及教义训诫,包含身世自述、修行经验、即兴创作、偈语教诫、口诀心法、譬喻故事、讲 法 语 录 等 “说经” 的内容。这层意思大致对应着佛教的形成期,包含过去未来诸佛的教义和释迦文佛的口授内容,虽属于后人追忆的性质,但基本忠实于原貌,与中国先秦诸子的早期授受情形相似,所 谓 “述而不作”,因此我们不妨概括为“述言”。寻诸经记,其对应表述是“开法藏”。《太子瑞应本起经》载:“梵天白佛言:……欲闻佛法,当为世间说经。……愿开法藏”,于是佛陀 “为诸弟子现神变化,一者飞行,二者说经,三者教诫”。而讲经 、教诫、法术(幻术)的内容,部分是佛陀转述前人的话,这可从佛陀自白中得到印证:“我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藏,是初应作是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方某国土某处树林。’何以故?过去未来诸佛经初亦称是语,现在诸佛临涅槃时,亦教称如是语。”其余则是释迦文佛口头创作的,属于首次出现,如 《本起经》所载佛陀为某某作某偈之类便是这类“开法藏”的产物。

        二是记言。佛陀去世后,为保证教义纯正、传承不灭,众罗汉凭借记忆将佛陀的传道话语由语音形式转化为视觉形式,以图文符号记录形成原始书面文献。这个书面化、典籍化的过程,即佛 藏 的 “结集”过程,对应着佛教教义确立并稳定的阶段,经录亦称之为“出经”。由于“结集” 的具体操作是通过众罗汉背诵并记录佛陀传道的话语来实现的,故我们概括为“记言”。一般认为主要是“声闻法” 的书面化和典籍化,其原则是忠实于原话。佛陀嘱咐阿难出经要称“如是我闻”,大集三藏的组织者迦叶也说“佛世世勤苦慈愍众生,学得是法,为人演说。我曹亦应承用佛教,宣扬开化。”结集经藏的目的在于记录佛陀教法,并宣扬推广。由此可见“结集”的 “记言”属性。

        关于记言的“结集”活动,《出三藏记集•集三藏缘记》及 《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记载了其背景及缘起:佛陀涅槃后有些僧众非议佛法),而诸大罗汉随意涅槃,出现了正法不传、“法灯欲灭” 的危险局面。为传承佛法,迦 叶乃 “建立佛法”,选取千人“订法藏”。《菩萨处胎经•出经品》记载了此次 “出经” 的大致经过及成果:在迦叶主持下,阿难默写出十二部经并抄撮法要成书,与优婆离诵出的律藏、富楼那诵出的论藏,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三藏经 ,所 谓 “阿难既出十二部经,又采撮其要迳至道法为《四阿含暮》,与 《阿毗昙》及律并为三藏焉。”这次出经结集严格遵守“如是我闻”的实录原则,所出经藏 “是佛教,无有比丘言”,故而得到了一致认可与肯定,以至后世有“阿难为出经师,一句不忘”的说法。这不仅可以作为“出经”乃 “记言” 的佐证,亦 可 见 天 竺 “记言” 时 期 的 “出三藏”,乃是对以往零散“述言”成果的系统整理活动。后来天竺境内“出三藏”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在上述小乘声闻藏之外又有所谓大乘菩萨藏,但典籍的可信度不高,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述言”。中土经录用 “出三藏”或“出经”统称之,此 时 的 “出经”概念已经包含着若干其他因素,不再局限于述言和记言的语义范畴。

        三是写经。佛经开始汉传后,为适应传教需要,来华外籍僧人拿出个人所持有的梵文经书、西域文经书向华人展示以供抄录,或用梵文(或其他西域文字)默写出个人记忆的佛学文献,或背诵出梵语经文并由他人以梵文记录成书(即所谓的“书梵文”),以作为翻译底本之用。由于这种汉地梵本大多成于笔受,相当于抄录经文的副本,故我们概括为“写经”。这是佛经汉化阶段的产物,“出经”意 为 “使梵文经本面世”,也就是经录中常见的所谓“出经本”、“出胡本”。这个义项是汉晋时期“出经”的一般意义。此外,一些汉族居士 (如三国朱士行)、僧人(如东晋法显)远去天竺或西域取经,学习梵文并以之记录梵文佛经,形成底本以供汉译之用,也属于“写经” 的范畴。

        由于“写经”之后便是真正的译经环节,出示经本往往标志着翻译活动的正式开始,故而道安、僧祐的经录常将出、译二字合用,称为 “译出”。“译出”并非现代汉语词汇“译成” 的意思。如 《出三藏记集•舍利弗阿毗昙序》:“会天竺沙门昙摩崛多、昙摩耶舍等义学来游,秦王既契宿心,……于是诏令传译。然……经师本虽闇诵,诚宜谨备,以秦弘始九年,命书梵文。至十年,寻应令出。但以经趣微远,非从开言所契,苟彼此不相领悟,直委之译人者,恐津梁之要,未尽于善。停至十六年,经师渐闲秦语,令自宣译。皇储亲管理味,言意兼了,复所向尽,然后笔受。即复内呈上,讨其烦重,领其指归。故令文之者修饰,义之者缀润,并校至十七年讫。”《出三藏记集•鞞婆沙序》曰:“靥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来至长安,赵郎(赵整)饥虚在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此秦言,赵郎正义起尽。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讫。……经本甚多,其人忘失。”此二条史料为“出经”的典型案例,完整展示了 “出经” 的基本过程,即出经 本(诵出)——译经(传译或宣译 )——正义(证义)——润饰(修饰)——校对;也说明“出经”是一项众人合作的文化工程,远非 “翻译”这一个环节所能涵盖。

        因佛教“不传外人”的授受传统,持有经本者多“秘之佩身,不以示人”。这就需要高官显贵或名僧居士请求持经者出示经本,以作为翻译底本。如 《出三藏记集•佛念传》载:“建元二十年,(赵)政复请昙摩难提出《增一阿含》及 《中阿含》”, 同书《昙无谶传》载:“ (沮渠)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请令出其经本”;又如《高僧传•僧伽跋澄传》 载:“跋澄又赍 《婆须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正复请出之”,等等。以后伴随着西域畅通,东来梵本日渐增多,“出经” 的本义便逐渐淡化,加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以及汉语自身的语体演变,东晋南朝时期“出经” 一语发生语义迁移,逐渐指向 “译经”。

        三、东晋后期“出经”含义的演变

        由于中国语境下并不存在佛陀口授教义及罗汉以梵文记言造藏之事,汉晋时期佛教汉传过程中 的 “出经”事实上便只具备“写经”的含义,即使梵文佛经以书面形式呈现、面世,以作为翻译底本之用。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及汉语演变规律的制约,东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汉语的急剧转变期,口语对书面语的冲击尤其显著,并显现于正史及杂传等诸多传世文本之中。在此背景
    下 ,“出经” 一语的含义亦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与佛典整理相关的“出经”短语,最早见诸东晋中期释道安的经录,可惜原本久佚,只残存于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从中仍可看出此时“出经”含义的泛化端悦。道 安 《增一阿含经序》云:“有外国沙门昙摩难提者,……诵二《阿含》 ……赵文业求令出焉”。昙摩难提能够背诵《增一阿含经》和 《中阿含经》,但随身并没有现成的梵文经卷,所以赵政请他背诵出来记录成书以作为翻译的底本。“出”在这里为“呈现、示众”之意。《出三藏记集》卷二引道安云《古品》至 《内藏百品》九经“似支谶出也”,“《安录》亦云更出《阿阇世王经》”,又康孟祥“译出《中本起》。安公称:‘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修行本起经》二卷“安公言,南方近出,直益《小本起》耳”,“出”乃是“译”义 ;卷十三“世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佛 调 又 撰 《十慧》,并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 ’”,“出经”在此兼有翻译、撰著两层意思。由此可见道安撰集经录时,对 于 “出经” 的概念已经有些把握不确切,用语上显得字例不一,且总体上倾向于将“出经”等 同 于 “译经”。

        一代名僧尚且如此,东晋后期“出经”含义的泛化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多重含义混用的状况,也雄辩地证明了汉晋“出经”不能等同于“译经”。受道安及其著作的影响,这种泛化趋势在南朝时期更加普遍,从萧 梁 时 期 僧 祐 《出三藏记集》和 慧 皎 《高僧传》 的用语习惯上就可以得到印证,此处不再赘言。齐梁而后,经 录 中 “出经”与 “译经”几乎已无甚区别。可能是受此影响,今人在论述汉晋时期的佛教典籍时,便往往忽略了语义的古今异同,而无意识地将二者混淆起来。但对我们研究者而言,其间的事实差异不可不予以详细考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晋时期的“出经”概念经历了一个历时演变的过程,具体含义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古今语言变迁,今人在理解“出经”时不可简单地代之以“译经”。所 谓 “始缘兴于西方,末译行于东国,故原始要终”。在进行佛典整理问题等相关研究时,应当根据经录等文献的可靠记载,结合相关史传材料,尽可能还原该“出经”活动的具体历史含义和原貌,以便于我们对其内涵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笔者认为,甄别某一时期的“出经”是 “出示经本”还是泛指译经活动,关键在于摸清该经的经本来源,并查明经录所罗列的译者是否同时精通梵语和汉语。只有同时满足底本具备、兼通双语这两个条件,才能将“出某经”说 成 “译经”;否则,所谓的“出经”至多只能理解为拿出梵本或口授梵文经(即诵出经本)。总之,经录中的“出经” 和“译出”,不能笼统地称之为“译经”或 者 “译成”,在引用相关文献时应持审慎态度,汉晋时期的文献尤其如此。(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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