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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相庄严——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
     
    [ 作者: 孟凡港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450   时间:2018-3-3   录入:wangwencui


    2018年3月3日    佛学研究网

      石刻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文献形式,因其突出的文物与文献价值而深受中外收藏机构的珍视。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大量石刻及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国境,散落于世界各地。正如罗振玉在《海外贞珉录》中所言:“尝闻我关津税吏言:古物之由中州运往商埠者,岁价恒数百万,而金石刻为大端。”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就藏有很多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有着极大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丰富的造像形式

      东洋馆一号展厅共陈列着32件中国古代造像,其中佛教石刻造像27件,建造时间集中于北朝至隋唐时期。从造像的内容来看,或为单躯的菩萨、如来立像,或是一佛二菩萨的组合。从造像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带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5菩萨立像,属石灰岩质地,建造于北齐天保三年(552)。长方形底座,四面镌刻铭文。造像通高2.57米,举身舟形背光,圆形头光与椭圆形身光及四周刻有莲瓣、蔓草及火焰纹饰,背光后面及侧面线刻有千佛坐像。菩萨修长,肩宽腰细,亭亭立于圆形莲台上。头戴宝冠,面相方圆,细眉秀目,小口薄唇。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帔帛掩住双肩,于腹前打结后垂至膝下,下身着裙,衣服轻薄贴身,衣纹线条简洁。此造像摆脱了北魏时期的僵硬与古拙,更加体现了菩萨的柔美与慈悲形象,展示出精湛娴熟的雕刻技法,实属难得一见的北齐造像珍品。

      第二,不带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6观音菩萨立像,隋开皇五年(585)建造,属大理石质地,方形底座。造像通高3.02米,菩萨立于莲台之上,头披道巾,垂于肩后,面相丰满圆润,神态安详。上身披肩袒胸,下身长裙,轻薄贴身,微有褶皱。颈佩璎珞,悬至衣裙之上,复于腹部绕搭两边垂至腰下,背面亦然。遗憾的是,此菩萨造像双臂残缺,不过仍难以掩盖其雕刻之精美。

      第三,龛式造像。龛式造像数量最多,共15件,全部建造于唐代,其中,TC-719与TC-775为单躯龛式造像,而其他为多躯龛式造像。如TC-775十一面观音龛,建造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属石灰岩质,通高1.09米,宽0.34米,纵深0.13米。龛内立一菩萨,头顶有十面,自下而上三层,各为五、四、一面。腾腾向上燃烧的火焰纹形成尖顶舟形头光,头光两侧各有一舞动的飞天。菩萨发髻高束,额上整齐盘起,丝丝可见。面相饱满丰腴,双耳垂肩,细眉长目,神情安详。袒露上身,斜披圣带,披帛绕肩缠臂自然飘下。佩璎珞项圈、手镯等饰品,赤足立于束腰莲花宝座之上,右手上举持莲花,左手自然下垂持净瓶,法相庄严,精致细腻,颇具唐代遗风。

      又如TC-720弥勒三尊佛龛,建造于武则天长安三年,整体呈长方形,高1.07米,宽0.73米,纵深0.16米。上方为饰有宝珠、莲花及飞天的菩提树盖,盖下弥勒倚坐于台座上,面目慈祥,神情自如。右手举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下置左膝盖上,双足各踩一小莲台,两侧各有一蹲狮。主尊两侧为二胁侍菩萨,装束及身姿几乎相同,均为束发结冠,袒上身,佩戴璎珞项圈、臂钏、手镯等饰品,下着贴身薄裙,赤足立于莲座之上。

      曲折的文物流向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十分精美,几乎件件都是珍品。这些佛教造像原本存于中国西安宝庆寺、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以及邯郸响堂山石窟等处,清末民初时被一些不法之徒贩卖劫掠,流出境外。

      近人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对龙门石窟中随处可见的断手残足、支离破碎的石刻雕像慨叹道:“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变计购佛头。于是,土人斫佛头置筐篮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数十金。龙门洛阳山壁间法像断首者累累,且有先盗佛头,后运佛身,以其残缺,视为废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价。残经毁像,魔鬼时代不图于民国新创见之,可悲也已!”

      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人早崎梗吉游历陕西,发现宝庆寺佛殿砖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绝伦的造像(原属光宅寺,明代因寺废而移入宝庆寺)后,艳羡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结主管人员,最终在光绪二十八年将最为精美的25件盗购入手,其中15件至今仍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内。

      1936年,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的永野清一、长岛敏雄非法“调查”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与龙门石窟,次年又前往大同云冈石窟。此类活动一直持续到1944年,共进行了八次,每次过后,总是伴随着石刻精品被肢解、盗凿,偷运出境。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TC-737菩萨头部与TC-449如来倚像原存天龙山,如来坐像(未编号)与TC-408如来头部原存云冈石窟,如来头部(未编号)原存响堂山,TC-465菩萨头部原存龙门石窟。

      重要的学术价值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佛教石刻造像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建造于武则天长安年间的TC-718、TC-720、TC-767、TC-768、TC-769与TC-775,都刻有造像题记,因其供养人分别是姚元景、萧元昚、高延贵、韦均、李承嗣与德感,故又被称为《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高延贵造阿弥陀三尊佛龛》《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李承嗣造阿弥陀三尊佛龛》《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武周时期存世的史籍相对较少,故这对于该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具体来说,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借此考查武则天造字。一代女皇武则天雄才大略,称帝后发起造字运动,创造了多个汉字,被广泛地应用在该时期的碑石刻辞中。《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中有数个武则天所造之字,如“闻夫香风扫地”之“地”,原作“埊”;“宝花雨天”之“天”,原作。《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昌平县开国公”与“奉为国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一区”之“国”,原作“圀”。《韦均造如来三尊佛龛》“圣人之德”,“圣”原作。

      第二,纠正文献载录讹误。如《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载于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五、董诰《全唐文》卷九八七、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三二与《全唐文又再补》卷九。笔者以原石为据进行勘对,发现其存讹误:原石“粤以大周长安三年九月上五日”,而《全唐文》《金石萃编》《全唐文补编》《全唐文又再补》均误“上”为“十”;原石“弥勒下生”,而《金石萃编》误“弥”为“珎”(珍);原石“六万仙人之供养”及“奉为七代先人”之“人”,《全唐文又再补》误为“生”;原石“前扬州大都督府、扬子县令兰陵萧元昚”,《全唐文又再补》误作“萧元春”;原石“留犊三江,还凫八水”,《全唐文又再补》误“八”为“入”;原石“雕镌就毕”,《全唐文又再补》误“雕”为“调”;原石“无边功德,即开方石之容”,而《全唐文补编》误“边”为“遏”,《金石萃编》与《全唐文又再补》误“即”为“既”;原石“希证恒沙之果”,而《全唐文又再补》误“恒”为“垣”。

      《全唐文又再补》卷九《萧元春造弥勒像记》后注云:“日本细川护立藏宝庆寺石雕。转录自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实际上,此石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全唐文又再补》之所以存有数处讹误,可能是作者据《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识读刻辞时因图片不清而致。由此可见,文献典籍中的石刻铭文或存有讹误,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时,首先考虑实物或拓片资料,避免人为抄录讹误。

      第三,了解武周时期的佛教盛况。武则天称帝后极力扶植佛教,兴修佛寺,镌刻造像,《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便是在如此背景下建造的。德感,太原人,奉召入长安,充任翻经僧,深得武则天的信赖。作为武周时期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德感于长安三年为女皇建造长安光宅寺七宝台。造像记中,德感题衔“检校造七宝台、清禅寺主、昌平县开国公、翻经僧”,正印证了史籍记载的真实性。德感怀着“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的愿望,不遗余力地建造七宝台,召集了大批当世技艺绝伦的画工塑匠参与其中,故所建造像个个精美绝伦。

      武周时期是唐代佛教的黄金时期,在武则天崇佛的带动下,社会上造刻佛像、开窟凿龛蔚然成风。究其所发愿心,或为国为民祈安,如《德感造十一面观音龛》“伏愿皇基永固,圣寿遐长”与《姚元景造如来三尊佛龛》“上下平安”;或为先人尊亲、众生万物祈福,如《萧元昚造弥勒三尊佛龛》“为七代先人,爰及四生庶类”,这都体现了佛教对当时社会影响之深。七宝台造像作为盛唐时期皇家雕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当时佛教造像艺术及佛教发展状况珍贵的历史资料。(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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