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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釋惠洪的文字禪創作及貢獻 [王早娟]
     
    [ 作者: 王早娟   来自:西部佛学网   已阅:235   时间:2017-12-24   录入:yangsihan

     

                           2017年12月24日 佛学研究网

        摘要:“文字禪”一詞由惠洪開始大量使用,惠洪的“文字禪”創作涵蓋韻文及散文,內容涉及禪宗史、禪宗思想、禪宗文學三個方面。惠洪在禪宗史創作方面的貢獻主要有三點,即:補全禪史僧史;為當時禪林教育服務;完成了獨具特色的禪宗史寫作。惠洪在禪宗思想上的主要貢獻在於:充分肯定了臨濟提出“三玄三要”的理論地位,詳盡記錄了該理論在當時禪門的影響,明晰地闡發了這一理論的內涵。惠洪在“文字禪”的創作中充分展現了他的文學才華和禪學造詣,以綺麗甚至俗豔的語言呈現出禪者無拘無束,自在天然的生命狀態。“文字禪”至惠洪始有大境界。

        關鍵字:宋代 惠洪 文字禪

        關於“文字禪”一詞從何人開始使用這一問題,黃啟江以為“‘文字禪’一詞,來自惠洪的《石門文字禪》一書”,劉正忠也持同樣觀點。从该词的使用来看,惠洪之前,蘇軾的文章以及黃庭堅的詩作中都已出現这一词汇,只是至惠洪時,“文字禪”一詞開始被頻繁使用,成為一時的流行辭彙。

        惠洪雖非首創“文字禪”一詞,然其於“文字禪”一词的使用,在《石門文字禪》中多達八次,是第一位有意識地使用這一辭彙的人。惠洪使用的“文字禪”一詞具有廣泛的包容意義,“文字禪”不僅指承載禪宗意味的詩歌,同時也包括“一切經教、語言、包括口頭語言、書面語言、肢體語言。”明代釋達觀為《石門文字禪》所做序言指明了惠洪創作中文字與禪之間的關係,文字禪並非僅指詩歌,还包含一切有禪學意味的形式:“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臺,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

        宋释惠洪在文字禅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文將全面關照惠洪的作品,呈現其在文字禪領域的創作及貢獻。

        一 、禪史的創作及貢獻

        惠洪在史學領域的著述主要有《禪林僧寶傳》三十卷、《林間錄》二卷、《僧史》十二卷(散佚),以及《石門文字禪》中大量禪史作品。《禪林僧寶傳》為傳記體裁的禪史,成書于宋宣和初年,又稱《僧寶傳》,記述禪僧八十一人,以雲門宗、臨濟宗、法眼宗禪僧為主。《林間錄》,亦稱《洪覺范林間錄》、《石門洪覺范林間錄》,是最早的筆記體禪史。書中內容“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則,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余論。”。

        惠洪一生坎坷,個人經歷拓寬了他的視野,他的僧史創作建立在廣博的書本知識和多聞廣見的基礎之上,其《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題佛鑒僧寶傳》中記載:

        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之,蓋有志於為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學者概其為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鑒大師淨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為畢生之玩。”

        惠洪早有編寫僧史之志,因而時刻留意,在各處參訪時將所見高僧事蹟暗暗記錄下來,中年時因累遭不幸,之前收集的材料大多散佚,至宣和初年,才得以整理舊籍,彙編為書。惠洪史傳類作品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補全禪史僧史

        惠洪有志於從事史書撰述,非一時興起,其於早年即留意於此。《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題珣上人僧寶傳》言及此:

        予初游吳,讀贊甯《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遊洞山,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減岩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有撰敘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

        惠洪年輕時讀贊甯的宋僧史,為其中沒有為雲門宗立傳而感到奇怪,後來聽吳地老人說起原委,由於雲門宗不事講學,因而不為做傳。惠洪後又游曹山、洞山,感歎曹山本寂禪師名之不傳,自此即有意于撰寫僧史,前後三十年間,悉心搜集百餘人傳記,晚年時才得以整理流傳。

        惠洪所作《林間錄》一書確乎做到了補全僧史的作用,謝逸《洪覺范<林間錄>序》認為,《林間錄》“有補於宗教,如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惠洪《林間錄》的出現,於當時佛教的作用,猶如饑饉時的糧食,又如寒冬中的棉被。《釋惠洪研究》作者陳自力在評價《林間錄》的歷史意義時指出:“《林間錄》以記敍叢林軼聞軼事為主,也雜有一些議論文字,既有一些荒誕無稽、牽強附會的‘寓言’,也有不少真實的記載,保存了大量宋代禪師的生平思想材料,其中不少材料為後來撰史者和研究者所采信,未被採用的材料也往往可補禪史記載之闕遺。”

        2.傳承禪林古风

        惠洪撰寫僧人傳記的目的是為當時人提供學習的榜樣,《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題珣上人僧寶傳》寫到:

        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

        顯然惠洪認為,他撰寫的僧史是為了讓歷史上的名僧給當時人以德行及修為上的影響,藉以修正當時禪林弊病。他指出:

        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為禪,以口耳受授為妙。耆年凋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屋為榮,高尻罄折王臣為能,以狙詐羈糜學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儈牛履狶之徒所恥為,而其人以為得計。於是佛祖之微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

        當時禪林多以摒棄文字為主流,提倡口耳相傳。老一輩禪師先後離世,後來的禪師全然失去了禪者應有的風範,生活中追求高廣華屋、綺服美食、結交王公,名義上是修禪,實際上則處處行欺詐之事,腹中無半點學識見解,側身于禪林之中。這種狀況引起了惠洪的極大不滿,他專心于修史,就是為了糾正這樣的不良習氣。

        3.匯成一家之言

        惠洪著史完善了禪史僧史的寫作,亦能成一家之言,他在《題佛鑒僧寶傳》中寫到: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甯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為興福,岩頭為施身。又聚眾碣之文為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

        惠洪在他所能讀到的禪史僧史文獻中看到了不足,禪者只在修行上用心,輕視筆墨書寫,因此造成唐、宋時期僧史都是由講師完成的狀況。唐道宣律師《續高僧傳》的缺點在於文詞造詣不夠,對禪的精髓理解不夠,造成對人物思想及貢獻未能全面呈現出來,只是簡單羅列的狀況。宋釋贊寧所做《宋高僧傳》的問題在於,贊甯雖然博學,但知識素養不夠,往往造成張冠李戴及紀年上的訛誤,而且在人物傳記中過多引用碑文,造成體例不一致的問題。在充分認識到文獻資料不足的基礎上,惠洪決心寫出獨具個性的禪史僧史,以補缺憾,“惠洪的《禪林僧寶傳》開創了禪師寫僧史的先例。”在《題修僧史》中,惠洪提出他創作禪史僧史的直接原因: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廬於九峰之下。有苾芻三四輩來相從,皆齒少志大。予曉之曰:“予少時好博觀之,艱難所得者,既不與世合,又銷鑠於憂患。今返視缺然,望之則竭,不必叩也。若前輩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識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觀。”語未卒,有獻言者曰:“《僧史》自慧皎、道宣、贊寧而下,皆略觀矣。然其書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鬬訟按檢。昔魯直嘗憎之,欲整齊,未遑暇,竟以謫死。公蒙聖恩脫死所,又從魯直之舊遊,能粗加刪補,使成一體之文,依倣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讚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予欣然許之。於是仍其所科,文其詞,促十四卷為十二卷以授之。

        僧史記載高僧的言行,對後來者具有極好的啟發作用,然而自梁慧皎、唐道宣、宋贊寧之後,對高僧言行的記載過於簡略,記載的僧人又多,猶如檢查戶口,未能體現出博觀約取的精神。黃庭堅已經看到了僧史的記載的不足之處,惠洪曾與黃庭堅往來密切,能夠理解黃庭堅的意旨,因而有志於寫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僧史。在寫作過程中,慧能發現,當時流行的禪宗史事頗有不足,《僧寶傳序》:

        嘉祐中,達觀曇穎禪師嘗為《五家傳略》,其世系入道之緣,臨終明驗之效,但載其機緣語句而已。夫聽言之道以事觀,既載其語言,則當兼記其行事,因博采別傳遺編,參以耆年宿衲之論增補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者,特為之傳。

        惠洪指出,北宋嘉祐年間流傳的達觀曇穎禪師所著禪宗史《五家傳略》,缺憾在於多記語言,少記行事,惠洪作品彌補了這一方面的缺憾。又由於嘉祐至政和時期雲門宗和臨濟宗頗為興盛,因而惠洪對這兩家的記錄又格外多用筆墨。這些都是惠洪的創新之處。

        惠洪之前禪史有長於記言之燈錄,如宋道原《景德傳燈錄》、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等,亦有傳記體之記載,如唐淨覺《楞伽師資記》、唐杜胐《傳法寶紀》等,惠洪在宋代創作傳記體的禪僧史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惠洪寫作僧史至少有三十多年的心理準備,他是在充分認識到當時僧史創作不足的基礎上,廣泛聽取了當時文人及僧界的意見之後開始創作的,這體現了他謹慎的創作精神。惠洪為北宋禪史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禪林僧寶傳》一書“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這主要體現在它保存了北宋尤其是北宋中後期部分重要禪師的生平資料,成為後來一些禪宗史籍的重要資料來源。”

        惠洪創作僧史又非史筆直錄,其中多有文學筆法,這種文史結合的寫法,是惠洪的一大特色,謝逸在《洪覺范<林間錄>序》中已有評論:

        昔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請潘嶽為表,先作二百語以述己之志。嶽取而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鹹雲,若廣不假嶽之筆,嶽不假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今覺范口之所談,筆之所錄,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談,信筆而書,無適而不真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

        惠洪在寫作僧史上,不追隨流俗,有個人獨到的見解,加之天縱才華,妙筆生花,其成就在僧林中罕有可匹敵者。

        二、禪宗思想的记录及貢獻

        惠洪的禪学思想,集中體現在他對臨濟義玄禪師“三玄三要”主旨的領會及把握上。惠洪文字對臨濟宗三玄三要之說多有論述,这与其宗门有关,“論世系,惠洪為南嶽下十三世,論宗派,則為臨濟宗黃龍派嫡孫”。

        “三玄三要”是臨濟宗風之一,一般認為由臨濟宗創始者義玄禪師提出。義玄之後,這一提法為臨濟門人汾陽善昭重視,《古尊宿語錄》記載汾陽善昭提及“三玄”處多達十五處,是《古尊宿語錄》中論及“三玄”的十一位僧人中最多的一位。汾陽善昭格外重視“三玄三要”,言論中多次提及,“師舉揚宗乘渠渠,惟以三玄三要為事” 臨濟禪法在汾陽善昭之後歷經石霜楚圓、黃龍慧南、真淨克文始至寂音尊者惠洪,“三玄三要”是臨濟一系的綱宗,對這一理論的理解及繼承惠洪頗自負,惠洪認為自己是臨濟禪法傳承中最能理解“三玄三要”綱宗的人。惠洪作品對“三玄三要”表現出極大關注,除集中整理的《临济宗旨》外,在三十卷《石門文字禪》中,共計有十五處提及這一理論;在《禪林僧寶傳》中有三位禪師記錄中提及這一理論;在《林間錄》中有三位禪師記錄中提及這一理論,這足以見出惠洪對這一思想的關注。惠洪對“三玄三要”的態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肯定臨濟的理論地位

        “三玄三要”理論流行以來,禪門多以為此論出於臨濟義玄,而在惠洪所編《禪林僧寶傳·承古傳》中,承古禅师提出此論並非為臨濟義玄所創的觀點。承古禅师出自雲門宗,他否認“三玄三要”出自臨濟宗,認為此論為佛門早有的思想,“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承古這一說法遭到惠洪强烈的反駁和批判,惠洪認為承古並未拿出有力的論據來證實他自己的說法,“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是臆說。肆為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

        “三玄三要”理論的早期流傳過於簡略,關於這一點,惠洪有自己的看法,《記西湖夜語》中他認為這恰恰為後來者提供了思考的契機:“古之聖人有所示,其言未嘗不略也。非痛愛其法也,以謂不略則學者不思,不思而得者,聞異論則惑,非居之安之意。”

        虽然惠洪反对承古否定“三玄三要”出自临济宗的提法,但他却在實踐中運用了承古从“三玄”中发挥出的體中玄、意中玄、句中玄理論。他認為,石頭希遷的《參同契》就是依此三玄進行表述的:

        自“靈源明皎潔”,句意相綴延,至於“然於一一法,依根密分佈”處,乃體中玄出。又自“本末須歸宗”,開達錯綜,至“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處,乃句中玄也。如宗門所論,以明暗相對,如步之前後以理事,如函蓋箭鋒之相應,則非無功,至玄之旨,故反破曰:“萬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則可名求之乎,故終其言曰“乘言須會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濁。暗則合其言,明則亦不違其句。此其所以門門之境華,參錯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論,蓋石頭以三玄旨趣示,於此所明。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惠洪以為,法眼、雲門、曹洞三家皆出於石頭希遷,“三玄”應為三家之綱宗,遺憾的是法眼文益對“三玄”的理解僅僅停留于體中玄一層,未能完全契合石頭希遷思想。承古禪師與法眼相同,對三玄的理解也停留在體中玄一層,但其論說倒不失有理,而法眼對於《參同契》之論頗有疏漏之處,以此,惠洪具體談論了《參同契》的章法及內在理論構成。惠洪在《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題清涼注參同契》一文中同樣指出法眼文益禪師注文的謬誤之處。

        惠洪在對待“三玄三要”理論的態度上,肯定了臨濟義玄禪師的理論地位,因此他反對承古將這一理論的提出推至更久遠時代的做法。然而惠洪從承古的思想中應該是得到了一些啟發的,他嘗試運用承古提出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理論解決一些問題,並且也嘗試運用三玄理論對石頭希遷思想進行分析。

        2.記錄“三玄三要”在當時禪門的影響

        成書於北宋初期的《景德傳燈錄》中涉及“三玄三要”思想討論的僅有三位禪師,分別是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涿州紙衣和尚、汾州善昭禪師。

        成書于南宋的《古尊宿語錄》一書記錄的有關“三玄”的討論則增加至十一位禪師,分別是:鎮州臨濟(義玄)慧照禪師、汝州首山(省)念和尚、石門山慈照禪師、汾陽(善)昭禪師、(石霜楚圓)慈明禪師、潭州道吾(悟)真禪師、汝州葉縣廣教(歸)省禪師、舒州法華山(全)舉和尚、舒州龍門(清遠)佛眼和尚、滁州琅琊山(慧)覺和尚、東林和尚雲門庵主。

        同樣成書於南宋的《五燈會元》記錄有關“三玄”討論的禪師亦有十一位,除《古尊宿語錄》中所及臨濟義玄禪師、首山省念禪師、汾陽善昭禪師、潭州道吾(悟)真禪師外,另有三交智嵩禪師、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洪州法昌倚遇禪師、黃龍慧南禪師、白雲守端禪師、烏巨道行禪師。

        從以上禪宗典籍記錄情況可見,兩宋時期隨著臨濟禪法在大江南北的流行,臨濟宗綱宗思想“三玄三要”也成為一時流行的參學內容,而限於書籍選錄條件的限制,《古尊宿語錄》和《五燈會元》只記載了開堂說法的重要禪師對這一思想的參究情況,對大多數叢林僧人學習、參究該思想的情況並未涉及,實際上當時社會中這一思想要流傳得更為廣泛,惠洪的作品為我們留下了一些重要記錄。

        古塔主承古有關“三玄三要”的發揮未見於其他著作,惠洪在《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五及《禪林僧寶傳》卷十二中則有非常詳盡的記錄。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承古否認三玄是臨濟門風,同時,對三玄做了詳盡解釋。《禪林僧寶傳·薦福古禪師》中的記載尤為具體,可以看作是一篇惠洪對其之前“三玄三要”思想的理論總結,文中對承古有關三玄之“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理論進行了詳細記錄。尤為可貴的是,惠洪在該篇讚語中對古塔主承古的思想進行了理論評價。這些記錄及評價具有重要的文獻意義。

        通過惠洪的記錄,我們可以看出,惠洪的時代,“三玄三要”思想在禪林影響極大,除承古參究外,與惠洪有往來的太淳長老、英長老、岳麓光老、李大卿、潛庵清源、親上人、雲庵和尚、道林雲老、雲蓋奭老、北禪方老、汝州風穴沼禪師、翠岩芝禪師、夾山會禪師等都對這一思想有所傳承及發揚。通過惠洪的記錄,能夠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三玄三要”思想在當時的流傳情況。

        3.阐发對三玄思想的理解及實踐

        在對三玄思想的態度上,惠洪頗為自負,他認為自己能夠完全透徹地把握三玄思想的精髓,《寂音自贊》第三首寫道:

        三玄綱宗,壁立崔嵬。攀緣路絕,熱惱心灰。如化鯤鵬,不借風雷。

        蓋自化耳,寧有法哉。汾陽此秘,寂音揭開。手提大千,毫端往來。

        他在作品中敢於運用三玄理論分析石頭希遷的《參同契》,敢於批判承古的三玄理論,敢於評價汾陽善昭禪師對三玄思想的理解,這些都是建立在他充分的理論自信基礎之上的。惠洪到底是如何理解這一理論的,我們可以通過他在《林间录》卷下對汾陽善昭禪師的態度看出來:

        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諸方衲子多溟涬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旨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惠洪指出,臨濟大師提出“三玄三要”理論後,僧輩多不理解,只是糊裏糊塗地用,並沒有人能真正明白其中的玄要,只有汾陽無德(即善昭)禪師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奧旨,其重點就在於“得旨忘言”四字,明白了這一點,臨濟的思想精髓也就能夠真正領悟了。由此可知,在理解“三玄三要”這一理論的歷史進程中,惠洪並未提出革命性論斷,只是肯定了汾陽善昭禪師的理論貢獻,同時又接納了承古禪師“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闡釋。惠洪理解的“三玄三要”就是言意關係,因而他的創作實踐充分展現了追求言外之旨的特點。

        義玄在禪門宣導“三玄三要”,形成了禪門對言義關係的探討熱點,臨濟義玄禪師通過“三玄三要”表達了語言和禪悟之間的關係,“臨濟與其他禪宗祖師一樣,認為約定俗成的語言,形成了指義定勢,這種定勢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能用來表達自性的圓滿大全。常規的、可知解的、邏輯的語言文字,不能指陳超常的、超智的、內證的禪悟體驗。所以在使用文字時,為避免陷於知見窠臼,必須對之進行創造性的運用,要通過語言消解語言,回歸于得意忘言、泯思絕慮的前語言境域。”。禪不可說,禪師們又希望通過“說”這一途徑來開啟學人,因而,如何說,就成為禪者的旨要,只有那些對禪宗思想理解透徹,同時又善於言說者才能在這一點上有所成就。

        惠洪是臨濟之後最關注“三玄三要”理論的禪師,他的文字禪正是對“三玄三要”理論的實踐,他希望通過大量的語言創作給予世人獲得禪門智慧的途徑。

        三、禪宗文學的創作及貢獻

        惠洪在文學上成就頗高,後之論者,多褒揚之語,清人吳之振等編《宋詩鈔》稱其“詩雄健振踔,為宋僧之冠。”清人賀裳《載酒園詩話》謂:“僧詩之妙,無如洪覺範者,此故一名家,不當以僧論也。”

        禪,本為極妙的理路,其中之理頗不易闡明,因而轉求語默之傳,會心之傳。惠洪則大張旗鼓,以語言文字彰顯禪理,這些文字讓禪變得有形象有溫度,可知可感,可觀可歎,為了使抽象的禪理具體鮮明容易理解,惠洪在他的作品中運用了多種藝術手法。

        譬喻是印度佛經文學的典型特徵,惠洪發揚了這一文學特點,將這種方法用於各體文章。《獄中暴寒凍損呻吟》(卷四)一詩論述疾病與業力之間的關係:“業結如空華,病寧有枝葉。”業力與疾病是相互依存的,如樹木之枝葉和花朵一般,業力館結,則生疾病,如果心中沒有癡愛,就不會有業力,也就不會有疾病了。《鷓鴣天》詞中論真與假之關係:“蛾豈將燈作火看,人猶認假為真實”,“忽然性命隨煙焰,始覺從前被眼瞞”《禪林僧寶傳》卷二《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一文讚語中寫自己對文偃禪師的感受:“予讀雲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之無極也……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眾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至,而春無跡。蓋其妙處,不可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以星河之詭譎無際喻文偃禪師之雄辯。以月臨眾波,春行萬國喻文偃禪師之機用。同書卷第九《永明智覺禪師》讚語寫智覺禪師的為人及說法:“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禦、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同書卷二十二《雲峰悅禪師》一文讚語寫自己讀黃檗禪師語言的感受:“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漉方知。”這些比喻增強了惠洪作品的形象性和文學性。

        用輕狂語說禪是禪宗語言文學化的重要表現。佛教禪宗以心為哲學建構基礎,在主體與客體即心與社會、自然宇宙之間消弭對立,尋求圓融解脫。心與外物達到不即不離,不粘不滯的狀態即為灑脫得道。如何檢驗修行的高低,標準仍然要運用客體檢驗,只有在非常的環境中才更能夠見出修行的程度,這樣方能見出事事無礙的境界。宋代禪宗追求事事無礙的境界,真淨克文禪師《法界三觀六頌》其四詠事事無礙境界: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 趁出淫坊,未還酒債。 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這兩句表達頗為輕狂,克文禪師在此用以表明無礙的禪境。禪境的獲得,在於一心,一心得則事事圓融,萬般灑脫。文字禪究其根本,正是事事無礙思想下的產物。事事無礙,言語對於修禪者自然是沒有任何阻礙的,文字如指月之手,如一花一葉,如山間溪水,如門前青山;文字是叩擊鋤頭的瓦片,是庭前柏樹子;文字當然也可以是手上的豬頭,眼前的館娃青樓,這些於禪者而言是無有分別的。正如唐代僧人永嘉大師《永嘉證道歌》所言:“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栽蓮終不壞”,真淨克文追求的正是這樣一種禪境。

        圓悟克勤禪師同樣重視事事圓融境界,曾引述前引克文禪師作品。克勤禪師亦有此類作品:“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未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惠洪采用豔詞說禪是對唐代時開始出現的狂禪的繼承,是在棒喝之外開闢出的又一條禪路。惠洪是真淨克文的弟子,他接受了克文的事事圓融思想,追求在欲行禪的生活實踐。在生活上他放浪形骸,獲得“浪子和尚”之稱,在文學創作上,他“異在為僧而常作豔體詩”。

        惠洪的豔情作品,一部分以描摹女子情思體態為主,這些作品中,有些有明顯的禪意寄託,有些僅僅局限於描寫物件的刻畫,惠洪又有部分作品以旖旎的男女之事說禪,如其《上元宿百丈》:

        上元獨宿寒岩寺,臥看篝燈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嶽頂,夢回清月在梅花。 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卻憶少年行樂處,軟紅香霧噴京華。

        惠洪此類作品“雖然涉嫌女色,不免豔俗之嫌,但是主意在禪,所以其情可憫,其心可恕。惠洪的豔體詩,既是凡心俗情的體現,也是‘在欲行禪’思想的文字見證。”

        在事事圓融思想影響下,惠洪一生於戒律不甚恪守,身、口、意皆隨意而為,在文學作品中常有輕狂的姿態,如《贈少府》《謝安道花壇》两首:

         每欲一醉竟未嘗,今朝杯舉如桄榔。

         須臾耳熱仰天笑,氣吞萬里駒方驤。

         人生遇景須行樂,莫使餘香散簾幕。

         白雪難逃鬢上斑,金樽且對花前酌。

         醉則傲羲軒,醒則歌堯舜,榮辱是非都莫問。

        這些作品中表現出及時行樂、對酒當歌、遊戲翰墨的不羈形象,更像是俗世文士,惠洪卻希望能夠通過這些作品,展現出他獨有的機鋒,惠洪在作品中這樣寫自己,同時也在作品中描寫能夠這樣生活的禪子,以此強化自己的禪境體悟和對禪的認識。如《林間錄》:

        醉裏有狂僧號戒道者,依止聚落,無日不醉,然吐詞怪奇,世莫能凡聖之。有飲以酒者,使自為祭文,戒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不嗔不妒,愛吃酒子,倒街臥路,直得生兜率陀天,爾時方不吃酒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

        這些作品體現了惠洪禪宗思想影響下的人生觀,生命的狀態應該是無拘無束,無所顧忌,自由自在的本真狀態,凡是有約束的都不是禪的終極追求。綺麗之語,放蕩之語都被他納入到禪意的表達中去,其中良苦用心,後來者有幾人能真正識得?

        惠洪的文學創作不僅在僧人中是富有成就的,即使將其納入到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去,他也是成就非凡的。他的身上具有包容性特質,能夠將前代優秀的文學風格融會貫通,他時而似李白,時而似杜甫,時而似蘇軾,時而似山谷;時而豪放,時而沉鬱,時而清曠,時而奇崛;他具有廣聞博見的知識儲備,能夠把歷史、哲學很好地運用文學手段展示出來,文學作品中既有對禪宗發展歷史的明晰貫穿,也有對禪宗思想的深入思考;他具有獨到的眼光和不追隨流俗的見解,能夠在禪宗發展中開闢一條更為寬闊的文字禪道路,文字禪至惠洪始有大境界;他具有天縱的才華,讓他在倍受人生艱難之後,感悟生活,形諸文字。無論是禪宗史還是文學史,惠洪都是難能可貴的存在。

        結語

        惠洪是我國歷史上大力奉行“文字禪”的第一人,“在惠洪的禪學體系中,‘文字禪’之‘文字’不僅指用文字記載的書面語言,也指未形成文字的口頭語言。”惠洪的創作是對“文字禪”的大力推廣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惠洪的創作憑藉著強烈的历史責任心和深刻的洞見力、獨特的穎悟力、不羈的表達力,在禪宗史、禪宗思想、禪宗文學三個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其文字禅作品“禅即文字,文字即禅,尽善矣,尽美矣。譬如真金,虽非不美善,更莹以琉璃摩尼,则光明清静,庄严圆备,胜於余金,胜於阎浮檀金”,真正做到了禅与文字的不二。惠洪是宋代在“文字禅”創作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僧人,于僧史領域,他是“北宋時期最具眼光的禪史學家。他關於禪宗的史學評論,在當時和後代都具有權威性”,“所撰《禪林僧寶傳》和《林間錄》,不僅在體例上多有創新,保存了豐富的禪宗史料,而且文筆優美”。其于歷史、文學兩方面的傑出成就,宋侯延慶贊為“宗門之遷固”。(信息来源:西部佛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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