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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释惠洪的文字禅创作及贡献
     
    [ 作者: 王早娟   来自:西部佛学网   已阅:329   时间:2017-11-24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11月24日    佛学研究网

        关于“文字禅”一词从何人开始使用这一问题,黄启江以为“‘文字禅’一词,来自惠洪的《石门文字禅》一书”,刘正忠也持同样观点。从该词的使用来看,惠洪之前,苏轼的文章以及黄庭坚的诗作中都已出现这一词汇,只是至惠洪时,“文字禅”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成为一时的流行词汇。

        惠洪虽非首创“文字禅”一词,然其于“文字禅”一词的使用,在《石门文字禅》中多达八次,是第一位有意识地使用这一词汇的人。惠洪使用的“文字禅”一词具有广泛的包容意义,“文字禅”不仅指承载禅宗意味的诗歌,同时也包括“一切经教、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肢体语言。”明代释达观为《石门文字禅》所做序言指明了惠洪创作中文字与禅之间的关系,文字禅并非仅指诗歌,还包含一切有禅学意味的形式:“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临济,棒喝交驰,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疏经、造论,未尝非禅也。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
    宋释惠洪在文字禅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文将全面关照惠洪的作品,呈现其在文字禅领域的创作及贡献。
     
       
    一 、禅史的创作及贡献
     
        惠洪在史学领域的著述主要有《禅林僧宝传》三十卷、《林间录》二卷、《僧史》十二卷(散佚),以及《石门文字禅》中大量禅史作品。《禅林僧宝传》为传记体裁的禅史,成书于宋宣和初年,又称《僧宝传》,记述禅僧八十一人,以云门宗、临济宗、法眼宗禅僧为主。《林间录》,亦称《洪觉范林间录》、《石门洪觉范林间录》,是最早的笔记体禅史。书中内容“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则,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

        惠洪一生坎坷,个人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他的僧史创作建立在广博的书本知识和多闻广见的基础之上,其《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佛鉴僧宝传》中记载:

        尝经行诸方,见博大秀杰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编次而藏之,盖有志于为史。中以罪废逐,还自海外,则意绪衰落,魂魄遗失,其存者无几。宣和改元夏,于湘西之谷山,发其藏畜,得七十余辈。因倣前史作赞,使学者概其为书之意。书既成,有佛鉴大师净因者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愿首传以为毕生之玩。”
    惠洪早有编写僧史之志,因而时刻留意,在各处参访时将所见高僧事迹暗暗记录下来,中年时因累遭不幸,之前收集的材料大多散佚,至宣和初年,才得以整理旧籍,汇编为书。惠洪史传类作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全禅史僧史

        惠洪有志于从事史书撰述,非一时兴起,其于早年即留意于此。《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珣上人僧宝传》言及此:

        予初游吴,读赞甯《宋僧史》,怪不作《云门传》。有耆年曰:“尝闻吴中老师自言尚及见宁,以云门非讲学,故删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断碣,曰:“耽章号本寂禅师,获《五藏位图》,尽具洞山旨诀。”又游洞山,得澄心堂录书谷山崇禅师语,较《传灯》皆破碎不真。于是喟然。而念云门不得立传,曹山名亦失真,崇之道不减岩头,丛林无知名,况下者乎?自是始有撰叙之意。凡经诸方三十年,得百余传,中间忘失其半,晚归谷山,遂成其志。

        惠洪年轻时读赞甯的宋僧史,为其中没有为云门宗立传而感到奇怪,后来听吴地老人说起原委,由于云门宗不事讲学,因而不为做传。惠洪后又游曹山、洞山,感叹曹山本寂禅师名之不传,自此即有意于撰写僧史,前后三十年间,悉心搜集百余人传记,晚年时才得以整理流传。

        惠洪所作《林间录》一书确乎做到了补全僧史的作用,谢逸《洪觉范<林间录>序》认为,《林间录》“有补于宗教,如俭岁之梁稷,寒年之纤纩。”惠洪《林间录》的出现,于当时佛教的作用,犹如饥馑时的粮食,又如寒冬中的棉被。《释惠洪研究》作者陈自力在评价《林间录》的历史意义时指出:“《林间录》以记叙丛林轶闻轶事为主,也杂有一些议论文字,既有一些荒诞无稽、牵强附会的‘寓言’,也有不少真实的记载,保存了大量宋代禅师的生平思想材料,其中不少材料为后来撰史者和研究者所采信,未被采用的材料也往往可补禅史记载之阙遗。”

        2.传承禅林古风

        惠洪撰写僧人传记的目的是为当时人提供学习的榜样,《石门文字禅》卷二十六《题珣上人僧宝传》写到:
    是录也,皆丛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以想其遗风余烈,则古人不难到也。
    显然惠洪认为,他撰写的僧史是为了让历史上的名僧给当时人以德行及修为上的影响,借以修正当时禅林弊病。他指出:

        禅宗学者,自元丰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耆年凋丧,晚辈猬毛而起。服纨绮,饭精妙,施施然以处华屋为荣,高尻罄折王臣为能,以狙诈羁糜学者之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诳。视其设心,虽侩牛履狶之徒所耻为,而其人以为得计。于是佛祖之微言,宗师之规范,扫地而尽也。
    当时禅林多以摒弃文字为主流,提倡口耳相传。老一辈禅师先后离世,后来的禅师全然失去了禅者应有的风范,生活中追求高广华屋、绮服美食、结交王公,名义上是修禅,实际上则处处行欺诈之事,腹中无半点学识见解,侧身于禅林之中。这种状况引起了惠洪的极大不满,他专心于修史,就是为了纠正这样的不良习气。
     
        3.汇成一家之言
     
        惠洪着史完善了禅史僧史的写作,亦能成一家之言,他在《题佛鉴僧宝传》中写到:

        禅者精于道,身世两忘,未尝从事于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于讲师之笔。道宣精于律,而文词非其所长,作禅者传,如户婚按检;赞甯博于学,然其识暗,以永明为兴福,岩头为施身。又聚众碣之文为传,故其书非一体,予甚悼惜之。

        惠洪在他所能读到的禅史僧史文献中看到了不足,禅者只在修行上用心,轻视笔墨书写,因此造成唐、宋时期僧史都是由讲师完成的状况。唐道宣律师《续高僧传》的缺点在于文词造诣不够,对禅的精髓理解不够,造成对人物思想及贡献未能全面呈现出来,只是简单罗列的状况。宋释赞宁所做《宋高僧传》的问题在于,赞甯虽然博学,但知识素养不够,往往造成张冠李戴及纪年上的讹误,而且在人物传记中过多引用碑文,造成体例不一致的问题。在充分认识到文献资料不足的基础上,惠洪决心写出独具个性的禅史僧史,以补缺憾,“惠洪的《禅林僧宝传》开创了禅师写僧史的先例。”在《题修僧史》中,惠洪提出他创作禅史僧史的直接原因:
    予除刑部囚籍之明年,庐于九峰之下。有苾刍三四辈来相从,皆齿少志大。予晓之曰:“予少时好博观之,艰难所得者,既不与世合,又销铄于忧患。今返视缺然,望之则竭,不必叩也。若前辈必欲大蓄其德,要多识前言往行,《僧史》具矣,可取而观。”语未卒,有献言者曰:“《僧史》自慧皎、道宣、赞宁而下,皆略观矣。然其书与《史记》、《两汉》、《南北史》、《唐传》大异,其文杂烦重,如户婚、鬬讼按检。昔鲁直尝憎之,欲整齐,未遑暇,竟以谪死。公蒙圣恩脱死所,又从鲁直之旧游,能粗加删补,使成一体之文,依倣史传,立以赞词,使学者临传致赞语,见古人妙处,不亦佳乎?”予欣然许之。于是仍其所科,文其词,促十四卷为十二卷以授之。

        僧史记载高僧的言行,对后来者具有极好的启发作用,然而自梁慧皎、唐道宣、宋赞宁之后,对高僧言行的记载过于简略,记载的僧人又多,犹如检查户口,未能体现出博观约取的精神。黄庭坚已经看到了僧史的记载的不足之处,惠洪曾与黄庭坚往来密切,能够理解黄庭坚的意旨,因而有志于写出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僧史。在写作过程中,慧能发现,当时流行的禅宗史事颇有不足,《僧宝传序》:

        嘉祐中,达观昙颖禅师尝为《五家传略》,其世系入道之缘,临终明验之效,但载其机缘语句而已。夫听言之道以事观,既载其语言,则当兼记其行事,因博采别传遗编,参以耆年宿衲之论增补之。又自嘉祐至政和之初,云门、临济两宗之裔卓然冠映诸方者,特为之传。

        惠洪指出,北宋嘉祐年间流传的达观昙颖禅师所着禅宗史《五家传略》,缺憾在于多记语言,少记行事,惠洪作品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憾。又由于嘉祐至政和时期云门宗和临济宗颇为兴盛,因而惠洪对这两家的记录又格外多用笔墨。这些都是惠洪的创新之处。

        惠洪之前禅史有长于记言之灯录,如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宋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等,亦有传记体之记载,如唐净觉《楞伽师资记》、唐杜胐《传法宝纪》等,惠洪在宋代创作传记体的禅僧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惠洪写作僧史至少有三十多年的心理准备,他是在充分认识到当时僧史创作不足的基础上,广泛听取了当时文人及僧界的意见之后开始创作的,这体现了他谨慎的创作精神。惠洪为北宋禅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禅林僧宝传》一书“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它保存了北宋尤其是北宋中后期部分重要禅师的生平资料,成为后来一些禅宗史籍的重要资料来源。”

        惠洪创作僧史又非史笔直录,其中多有文学笔法,这种文史结合的写法,是惠洪的一大特色,谢逸在《洪觉范<林间录>序》中已有评论:

        昔乐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请潘岳为表,先作二百语以述己之志。岳取而次比之,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假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今觉范口之所谈,笔之所录,兼有二子之美,何哉?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体道之士,见亡执谢,定乱两融。心如明镜,遇物便了。故纵口而谈,信笔而书,无适而不真也。然则觉范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体道而然耶?
    惠洪在写作僧史上,不追随流俗,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加之天纵才华,妙笔生花,其成就在僧林中罕有可匹敌者。
     
       
    二、禅宗思想的记录及贡献
     
        惠洪的禅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临济义玄禅师“三玄三要”主旨的领会及把握上。惠洪文字对临济宗三玄三要之说多有论述,这与其宗门有关,“论世系,惠洪为南岳下十三世,论宗派,则为临济宗黄龙派嫡孙”。
    “三玄三要”是临济宗风之一,一般认为由临济宗创始者义玄禅师提出。义玄之后,这一提法为临济门人汾阳善昭重视,《古尊宿语录》记载汾阳善昭提及“三玄”处多达十五处,是《古尊宿语录》中论及“三玄”的十一位僧人中最多的一位。汾阳善昭格外重视“三玄三要”,言论中多次提及,“师举扬宗乘渠渠,惟以三玄三要为事” 临济禅法在汾阳善昭之后历经石霜楚圆、黄龙慧南、真净克文始至寂音尊者惠洪,“三玄三要”是临济一系的纲宗,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及继承惠洪颇自负,惠洪认为自己是临济禅法传承中最能理解“三玄三要”纲宗的人。惠洪作品对“三玄三要”表现出极大关注,除集中整理的《临济宗旨》外,在三十卷《石门文字禅》中,共计有十五处提及这一理论;在《禅林僧宝传》中有三位禅师记录中提及这一理论;在《林间录》中有三位禅师记录中提及这一理论,这足以见出惠洪对这一思想的关注。惠洪对“三玄三要”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肯定临济的理论地位

        “三玄三要”理论流行以来,禅门多以为此论出于临济义玄,而在惠洪所编《禅林僧宝传·承古传》中,承古禅师提出此论并非为临济义玄所创的观点。承古禅师出自云门宗,他否认“三玄三要”出自临济宗,认为此论为佛门早有的思想,“岂特临济用此法门,殆是三世如来之法式也。”承古这一说法遭到惠洪强烈的反驳和批判,惠洪认为承古并未拿出有力的论据来证实他自己的说法,“古谓非是临济门风,则必有据,而言有据,何不明书,以绝学者之疑,不然则是臆说。肆为臆说,则非天下之达道也。”

        “三玄三要”理论的早期流传过于简略,关于这一点,惠洪有自己的看法,《记西湖夜语》中他认为这恰恰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古之圣人有所示,其言未尝不略也。非痛爱其法也,以谓不略则学者不思,不思而得者,闻异论则惑,非居之安之意。”

        虽然惠洪反对承古否定“三玄三要”出自临济宗的提法,但他却在实践中运用了承古从“三玄”中发挥出的体中玄、意中玄、句中玄理论。他认为,石头希迁的《参同契》就是依此三玄进行表述的:

        自“灵源明皎洁”,句意相缀延,至于“然于一一法,依根密分布”处,乃体中玄出。又自“本末须归宗”,开达错综,至“乘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处,乃句中玄也。如宗门所论,以明暗相对,如步之前后以理事,如函盖箭锋之相应,则非无功,至玄之旨,故反破曰:“万物自有功”,物之有功,则可名求之乎,故终其言曰“乘言须会宗”,以此也。言有上中,句有清浊。暗则合其言,明则亦不违其句。此其所以门门之境华,参错回互,而寂然依位而住也。自是而论,盖石头以三玄旨趣示,于此所明。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惠洪以为,法眼、云门、曹洞三家皆出于石头希迁,“三玄”应为三家之纲宗,遗憾的是法眼文益对“三玄”的理解仅仅停留于体中玄一层,未能完全契合石头希迁思想。承古禅师与法眼相同,对三玄的理解也停留在体中玄一层,但其论说倒不失有理,而法眼对于《参同契》之论颇有疏漏之处,以此,惠洪具体谈论了《参同契》的章法及内在理论构成。惠洪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题清凉注参同契》一文中同样指出法眼文益禅师注文的谬误之处。

        惠洪在对待“三玄三要”理论的态度上,肯定了临济义玄禅师的理论地位,因此他反对承古将这一理论的提出推至更久远时代的做法。然而惠洪从承古的思想中应该是得到了一些启发的,他尝试运用承古提出的“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理论解决一些问题,并且也尝试运用三玄理论对石头希迁思想进行分析。

        2.记录“三玄三要”在当时禅门的影响

        成书于北宋初期的《景德传灯录》中涉及“三玄三要”思想讨论的仅有三位禅师,分别是镇州临济义玄禅师、涿州纸衣和尚、汾州善昭禅师。

        成书于南宋的《古尊宿语录》一书记录的有关“三玄”的讨论则增加至十一位禅师,分别是:镇州临济(义玄)慧照禅师、汝州首山(省)念和尚、石门山慈照禅师、汾阳(善)昭禅师、(石霜楚圆)慈明禅师、潭州道吾(悟)真禅师、汝州叶县广教(归)省禅师、舒州法华山(全)举和尚、舒州龙门(清远)佛眼和尚、滁州琅琊山(慧)觉和尚、东林和尚云门庵主。

        同样成书于南宋的《五灯会元》记录有关“三玄”讨论的禅师亦有十一位,除《古尊宿语录》中所及临济义玄禅师、首山省念禅师、汾阳善昭禅师、潭州道吾(悟)真禅师外,另有三交智嵩禅师、浮山法远圆鉴禅师、随州大洪山报恩禅师、洪州法昌倚遇禅师、黄龙慧南禅师、白云守端禅师、乌巨道行禅师。

        从以上禅宗典籍记录情况可见,两宋时期随着临济禅法在大江南北的流行,临济宗纲宗思想“三玄三要”也成为一时流行的参学内容,而限于书籍选录条件的限制,《古尊宿语录》和《五灯会元》只记载了开堂说法的重要禅师对这一思想的参究情况,对大多数丛林僧人学习、参究该思想的情况并未涉及,实际上当时社会中这一思想要流传得更为广泛,惠洪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记录。

        古塔主承古有关“三玄三要”的发挥未见于其他著作,惠洪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及《禅林僧宝传》卷十二中则有非常详尽的记录。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承古否认三玄是临济门风,同时,对三玄做了详尽解释。《禅林僧宝传·荐福古禅师》中的记载尤为具体,可以看作是一篇惠洪对其之前“三玄三要”思想的理论总结,文中对承古有关三玄之“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理论进行了详细记录。尤为可贵的是,惠洪在该篇赞语中对古塔主承古的思想进行了理论评价。这些记录及评价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通过惠洪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惠洪的时代,“三玄三要”思想在禅林影响极大,除承古参究外,与惠洪有往来的太淳长老、英长老、岳麓光老、李大卿、潜庵清源、亲上人、云庵和尚、道林云老、云盖奭老、北禅方老、汝州风穴沼禅师、翠岩芝禅师、夹山会禅师等都对这一思想有所传承及发扬。通过惠洪的记录,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三玄三要”思想在当时的流传情况。

        3.阐发对三玄思想的理解及实践

        在对三玄思想的态度上,惠洪颇为自负,他认为自己能够完全透彻地把握三玄思想的精髓,《寂音自赞》第三首写道:

        三玄纲宗,壁立崔嵬。攀缘路绝,热恼心灰。如化鲲鹏,不借风雷。
        盖自化耳,宁有法哉。汾阳此秘,寂音揭开。手提大千,毫端往来。

        他在作品中敢于运用三玄理论分析石头希迁的《参同契》,敢于批判承古的三玄理论,敢于评价汾阳善昭禅师对三玄思想的理解,这些都是建立在他充分的理论自信基础之上的。惠洪到底是如何理解这一理论的,我们可以通过他在《林间录》卷下对汾阳善昭禅师的态度看出来:

        临济大师曰:“大凡举唱宗乘,须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诸方衲子多溟涬其语,独汾阳无德禅师能妙达其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旨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

        惠洪指出,临济大师提出“三玄三要”理论后,僧辈多不理解,只是糊里糊涂地用,并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其中的玄要,只有汾阳无德(即善昭)禅师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奥旨,其重点就在于“得旨忘言”四字,明白了这一点,临济的思想精髓也就能够真正领悟了。由此可知,在理解“三玄三要”这一理论的历史进程中,惠洪并未提出革命性论断,只是肯定了汾阳善昭禅师的理论贡献,同时又接纳了承古禅师“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的阐释。惠洪理解的“三玄三要”就是言意关系,因而他的创作实践充分展现了追求言外之旨的特点。

        义玄在禅门倡导“三玄三要”,形成了禅门对言义关系的探讨热点,临济义玄禅师通过“三玄三要”表达了语言和禅悟之间的关系,“临济与其他禅宗祖师一样,认为约定俗成的语言,形成了指义定势,这种定势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能用来表达自性的圆满大全。常规的、可知解的、逻辑的语言文字,不能指陈超常的、超智的、内证的禅悟体验。所以在使用文字时,为避免陷于知见窠臼,必须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要通过语言消解语言,回归于得意忘言、泯思绝虑的前语言境域。”。禅不可说,禅师们又希望通过“说”这一途径来开启学人,因而,如何说,就成为禅者的旨要,只有那些对禅宗思想理解透彻,同时又善于言说者才能在这一点上有所成就。
    惠洪是临济之后最关注“三玄三要”理论的禅师,他的文字禅正是对“三玄三要”理论的实践,他希望通过大量的语言创作给予世人获得禅门智慧的途径。
     
        三、禅宗文学的创作及贡献
     
        惠洪在文学上成就颇高,后之论者,多褒扬之语,清人吴之振等编《宋诗钞》称其“诗雄健振踔,为宋僧之冠。”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谓:“僧诗之妙,无如洪觉范者,此故一名家,不当以僧论也。”
    禅,本为极妙的理路,其中之理颇不易阐明,因而转求语默之传,会心之传。惠洪则大张旗鼓,以语言文字彰显禅理,这些文字让禅变得有形象有温度,可知可感,可观可叹,为了使抽象的禅理具体鲜明容易理解,惠洪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

        譬喻是印度佛经文学的典型特征,惠洪发扬了这一文学特点,将这种方法用于各体文章。《狱中暴寒冻损呻吟》(卷四)一诗论述疾病与业力之间的关系:“业结如空华,病宁有枝叶。”业力与疾病是相互依存的,如树木之枝叶和花朵一般,业力馆结,则生疾病,如果心中没有痴爱,就不会有业力,也就不会有疾病了。《鹧鸪天》词中论真与假之关系:“蛾岂将灯作火看,人犹认假为真实”,“忽然性命随烟焰,始觉从前被眼瞒”《禅林僧宝传》卷二《韶州云门大慈云弘明禅师》一文赞语中写自己对文偃禅师的感受:“予读云门语句,惊其辩慧,涡旋波险,如河汉之无极也……公之全机大用,如月临众水,波波顿见,而月不分。如春行万国,处处同至,而春无迹。盖其妙处,不可得而名状。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以星河之诡谲无际喻文偃禅师之雄辩。以月临众波,春行万国喻文偃禅师之机用。同书卷第九《永明智觉禅师》赞语写智觉禅师的为人及说法:“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说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闻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孙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同书卷二十二《云峰悦禅师》一文赞语写自己读黄檗禅师语言的感受:“如青山白云,开遮自在。碧潭明月,捞漉方知。”这些比喻增强了惠洪作品的形象性和文学性。

        用轻狂语说禅是禅宗语言文学化的重要表现。佛教禅宗以心为哲学建构基础,在主体与客体即心与社会、自然宇宙之间消弭对立,寻求圆融解脱。心与外物达到不即不离,不粘不滞的状态即为洒脱得道。如何检验修行的高低,标准仍然要运用客体检验,只有在非常的环境中才更能够见出修行的程度,这样方能见出事事无碍的境界。宋代禅宗追求事事无碍的境界,真净克文禅师《法界三观六颂》其四咏事事无碍境界:

        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 趁出淫坊,未还酒债。 十字街头,解开布袋。

        “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这两句表达颇为轻狂,克文禅师在此用以表明无碍的禅境。禅境的获得,在于一心,一心得则事事圆融,万般洒脱。文字禅究其根本,正是事事无碍思想下的产物。事事无碍,言语对于修禅者自然是没有任何阻碍的,文字如指月之手,如一花一叶,如山间溪水,如门前青山;文字是叩击锄头的瓦片,是庭前柏树子;文字当然也可以是手上的猪头,眼前的馆娃青楼,这些于禅者而言是无有分别的。正如唐代僧人永嘉大师《永嘉证道歌》所言:“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栽莲终不坏”,真净克文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禅境。

        圆悟克勤禅师同样重视事事圆融境界,曾引述前引克文禅师作品。克勤禅师亦有此类作品:“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未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惠洪采用艳词说禅是对唐代时开始出现的狂禅的继承,是在棒喝之外开辟出的又一条禅路。惠洪是真净克文的弟子,他接受了克文的事事圆融思想,追求在欲行禅的生活实践。在生活上他放浪形骸,获得“浪子和尚”之称,在文学创作上,他“异在为僧而常作艳体诗”。

        惠洪的艳情作品,一部分以描摹女子情思体态为主,这些作品中,有些有明显的禅意寄托,有些仅仅局限于描写物件的刻画,惠洪又有部分作品以旖旎的男女之事说禅,如其《上元宿百丈》:

        上元独宿寒岩寺,卧看篝灯映薄纱。夜久雪猿啼岳顶,梦回清月在梅花。 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却忆少年行乐处,软红香雾喷京华。

        惠洪此类作品“虽然涉嫌女色,不免艳俗之嫌,但是主意在禅,所以其情可悯,其心可恕。惠洪的艳体诗,既是凡心俗情的体现,也是‘在欲行禅’思想的文字见证。”

        在事事圆融思想影响下,惠洪一生于戒律不甚恪守,身、口、意皆随意而为,在文学作品中常有轻狂的姿态,如《赠少府》《谢安道花坛》两首:

        每欲一醉竟未尝,今朝杯举如桄榔。
        须臾耳热仰天笑,气吞万里驹方骧。
     
        人生遇景须行乐,莫使余香散帘幕。
        白雪难逃鬓上斑,金樽且对花前酌。
        醉则傲羲轩,醒则歌尧舜,荣辱是非都莫问。

        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及时行乐、对酒当歌、游戏翰墨的不羁形象,更象是俗世文士,惠洪却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作品,展现出他独有的机锋,惠洪在作品中这样写自己,同时也在作品中描写能够这样生活的禅子,以此强化自己的禅境体悟和对禅的认识。如《林间录》:

        醉里有狂僧号戒道者,依止聚落,无日不醉,然吐词怪奇,世莫能凡圣之。有饮以酒者,使自为祭文,戒应声曰:“惟灵生在阎浮,不嗔不妒,爱吃酒子,倒街卧路,直得生兜率陀天,尔时方不吃酒故。何以故?净土之中无酒得沽。”

        这些作品体现了惠洪禅宗思想影响下的人生观,生命的状态应该是无拘无束,无所顾忌,自由自在的本真状态,凡是有约束的都不是禅的终极追求。绮丽之语,放荡之语都被他纳入到禅意的表达中去,其中良苦用心,后来者有几人能真正识得?

        惠洪的文学创作不仅在僧人中是富有成就的,即使将其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去,他也是成就非凡的。他的身上具有包容性特质,能够将前代优秀的文学风格融会贯通,他时而似李白,时而似杜甫,时而似苏轼,时而似山谷;时而豪放,时而沉郁,时而清旷,时而奇崛;他具有广闻博见的知识储备,能够把历史、哲学很好地运用文学手段展示出来,文学作品中既有对禅宗发展历史的明晰贯穿,也有对禅宗思想的深入思考;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和不追随流俗的见解,能够在禅宗发展中开辟一条更为宽阔的文字禅道路,文字禅至惠洪始有大境界;他具有天纵的才华,让他在倍受人生艰难之后,感悟生活,形诸文字。无论是禅宗史还是文学史,惠洪都是难能可贵的存在。
     
        结语
     
        惠洪是我国历史上大力奉行“文字禅”的第一人,“在惠洪的禅学体系中,‘文字禅’之‘文字’不仅指用文字记载的书面语言,也指未形成文字的口头语言。”惠洪的创作是对“文字禅”的大力推广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惠洪的创作凭借着强烈的历史责任心和深刻的洞见力、独特的颖悟力、不羁的表达力,在禅宗史、禅宗思想、禅宗文学三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文字禅作品“禅即文字,文字即禅,尽善矣,尽美矣。譬如真金,虽非不美善,更莹以琉璃摩尼,则光明清静,庄严圆备,胜于余金,胜于阎浮檀金”,真正做到了禅与文字的不二。惠洪是宋代在“文字禅”创作上取得成就最大的僧人,于僧史领域,他是“北宋时期最具眼光的禅史学家。他关于禅宗的史学评论,在当时和后代都具有权威性”,“所撰《禅林僧宝传》和《林间录》,不仅在体例上多有创新,保存了丰富的禅宗史料,而且文笔优美”。其于历史、文学两方面的杰出成就,宋侯延庆赞为“宗门之迁固”。(信息来源:西部佛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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