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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宗教中国化”的三个命题
     
    [ 作者: 张志刚   来自:中国民族报   已阅:170   时间:2017-8-7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8月7日    佛学研究网

        自2015年、2016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成为热议话题。笔者认为,宗教中国化有三个命题值得关注和讨论。

      命题一:惟有立足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方能深刻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性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并非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深含“三重学理根据”,这就是中国宗教要真正融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这里所讲的“三重融入暨学理根据”,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华民族认同”亦即“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从这“三个认同”的内在关系来看,“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最高的认同”或“根本的认同”;这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树立“文化认同”,便无法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等。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与张力日渐凸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组,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的日趋激化甚至愈演愈烈,使得“认同问题”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归根究底,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且复杂的巨变,人类正处于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态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所有的文明、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重新思考“我是谁”这一根本且永恒的哲学问题。

      可以说,“认同问题”现已成为一大研讨热点与论争焦点,其理论话语分量决不可低估。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两本名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便可视为这场“认同问题”大讨论的“西方版代表作”。前一本书站在西方文明立场,从“文化认同”问题入手,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与国际秩序观”;后一本书则从美国利益出发,从“盎格鲁-基督教文化传统”说起,阐释了“何谓美国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同样,我国近些年来关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观等多方面的深入研讨,也充分表明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的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因此,“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确是一个国内外新形势下的新判断,其主旨即在于“为中国宗教明确发展方向与前进道路”。不言而喻,若无明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何谈中国宗教的生存、发展与进步?!中华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根与魂”。“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暨“真正认同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乃是“真正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根本要求。正因为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是根基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现实存在于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各种宗教,无疑也要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诚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在考察宁夏银川新城清真寺时深刻地指出:“我国的各民族和宗教是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命题二:务须着眼世界宗教史揭示的宗教生存发展规律,方能客观认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必然性

      无论管理宗教事务还是加强宗教自身建设,无疑都要认识并遵循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千百年来几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其首要条件或基本前提即在于,它们均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和社会境遇,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各自的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

      英国比较宗教学家斯马特指出:“一旦我们遨游于世界宗教,就不能狭隘地理解或界定宗教,而应当抱以跨文化交流的探索精神。”因而,当我们考察诸多宗教传统时,像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等,切莫忘记它们的多样性或多元化。以基督宗教为例,尽管人们可以用“一个标签”,可事实上,世界上的基督宗教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列举部分宗派就足以印证: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阿明尼乌教派、马多马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殉道宗、浸礼宗、一位论派、门诺派、公理会,等等。斯马特以基督宗教作为典型,力求阐明如下普遍现象与客观规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传统实际上都是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与社会都为诸种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譬如,德国的基督教不同于美国的,乌克兰的天主教不同于爱尔兰的,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由此可见,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宗教史,其实就是现存的诸多宗教不断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与社会而得以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的历史过程。

      中国宗教史是世界宗教史的当然组成部分。世界宗教史所证实的上述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的普遍现象与客观规律,具体就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而论,就是意指“宗教中国化”。中国是一个有兼容并蓄多种宗教传统的大国,在漫长的中国宗教史上,既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多种民族宗教和大量民间信仰,又有国外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还曾传入过的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士德教等。因而,就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而言,中国宗教史上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总结。

      例如,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比附”(汉代)、“磨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创宗”(隋唐时代)、“合流”(宋元明清时代)、“转型”(近现代)等阶段,逐渐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适应,在教义、宗派、仪轨和修行等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下了中国文化烙印,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乃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又如,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后,也历经了一个长达千余年的民族化、地方化、本土化过程。有学者从信仰主体的考察视角,把这一转变过程概括为“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这种历史阐释是颇有见地的。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已深深扎根于回、东乡、撒拉、保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国伊斯兰教民族化的这种多样性与丰富性,特别值得我们展开“具体情况,具体研究”,并从理论上提炼与总结其正面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珍贵经验。

      再如,基督宗教得以落足于中国大地,经过了“曲折的四传”,即唐朝“景教”的传入,元朝“也里可温”的传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的传入。这一曲折的传入过程,其复杂原因至今仍令国内外专家深思不已。对于后两次传入,德国汉学家孔汉思尖锐地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采取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试图与儒家思想进行对话,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认同;但在洗礼问题上,他们却要求中国信徒与过去一刀两断,放弃儒释道信仰,烧毁祖先牌位,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19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极度膨胀,基督宗教在华传教活动达到高潮,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把传教活动纳入了欧洲列强的扩张计划。就这一时期可以说,“殖民化等于基督教化,反之亦然”!这段历史告诫人们,只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适应中国社会处境,中国基督宗教才有前途,而这一切理应由自养、自治、自传的中国教会来实现。

      以上历史,既能证实“宗教中国化”是符合世界宗教史所揭示的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的客观规律的,又能促使我们的思想认识更进一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也是合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

      命题三:致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能真正落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改革开放近4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政策的黄金时期”。这一看法近些年来已成为大多数国内外专家的基本共识。全面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台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下列逐步递进的积极主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关系是当前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必须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之一;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从上述一系列大政方针的逻辑联系来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但在实践探索上是前后呼应的,而且在理论思考上是逐步深化的。这就需要我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具体、更深入地探讨“何以真正落实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如前所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合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立足当今中国国情,从现实的社会出发来认识中国宗教现象,管理中国宗教事务,维护中国宗教正常发展,构筑积极健康的中国宗教关系。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现实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与宗教问题也是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既包含正面的、积极的成分,也包含负面的、消极的成分;既内含和谐的因素,又内含冲突的因素。正因如此,诸种宗教的社会作用才会具有两重性。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善用辩证的方法来深刻认识、正确应对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去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抑制消极作用。这里讲的“两个最大限度”,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两个最大限度”首先强调的是“发挥积极作用”,因为若不如此,就无法“抑制消极作用”;而要切实做到“两个最大限度”,关键在于“积极引导相适应”。

      为什么这样理解呢?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有全局或整体观念,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事物的主流与趋势,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更注重事物变化的内因等。宗教的社会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宗教作用的发挥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从本质、主流与趋势来看,我们无疑应该肯定,我国宗教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我国诸宗教的千百万信众是爱国爱教的,他们作为国家公民与人民群众,是能够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慈善公益、道德伦理等方面做出正面而积极的重要贡献的。正是根据以上基本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一向主张“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近些年来一再强调“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去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水平,就是要更好地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当然,从辩证法来看,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最大限度地抑制消极作用”,这本是同一道理的两个方面。毋庸讳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呈蔓延态势。例如,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宗教存在商业化倾向,有的宗教尚待加强中国神学思想建设,有的宗教出现“去中国化”“逆中国化”“逆社会化”或“泛宗教化”等苗头。因此,“两个最大限度”同时并举,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可谓解决如此种种问题的治本举措。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宗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就是,全面领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深刻理解“两个最大限度”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辩证关系。显然,这是一个艰巨且复杂的课题,要靠各方群策群力,结合我国各宗教与各地区的实际问题来展开更具体、更深入的探讨,取得更多更好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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