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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书《佛遗教经》赏析 [乔柏梁]
     
    [ 作者: 乔柏梁   来自:《净土》   已阅:670   时间:2017-7-6   录入:yangsihan

     

                                2017年7月6日 佛学研究网

        现代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指出:“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佛教自从汉明帝时传入东土,从此便与中国本土的书法艺术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王羲之是公认的“书圣”,他书写佛经的事例,千载以来只此一件,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佛遗教经》全称《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内容为释迦牟尼佛临终时对诸弟子所作的教诫。后来由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师译成汉文,此经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在僧俗二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世亲菩萨作《遗教经论》,对其微言大义从七个方面加以阐释。净土宗九祖明代蕅益(智旭)大师作《佛遗教经解》,全力弘扬此经教法。

      唐太宗笃信佛教,曾下诏:“《遗教经》,是佛临涅槃所说,诫敕弟子,甚为详要。……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弘阐。”

      宋真宗亲自为《遗教经》作序,特别指出此经之纲宗:释迦牟尼佛“于双树之间,普告大乘之众,示五根之可戒,问四谛之所疑,期法奥之宣扬,俾众心而坚固,大悲斯念,斯谓至乎”。

      《佛遗教经》,一卷,二十页,每页七行,每行约十八字,末页四行,共一百二十九行,二千三百余字。首题“佛遗教经”,末题“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亦有题永和十三年者),左旁盖有篆书“右将军会稽内史印”,尾页书“文定公家藏”,有南朝梁时鉴书人“怀充”、“僧权”署签。

      王羲之生于303年,卒于361年(一说:生于321年,卒于379年),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时官至右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誉,被视作“书圣”。

      王羲之身后,梁武帝开始大规模地征集王书,“得真迹数量众多,恢宏壮观”。到了唐代,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王书”征集。一次是唐太宗诏令“收辍天下王书”,一次是唐玄宗开元五年“收集王书”,两次大规模搜求中收集的王书分别载于褚遂良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和《开元书录》等著录当中。但两者均不见对“王书”《佛遗教经》的记录。

      宋代欧阳修《集古录》“遗教经”条云:“右《遗教经》,相传云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然其字亦可爱,故录之,盖今士大夫笔画能仿佛乎此者鲜矣。”

      欧阳修的意见有些矛盾,尽管认为《遗教经》并非王羲之所书,但他也认为此本在书法上成就很是突出,一般士大夫能够达到这种水准的人很少。不要说一般士大夫,近世以来,发现了大量敦煌写经书卷,书写水平相当之高,令人仰止,但书写风格完全达到此书水准的,可以说完全没有,由检视这些经卷,也能发现,《佛遗教经》的书法完全没有唐人习气,而是与其它的王羲之小楷如出一辙。

      唐代经生一定知道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名讳,如《圣教序》所做的那样,在“民”字右下缺笔,在“治”字左上缺笔。《佛遗教经》中“畜养人民”、“参预世事”、“今世后世”等皆无避讳。

      我们在读王羲之书写的《佛遗教经》、《乐毅论》时,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在众多的字数里,首尾都是和谐统一、完整一贯的,有着相当准确的表现技巧,并且有着驾驭这种技巧的平稳的心态,因此形成了艺术的整体性。一般的写经作者在这方面是比较逊色的。

      作为欧阳修的晚辈,苏轼在《题遗教经》中说:“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

      苏轼虽然不好直接否定老师欧阳修的看法,但似乎对欧阳修认为此经并非王羲之所书持有保留意见。他又说:“(王羲之)《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绝妙,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

      我们对比《佛遗教经》与《乐毅论》墨迹,从《佛遗教经》与《东方朔画赞》中确实发现了此中消息。黄庭坚也认为此经“清劲方重”,因为书写水平太高,人们才会相信是王羲之所书。

      宋代董逌《广川书跋·遗教经》也充分肯定此经的书法成就:“此书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书意,其为名辈所推,良有以也。”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而《佛遗教经》书法在这一方面是做得最好、成就也是最突出的。

      明代小楷大家王宠认为《遗教经》为右军生平得意书,明代的郭僖为此经题跋:“《黄庭》、《遗教》并书家大乘,而此拓清润疏朗,更是善本。”

      东晋时期,士人思想十分活跃,儒、释、道往往兼修并包。王羲之生平与很多高僧皆有交往,《高僧传》特别记载了他对高僧支遁的态度由怀疑而到恭谨的转变。传曰:

      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可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游》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字,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

      王羲之信奉道教,自然熟知《庄子》,弘传佛法的支遁对于《庄子》的胜解受到了王羲之的推崇,由此不难推论,王羲之对于佛法的接触和抄写也是顺理成章的。

      从书法作品本身来看,“王书”《佛遗教经》的笔法做到了笔画精稳,取势绝妙,凝重端雅,法度完备。全卷中锋行笔,无论横画、竖画,侧锋方切之后,随即转为中锋,凡出锋之尖,收笔之点,皆能力送画端,利而不尖,细而能厚,无论侧点、垂点、撇点、挑点,如同高峰坠石,质感强烈。凡作钩处,略作顿后,即以侧锋踢出,形似铁钉,筋力内含,力屈万夫。点画之间,犹重笔势,或上下,或左右,均能顾盼照应,气息贯通,骨肉停匀,生动感人。

      “王书”《佛遗教经》的结体十分讲究,基本上承继了三国时曹魏大书家钟繇楷书的横扁体势,但比钟书中和,减去了“长而逾制”的部分,略得纵向之势,横平竖直,左低右高,端严而不刻板,匀称而不失变化,方圆适中,从容古淡,虽为小字,却能营造出宽博深稳的意态,气势华贵雍容。行气上每一行收尾二字往往略紧,形成一个字组,如第十四页第二行的“亦是”二字便十分明显,是典型的王字结构体势。

      唐代书论家孙过庭在《书谱序》中说,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拂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作与书写内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王书”《佛遗教经》与以上诸作在形式感上大略相当,特别是与《乐毅论》相同点甚多,像“求”、“伐”、“诸”、“加”、“废”、“功”等字如出一辙。《东方朔画赞》与此经笔力相当,难分轩轾,只是在结构上少了一些变动不居的感觉,化其瑰奇,舍其参差,更加精整平稳、凝重典雅。此经书写与其它作品的不同点在于其方劲端庄、浑朴肃穆,中和简静,因为写的是佛陀遗嘱,正所谓“言哀已叹”者也。

      《佛遗教经》文可为师,字亦可为师,则是无疑的。(信息来源:《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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