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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化建设: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与现实
     
    [ 作者: 周太良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551   时间:2017-3-22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3月22日    佛学研究网

        天主教关于“本地化”的讨论,今天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了。然而,对于中国天主教会来说,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偶见有人讨论这一题目。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教会神学思想相对滞后,也说明中国教会迫切需要有跟上时代发展的神学家。笔者结合历史上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努力,谈谈当前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建设。

      历史上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努力

      孟高维诺和利玛窦的本地化传教策略

      天主教于元朝正式传入中国。当时,统治中国的是北方的蒙古民族,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受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经印度来到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孟高维诺获准在北京传教,并做出了一系列本地化的尝试。他首先是学习蒙古语文,并将部分《圣经》翻译成蒙古语;他还收留孤儿,对他们进行要理讲授;还成立唱诗班,修建了教堂。孟高维诺的本地化努力带来了成果。在北京,曾有6000多人接受天主教信仰。然而,由于孟高维诺只注重在蒙古统治者中传教,没有在中原广大的汉族地区传教,所以,元朝覆灭后,天主教几乎随之在中华大地消逝。

      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再次把天主教传入中国,并取得相当的成功。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尝试将基督信仰融入晚明时期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系列“适应”的策略,走教会本地化的道路。首先,利玛窦在未进入中国本土、停留在澳门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利玛窦到广州肇庆后,在装束上扮成僧人。后经友人瞿太素点拨,才改穿儒服,并广泛结交贤士。在北上途中,利玛窦完成了著名的中文著作《天主实义》。该著作是利玛窦把天主教融入中国文化最好的例证。可以说,《天主实义》是一部用本地语言,即用汉语论述天主教信仰的神学著作,影响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廷重臣接受天主教信仰,为中国教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利玛窦尽量使天主教的礼仪生活适应中国社会的习俗。例如,根据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利玛窦却除了洗礼中的涂油仪式;在坚振礼中必须要敷油时,他让传教士们用镊子夹着棉花,而不按习惯用拇指涂油;他还将弥撒本、礼仪书和每日读经译成中文。利玛窦的这些传教策略,得到了当时来华传教士的纷纷响应。1615年,在金尼阁神父的请求下,罗马教宗保禄五世批准,由教廷信礼部颁令,允许以中文举行弥撒,诵念日课,晋升中国人作神父,并准译中文《圣经》。利玛窦走本地化的传教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礼仪之争导致利玛窦开创的本地化之路毁于一旦

      利玛窦逝世后,后来的传教士抛弃了利玛窦以适应为主的本地化传教路线,修会之间彼此指责,否定利玛窦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传统习俗,禁止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上帝”等词语来表达西方天主教的“神”,生硬地主张以拉丁文“Deus”之音译“徒司”来称呼“天主”。这一文化层面的争论,最后竟上升到中国皇帝和罗马教宗出面干预的地步。尤其是一些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不识中国文字。康熙皇帝震怒之下,宣布禁止西洋人等在华传教,除非接受“利玛窦规矩”,否则一律驱逐出境。罗马教廷的错误决策,导致“百年禁教”,使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遭受了巨大损失。

      “保教权”对本地化建设的阻碍

      15世纪后,随着西方进行殖民扩张,不断发现新大陆,如美洲、亚洲等地。教会依附西方列强,开始往这些新发地传教。然而,依附西方强国传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这些列强拥有传教的特权,如派遣传教士、委任主教等。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保教权”。15世纪时,海上最强的国家是西班牙,教廷向东方派遣传教士必须获得西班牙国王的批准。后来,随着法国的兴起,教廷把西班牙的保教权交给了法国。法国和西班牙一样,垄断中国教务,连罗马教宗也无权管辖中国教会。例如,1674年,教宗克莱孟十世委任了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然而,由于这一任命触动了西班牙的保教权,于是,受到多明我会菲律宾传教省会长嘉得朗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西班牙历来享有任命主教的特权,对未经他同意任命的主教,有权提出异议。因此,嘉得朗拒绝为罗文藻祝圣,并威胁要开除罗文藻的会籍。直到10年后(1685年),罗文藻才在广州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士伊大仁祝圣为主教。罗文藻被委任为主教10年之后才获得祝圣,非常清楚地说明殖民传教时期,保教权对福传本地化是多么大的伤害。

      2001年10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致罗马召开的“利玛窦来北京四百周年”研讨会的致词中,谈到了保教权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他说:“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阶段,曾出现一种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虽然从一方面说来,这曾多少有助于教会的传教活动,但结果究竟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像。因此,不期而然地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基督所赋予的使命。”

      刚恒毅枢机对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努力

      提到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进程,自然会提到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的《夫至大》通谕。虽然该通谕并未专指中国,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该通谕是中国教会实现本地化的一个重要转折。该通谕提倡培养本地神职,因为福传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在此过程中,还必须提到两位传教士。一位是雷明远神父,另一位是刚恒毅枢机。上世纪初,受到《夫至大》通谕的启迪,加之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高涨,要求教会本地化(中国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主要代表人物有英敛之、马相伯等具有较高民族气节的天主教徒。那时,有的外国传教士也意识到了教会中国化的重要性。例如,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神父,提出了“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主张,被人们当作中国化的典型例子。另一位积极主张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外籍传教士,是教廷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主教(1876-1958)。刚枢机于1876年生于意大利,1922年,教宗任命他为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在刚枢机驻华期间,在他的努力下,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在圣伯多禄大堂举行祝圣典礼,将6名中国神父祝圣为主教,成为自罗文藻以来获祝圣的首批中国籍主教。刚枢机在力争摆脱保教权对中国教会的束缚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总体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天主教会仍未摆脱由外籍传教士主导的局面。

      当前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几个特征

      中国天主教在开教时期,上述几位历史人物对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进程作出了有益探索和贡献。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天主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反帝爱国运动,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自立革新”,使教会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教会的本地化进程有了长足发展。当前,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建设主要表现在神职本地化、制度本地化、礼仪本地化、圣艺本地化、神学本地化5个方面。

      神职本地化。天主教在一个地方融入文化、开花结果,这果实就是要使当地人民接受基督福音,并培养造就本地神职来管理当地教会。“梵二”会议的文献说,教会融入文化,建树教会,其目标“就是要拥有一批本籍司铎、会士和教友,虽则其数量可能仍不敷用;并享有必需的职务与机构,使在自己的主教领导下,足以维持并发展天主子民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自治、自养、自传”,建立新型的教会。那时,许多外国传教士因违法或政治原因离开中国。从此,管理教会的权力才真正交到中国神长教友手里。自1958年起,由于梵蒂冈拒不承认湖北武汉和汉口两教区选出的主教,迫使中国天主教开始自选自圣,至今已自选自圣了190余位主教。中国天主教在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国籍主教的数量是历史上国籍主教的数十倍。如今,中国天主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完全实现了神职的本地化,使中国教会不再是“洋教”。因为中国教会与世界各国天主教会一样,是至一、至圣、至公、传自宗徒的教会。因为中国教会施行同一个洗礼,读同一本《圣经》。正如圣保禄宗徒所教导的,“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中国教会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兄弟教会友好往来。

      制度本地化。天主教是一个实行圣统制的宗教。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政教关系不同,因此,教会管理方式也不相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会根据国情和教情的实际,在牧灵福传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规章制度,如代表大会制度、教区管理制度和民主办教制度。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其代表由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组成。其中,神父、修女、教友代表由各地教会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民主性。主教团的所有主教为代表会议当然代表,这又体现了教会圣统制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天主教制订了一些有利于开展牧灵福传的规章制度,如《教区管理制度》《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主教团联席会议制度》《爱国会工作条例》等。这些制度,是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总的精神是教会实现“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办教机制。这些规章制度,是其他国家教会所没有的,是中国教会牧灵福传的特点,也是教会制度本地化的主要表现。其目的是更好地推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进程,使基督的福音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更容易为国人所接纳,与社会和谐共处。

      礼仪本地化。天主教传入中国,至上世纪80年代的几百年中,在礼仪方面,一直延用的是脱利腾公会议所制订的拉丁礼仪。“梵二”会议以后,各国教会不再以拉丁文举行弥撒,而使用本国语言。中国教会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始酝酿进行礼仪改革。1986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及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上,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提议,对礼仪改革要着手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主教团决定上海教区作为推行礼仪改革的试点,从1989年开始,举行中文弥撒礼仪。1992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上,在宗怀德主教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礼仪改革的问题。他说,“为了使福音精神更好地接近人民,我们必须加快使用本国文字为主体的礼仪改革的进程,制订出一套符合教会传统和国情民俗的礼仪,以便使全国各教区有所遵循。”会议决定在中国教会内,有序地开展礼仪更新工作。为此,主教团成立了礼仪委员会。目前,全国各地教会都用中文举行弥撒礼仪。为了满足部分老教友的习惯和要求,只有个别教区还举行拉丁文弥撒。

      圣艺本地化。圣艺本地化是礼仪本地化的另一方面。因为礼仪本地化不仅是用中文举行弥撒,圣乐、教堂建筑、圣像绘制等方面也需要本地化,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当前,中国教会随着礼仪更新的推进,涌现出了不少由本籍神长教友创作的中文圣歌,有些教区在重要教会节日或特别庆典中,使用中国传统表演中的威风锣鼓、锁呐、二胡、马头琴等乐器,较好地体现了礼仪的中国特色,表达了对天主的崇敬。

      传统天主教教堂,通常是哥特式或罗马式。以前,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建的教堂,大都属于这两种类型。但也有少数教堂建筑,体现了中西合壁的特点。例如,始建于1887年的北京北堂,其主体建筑为哥特式,教堂正门左右两侧的碑亭却是中式建筑。始建于1876年的贵州教区主教府的钟楼,完全是中式塔楼建筑。山西洞尔沟等地新建的教堂,完全采用我国宫廷式建筑。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小圣堂,外部结构为北京天坛式建筑,窗户彩色玻璃是由剪纸剪出的人物圣像,较好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天主教有崇敬圣像的特点,耶稣像、圣母像尤为教友们所钦崇。但传统的圣像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会艺术家所绘制的圣像为标准。例如,圣母的形象被定格为拉斐尔所作的《西斯廷圣母》的形象。上世纪初,随着天主教本地化在世界各地高涨,拉美等不少国家在圣像绘制上,都加入了本国文化元素,中国也有神长教友作出了新的尝试。例如,上世纪30年代,天主教平信徒艺术家朱家驹所绘制的中式圣母像,同一时期还有上海佘山圣母大殿的佘山圣母像等,都融入了中国女性的元素,表达了国人对圣母的钦崇。当今,更有不少神长、教友、修女在进行中式圣像创作。

      神学思想本地化。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上述特征,都是一些有形可见的形式。而无形的本地化,应为神学思想的本地化。只有神学本地化,才可能更好地把基督的福音融入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更好地建立社会和谐的关系、政教和谐的关系。但毋庸讳言,从整体上说,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建设还十分滞后。所以,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在注重外在形式本地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神学思想上的本地化。唯此,基督的福音才有可能更好地融入我国的文化中,更容易为国人所接纳。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集众人智慧,共同努力。

      当前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阻力和建设目标

      探讨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建设,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当前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阻力是什么?本地化建设的目标是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神职无权管理教会,尤其是保教权,严重阻碍了中国教会发展,使那个时期的教会被打上了“洋教”的烙印。今天,中国教会虽然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本地化,但教会本地化建设仍然存在着阻力。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例如,天主教倡导的独身奉献精神和中国人的多子多福观和孝道文化等的对立关系,会影响到福传和圣召培育。二是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大于对精神的追求。三是大部分教友在农村,文化层次较低。四是天主教的“洋教”模式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对本地化心存反感。例如,有的信徒难以接受耶稣、圣母的中国式形象,他们愿意以欧洲教会为定式。以上几个方面,都会对教会本地化建设造成阻碍。

      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目标是什么?教会本地化似乎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当教会在某一阶段实现了本地化目标之后,它就会要求朝向另一个新的目标。就当前来说,中国教会本地化的目标,就是要更好地吸收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融入到我国文化大繁荣的浪潮中,以便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教关系。其实,中国教会的本地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问题。没有一批在神学思想上接受本地化的神长教友,教会的本地化建设就很难继续深入。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与普世性是相互关联的。本地化并非限定教会发展,与普世教会隔绝。相反,本地化是教会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要求——教会越是本地化,越能够丰富教会的大公性和普世性。(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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