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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明声律论”的佛教因缘
     
    [ 作者: 高文强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158   时间:2017-3-22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3月22日    佛学研究网

        南朝齐永明六年(488)二月,中书郎沈约终于完成奉敕撰写的《宋书》,上呈朝廷且获得朝野好评,这一年沈约48岁。事隔不久,年仅17岁的陆厥给沈约写信,对《宋书》的一个文学观点提出强烈质疑。沈约对陆厥的来信颇为重视,回信释疑。其实,陆厥不是唯一对沈约提出质疑的人,沈约针对此问题的回复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当时学者的如此关注?这便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这种“汉字批评”中常用的也是重要的观念及方法,被后人称为“永明声律论”。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针对诗文创作中的声韵问题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据《梁书》记载,沈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沈约对自己的声韵批评理论颇为自得,认为“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自己能“独得胸衿,穷其妙旨”,并对未能识得这一“妙旨”的前辈名家的作品进行了批评。颇为可惜的是,《四声谱》已佚,无法了解其理论阐释的详情。清人纪昀曾作《沈氏四声考》,以为“《广韵》本《唐韵》,《唐韵》本《切韵》,《切韵》本《四声》”,可知《四声谱》在汉字声韵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沈约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就是利用汉字声、韵、调的搭配关系形成的一套诗文创作规则,后人也常将其理论内容概括为“四声八病”说,而依此规则创作的诗文则被称为“永明体”。

      沈约的声韵批评理论虽然受到陆厥等人的质疑,但喜好并运用这一理论的人却不少,并在当时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颙是最早使用四声的人,曾作《四声切韵》一书,沈约《四声谱》正是承接此书而得。周颙、沈约等人推动的声韵批评理论为唐代格律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中古时期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出现及流行,与那个时代的文化大背景是分不开的,而佛教的传入及广泛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字可用声、韵、调注音在今天已是常识,但这一常识作为知识出现,则直至东汉始有。东汉之前,汉字注音常用的方式有譬况、读若、直音等等。这些早期的注音方法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一字之整体读音去注另一字,这种整体性的注音方式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汉字声、韵、调认识的混沌不清,而东汉时期反切注音法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为什么反切注音法会在东汉出现?这一方面与汉字音韵发展的历史需求分不开,另一方面则与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的大量译经有关。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佛经翻译为主要手段,而佛经翻译必然会涉及梵汉两种语言的对译。梵文是拼音文字,梵文字母称为“悉昙”,一类为“体文”,一类为“摩多”。“体文”即辅音字母,“摩多”即元音字母,两者类似于汉语的声母和韵母,而梵文文字由体文、摩多的拼切而获得。据唐义净《悉昙十八章》载,体文、摩多相互拼切成十八章,合计一万多字。梵文的元、辅拼合原理与汉字声、韵拼合原理非常相似,由此可以推断,自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活动中,梵文的拼音方法必然会逐渐为中国信徒或学者所了解,并不断积累和扩散,从而对反切注音法的出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出现,还与将声韵知识应用于诗文创作之潮流有关,这一点与佛教在六朝时期的逐步盛行也是分不开的。印度佛经原本就很重视声韵问题,尤其是佛经中的偈颂体。《法句经序》曾云:“偈者结语,犹诗颂也。”印度梵文偈颂多数以四句为一首,每句包括八个音节,并饶有声韵节奏之美,可摄入管弦,付诸赞叹歌咏。佛教入华之初,翻译者根据偈颂体的特点,在文体上与中国流行的诗歌篇句结构保持一致,分别译成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各种句式,其中以五言偈颂最多。不过,由于语言水平的限制,梵文偈颂原来具有的音节调谐之美,在转梵为汉的过程中几乎丧失殆尽,所以鸠摩罗什来华译经之后感叹:“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不过,至罗什时代,佛经翻译在声韵方面已有很大提高。

      我们不妨将《小品般若经》同一句梵文的四种汉译做一比较:后汉支谶《道行般若经》:“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何以故?”吴支谦《大明度无极经》:“敢佛弟子所作,皆乘如来大士之作,所以者何?”苻秦昙摩蜱《摩诃般若钞经》:“敢佛弟子所说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何以故?”姚秦鸠摩罗什《小品般若经》:“佛诸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所以者何?”很明显,罗什译文在声韵方面更高一筹。罗什以后,高僧们无论是翻译偈颂,还是创作偈颂,皆重声韵。此外,佛经诵读中的转读和梵呗也非常注重对语言声韵的研究,因为无论是转读还是梵呗,都要注意语言声韵之搭配,同时还要注意文字声调之抑扬。慧皎《高僧传》指出,转读要“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哢,动韵则流靡无穷,张喉则变态无尽”。而梵呗不仅要“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更重要的是“和乐之歌,须结韵成咏,入呗之赞,亦要作偈和声”,所唱文字声韵与乐和谐,“方乃奥妙”。随着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佛教重视声韵的行为必然对声韵批评在诗文中的应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陆厥写信给沈约提出的质疑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年轻气盛的陆厥不满的主要是沈约自诩其声律论乃“独得胸衿”且“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从上述中古文学汉字声韵批评理论的佛学因缘分析来看,沈约的自诩是有违文学史之史实的。(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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