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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与中国雕刻 [常任侠]
     
    [ 作者: 常任侠   来自:佛教在线   已阅:588   时间:2017-3-5   录入:yangsihan

     

                                  2017年3月5日 佛学研究网

      佛学研究网讯 中国雕刻,在未受佛教艺术影响以前,已经有长期的历史,在殷周时代,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达到很高的成就。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通体有花纹图案,匀称典丽在世界史前艺术中,独具特色。到周代,仍继承着殷代的艺术,不断发展。周代的玉雕,非常精美,如浚县古墓出土和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遗物,除雕玉的本身,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外,还使用黄金和绿松石(西名土尔其玉)的镶嵌艺术,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展放异彩,得到很高的赞美。不过谈以前的雕刻现在发现的,大率都是小型雕刻,无巨大的作品。到汉代才有大型雕刻发现。

      西汉时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象,以及猪、牛等石刻,作风雄伟朴质,代表着前汉时代帝国威力的强大。到后汉时,近似绘画的浅浮雕非常盛行,普及于山东、河南南阳、四川等地。如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绘象,可为这一类的代表,但多是平面的,立体圆雕却不多见。仅有嘉祥武氏祠的狮子,雅安高颐阙的翼兽等少数而已。到汉以后,南北朝时代,受了佛教的影响,给中国的雕则艺术,一种非常有力的新的刺激,中国的雕刻,逐渐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我们从石窟的雕塑艺术说起:凿窟造象,是印度各宗教共有的习俗。如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都有此种建造的遗物。阿旃陀和爱楼拉是其最著名的洞窟。自佛教东渐,此种艺术,也随之东来。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象,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象;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州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象蔚为盛覌。在江南的有栖霞山石窟造象,在四川的有广元窟、大足石窟,以及巴中,通江等地石窟造象,分布旣广,数目亦多,不能尽举。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的雕塑艺术,在佛教方面,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大率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成绩。其他全国各庙宇中的金铜、石刻、水雕、夹纻干漆造象,还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塑艺术,无疑的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佛教初来中国时,佛象就曾同时迎来:晋袁宏后汉记说: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象焉。后汉书所记,大致与此相同。又佛祖统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并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象、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象,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从这些记载上,可以知道当时的佛教经象是同时来中国的。中国的佛教雕刻,大槪就以之为最初的造象范本。

      今传最早的佛象雕刻,有三国吴时的遗物,这是佛教在中国南部传播的结果。到南北朝时,中国南部与北部,佛教艺术,都发展得盛极一时。早期擅长佛象的艺术家,有东吴的曹不兴、东晋的顾恺之、梁代的张僧繇、北齐的曹仲达等人,到唐代有吴道子,最为著名。曹不兴善作佛画,据说三国时代有天竺的僧人康僧会,到吴国传播佛教,得到孙权的信仰,为立建初寺于建业,吴兴人曹不兴受康僧会带来的佛画影响,遂为中国佛画家早期最有名的一人,康僧会是康国人,即中亚细亚的撒马尔干人,可见中国的佛画一开始是从西域传来的样本学习的,画象是如此,雕象的开始情况,大槪也是如此。这其间中国的艺术家们,经过长期的精心研究,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式样,张僧繇和曹仲达就创立了张家样与曹家样,有各自的特殊风格。

      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从北魏时代,遗存有不少宝贵的作品,在敦煌云冈炳灵寺等处的现存造象上,可以看出它的艺术风格的演进。在初期,我们从事造象的艺人们,大槪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图象取法,例如云冈的石佛洞,现存四十余洞,把它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其中东部三洞,中部十洞,西部九洞,比较重要。西部的所谓昙曜五洞,即编号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佛象最大,庄严巍峨,高达数丈,在东方佛教造象中,这是无可伦比的奇迹。造象的作风,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均有相似之点,又均不全似,这是印度艺术传入我国,有了新的融和之故,壁上的贤劫小佛,面容多作犍陀罗式。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象一条连环画的带子,刻有佛传故事九图,接承犍陀罗的作风,为西部各洞所无。第三为六美人洞,前壁上层六美人,坐帏幕中,婉丽肥硕,也是犍陀罗式的姿态。中部藻井上的飞天,肥短如小儿,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象,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飞天,正与此相似,可以说两者的艺术作风,有其共同之点。云冈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前者绝不相类。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瘦骨清象”在北魏的晚期,佛教雕刻艺术已经逐渐“中国化”了。

      到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地,也转移到洛阳,在洛阳南四十里,伊水两岸,更营石窟造象。其地断崖如门,号称伊阙,又名龙门。自东魏、北齐、隋、唐,次第继续开凿,至唐高宗、武后时,经营达于最高点。北魏时专开左岸(西)。隋、唐时重要的制作,也多开于左岸。右岸(东)则专为唐代的作品。左岸最重要的,有二十一窟,其余小窟甚多。魏书释老志曾记造窟三所,即用工力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就全部石窟说,可知所费劳动人民力量之大。

      龙门石刻造象的特点,更能融和传统的艺术,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可以说雕象艺术,最初吸收了印度的方法,到这时才完成了中国自己的风格。在雕造的技术上看,在龙门左岸第三窟北魏宾阳洞,佛象优美,比例更较云冈为佳。其中伎乐供养人,与藻井的图案,均典丽飘逸,在艺术史上,有很大的发展。在云冈石窟,铭刻的文字,不过数处,龙门则每洞多有铭记,因此大率可以考知年代。魏以后隋唐的制作,愈益显示出优秀的民族作风,形貌昳丽,含睇若笑,温雅敦厚,富于情味。躯干更多颀长,此种作风,东传而至朝鲜、日本,造成东方佛教艺术的一个系统,业已脱离印度佛教艺术的母范,而独自发育。

      在我国西部的敦煌千佛洞与天水麦积山,更发展了泥塑的艺术,在佛教艺术史上,这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敦煌早期的彩塑,有北魏的作品,麦积山早期的彩塑,有大代景明三年(公元五○二)的墨书文字,也是公元六世纪初后魏的作品,从麦积山的北周和隋唐的彩塑,可以看出中国彩塑艺术的经过的道路。泥塑的艺术发展到唐代,有杨惠之等泥塑名手载在文献。泥塑的艺术,较之金石材料,更能显出雕塑家得心应手的妙技。自唐宋以来,各地寺覌,盛行泥塑,木雕,逐渐代替了洞窟石刻造象,这也是佛教艺术的一大演变。

      中国的石刻佛象,在早期,也曾施以彩色,这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中,曾存有一石刻造象,当时所上的色彩,完好如新,末曾剥落,可以为证。在云冈石窟中,也尚有几处,保留着古代的色泽。其他如显露在崖外的大佛,色彩久被风雨所蚀,洞内的佛象,更不少为圬漫所损,已失去了原来的精彩。曾记江南栖霞山(摄山)石刻诸佛,于三十年前,被装修改覌。这都可以说是泥塑盛行,连精致的石刻,甚至也被改造了。今存摄山舍利塔,雕刻优美,以此证知栖霞诸佛,当时也应是出于名工之手。至于麦积山石刻,因系砾岩,当雕造之初即曾外加泥塑,施以彩色,它与其说是石刻,无宁归于彩塑之中,更为正确。麦积山第135号窟中有石造立佛三尊,第127号窟,有石造坐佛一尊,石材非本山所出,都很精美,可见泥塑与石雕,在当时就是并行的。

      凿窟造象的技术,中国与印度相同,但造窟的形式与造象的形式,在中国都有变化,与印度不同。此外尚有各寺庙中的造象碑,自北魏以来,也非常盛行。碑碣的制度,本来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不过自从佛教输入后,才有造象碑。佛教造象碑,有很伟大的作品,例如北魏永熙二年(公元五三三)大造象碑。至武定元年(公元五四三)功就,施工历十年,方始完成。最上刻佛象,其次护法,再次维摩诘经变,再次诸供养人,下为碑文,图文并茂,此碑可为造象碑中的代表作品,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盗去已久。他如日本东京大仓集古馆,存一北朝造象,背光后刻诸杂技艺,也非常精美。造象碑盛行于北朝,是佛教艺术中的独创形成。

      雕刻经幢,也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所特创的。经幢本来是以织物制成,在幢上书经,故名经幢。随风飘转,以代诵读。在中国取其经久不坏,用石雕刻而成,其上所刻的经文,多是真言宗的咒语,唐代曾留下不少这一类的遗物。到辽金时代,陀罗尼经的经幢,尤其盛行,在佛教雕刻中,这是中国自己独创的形式,为印度所无。

      佛教雕刻,以佛象为主,佛象的式样,在中国历世都有变化。佛象之在印度,因系热带衣着极薄,且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如云冈第十七窟至二十窟的本尊,都是所谓“偏袒右臂式,”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至右腋下。衣服的边缘搭在右肩头,右胸及右臂都裸露在外。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第八窟和二十窟的左右夹侍是所谓“通肩式”,宽袖的薄薄的长衣紧紧贴在身上,随了躯体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以上两种衣服的式样,在早期的佛教造象中是很流行的,大槪是原从印度传来的式样。其后演变为中国的服装式样,如云冈第十六窟的本尊是“冕服式”,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有带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第十九窟左窟中,垂脚坐的大佛,衣服也是这种式样。从这种式样,可以推知其从印度接承的图样。大槪“偏袒右臂式”和“通肩式”,比较为早期的形式,根据外来的型范所造。“冕服式”是中国式佛象的特点,联带的,有些菩萨象的中国式样,是下身着裙,上身为左右两肩披下的两条飘带,十字交叉在腹前,而代替了偏袒式上身悬挂璎珞的装扮。由衣服装饰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气候不同的影响,在造象艺术上,而有不同的表现。

      自唐以后,佛象和菩萨象,更加中国化,中国的雕塑家们,在中国人中间,选取美与健康的典型,作为标准,面容和肌肉,都表现出美与力量,佛、菩萨、力士,也就是最可爱的形象。衣饰、背景、用具都逐渐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雕塑艺术,作到了融合一致。我们看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时代佛象,与南寺明代佛象,去云冈甚近,但是作风不同。这就是其演变的结果。

      到元代以后的佛教雕塑,曾受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的一些影响。阿尼哥传弟子刘元,所作佛象,宽眉细腰,是其特点。这种形式,在西藏佛象中尤其普遍,清代的喇嘛教雕刻,即由这一艺术传统,发展而来。中国的雕塑,把外来的形式融合在自己民族形式之中,在一千五六百年的过程中,大大的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这些伟大的成就,今天是值得我们爱护并继续发展的。(信息来源:佛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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