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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研究的两种路径
     
    [ 作者: 张文良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448   时间:2017-2-12   录入:wangwencui


    2017年2月12日    佛学研究网

        20世纪以来,禅宗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胡适和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著作问世后,禅宗研究一时蔚为显学。铃木大拙长期在欧美著名大学登坛授业,宣讲禅宗的理念,并用英文出版了大量禅宗研究的著作,使“禅”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开始进入欧美思想界的话语系统。

      铃木大拙站在“禅”的立场,从正面肯定“禅”的积极价值,而胡适则站在历史学、文献学的立场,对“禅”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解构。胡适认为,作为禅宗定说的所谓“南宗”和“北宗”的对立是神会捏造出来的;《坛经》严格地说并不是慧能的著作,而是神会之后逐渐编纂和增广而成的;西天二十八祖说和慧能—南岳—马祖的传法系谱都是禅宗为增强自身权威性的杜撰,胡适讥之为“攀龙附凤”。“释迦拈花,迦叶微笑”、达摩的“一苇渡江”“面壁九年”、“二祖断臂求法”、六祖的“闻《金刚经》而悟道”等禅宗故事,虽然脍炙人口,但在胡适实证主义的剃刀下一一变为碎片。由于在禅宗研究方法论上的对立,胡适和铃木大拙曾在国际会议上展开面对面的交锋,但谁也未能说服谁。双方分别代表的“解体”和“重构”的禅宗研究路径,却似乎是两条主线,贯穿于后来禅宗研究的始终。如吕澂先生对禅宗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其如来藏思想背离佛教的根本理念。

      禅宗“解体”派似乎真理在握,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禅宗不仅在历史上曾经辉煌,在东亚各国的文明进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活着的信仰,在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拥有众多的信徒。如果如“解体”派所言,禅宗的历史是一部谎言史,禅宗的教理背离佛陀的本怀,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如王维和苏轼等一流文人、张商英和王安石等一流政治家也会醉心于禅宗,也难以解释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禅宗不仅在东亚各国而且在欧美仍然能够吸引众多的知识分子。因此,禅宗作为佛教一大宗派的权威性,不能靠几篇考证文字和站在特定信仰立场的批判就能够消解。

      在二战后的日本禅宗研究界,最先从正面回应胡适的“解体”挑战、力图“重构”禅的历史的学者是柳田圣山。柳田圣山与胡适一样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敦煌文献和唐代的碑文资料进行细腻的文献辨识和史实考证,以期尽可能地还原禅宗史的真实。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但研究的目标却迥异。胡适的研究目标是证明禅宗史的虚构性,而柳田圣山的研究目标则是透过这些文献的编纂史,发现这些文献被编纂的真实的历史背景。柳田圣山也承认这些禅宗文献包括《坛经》是后世编纂出来的,但他不是如胡适那样将其视为谎言而丢弃到垃圾堆中,而是将虚构的过程看成活生生的真实的历史。换言之,文献的虚构史,其背面恰恰就是禅宗真实的发展历史。从这一方法论出发,柳田圣山对《达摩语录》《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传说,力图还原出其背后“真实”的禅宗历史。

      虽然柳田圣山确立的研究方法论总体上值得肯定,但是,一方面,柳田圣山的研究局限于初期禅宗的历史,即所谓“古典禅”的阶段,而对宋代之后的禅宗历史未能多加涉及,留下很大的研究空白;另一方面,柳田圣山的研究多局限于文献的成立史研究。这种研究虽然使其构建了作为“实证史学”的禅宗史,但这种禅宗史是不完全的,因为更值得关注的禅宗思想史和禅宗教团史无意中被忽视和屏蔽了。

      伊吹敦《禅的历史》批判地继承了自铃木大拙以来日本禅宗研究的传统,同时吸收了20世纪以来禅宗研究的成果,除了体例的创新、内容的丰赡,在研究方法论方面也别开生面。在研究方法论上,他继承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这可以说是“照着讲”的一面。但其早期禅宗研究,特别是“北宗禅”的研究不是简单重复前人成果,而有新的拓展,这可说是“接着讲”。在新材料的收集和解读方面,伊吹敦勤于搜罗与爬梳,成果丰硕。如关于敦煌文献,除了前人注意到的禅宗文献之外,伊吹敦又独自发掘出了《通一切要义集》(《大乘五方便》的异本)等。基于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伊吹敦提出许多关于早期禅宗的崭新见解。如从教团形成的视角看,东山法门是中国禅宗的真正起点;戒律向清规的转变是禅宗获得独立地位的重要标志等。从思想史和教团史“重构”中国禅宗史正是柳田圣山指出了方向而未能完成的工作,伊吹敦的《禅的历史》一方面否定了传统的达摩—南岳—马祖的传承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解体”;另一方面,它又没有走向胡适式的禅宗历史虚无主义,而是力图建构掩没在历史枝蔓下的真实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它无疑是一种“重构”。

      伊吹敦的“接着讲”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禅宗史的“东亚视野”,旨在佛教研究中打破习惯性的国别界限,放眼于整个东亚佛教来重新梳理佛教思想发展的线索。《禅的历史》从全书的框架看,包括“中国的禅”、“日本的禅”、“禅的现状”,其中,在“日本的禅”部分,详细描述了中国禅的传入及其对日本禅的影响。“东亚”是地理概念、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在构筑东亚的思想史时,超越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从“东亚视野”出发进行把握,才有可能趋近历史的真实。(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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