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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与佛老
     
    [ 作者: 佚名   来自:《光明日报》   已阅:1394   时间:2016-12-24   录入:yangsihan

     

                                  2016年12月24日 佛学研究网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书。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教与道教(佛老)人士对《中庸》的重视与提倡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老人士对《中庸》的重视与提倡,始于南北朝时期的戴颙与梁武帝。戴颙出身于南朝刘宋的一个隐逸世家。根据《宋书·隐逸传》的记载,他曾著有《逍遥论》一书,以“述庄周大旨”,可见戴颙在道家学说上应该有很高的造诣。戴颙对佛教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佛像雕刻方面,戴颙与其父戴逵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当时宋世子铸造了一个精铜佛像,但是面孔显得太瘦,工人又无力修改,就请教戴颙。戴颙稍加指点,问题立即解决。后世对戴氏父子的佛像雕刻技艺赞叹有加:“二戴像制,历代独步。”(弘赞《兜率龟镜集》初集)就是这么一个兼尚佛老的隐士,曾撰有《礼记中庸传》二卷。这是史书上个人研究《中庸》的最早记载。

      与戴颙的隐士风格相比,梁武帝萧衍可以说是声名显赫。但梁武帝的闻名非仅以其文德武功,更因其佞佛谄道。梁武帝与道教茅山派创始人陶弘景私交甚笃。梁武帝当年起兵叛齐时,陶弘景曾奉表拥戴。梁武帝登基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咨询陶弘景,以至于陶弘景被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南史·陶弘景传》)。梁武帝后来舍道归佛,曾经四次舍身出家,每次都是朝臣用重金才将其赎回。梁武帝平日不但自己升座讲经,还令王侯弟子皆受佛诫,臣子奏表上书也必须称其为“皇帝菩萨”(《魏书·萧衍传》)。根据《梁书·武帝纪》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梁武帝一生著述颇为可观,以千卷计,其中就有《中庸讲疏》一卷。

      戴颙与梁武帝的《中庸》著述皆已不传,但从他们的佛老背景来看,其著述中必定会熏染很重的佛老气息。

      唐代初期,《礼记》入选《五经正义》,从而升格为天下士子的科考经书,《中庸》也随之水涨船高,备受关注。到了中唐,禅宗与道教高度发达,禅风道气弥漫士林。很多文坛领袖与士林贤达都把《中庸》作为沟通儒释道三教的一座桥梁。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梁肃,少年时即从天台宗湛然禅师学佛,并“深得心要”(《佛祖统纪》卷四一)。他根据天台教义,撰成《止观统例议》一文,将《中庸》的“诚明”思想与天台宗的止观思想进行会通,提出“复性明静”的哲学思想。被后人誉为“闽学鼻祖”的欧阳詹,青年时期曾与泉州著名道士蔡明浚、逸人罗山甫有“合炼奉养之契”,一起隐居修炼三年(《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王式书》)。欧阳詹曾撰有《自明诚论》一文。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欧阳詹曾引用了《中庸》“明诚”之语来论证人之天性根器。

      中唐士人的著述中,哲学造诣最高的当属李翱的《复性书》。在此书中,李翱通过对《中庸》等儒家文献的理论进行发挥,精彩地论证了其“性善情昏”与“诚明正性”的哲学思想。众所周知,李翱是中唐时期排佛健将韩愈的弟子与侄婿,但他同时与僧众也过从甚密。他在问道南禅曹洞宗始祖惟严时,留下了“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名句(《宋高僧传》卷十七《唐朗州药山惟俨传》)。李翱还曾师事天台居士梁肃,其《复性书》与梁肃的《止观统例议》,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论证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学界甚至认为,李翱“复性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梁肃的“复性明静”(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七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士人在以《中庸》融会儒释道三教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中庸》“诚明”思想,并形成一个长达三四百年的中心议题。北宋范仲淹在科举考试中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陈襄曾撰《诚明说》一文并进献给宋神宗,直到南宋王柏还写有《诚明论》一文。

      两宋时期,道学兴盛。北宋儒者普遍重视《中庸》。范仲淹曾经劝张载读《中庸》,胡瑗、司马光、刘敞、二程、游酢、杨时、吕大临、晁说之等北宋大儒与道学大家也都给予《中庸》以高度重视,并有专门著述。从北宋杨时到南宋李侗还传承着一个“静中体验未发”的道学诀要,这就是“道南指诀”。后来,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又从道南指诀中相继悟出“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从而奠定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至高地位。无论是道南指诀,还是中和之说,都源于《中庸》首章。

      但宋代对《中庸》进行大力提倡与表彰之首途者却不是道学家,而是佛教徒,尤其是智圆与契嵩。孤山智圆是宋初佛教天台宗山外一派的义学名僧,终生服膺《中庸》,甚至自号“中庸子”,并作《中庸子传》三篇,将儒家的《中庸》与天台宗初祖龙树的《中论》相提并论。明教契嵩是禅宗云门宗的第五代嗣法弟子,对儒家经典尤其《中庸》极为重视,曾撰《中庸解》五篇,对中庸与礼乐及人性的关系进行了精到的阐释。智圆与契嵩等佛教徒对《中庸》的大力提倡,直接影响了宋代道学家对《中庸》的重视。尤其是智圆,陈寅恪先生曾说他“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余英时先生进而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回流假说”:“《中庸》在北宋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绪说》)

      南宋以后,《中庸》合入《四书》,地位迅速上升。元仁宗时期,《四书》被定为科场教材,《中庸》从而成为天下士子科考的必读书。于是关于《中庸》的研究著述也随之大增,其中几个佛门弟子的《中庸》著述颇为引人注目,比如明末高僧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有同名著作《中庸直指》,觉浪道盛有《学庸宗旨》,近代的佛教居士欧阳渐也著有《中庸传》。《中庸》与佛教的这种紧密关系,甚至让清代经学家姚际恒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好禅学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禅学。”(《礼书通论·中庸》)

      佛教与道教人士对《中庸》的重视与提倡,客观上促进了《中庸》的思想传播与地位提升。《中庸》的佛老化解读,也深化了儒家的义理之学。而佛老通过《中庸》这一儒家经典,援儒释佛,借儒解道,也增进了其世俗化的广度与深度。可以说,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漫长过程中,《中庸》起到了一种积极的中介作用。(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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