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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博物院藏弥勒造像的艺术表现形式 [王乐庆]
     
    [ 作者: 王乐庆   来自:《法音》   已阅:645   时间:2016-11-6   录入:yangsihan

     

                                  2016年11月6日 佛学研究网

        弥勒信仰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即已始之,无论是上升兜率天的弥勒菩萨,还是下生阎浮地的弥勒佛,或是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都广受崇奉。在中国,随着弥勒经典的不断译出和广泛传播,弥勒信仰在上层社会乃至民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先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信奉对象[1]。在我国公元460年到公元529年之间,弥勒造像在所有造像中的比例在15%以上,多时达到20%甚至30%以上[2]。从现存的佛教遗迹看,我国东汉末年即开始出现弥勒的造像。历代以来,石窟雕塑、金铜石木各种类型的弥勒形象大量涌现,占据着佛教造像内容的半壁江山[3]。西安博物院所藏佛教造像中,有关弥勒的题材占了相当部分的比例,从早期的交脚形象、半跏思维形象到中期的禅定式或倚坐式佛装形象,再到后期的袒胸露腹大肚形象,它们的艺术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一、交脚形象。北朝时期是弥勒菩萨信仰的鼎盛期,此时的弥勒菩萨根据《弥勒上生经》的描述,多为交脚形象,交脚弥勒是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宫为诸天说法时的形象。关于交脚坐图像的意义,目前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源于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称与开凿云冈石窟的鲜卑民族有关,鲜卑民族贵族崇尚交脚坐姿,其习惯也被移植到弥勒造像中;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源于王者的坐姿[4]。西安博物院所藏弥勒造像中,以交脚造型居多。
      
      1、贴金弥勒菩萨坐像,铜质,北魏,通高10.8厘米,1973年西安市莲湖区出土。菩萨头戴高花冠,双耳垂肩,面稍向右侧,表情祥和。双手相迭贴于胸前,右手在外,左手向内,下着长裤,双腿相交坐于圆形团座上,全身鎏金,稍有脱落。后有圆形顶光及花瓣形背光,背光周边刻火焰纹。背面镌刻“道士刘□甲”五字。
      
      2、始光五年铭赵忠信造背屏式弥勒佛坐像,砂石,北魏,残高30厘米、宽23厘米、厚9厘米,1974年西安市雁塔区三爻村出土。此尊坐像带有花瓣形背屏,为双面雕刻,下有长方形基座。正面为高浮雕弥勒佛与二菩萨,弥勒头戴花冠,宝缯飘垂,双耳垂肩,面形方圆。身着双领下垂式通肩窄袖外衣,外衣雕刻为明显的竖条纹,腰束裙带。右臂下垂置于右膝上,掌心朝外,五指伸直向下饰触地印。左臂前屈于胸前,五指伸直向上,掌心朝外。双腿相交坐于高台方座上,脚下有一小矮人举双手用力向上托住弥勒双脚。座两侧菩萨头梳高髻,发梢垂于双肩,戴花冠,面形椭圆,肩搭帔帛,身着竖条纹衣裙,腰系裙带,一手置于胸前,一手下垂提帛带,跣足分别侍立于狮子上,狮子只现头部,面朝前。坐像背部采用减地雕琢法,雕刻内容为佛传故事与佛本生故事中的片段,侧面采用阴线雕刻缠枝忍冬花。基座背面用魏体镌刻铭文题记,从左至右为:“始光五年(428)岁在丙辰五月朔日弟子赵忠信公孙为施乐善愿造乐(药)师佛菩萨□□弥勒□□佛赵全家供奉”。
      
      3、太昌元年铭郭道疆造像碑,砂石,北魏,高94厘米、宽45厘米、厚10.5厘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西安市西郊潘家村出土。此造像碑为长方形碑石。正面雕刻两龛,上下排列。上龛为尖拱顶形,龛内雕有佛、菩萨及胡人等;下龛龛内则雕刻有身着菩萨装的弥勒像一尊,头戴花蔓冠,颈饰项圈,肩搭帔帛,下着长裙,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于左腿上,脚下有一小矮人,双手向上举弥勒双脚,矮人两边共有四位供养人磕头作揖,龛两侧各有两位菩萨,均双手合十面向菩萨,跣足而立。碑的两侧边沿雕刻铭文题记,但多已漫漶不清,仅右侧铭文“太昌元年(532)岁次壬子八月十五日佛弟子郭道江为亡夫造石像一区愿上老上生天上待遇”等三十六字可识。右侧面雕刻有坐佛及供养人等像。
      
      4、佛造像碑,砂石,西魏,为竖长条体碑石,带有长方形盝顶高台座,四面雕刻。该碑造像布局为上中下三列,中部雕刻一圆拱顶方形龛,龛内龛外合并构图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上方雕刻一排七尊佛,下部雕刻两只护法狮子与两身驭狮奴。背面雕刻身着菩萨装的弥勒像,头戴莲花冠,冠带飘飞,面相秀美,颈戴项圈,肩搭帔帛,帛带在胸前穿过圆环交叉,呈“X”形,下着紧腿裤,双手施无畏与愿印,双腿相交,跣足坐于高台方座上,座下有覆莲花瓣。后有圆形素面顶光,两侧及顶光上方雕刻有枝叶茂盛的菩提树叶。两侧面采用减地雕刻法雕刻佛弟子及供养人像。该造像雕刻精细,线条流畅,属北朝精品,从佛、菩萨的造型特征及服饰看,与西安博物院藏西魏“大统三年砂石四面造像碑”上所刻佛、菩萨的造型和服饰极为相似,由此推断该造像碑应为西魏时期的遗物。[5]
      
      5、四面造像碑(见中插图5、6、7),白石,北朝,为竖长方体碑石。覆斗形顶,四面均为竖长方形龛,正面龛内浮雕一佛二菩萨,右侧面及左侧面龛内分别浮雕一高肉髻佛,背面龛内则浮雕一弥勒二菩萨,弥勒头戴高花冠,颈饰项圈,胸佩璎珞,坦露上身,斜披络腋,下着长裙,双手置于胸前施转法轮印,双腿交叉坐于高台座上,双脚踩于仰覆莲花座上,身后有舟形背光和由四道同心圆组成的圆形顶光,两侧菩萨双手合十躬身侍立。
      
      6、鎏金交脚弥勒坐像,铜,唐代,通高14.5厘米,1965年西安市户县牛东公社(乡)花园村出土。菩萨头梳高肉髻,戴宝冠,宝缯下垂。上身半裸,斜披络腋,肩披帔帛,下着长裙,长巾与璎珞向下垂至腹部,呈“X”形交叉,分别搭于左、右臂。颈部饰项圈,且有三道蚕节纹,胸佩璎珞,双腕戴镯。面形方圆,头略低垂,双目下视。面部表情和悦。右臂抬起向上半举,掌心朝外,五指向上,施无畏印,左臂弯曲向前平伸,掌心朝上,手指残缺。跣足,交脚而坐,衣裙及长巾覆座。
      
      上述几尊交脚弥勒造像除一尊为唐代外,其余皆为北朝时期。交脚坐弥勒菩萨像传入中土后被认为是弥勒的专有坐姿,一度成为判定弥勒菩萨像非常重要的标准之一。研究者对于这种交脚坐姿更倾向于来自于波斯萨珊王朝帝王造型的说法,认为这是早期贵霜帝王、中亚帝王、贵族惯常采用的一种坐姿,而这种坐姿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弥勒菩萨越接近中土,他身上所象征的帝王色彩也就越浓厚。中土的佛教信众更喜欢帝王形象的弥勒菩萨,这或许是交脚弥勒菩萨在北魏时期盛行的原因之一。[6]
      
      二、半跏思维形。菩萨形的弥勒像除了两****叉而坐,还有以一足下垂、一手支颐、以一指或数指微触面颊的半跏思维形,以此来表现弥勒在兜率天宫等待下生的情形。关于思惟菩萨像,研究者指出,大约二世纪在印度出现,延续到四、五世纪,起初其图像意义并没有固定,传入中国后图像意义逐步确定,指太子思惟像或弥勒思惟像,但二者在图像学上的代表意义并无固定的规则可循。[7]
      
      1、双层佛塔,砂石,北魏,高44厘米,1987年西安市莲湖区唐礼泉寺遗址出土。佛塔为方柱形,平面呈正方形,原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构成,现塔刹残缺。塔身分上、下两层,下宽上窄,每层都是四面开龛。根据上部雕刻的瓦垄屋椽、斗拱和人字拱判断,此塔应为仿砖木结构的塔,塔斗拱上涂有红色。上层四面中,有一面刻结跏趺坐佛,第二面雕刻一弥勒二菩萨,弥勒头戴高花冠,宝缯下垂,双手置于胸前,双腿交脚而坐,两边各站立一身菩萨;第三面为尖拱顶龛,龛内浮雕一弥勒,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双腿交脚而坐,龛外各有一菩萨;第四面雕刻有一思维菩萨像,菩萨坐于阎浮树下,右腿置于左腿上,右手支颐,俯首下视,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下层四面均刻佛及菩萨造像。这件佛塔上层龛内有两面弥勒菩萨像,有一面思维菩萨像,表现了弥勒在未成佛之前高居于“兜率天宫”菩萨院时的情景。在此类造像中,弥勒造型一般都在上层。
      
      2、造像碑,白石,北朝,高50厘米,1981年西安市莲湖区广仁寺出土。为一竖长方体碑石,由碑首、碑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碑首为半圆形,顶上雕刻四条两两相互缠绕的盘龙,爬伏于碑顶;碑身四面雕刻佛龛,其中正面雕刻尖拱顶龛,龛内浮雕一佛二菩萨;背面同样雕刻尖拱顶龛,龛额正中饰云纹,两角饰圭形纹,龛内浮雕一弥勒二菩萨,弥勒头戴花冠,宝缯下垂,颈带项圈,肩搭帔帛,下垂交叉于腹前,右手贴于胸前,半跏趺坐于高台方座上;右侧面则为方形龛,龛额饰石榴纹,龛内浮雕一思维菩萨,头梳高髻,面形丰满,弯眉连鼻梁,嘴角上翘,面带微笑,肩搭帔帛,下着长裙,腰束裙带,腕戴镯。右腿压于左腿上,跣足侧身坐于墩座上,腹部向左倾,头及胸部向右倾,右手支颐,左手扶于右脚腕上正在深思。
      
      半跏思维像姿势闲适、神态优美,它的制作不仅在我国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就是在韩国和日本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亦时有发现。在中国,半跏思惟像只用来代表悉达多太子和弥勒菩萨。关于太子思维像,在《过去现在因果经》、《佛本行赞》等典籍中均有提到:太子悲悯众生,感于人世无常,而常思惟。但关于弥勒思维像,在弥勒经典中,却不见相关记载。这种思维像为何会用来代表弥勒,令人迷惑,尚需进一步研究和考证。[8]
      
      三、禅定式或倚坐(立)式佛装形象。大约在6世纪前半叶,交脚弥勒终于退出了中国造像序列,代替交脚弥勒佛像的,是倚坐弥勒佛像。表示中国逐渐流行对弥勒下生的信仰,同时开始出现穿上佛装的弥勒造像。
      
      1、景云二年铭司马将□造弥勒立像,铜,唐代,高8.4厘米,1983年西安市文物商店移交。菩萨身着通肩袈裟,内着长裙,头顶高肉髻,面形短圆,表情喜悦,双耳垂肩。两臂下垂,双手掌朝外摊开,五指并拢,跣足立于覆莲花台上,莲花下有赑屃座,尾朝前,头朝后,脖颈伸直,前腿朝前呈爬伏状,菩萨身后通体背光,背光满饰阴刻细线条状火焰纹,头部有圆形顶光。背面镌刻有该像雕造时间及发愿铭文:“景云二年(711)六月十七日司马蒋妻□十三娘□□兄敬造弥勒下生一铺三者生天家口平安。”
      
      2、孝昌二年铭上官信率子胡速造弥勒佛,白石,唐代,通高54.5厘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安市雁塔区唐青龙寺遗址出土。造像采用圆雕手法,表情端庄。结跏趺坐于椭圆形须弥座上,左腿朝上。上身着僧祇支,外披袒右肩袈裟,头有乳丁状罗髻、肉髻,双耳垂肩,颈部有三道蚕节纹。左臂向前弯曲,左手置于左腿上。右臂残缺,从肘部断裂处连接孔的方向判断,原应为上举状。座侧面从左至右镌刻有发愿铭文,共四十七行,残存132字,每行二至三字不等:“夫冲至道非圣哲无以阐其微□千砂果非上无以穷其奥□采南山白石造弥勒相一区上为今上皇帝东宫皇子祈皇图永固圣□无穷僭伪之国□□□□城内清平人民安乐下为亡世□母及现□眷属亡者早□极乐生者永获庇福各界群生咸同此原孝昌二年(526)太岁历丙午七月朔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上官信率子胡速造讫。”铭文内容显示此造像为北魏时期,但从其面相、衣纹,特别是趺坐的足部以佛衣包裹这一细节,判断应为唐代造像,其字迹和行文也非北魏时物,铭文应为后刻[9]。该造像采用直平刀法雕刻,衣褶呈阶梯状,线条简洁、流畅,衣纹稀疏,具有西域人面相及体魄健壮的风格。
      
      结跏趺坐的弥勒佛从形态上并无特别区别于其它结跏趺坐佛的显著特征,因此,如果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或铭文记载,则会很难判断佛像的身份,这或许是结跏趺坐弥勒佛数量较少的一个原因。
      
      弥勒佛或者弥勒菩萨的形象同其他佛造像一样,随着经典的不断译出和地区的文化差异而演变发展。弥勒作为佛的形象的盛行与弥勒作为理想王的化身有关,在弥勒经典中,弥勒作为理想王的化身有五种:一是天帝释,二是兜率天王,三是国王,四是转轮圣王,五是其他诸王。理想王具有救世主的角色,这是统治者所愿意大力宣传和人民乐意接受的双赢对象,故自魏晋南北朝之后,弥勒造像以佛的形象最为流行。[10]
      
      四、袒胸露腹大肚形象。宋代之前的弥勒像有上生菩萨形和下生佛形两种,而弥勒佛形图像和其他佛教图像一样,必须严格遵循经论中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造像仪轨来塑造,但在两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意识的高涨,出现了与前代迥异的面带笑容的大肚弥勒佛,此形象是晚期“布袋弥勒”的定型形象,研究者普遍认为它的原型是五代后梁时期的明州(宁波)高僧契此和尚。这种形象与早期端庄秀美的弥勒上生菩萨像及庄严静穆的下生弥勒佛像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民间的世俗需求,此期雕造的各式各样的弥勒图像均让位于布袋和尚的形象,至此弥勒图像的发展走向了完全世俗化与中国化的终极,标志着宋代佛教神祇造像已深深地融入了世俗生活,从而取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1、弥勒坐像,铜,明代,通高23厘米,1972年西安市新城区汽车配件厂出土。通体鎏金,稍有脱落。光头,面形圆满,表情喜悦,方颐,双眉高凸粗弯,双耳垂肩,身着袈裟,坦露左肩,敞胸露肚,鼓腹,右臂置于右膝上,手执佛珠,左臂扶于座上,手执花带,跣足坐于一花边团座上。
      
      以布袋和尚的形象取代以往的弥勒造像,是中国佛教造像的一个巨大变化。经过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不断加工,一个蹙额硕腹、笑口常开、轻松随和的弥勒形象出现在了佛教殿堂中,这种来自生活的平民气息与和蔼可亲的艺术感染力,受到广大平民信徒的欢迎,更是影响了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布局的改变。它不仅在寺院中单独供养,而且被做成小型造像随身膜拜,体现了弥勒信仰的广泛流行。
      
      在中国历代佛教造像中,弥勒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流布空间最为广阔:根据现存文献和佛教造像遗存看,从印度到中亚,从新疆、西藏到内地,从石窟寺到寺庙,皆有弥勒像的建造;它的尊格最为复杂:既有北魏云冈石窟的交脚弥勒,也有乐山凌云寺、敦煌等处的唐代倚坐弥勒佛像,还有当代布袋弥勒的高僧形象;它的配置也最为多样:既有三世佛、七佛、十方佛与弥勒佛的配置,也有百子戏弥勒、弥勒与十八罗汉的配置;它最后的定型也最为世俗化、中国化:弥勒最后定型于中国布袋高僧的形象,远离高高在上的佛菩萨的庄严肃穆,成为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部分。[11]
      
      弥勒信仰以其鲜明的理论个性和独特的信仰实践在中国得到了继承性发展和变异性发展。弥勒菩萨进入中国后经历了不断中国化的神奇“蜕变”过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依然是中国信众最多的膜拜对象之一。西安博物院所藏这些不同艺术表现形式、不同意蕴内涵的弥勒菩萨造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深刻影响,对研究佛教在中国的流行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信息来源:《法音》)
      
      【注释】
      
      [1]方立天:《略论我国的弥勒信仰》,《佛学研究》第2期。
      
      [2]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第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张雪芬:《试论北朝时期中原北方弥勒造像的演变》,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4]释见证(古骐瑛):《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弥勒图像与信仰》,第143一149页,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5][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文物精华之佛教造像》,4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6]林伟:《从交脚弥勒菩萨造像的流行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111~112页。
      
      [7][8]李玉眠:《半枷思惟像再探》,《故宫学术季刊》3卷3号,1986年。
      
      [10][11]王忠林:《弥勒图像的大像研究》,《新视觉艺术》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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