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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佛教的传播与兴衰
     
    [ 作者: 佚名   来自:凤凰佛教   已阅:2567   时间:2015-8-6   录入:yangsihan

     

    2015年8月6日 佛学研究网

      古长安即今西安(以下简称长安),是我国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朝代建都之地,素有“秦中自古帝王都”之称,是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曾经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佛经的翻译,又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和向世界传播佛教文化的中心。

      长安佛教,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显密兼弘,各宗并隆,塔寺林立,高僧辈出,四大译师,五大译场,大小乘典,远播重洋。不论从翻译方面、文化方面以及宗派源流、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国际交往等方面都有着伟大的贡献。长安佛教在我国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佛教传入汉地的年代,历来史书记载,公认为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由西域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来到洛阳,安住于皇帝命在洛阳建造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翻译佛经,这是印度佛教正式传入汉地的开端。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佛教传到长安。先于汉长安城南郊建立福应寺,即今卧龙寺之前身,这是佛教传入长安的开始。从晋武帝泰始二年至晋惠帝永康二年(266—301)期间,有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长安,护系敦煌人,因有“敦煌菩萨”之称,遂于长安城青门(东一门)之外建立敦煌寺,令其于内主持译经,译出正法华经、涅槃、宝积等经74部,177卷。从学僧俗达千余人,“寺庙图像,崇于京邑”。至此,长安佛教已开始大为弘传。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龟兹高僧佛图澄来到洛阳,他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学识渊博,知见超群。道安大师(今河北冀县人)于后赵石勒的邺都(河南临漳)遇佛图澄,从之受学,十余年间,颇受教益,到处弘扬法化。襄阳名流习凿齿闻其高名,致书敦请南下弘法。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苻坚发兵攻占襄阳,道安被延致来到长安,苻坚对其非常器重,遂迎请住在城内五重寺宣讲佛法。并赐安为国师,称“东方圣人”,安曰:“龟兹有鸠摩罗什,他才是圣人”。道安在长安的七八年中,他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授法之外,最主要的是极力倡导译经事业,网罗学僧,创译印度初期佛教经律,这是中国有组织译经的开始。道安为使法化迅速东传,曾一再向苻坚建议,迎请龟兹(今新疆库车境)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从事译经。坚于建元十八年(382)遣骁将吕光率兵七万伐龟兹,攻陷后挟什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光闻坚被姚苌所杀,即踞凉州,独立为王,并留什于此。18年后,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伐凉灭吕,始迎什入关,兴待以国师之礼,设立国家译场,请入逍遥园长安大寺中(即今户县草堂寺)等处,集名僧僧肇等八百余人广译经论。当时四方义学沙门次第群集长安者达三千人,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称。据《大唐内典录》载,罗什在20年中,译出经论94部,425卷,这些经论关涉到后来所形成的佛教各种宗派。至此,长安佛教逐渐兴盛,佛徒数以万计,闻名全国。还有最早西行求法的朱士行,和这一时期西行求法的法显都是从长安出发的。可见佛教初传时期,长安即处于地理的要冲地位。

      北朝时期几代皇帝更是崇佛,建寺修塔,风靡一时。长安城内主要佛寺已有13处,如陟岵、陟屺二寺建筑规模之大,装饰富丽堂皇,堪比皇宫,对佛教的发展又推进了一步。然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先后有灭佛之举,使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北魏太武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时有沙门僧周率数十人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太白山)隐避,后令弟子僧亮回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恢复佛教。周武灭法时,高僧普安栖隐于终南山楩梓谷(今天子峪),又引*(左青右彡)渊法师同至。后来,又有京邑名僧静蔼法师等30余人逃避法难至终南山楩梓谷。之后,宣帝嗣位,诏令建寺,令沙门入寺行道。静帝继之,左丞相杨坚(即后来之隋文帝)辅政,命全国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于陟岵寺度僧二百余人。至此,佛教得以正式恢复。

      隋唐之世,长安两朝帝都由于君主的崇奉和倡导,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长安成为全国传播佛教的枢纽。译经事业的兴起,更为突出。隋开皇初,文帝下诏设译经馆于大兴善寺,请早已来华的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舍那崛多,达摩及多,世称“开皇三大士”,先后入住译馆,译出经论59部,262卷。此时中国沙门彦琮才华学识,一时无双,且谙习梵文,文帝诏令译事,并论定翻译的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这是中国沙门创译佛经之始。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历经艰险,终于携带梵本经论657部回到长安。先后在弘福寺、大慈恩寺及玉华宫,对佛经进行了大量的翻译,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在19年中译出经论25部,1335卷。这些译典开扩了我国人民的眼界,丰富了我国学术文化的内容。中宗神龙二年(706)在大荐福寺设立译经院,请由印度求法回国的义净三藏在此译出经论61部,260卷,其中涉及华严、唯识、律部和密部等经论。武周长安年间(702),曾请三藏沙门实叉难陀来华,于清禅寺设立译场译出华严部、宝积部、律部、密部19部,107卷。主要奉武后之诏译出《华严经》80卷。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复于大兴善寺设立译场,先后有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此译出大量密部要典。不空所译就有110部,143卷。中国沙门一行曾应玄宗之请,来到长安协助善无畏翻译《大日经》,并著有《大日经疏》20卷,使密宗教理的组织合理化。

      由晋武帝到唐玄宗450年间,前后有译师46人,译出的经论各有特色,可以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来华,所译经论总数597部,3052卷,占全国2/3。所著作的论、疏、录、集、传、注等居全国之首。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佛经的翻译,宗派的创立,给中国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其丰富多采,有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故一般人认为,佛教在长安,当隋唐之世“如日中天”是黄金时代。

      由晋初到唐末的六百年间,长安佛教曾出高僧56人,被敕封国师者12人。由于这些大德高僧的呕心沥血,辛苦传译,隋唐时期先后创立形成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八大宗派,除天台宗依罗什在草堂寺所译《妙法莲花经》创宗于江南,禅宗也主要形成于江南外,其余六宗如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俱发祥成长于长安,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结晶。还有隋开皇时信行创立的三阶教,在长安曾盛行一时。各宗祖庭俱在,各有承传,故一般人称,印度是佛教导源地,陕西长安是佛教第二策源地,声誉远播,影响中外。如日本、新罗等国的学问僧,不顾海涛风险,纷纷来到长安求学佛法。回国后各自立宗传教,成为他们吸收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随着佛经的翻译,教义的弘传,宗派的创立,寺院的建设也占着长安佛教发展的重要成份,隋文帝在初移大兴城时,便立寺额120方于朝堂,下诏有能修造者任便取之。至唐初长安的独立寺院已达157座。其建筑群有六处,每处面积数百亩,殿宇、廊庑数千间,建筑宏伟,规模壮观。如隋文帝所建大兴善寺,“金碧辉煌、壮甲海内”。特别是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屋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能比者。”再如唐贞观中,太子李治为其生母文德皇后祈福所建大慈恩寺,“红楼绀殿,飞阁穿廊”,凡13院,总计1389间。唐代宗为其生母章敬皇后追福建立章敬寺,“殿宇林立,穷极华丽”。计48院,4139间。“天下名僧大德丛萃其中”。在富丽堂皇的殿宇内,由名画家绘的壁画更是当时的风尚,如曹不兴、顾恺之、闫立本、吴道子、王维等皆以擅长佛画传世。据《唐两京城坊考》载,28个佛寺中,就有48位名画家的绘画,展示了他们的绘画艺术风采,给佛寺也增添了光辉灿烂的景色,在相互影响中,发挥了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作用。长安佛寺建设布局比较集中,据《唐两京城坊考》载,长安外廓城108坊,就有僧寺126处、尼寺31处。其它史书所载有名而不知其寺址所在者50处。还有长安樊川的八大寺院更为驰名。终南山一带的名刹古寺星罗棋布。佛寺总计占全国五分之二,长安佛教发展至此已达顶峰。但又遇武宗灭法之厄运,长安城内首当其冲,占产逐僧,毁寺搬像,除庄严、西明、慈恩、荐福四寺保留外,余尽拆毁,使长安佛教惨遭摧残。不久宣帝即位,再阐真宗,迅速诏令恢复,使法轮再转,佛日重辉。到了唐末又逢战乱,寺院多毁于兵火,又使长安佛教元气大伤。五代虽战争频仍,而寺院又有恢复,唯周世宗柴荣复有灭法之举,遂使长安佛教一蹶不振。

      宋代建立政权之后,以反北周禁佛的法令,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收人心。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先度童行8000人,继而派遣沙门行勤等150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宫张崇信往益州(四川成都)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使佛教的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但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对长安佛教来说,已失去弘传地位,只是对寺有所修复而已。自禅宗盛行以来,律寺、讲寺多改为禅林,卧龙、草堂、兴善、荐福诸寺传临济宗,慈恩寺则传曹洞一宗。金代在北方建立王朝以后,佛教信仰流行,有一定的发展,长安地区也沾其余荫。元代建国之初,即对佛教极力保护,长安虽距京师较远,而草堂寺现存令旨之碑内载,皇太子阔端在大西北征战中,仍四次令旨对草堂寺大加修葺和保护,即其一例。明清时代长安佛教亦有起色,明洪武年间,秦愍王朱樉亲自督工修建终南山普光寺。赵崡《游城南》载:“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庄严,为长安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胜者,寺门内莲花池,大数亩,中作藏经阁,环以廊百楹,游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而多是重建寺院,修残补缺,未有弘传之势。民国以来,军阀割踞,战争不息,长安在天灾兵火之下,寺多被毁。所谓僧宝,寥寥无几,弘法利生,不闻于世,佛教将临绝境。民国后期稍有复苏之机,讲经、传戒相继举行。20世纪50年代,康寄遥老居士曾写道:“近代以来,陕中佛教衰败已极。宗风不振,义学久荒,戒德消沉,僧才缺乏。诸祖塔寺,虽尚保存,但只抱残守缺。所谓绍隆佛种,弘宣正法,殊觉暗淡无光,不过令人偶瞻古塔,随时凭吊而已。回忆隋唐盛世,不胜今昔之感”。虽然如此,长安佛教对中国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贡献,对发展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极大的。千百年来,这些历史事实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在当今时代,公认世界佛教的重心在中国,而中国佛教的重心仍然在陕西古长安——西安,只是有待于振兴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特别是十年“文革”中,佛教复遭灭亡之祸。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重申和贯彻。平反冤假错案,收回被占寺院。安排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开办学院培育僧才。流通经像弘法利生,举行传戒后继有人。开展国际文化友好往来,扩大我国政治影响。普遍实行以寺养寺,农禅并重,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长安(西安)佛教有了新的生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机遇,以及日本佛教三大宗派——净土宗、日莲宗、真言宗自1980年以来,多次组织大型访问团来到长安(西安)参拜祖庭,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对振兴长安(西安)佛教也起着促进作用。

      在盛世时代,佛教与佛教文化和其它事业一样,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仅就长安区来说,大多数著名古刹除天池寺、华严寺(修复二塔除外)没有大的变化外,其他如兴教寺、香积寺、净业寺、牛头寺、至相寺以及南五台紫竹林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兴教寺经过复修扩建,呈现出“三殿”即大雄宝殿、后殿、卧佛殿,“四堂”即禅堂、客堂、斋堂、大遍觉堂,“五楼”即藏经楼、方丈楼、兴慈楼、钟鼓楼,以及僧舍一百余间,其规模空前,欣欣向荣;香积寺由原来的三间旧殿增至现今的山门、天王、大雄、法堂四重大殿以及钟鼓楼、地藏殿、僧房百余间,寺前增修的青石牌楼高大雄伟,寺前广场3000多平方米,日本佛教界信徒至香积寺时以为是唐时寺院;净业寺重修扩建后《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一评价:“净业寺住持本如法师募款对寺院进行重修扩建,历时四年完成,这是净业寺千余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牛头寺从1995—1998年进行了有创意的恢复工作,四年时间建起法堂、大雄宝殿、天王殿、寮房、钟楼等,建筑总面积1040平方米,花费人民币1000多万元,仅大雄宝殿金身佛像、庄严彩绘等就用去160万元人民币,大殿内外造型庄严及摆饰在长安独一无二。至相寺、南五台紫竹林的修复扩建也都非常宏伟。多年来,在文物部门的关注主持下,由政府投资对华严寺的清凉国师塔、杜顺塔以及二龙塔进行了整修加固。从组织上看,区政府成立了民族宗教局,全区成立了终南山佛教协会,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总之,不论是佛寺的恢复和发展规模,宗教活动场所的增多,组织的加强和规范管理,僧才的培养提高以及国际佛教文化的交流,都是隋、唐以后历代以来少有的,不是像有人说现在是末法时期,真可谓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僧才济济,后继有人,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宗教工作者和各寺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信息来源: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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