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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期巴蜀藏传佛教之发展
     
    [ 作者: 佚名   来自:四川社科院   已阅:2862   时间:2013-12-16   录入:wangwencui


    2013年12月16日  佛学研究网

        世界佛教以巴利、汉、藏三大语系流传。藏语系佛教称为藏传佛教,是吸收了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与密宗金刚乘的思想,并在与青藏高原藏民族原始苯教的不断斗争和交流中,最终形成的拥有自己传承,在所重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均独具特色的一种佛教文化。传统上,藏传佛教也称为“藏密”或“西密”,以区别于汉地佛教密宗和日本的“东密”。藏传佛教的流传范围,国内主要有西藏、四川、甘肃、青海、云南、内蒙古、新疆等地,至今东北、沿海一带及一些大城市也有所流传;国外则有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蒙古等地,目前欧美等地也日益流行。
       
      (一)藏传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区域及其背景
       
      藏传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四川藏区,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以及绵阳市所辖的北川、平武的几个藏族乡。但历史上,“四川藏区”更多地被称为“康区”、“朵康”或“西康”,地理范围也与今有所不同。据藏文史料记载,古时藏族将他们所居住的区域按地形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上区阿里三围,宛如池塘,高耸着著名的雪山和山脉;中区卫藏四茹,犹如灌溉渠道,拥有广阔的草原和岩石;下区多康六岗,恰似无垠的田野,分布着森林和植物。其中下区多康六岗,即指今青海、甘肃南部、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甘南、川西北(即阿坝地区)在藏语中称为“安多”(阿坝地区属于“安多”下部),简称为“多”(元明时译作“朵”)。而甘孜地区和昌都地区则称为“康”(元明时转写成“甘思”或“甘”)。“康”在藏语中有外地之意,是相对于卫藏中心地区而言。清代赵尔丰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准备在这一带建立行省,因其地理位置在四川省的西部,故取名西康省。此后,“西康”之称被广泛沿用。新中国成立后,西康省的建制仍然存在,称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0年),而今阿坝地区则于1953年成立“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川康合省,之后所称之四川藏区即与今日所称之四川藏区相同。
       
      藏传佛教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即藏传佛教发展的前一阶段,为佛教在雪域高原的传入和建立期。按藏族文史典籍中的神话传说,佛教初传藏地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吐蕃第二十八代王拉脱脱日年赞(254-374年)在位之时,以公元333年《宝箧经要》、《六字明咒》、一肘量黄金宝塔等宝物的传入为标志。但据可靠的历史文86献,佛教大规模正式传入吐蕃,则始于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执政期间,止于9世纪中叶赤祖德赞末年,历时200余年。其间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1)吐蕃第三十三代王松赞干布(617-650年)时为初传时期,佛教从印度和内地两个方向传入吐蕃。当时,与松赞干布联姻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分别带来了释迦牟尼8岁和12岁等身圣像,以及数百卷经典。因发现佛教有助于巩固新生的吐蕃政权,于是王室极力倡导兴佛。松赞干布从印度请来论师,译出多种密宗经典,并修建昌珠寺、大昭寺、小昭寺等寺庙供奉佛像,佛教开始进入藏族社会但未产生实际影响,同时也遭到苯教的强烈抵制。(2)吐蕃第三十八代王赤松德赞(742-788年)时为建树时期。公元755年赤松德赞幼年即位,但一直以来苯教势力和崇苯贵族不断打击、压制佛教,因此即位不久便发生了藏族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直到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并先后从印度请回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静命大师(即寂护)和密教大师莲花生相助,佛教才得以在藏地重兴。期间,有几件事对藏地佛教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一,建成西藏第一座兼具印、藏、汉三种形式和风格、显密同修、并拥有独立财产的正规寺院———桑耶寺,并剃度7名藏族青年成为藏族的第一批僧人,史称“七觉士”(或称“预试七人”),开始确立僧伽制度。第二,广译显密经论,并在藏区各地传播密法。第三,在佛教与苯教的论争中获胜,后又在印传佛教密宗与汉传佛教禅宗的论争(792-794年)中取胜。至此,藏传佛教已初具规模,大体上形成以显宗理论为基础,以密宗为解脱成佛的最高修法,显密共修,先显后密的雏形,加之吐蕃统治集团的有力扶持和推广,为佛教在藏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信仰上和政治上的坚实基础。(3)吐蕃第四十一代王赤祖德赞(即热巴坚, 806-841年)时为高度发展时期。赤祖德赞极力扶持佛教发展,组织校订大量旧译和新译经典,厘定标准,从而推动了整个藏文的改革,史称为藏文规范化运动,并最终完成始于赤松德赞时期的藏译佛典的编目工作;规定“七户养僧”制度,同时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庙产;承袭其父塞那勒赞普的做法,让僧侣参政,并对反佛者一律施以严刑。此时吐蕃王室兴佛达到顶点,佛教基本取代苯教而占据优势地位。
       
      然而赤祖德赞过度扬佛崇僧,僧人享有政教两方面的特权,引起苯教势力和诸多大臣、贵族们的不满。公元841年,赤祖德赞被权臣谋杀,朗达玛被拥立为赞普,并于公元842年至846年实行了彻底的禁佛运动,致使西藏境内的佛教几乎灭绝。前弘期至此结束,之后不久,吐蕃王朝也土崩瓦解。
       
      四川藏区是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藏传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前弘期,主要是隋唐时代,藏传佛教在巴蜀地区的藏族部落中传播和发展起来。
       
      (二)苯教在四川藏区的流传
       
      远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在青藏高原产生,并成为藏族先民唯一信奉的宗教,是苯教。苯教,藏语称“苯曲”、“苯波”,简称“苯”,是一种类似“灵气萨满”的原始拜物教,起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观念。苯教认为万物有灵,崇拜日月星辰、山川湖泊以至天地万物,尤为重视部落神和地方神。因笃信神咒巫术,专事祈福禳灾、祛病荐亡、驱鬼降神、占卜吉凶等活动,所以巫师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苯教信仰在当时的藏族社会影响很大,不仅贯彻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也能参与部落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据苯教史书记载,吐蕃历代君王身边都有一个护命师(即保护国王安全的苯教人士)和一个专为国王讲经或灌顶的苯教国师。更为重要的是,以苯教为主线形成的传统文化,对藏民族的文化习俗、心理构成、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且至今仍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并不亚于佛教。
       
      苯教很早就在四川藏区流传,但其传入的起始情况所知不详。据有关研究,苯教传入四川朵康地区,主要经由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苯教大师主动传教。传说苯教祖师东巴辛饶有六大著名嗣承人,其中一位汉族译师勒党芒波曾到嘉绒地区传教,并埋藏了不少苯教经典。藏文史籍《美言宝论》记载,后来嘉绒地区的苯教徒古尔多美,在今甘孜州丹巴县和阿坝州金川、小金两县接壤处的墨尔多神山西面巴尔亚白岩的右上方,一个如狮子张口式的岩石下面,发掘出勒党芒波秘藏的本教经典三十五部,并将其弘传。据考,勒党芒波活动于吐蕃第九代王布德共杰时代,约在东汉顺帝时期。另外,位于金川县南的苯教发祥圣地———雍忠拉顶寺(清乾隆赐名广法寺)当时已始建。可见,公元2世纪前苯教便已在川西北藏区传播。
       
      第二种途径是吐蕃王朝的兼并战争,促使苯教向川西北藏族部落传播。据《新唐书·党项传》等文献记载,大唐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赤德松赞都曾派兵征服川西北藏区和党项、羌,攻至松州,即今松藩一带,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地属松州管辖。当时吐蕃军队中有大量士兵都是苯教徒,且每支队伍都有苯教巫师随军,以便敬神请神来帮助战斗。胜利后,部分官兵奉命留守该地区,一些巫师和苯教徒也随之定居当地,传播苯教。
       
      第三种途径则因于藏族宗教发展史上的佛苯之争。自从佛教传入藏区,苯与佛之间的斗争便十分激烈。吐蕃王朝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由赞普亲自发动的、强制性的“兴佛抑苯”浪潮,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发生在8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执政晚期,为了平息已达水火不容地步的佛苯之争,吐蕃王室组织了一场隆重的辩论会,而最终苯教败北。于是,既不愿改信佛教,又不愿放弃宗教职业作平民的苯教人士,被迫流放边地,东徙至离卫藏较远的康藏地区,并沿大渡河而上进入嘉绒一带。
       
      总之,作为藏族地区古老而原始的宗教,苯教早在隋唐以前便已在四川朵康地区普遍存在,并在当地统治势力的保护下,发展形成两个核心地区:一是以德格丁青寺为核心的康北地区,包括德格、白玉、石渠、甘孜、新龙等雅砻江上游广大地区;一是以金川雍忠拉顶寺为中心的嘉绒地区,包括今丹巴、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地,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就有“第二象雄”之称。四川藏区也由此成为苯教在继西藏以后的第二个发展中心。
       
      (三)白诺扎那将藏语系佛教传入四川藏区历史上,佛教是从东、西两个方向先后传入四川藏区。
       
      率先进入川西高原的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语系大乘佛教,此传播过程称为“东向传入”。早在南北朝时期,当吐谷浑占据川西北高原时,该地便有北传大乘佛教存在。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曾立九层佛寺于益州。又南朝宋末,僧释玄畅于齐建元元年(479年)四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月,在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内的齐后山建立齐兴寺。而广阳县地域即今阿坝州茂县。至唐代,曾有天宝年间(742-756年)在今阿坝州汶川县修建的天王殿,又有僧智广在今阿坝松潘县修建的大悲寺。由这些零星的史料记载,虽然无法窥见佛教在四川藏区“东向传播”的具体情况,但仍可知其时间大大早于藏语系佛教的传播,而且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直断续存在,也为藏传佛教的输入奠定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基础。至唐朝时期,藏语系佛教开始从西藏进入川西高原,此传播过程称为“西向转入”。其标志是公元790年前后西藏僧人白诺扎那来到阿坝地区传教。
       
      白诺扎那,又译为毗卢遮那,意为“遍照护”、“大光明”。系吐蕃时期尼木地方耿甲巴果家族后裔,约8世纪人。他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正式出家的“七觉士”之一,也是赤松德赞时期25位密宗大成就者之一,与吐蕃王赤松德赞、王妃益西措嘉一起共同成为莲花生大师的心传弟子,号称“君臣三友”。他不仅是藏传佛教前弘期中期著名的密宗大师,更是一位伟大的译师,位居吐蕃时期108位大翻译家之首,为佛教密宗在藏地得以弘扬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因而极富盛名。
       
      公元766年桑耶寺建成后,赞普赤松德赞派出第一批人员赴印度求法,白诺扎那即在其中。留学印度期间,他师从诸多密宗名僧学习金刚乘密法,知识相当渊博。由于他聪慧敏达且具有语言天赋,佛教信仰也极为虔诚,因而被印度人尊称为“毗卢遮那”,正与他的密宗法名暗合。然而,当白诺扎那学成回到桑耶寺后,却受到佛教显教各派和苯教势力的反对和诬陷。赤松德赞虽然竭力提倡佛教,但迫于朝野压力,便不得不让他从公开的佛事活动转入秘密地进行印度佛教密宗经典的翻译工作。最终,他秘密译经的消息仍被朝中掌权派获知,遂被流放至康区嘉绒一带。
       
      相传,白诺扎那在流放初期,同样为当地嘉绒王和苯教势力所不容,并对他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种种折磨。先是将他投入装满有毒青蛙的地牢,又将他投入虱虫满地的土洞,结果毒蛙、虱虫都奈他不得。他不仅安然无恙,且身处险境和磨难也总是自在安详,诵经修法不止。这种大师风范和过人胆识,令嘉绒王十分钦佩,于是释放并礼敬他,且积极支持他在嘉绒一带建寺收徒,弘法译经。他在当地创建的首座宁玛派寺庙———直波罗尔伍寺,位于今阿坝州马尔康松岗地方。由此,藏语系佛教便在四川藏区传播开来。据《青史》记载,白诺扎那曾三赴朵康传授密咒金刚乘教法,其嘉绒弟子玉扎宁波也成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和成就者,并位列吐蕃108位译师之中。白诺扎那及其弟子们在嘉绒一带居住期间的传教、译经活动,为此后藏传佛教各派特别是宁玛派在四川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故阿坝民间尊称他为“点燃东方(指朵康地区,相对吐蕃中心卫藏地区而言)佛教明灯的圣人”。
       
      作为莲花生大师所弘扬的金刚乘密法的主要继承人,白诺扎那被宁玛派尊为该派祖师之一,与印度密教大师莲花生和无垢友居于同等地位。他翻译的密宗典籍,大部分保存在后来形成的宁玛派的总集中。他的学识和功绩,为人们传颂至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地方遍布藏地。在阿坝地区,最为有名的是马尔康卓克基乡的峰壁峡谷中的一处幽丽山洞,叫做“白诺扎普”(意为毗卢岩洞),是当年白诺扎那修行、住宿过的地方。
       
      据说洞内还留有他修行时的面壁身影、掌痕,以及讲经说法时留下的脚印等圣迹,至今香火不绝。因为人们相信,若到白诺扎那的圣迹朝拜,无论什么善愿都可以实现。
       
      在前弘期,四川藏区除了白诺扎那师徒的传承外,《青史》记载邓隆塘卓玛地方有一个名叫阿若·耶协炯乃的修道士,获得印度和汉地佛教的教授,后传承发扬为宁玛派《大圆满》“康派”。
       
      (四)朗达玛灭佛与佛教在朵康地区的复兴
       
      虽然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也遭遇过灭佛毁法事件,但相对于卫藏(西藏腹心地区)而言,朵康地区属于边地,因此前。弘期佛教在四川藏区的传播还比较顺利,甚至在特定时期还胜于西藏地区佛教的发展。
       
      前弘期佛教在西藏曾发生了两次禁佛灭佛运 动。第一次发生在吐蕃王朝赤松德赞继位之初,因其年幼不能亲政,苯教势力获得打压佛教的机会,于是执掌大权的崇苯贵族和大臣们发动禁佛运动,拆毁寺庙,驱逐中土、尼泊尔等地僧徒。但这次事件发生在卫藏,故对四川藏区影响甚微。
       
      与四川藏区佛教关联甚大的是藏族历史上的第二次禁佛运动———朗达玛灭佛。西藏佛教传至赤祖德赞时代,已达前弘期的鼎盛阶段。但王室的崇佛和僧侣的特权,最终激化了吐蕃王朝的内部矛盾。公元841年,崇奉苯教的权臣韦·达那坚、焦若·拉雷等人缢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弟朗达玛为赞普,并由韦·达那坚摄任大相,在此后的五年间(842-846年)实行了彻底的灭佛运动。当时,所有佛教寺院或被中止、停建,或被封闭,小昭寺都用作了牛圈;寺庙设施、灵塔和佛像也都遭到破坏;佛经被投之于水火,而少数被埋藏于岩洞中的佛经才得以保存,这些便是在日后发掘出来被称为“伏藏”的经典;僧侣信众无不饱受镇压,其中上层僧侣被杀,中层被流放,而一般僧众则获令改服还俗,或强迫狩猎,或弃佛归苯。公元846年(唐武宗会昌六年),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拉隆·白季多吉射死。此后吐蕃王朝世系内部争权夺利,各自割据一方。而朵甘地区的吐蕃将领们也连年发生派系战争,原属吐蕃的党项、吐谷浑等部也相继独立。加之公元869年起,庶民起义席卷藏地,吐蕃王朝彻底崩溃,陷入长期分裂混战局面,直至10世纪末战乱才逐步平息,但分裂依然存在。这样,从8世纪中期朗达玛灭佛到10世纪后半叶佛教复苏这一百多年间,西藏基本上没有佛教传播,故藏族史称这段时间为“黑暗时期”。
       
      朗达玛灭佛,标志着前弘期的结束。此次禁佛运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对藏传佛教的打击却沉重而全面。一方面显宗几乎断绝,只有密宗因采取极为隐蔽的父子、叔侄口耳单传的方式教授,故一直流传下来。这种旧派密咒在后弘期成为宁玛派的主要教法。另一方面,卫藏地区的佛教几乎毁灭殆尽,但在整个“黑暗时期”,多康、阿里等地的佛教却悄然发展兴盛起来。
       
      据《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史料记载,当朗达玛灭佛时,约·格迥、藏·饶塞、玛·释迦牟尼等三位僧人正在曲阿日(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山上修行,见到一名沙门在打猎,因而很是疑惑便招之询问,始知发生灭佛事件。“彼三人大恐,不敢须臾或留,即将律藏经籍,载以三骡,循北道而走,逃入康地,止于丹底之协吉扎浦。”这里所说的康地,是今青海、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州地区的总称,古称朵康或朵甘思。其后又有噶沃·乔扎巴、绒敦·僧格坚赞、拉隆·白季多吉三人先后携《阿毗达摩》、《俱舍》等许多经论逃至该地。他们在朵康地区传教授徒,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喇钦·贡巴饶赛,简称“喇钦”。贡巴饶赛(约892-975年)是青海宗喀德康(青海循化县境)人。本名穆苏赛巴,意为“意明”,即通晓佛教教理之意;喇钦是尊号,意为大师,故汉文译作“意明大师”。他原是苯教徒,后依止以上诸师而改信佛教,并出家受比丘戒。因其智慧深广,通达佛教教理及戒律,遂在公元940年左右受请前往丹底传教,并得到当地藏族上层和众多施主的支持和供养。在喇钦的努力下,丹底渐渐成了第一个复兴佛教的中心。此时“佛教已弘扬于多康,藏地反无佛教,成为黑暗之域。”
       
      后来,约在公元970年代,卫藏地区的鲁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在山南桑耶地方领主意希坚赞的资助下,先后前往多康向喇钦学习佛教,得授律戒。不久,他们分批返回卫藏弘法传律,并受到意希坚赞父子和卫藏其它地方领主的大力支持,在各处广建寺庙,成立僧团,使卫藏地区的佛教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史称“下路弘法”。其后,阿里地区的佛教在古格王朝首领意希沃的推动下,经仁钦桑布等人的大力弘扬而复兴,并由印度大师阿底峡将此复兴势力扩大至卫藏,史称“上路弘法”。至10世纪末叶,卫藏一带佛教的规模与盛况已超过了前弘期。
       
       除上、下路弘法外,藏地还有其它一些不同程度的复兴佛教的活动。其中发生在四川藏区的是公元10世纪后半期,一位名叫弥底的印度僧人流落在后藏达纳(谢通门县)地方,靠给别人牧羊为生。后来一位译师索南坚赞遇到他,并发现他原来是一位佛教大师,就礼请弥底到曼垅地方,且向他学习佛法。弥底在这里学会了藏语文,之后来到康区的丹垅塘地方(邓柯,即今甘孜州石渠一带)讲授《俱舍》、《四座》等显密经论,并从事翻译。他还用藏文写了一本藏文文法著作《语言门论》,非常有名。弥底的弟子很多,其中最有成就者当属赛尊、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以及枯敦·尊追雍中等人。由于他们的弘扬, 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康区也形成了一个研习佛学的小中心,这为今后佛教在四川藏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体而言,隋唐时期,四川藏区的佛教发展同前弘期西藏地区佛教发展的状况大致相同。一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先于佛教在该地流传的原始苯教发生冲突,又互相交融,其表现在苯教逐渐吸收佛教教义、制度和礼仪等内容,完善自身理论体系,也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寺院僧伽组织,甚至尊奉释迦佛,自称为佛教的一个宗派,而佛教不仅接纳了苯教的部分僧俗人员,也借鉴了苯教的某些内容,尤其是苯教丰富的宗教仪轨,这些因素最终融合而成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佛教形式的独特之处。二是无论藏传佛教还是苯教,在传入之后即与当地统治势力发生密切关系,佛苯的冲突斗争、宗教的派系斗争和兴衰迁移等等,都往往带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或政治因素,也与当地统治势力的经济扶助密切相关。三是藏传佛教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融入极为迅速,由此形成极富地方色彩和民族特征的地方民俗风情和文明。与汉地佛教比较而言,藏传佛教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得多。
       
      然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虽然总体上佛教在四川藏区的发展谈不上兴盛,但朗达玛灭佛使西藏僧人逃亡至多康地区,客观上使佛教在四川藏区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保留了西藏前弘期的相当成果。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正是有了佛教在多康等地的休养生息,后又回传至卫藏,整个藏传佛教才得以复兴,也才有了后弘期的繁荣和辉煌。此正如《西藏王统记》所赞言:“护持佛教命脉,重燃佛教余烬,如高举明灯照彻藏地幽暗者,乃全仗如上所述次第示现之藏中诸大德善巧及安达·意希坚赞父子二人之力也。彼等恩德实属非浅。”(信息来源:四川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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