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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
     
    [ 作者: 佚名   来自:光明日报   已阅:9343   时间:2009-5-13   录入:yangsihan

     

                  2009年5月13日 佛学研究网

      公元1900年6月22日,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那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了。然而,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对眼前满满的一洞窟卷子的价值茫然无知。尽管此后他到处寻找知音,但还是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继英国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9月初携带部分卷子来到北京,京师的一批学者得以亲睹敦煌写本的真貌,国人才被强烈地震撼了。

        同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同时,王仁俊辑印《敦煌石室真迹录》;稍后,罗振玉辑印《敦煌石室遗书》,蒋斧辑《沙州文录》,是为敦煌文献校录刊布之始,从而正式揭开了敦煌文献整理的序幕。从这些成果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程。

        敦煌文献整理之回顾

        伯希和1909年秋来到北京,惠允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于是便有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今天,随着各国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出现了一大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专集。

        百年历程,弹指一挥间,敦煌学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文献整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试以“文革”结束为界,分作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就国内敦煌文献校录刊布的情况作一个粗线条的回顾。

        第一阶段

        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布,是与伯希和的“馈赠”相关的。如上所说,伯希和1909年秋来到北京,惠允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于是便有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后来伯希和又陆续寄来一些法国所藏敦煌写本的照片,罗振玉据以编成《石室秘宝》、《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书,或影印照片,或发表录文,间或附有按语或校勘记,是为敦煌文献整理的第一批成果。这些书基本属于被动接受,所收多为四部古籍,资料范围颇受限制。

        同时或稍后,罗福葆辑录《沙州文录补》、刘复辑录《敦煌掇琐》、许国霖辑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走的也都是文献辑录刊布的路子,不过所收文献已不局限于伯希和寄赠照片,其中《沙州文录补》共收敦煌文献55件,其中13件源自英国所藏;《敦煌掇琐》辑录敦煌文献104件,全都是作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亲自抄录而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写经题记464则,收录敦煌文献99种,则是作者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辑录而得。这些辑本注重社会经济文献和通俗文学作品的收集,收录范围大大增广。

        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敦煌文献,并因个人兴趣和治学侧重的不同,各有收获。1930年,胡适据法、英所藏敦煌写卷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这是敦煌专题文献汇辑校录之始。后来刘复编《十韵汇编》、陈寅恪撰《秦妇吟校笺》、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任二北撰《敦煌曲校录》、姜亮夫编《瀛涯敦煌韵辑》、饶宗颐撰《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王重民、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潘重规撰《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饶宗颐编《敦煌曲》,也都是敦煌专题文献的汇录或校订之作。

        1936年,《食货》4卷5期推出陶希圣编《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二十件敦煌户籍、丁籍汇集在一起,是为社会经济文书的专辑。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敦煌资料》第一辑出版,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寺院僧尼名牒、契约等170多种社会经济文书原卷的录文,收采较前书更为广泛。

        这一阶段敦煌文献目录编制有不少成果。1911年,刘师培据伯希和寄赠照片刊布《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这是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之作。同年,李翊灼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这是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编纂之始。1931年,陈垣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的《敦煌劫馀录》出版,这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馆藏分类目录。后来又有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敦煌古籍叙录》及王重民、刘铭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一些敦煌文献目录著作,特别是后者,系集大成之作,在写本的定名、断代方面多有贡献,为人们了解、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很大便利。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六十多年,虽然我国在敦煌文献整理(尤其是资料的刊布)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获取资料的困难,加上长期的内乱和阶级斗争,使得我国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日本和欧洲,以致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心。1976年10月,“文革”结束。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于1957年得到一套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的缩微胶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先后公布。1981至1986年,黄永武据缩微胶卷编纂的《敦煌宝藏》出版发行。稍后《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在国内推出。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给读者带来了极大便利,直接引领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向前推进。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专集。举其要者,有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变文集新书》,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等等。这一时期,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收载社会经济文献较为全备,且上图下文,最便实用。

        二十世纪末,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包括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邓文宽、荣新江《敦煌本禅籍录校》、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等十种。这套书以收集较全、录校质量较高而受到好评。郝春文正在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计划出30卷,现已出版1至5卷,是一部按流水号对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作全面录校的大型出版物,相关的研究信息异常丰富,但在文字录校方面未臻美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同一专题文献多个整理文本的情况,如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和陈金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等等。这种情况既反映了敦煌文献整理繁荣的景象,也体现了敦煌学不断向前推进、文献整理质量不断提高的一面。当然,也有的是研究信息闭塞造成的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这一时期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也有新的进展。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编《敦煌劫馀录续编》、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研究小组编《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都是各家馆藏目录的补编和完善。施萍婷主撰稿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纠正了原编的一些录文错误,文献定名方面也多有改正。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收录全备,论述详赡,为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的撰作树立了榜样。

        除了上述专书或专辑以外,近百年还刊布了一大批敦煌文献整理方面的论文,如潘重规《敦煌写本秦妇吟新书》,陈铁凡关于敦煌本群经校录的系列论文,康世昌关于敦煌本《春秋后语》校理的系列论文,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罗列。

        敦煌文献整理之不足

        一般认为,研阅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

        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焚膏继晷,先后相继,在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为各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有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而且,这些成果大都是在资料和条件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因而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对前贤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正是前贤们的努力,使我国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多数领域站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为祖国争取了光荣。

        当然,不必讳言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敦煌文献整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此,我们也应有清醒的认识。在笔者看来,这种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整体关照不够

        敦煌文献分散在中、英、法、俄、日等许多国家,加上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收藏,编排杂乱,所以资料的搜集与获取是一个难题。尽管少数学者有机会直接到收藏机构搜集有关资料,但由于时间和馆方规定等的限制,每每是走马观花,既不可能遍阅各家馆藏,也无法沉下心来细细推敲。而且,有的卷子撕裂后身首异处,或相同相近内容的文献收藏在不同藏家,读者难以放在一起比较观摩。而大多数没有机会接触到原卷的读者,则只能借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开展工作,其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所以第一阶段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只能就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做校录工作,整理是局部的、点式的,整理者对研究对象往往缺少整体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第二阶段以后,随着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的公布和图版本的陆续影印出版,人们所能见到的材料日益增多,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现仍在陆续出版中)。但缩微胶卷流传极少,能直接利用的人不多;图版本几乎也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而且这些书价格昂贵,学者个人往往难以承受,即使是一般的中小型图书馆、资料室也很难有财力全部予以购置,所以读者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一批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专集,但不少专集疏漏仍然很多,其全面性、准确性、权威性都有待提高。

      校录失误较多

        敦煌文献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读者使用时存在不少困难。一般认为,研阅敦煌文献有四大障碍: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就要求整理者不仅要掌握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当时的俗字、俗语词、书写特点以及佛教哲理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前辈学者,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陆续刊布了一些敦煌文献的校录本,他们的历史功绩后人自当铭记在心。但由于校录者多是历史、文学甚或艺术出身,缺乏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训练,他们的学术背景或治学习尚,使得他们留意的往往是历史事件或文学、艺术因子,而面对俗讹满纸的敦煌写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便动辄采用“据文义改”的利器,擅改原文,使得不少校录著作失误较多,恐怕也是事实。即以王重民、向达、启功等六位大师级学者校录的《敦煌变文集》而言,该书自1957年出版以后,有关的商榷论文竟达两百多篇,还出现了《敦煌变文集校议》这样的专著,原书的疏误之多,自不难想见。所以不少学者提出,在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以前,必须先“由精于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敦煌汉文卷册所有的文字”的学者,“将其加以彻底与通盘的校录”;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确实,也只有建立在这种高质量的文本校录基础之上,敦煌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才能产生一批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超越前人的研究精品。

      专题整理范围偏窄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敦煌资料的陆续公布,出现了一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整理专集,比如敦煌本《坛经》整理的专集,敦煌本《论语》整理的专集,敦煌本邈真赞整理的专集,等等,这些专集的出现,为更大规模的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打下了基础,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专题整理范围偏窄,对进一步的研究来说则颇多不便。比如研究子部文献的人,他既要了解《论语》在敦煌流行的情况,也需要对敦煌子部文献作全方位的考察。研究文学的人,他既要知道王梵志诗,也需要了解其他诗人的诗歌在敦煌流行的情况。而这种考察只有把较大范围的文献类聚在一起时才能进行。所以在专题文献纂集的同时,有必要扩大规模,推出一批更大范围的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整理合集,以便使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敦煌文献,推进各个学科文献的综合研究。

        敦煌文献整理之前瞻

        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应须抓紧展开的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的工作,就有可能进一步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

        回顾敦煌文献整理百年的历程,前贤们取得的成绩,让我们自豪;检点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警觉和努力。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以下工作是应须抓紧展开的:

      类聚

        敦煌文献分散在国内外公私收藏机构,按流水号编目,没有分类,编排杂乱;各种影印出版物也大多按馆藏流水号为序,读者利用不便。虽然有一些专题性的索引或研究著作,但往往挂一漏万,不够全面。所以以往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缺少整体的关照和把握。

        近几十年来,随着英、法、中、俄所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公布于世,为研究者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所以对研究者来说,在研究某一专题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如敦煌《千字文》写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各著录35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著录42件;《敦煌蒙书研究》著录《千字文》写卷最多,亦仅47件。而据我们的普查,包括习字杂抄在内,敦煌文献涉及《千字文》的写卷达140件之多(缀合后119件),除李盛铎原藏散240、549二号及F ran ?o ise W an g -T o u tain编《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的P.tib. 1166、P.tib.2204P1V 、P.tib.4017V三件习字未见外,实见者135件(缀合后114件),其中包括《篆书千字文》2件、《真草千字文》4件、《汉藏对音千字文》2件、《千字文注》2件、《新合六字千文》4件、普通本《千字文》121件。按馆藏而言,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37件、英国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1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6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藏34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7件、上海图书馆藏2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件。只有我们把这些《千字文》写卷全部类聚在一起,分类写成定本,才能让读者对《千字文》在敦煌的流传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并为进一步研究创造条件。

        辨伪

        敦煌文献的主体为英、法、中、俄的国家藏书机构所收藏,少部分经过各种渠道,展转流入各地的中小图书馆、博物馆或私家手中。由于敦煌写本的巨大文物价值,奇货可居,于是便有人铤而走险,仿冒伪造,藉以牟取暴利。一般认为,后一类藏家手中的敦煌写本,由于来路不一,构成复杂,存有伪本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当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份敦煌卷子,他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判别卷子的真伪。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的真实“身份”,才能确知研究对象的史料价值或校勘价值,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至为浅显的道理。

        判别一个卷子的真伪,除审核其来源和内容外,学术界通行的做法是从纸张、书法、印章、界栏、装潢等方面着眼作综合考察。这样做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此外,笔者想特别强调字体(字形)对于判别卷子真伪的重要意义。不同的时代既有不同的书体,也有不同的字体。汉字具有时代性。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或提高,都会在语言文字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汉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汉字的构形甚至一笔一划都会受到时代的约束,都会带上浓重的时代痕迹。这种时代特征可以给我们提供卷子书写时间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也是我们判定敦煌卷子真伪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敦研32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有题记云:“建武四年岁在丁丑九月朔日吴郡太守张瓌敬造。”“建武四年”相当于公元497年,从题记来看,该卷可以说是敦煌文献中较早的写卷之一(日本平井宥庆认为该卷是敦煌文献中最早的《金刚经》写本,说见《敦煌と中国仏教》,东京Daitō,1984年,页23)。其实这是一个后人伪造的卷子。该卷不少字词的写法为书写时代没有疑问的其他敦煌写本或唐代前后的写本或碑本文献所未见,而是宋元以后甚至更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这类字词包括“比邱”、“比邱尼”(“比邱”本作“比丘”,清雍正年间避孔子讳,才规定写作“比邱”)、“薩”,等等。作伪者缺少唐代书体方面的知识,因而露出了马脚。

        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在判别敦煌卷子的真伪时,往往过于侧重卷子的外观特征,而缺乏对卷子字体的内在分析,以致最后仍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今后有必要加强卷子书体和字形方面的考察。

        定名

       敦煌文献中残卷或残片的比例相当大,没有题名者不在少数,社会经济之类世俗文书卷子更是如此;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题的情况。虽然经过中外学术界的努力,已为多数卷子拟定了正确的标题,但题目不明或拟题可商或尚未拟目的卷子仍不在少数(《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一册俄敦3600号至第十七册俄敦19092号卷子皆未标注题目),所以为卷子定名的任务仍相当繁重。如《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研357号,编者拟题“字书残段”,我们经过比较研究,认定该件与斯3469号字体行款相同,为同一写本所撕裂,应皆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残片,《甘肃藏敦煌文献》拟题不确。

        又如伯3891号,原件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题作“习书杂字廿八行”,《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同。但本卷所抄杂字还算比较规整,并且基本上不重复,与其他习书的写卷明显不同;而敦煌写卷中所抄杂字的写卷多源于佛经,所以我们怀疑本卷所抄难字也与佛经有关。经过反复查考,最终我们发现该卷是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难字的摘录,所抄难字绝大多数见于该经,而且先后顺序亦基本相合,故该卷应改拟《大庄严论经难字》。

        缀合

        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敦煌文献中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乃致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前敦煌学界在写卷的缀合方面已有一些成果,但由于可以看到所有影印本或原卷的学者毕竟不多,限制了写卷缀合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仍相当有限。现在随着各家馆藏敦煌文献的基本公布,我们就有可能在类聚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比较,反复比对,把绝大多数身首异处的写卷缀合为一。特别是俄藏敦煌文献,公布较晚,而其中的大量残片可能是当年奥登堡在藏经洞内“挖掘和清理”的战果,颇有从其他馆藏敦煌写本中掉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缀合的比例更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参看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与敦煌文化》112-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未公布部分碎片较多,也会有类似情况)

        如俄敦5260 号、5990 号、10259号皆为残片,《俄藏敦煌文献》均未定名。其实这三片都是从伯2717号《字宝》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撕裂下来的,应予缀合,如下附图版所示。《字宝》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俗语词和俗字辞典。刘复的《敦煌掇琐》、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潘重规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分别为伯2717号做过录文,而各家都以为伯2717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仅缺一行,今得俄敦各残片,并比较《字宝》的另一异本斯6204号,才知道原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总共应缺十行二十条。很显然,这种比较缀合的工作只有在各家馆藏都已公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汇校

        汇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不同异本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敦煌文献中同一古书或文书往往有多少不等的异本,这种不同的异本会在内容或字句方面有出入,从而形成异文。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写本的抄写质量是不一致的,即便是最好的本子,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其他异本来加以纠正。而且敦煌写本不少是现存最早的传本,由于未经后人校刻窜乱,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真相,可据以纠正传本中的大量错误。所以有必要在选定底本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异本(包括传世本),一一写成定本。二是把后人的整理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以往挖宝式的校录整理,质量良莠不齐,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一叶障目的胡言乱语。这些校录成果散在各处,读者利用不便,现在在多数写卷都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应该汇聚各家研究成果,吸收表彰正确意见,对一些误校误说,也需要作必要的批判,以免谬种流传。这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在此引录笔者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八册《新合六字千文》“忧戚谢去欢招”句校记以见一斑:

        此句底卷本作“忧忧戚谢去欢招”,前一“忧”字右侧旁注一“卜”形删字符号,因据删;邰惠莉《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张娜丽《〈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皆误此“卜”为“人”字,而定作改字之例,邰惠莉、《蒙书》又漏录“招”字,因录此句作“人忧戚谢去欢”;张娜丽“招”字不漏,但因原文多一字,遂又妄谓“去”字为“原卷误加”,定作“人优戚谢欢招”,皆非是。原文“戚”当据智永本校读作“慼”,“慼谢欢招”为《千字文》原文,“忧慼谢去”即“慼谢”的双音化。上野本《注千字文》注云:“慼既去,欢乐招而至也。”可参。

      类似这样的校记,既有原卷本身的客观分析,又有异本和后人研究情况的汇聚,使读者明所去取,节省了翻检原书的时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上述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已经完成,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全部完成,将有力地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为“敦煌学在世界”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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