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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佛学研究与佛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 作者: 蓝吉富   来自:期刊原文   已阅:3864   时间:2007-1-12   录入:ningguannan


    ·期刊原文

    两岸佛学研究与佛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蓝吉富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宗教研究所 

    鉴往知来: 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况与发展研讨会
    论文专集(2002.04)
    页149-154

    ©2002 中华佛学研究所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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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佛学研究与佛学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鉴往知来: 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况与发展研讨会
    论文专集(2002.04)
     

    一、台湾的佛教研究

            一九九三年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检讨当代华人之佛学研究趋势的文章[1],当时所得结论,台湾方面略如下列:

    (一) 截至一九九三年之研究人员约有六十人[2]。其中,男性四十九人,女性十一人。六十人之中,有十六位是出家人。女性研究者与出家众的比例,逐渐增加。

    (二) 在前述六十人之中,成名于一九七○年以前的有十八位。其余四十二人则系在一九七○年之后才崭露头角的。这四十二人都是光复后在台湾受教育的佛教学者。可见光复后台湾佛学研究风气之较前兴盛。

    (三) 在研究主题方面,六十人之中,研究佛教思想的人有三十人。专攻佛教美术的有四人,其余二十余人的专长较为混杂,难以明确分类。

    (四) 研究领域方面,研究汉传佛教者有二十九人,研究印度佛教者有十五人,研究藏传佛教者有七人,至于南传日本与中亚佛教,则专攻甚少。

    (五) 六十人之中,专业研究有三十九人,兼业(其职业与研究佛学无关)研究者二十一人。

    (六) 六十人之中,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有十二人。其中,七人在日本的大学取得,五人在美国取得,此外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的,有二十人。

            综合地看,一九九三年以前的台湾佛教界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一) 弘法性研究与学术性研究

    大约在一九七○年以前,传教弘法与学术研究尚无明显分界,研究方法也较古老;但在一九七○年之后,受日本或美国学术界影响学术性佛教研究方法逐渐风行。对梵、巴、藏、日文的重视,也逐渐加强。可以这么说,一九七○年以前的研究,多属传统式的,较不重视原典与佛学语文,也不讲求学术论文的撰写规格;而一九七○年之后则逐渐趋向学术性的研究法,其发展方向与上述传统研究法之诸项特质逐渐背道而驰。

    (二) 佛学出版品

    到一九九三年为止,台湾的研究工具书及各种丛书,为数甚多。工具书方面有《佛光大辞典》、《望月佛教大辞典》、《佛教大词汇》、《梵和大辞典》、《大正藏索引》、《佛教思想大辞典》等十余种。丛书方面有大藏经十余种。新编丛书(如《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等)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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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专集(2002.04)
     

    十余部之多。

    (三) 佛教研究者的基础训练

    虽然在一九七○年以来,佛教之纯学术研究方向已逐渐在台湾确立,但是,一个佛教学者必须具备的语文基础(如梵、巴、藏、日文等)及方法学训练,仍然有待加强。个中原因是台湾的佛学研究者往往出身于中文、历史、哲学系所,而不是像日本的佛教大学那样,有机会接受专业的佛学训练。这一难关,即使是设立宗教系所也不能全然克服,因为宗教系所必须照顾到各大宗教及宗教学本身,并不能为专业的佛教研究人员提供专业训练。

    (四) 出路问题

    佛教学者的出路也是一大问题。研究佛学的专业人士毕业之后如何谋职才能继续其研究工作,这是一大考验,如果一个撰写佛学博硕士论文而获得学位的研究者,在毕业后不能取得与研究工作相配合的职业,则此一人才往往会随之而终止其研究生涯。而悲哀的是,台湾的职场上(如大学教职),能配合佛学研究的职位并不多。因此,以撰写佛学论文而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毕业后因为工作而改变研究方向的人也并不罕见,至于硕士级毕业生的这种类似遭遇,则更是所在多有。

            以上所述,是笔者在一九九三年所作的综合检讨。从当时到今年(二○○一),时间又经过八年。这八年的时间里,台湾佛学界的发展特质,有下列几点值得补充说明:

    (一) 学术工具

    在工具书方面,新书《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印顺吕澄佛学辞典》、《佛教相关博硕士论文提要》、《佛教哲学大辞典》等部。此外电子佛典应用之风气也逐渐兴盛,除了上网查索数据之外,光盘片的应用(如《佛光大辞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大正藏》等)也逐渐风行。电子佛典的普遍应用,是佛教研究史上的产业革命。其为佛学研究可能引起的刺激,是显然可见的。

    (二) 研究方法及领域

    在研究方法方面,史学、社会科学等学门方法大量被引进佛学研究之中。梵、巴、藏、日文等文字对佛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大体能普被承认,愈来愈多的学术或宗教机构开始教授梵、巴、藏、日文课程。

    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明显的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除了传统研究界的佛教思想、历史、人物、专书、宗派、艺术方面之外,也开始有人探讨佛教语文(音义语法等)、文学理论、应用佛学、日本佛学等方面的论题。

    (三) 新增大量研究人员

    一九九三年以来的八年间,台湾博硕士级佛学人才约增加三百人左右。这些人才之能成为专业佛学研究人才的比例并不高,主要原因不在才能问题,而是在出路及兴趣转移原因。此外另有自国外留学归来的研究者。留学者除了日本之外,自欧美(尤其是美国)回国的研究者人数渐增,其所开启的欧美学风,逐渐有与日本学风分庭抗礼的趋势。

    (四) 印顺思想的影响力及其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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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五○年代起,台湾佛学界即蒙受到印顺法师佛学研究成果之强烈而普及的影响。到一九九○年代,印顺法师因为年长渐老,逐渐停笔。前此之五、六十年间,印老一直是台湾佛学研究界影响力最大的佛学研究者。大约自一九九○年代起,台湾逐渐有人提出对法师之看法表示异议的文章(前此,教界对法师思想之批判者,几乎全是躲在暗处窃窃私语)。

    今年(2001),如石法师(陈玉蛟)对印顺看法提出两篇批判文字,在佛学界引起相当程度的回响[3]。另一方面,昭慧法师等人也承接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逐渐在思想或佛学诠释上做进一步的推展。因此,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后印顺时代」大有呼之欲出的趋势。这一「后印顺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同时有「赓序推展印顺思想」与「印顺思想的反弹」两种学术空气在互相激荡。前者是「接着讲」,后者是「对(立)着讲」。粗略的看,二○○一年应该可以视为「印顺时代」跟「后印顺时代」的分界点。

    (五) 国际学术问题的关怀与讨论

    自一九八○年起,国际学界流传着某种话题。其中美国的「佛教诠释学」(Buddhist Hermeneutics)以及日本的「批判佛教」[4],在台湾都曾引起若干人的讨论。这种讨论,意味着台湾佛学界对国际佛教问题的敏感与关怀。这是台湾佛学界培养国际视野的起步,与前此之仅以岛内话题为讨论焦点,显然不同。

    二、台湾的佛学教育

            光复后迄今,台湾的佛学教育主要有三类处所,其一为佛学院所;其二为一般大学;其三为民间之弘法机构(寺院或私人之讲经弘法处所)。透过这三个管道,台湾的佛学教育才得以遍洒种籽。

            佛教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二类,其一是信仰式的教育,亦即教内佛学人才的培训。其二是学术性的教育,亦即学术界之佛学研究人才的培训。这两种人才的性质不同,教育目标亦异。前者所教育出来的是弘法的人才,后者则重在培训信仰中立的佛教研究人才。前者的态度是信仰的,立场是站在佛教徒的立场,对于古代传下来的佛法是无法持全然怀疑态度去批判的。要批判,也祇能站在教内去做信仰式的佛法讨论,对佛法的价值是不能否定的。这种教育应该是寺院或寺院所兴办的佛学院的主要目标。

            至于学术性教育则是一般大学相关科系的主要任务。大学是客观知识的传授场所,不是传教的场所,这是现代世界的约定成俗的原则,少有例外。

            这两类佛学教育的差异是明显的,所以由目标不同所衍生而来的课程安排与师资选择等问题,便无法不加以正视与思考。如果佛学院所安排的是「净土信仰是太阳神崇拜思想的衍化」、「法华、华严等经是公元后的产物,并非佛陀亲口所授」之类的讨论课程,聘请的教员又是不信佛教的佛教批判者,则显然与主其事的初衷不合。反过来说,如果大学中的佛学课程是由一般弘法者担任,则学术求真的精神恐怕也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干预。

            依据我的观察,台湾的寺院所兴办的佛学院所,早期常见的问题是:课程没有标准与次第,学生的程度参差不齐,图书设备太少等缺陷。然而,我觉得主事者,教育态度或意识的缺乏自觉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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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大问题(这问题少有人提及)。这意思是说,到底是要办一所信仰式的教育机构、或纯学术性的教育机构,主事者没有明白的区分。于是,教员之中有持信仰态度的,也有持学术态度的。这种不同教学态度所衍生的教育分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十几年前,我曾听说一所寺院佛学院的教务主任向老师顶礼的故事。那位授课老师在课堂上说《金刚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而学生们及该佛学院的兴办寺院又是虔诚相信《金刚经》是佛说,且有不可思议之讽诵效验的神圣经典。当学生听老师强调「金刚经非佛说」时,群情大哗。因此,乃导致教务主任来向老师顶礼,请求老师不要再那么说的情节。

            这便是学术态度与信仰态度的矛盾问题。那位老师所持的是学术界的老生常谈「大乘非佛说」,而寺院方面则仍持传统态度,相信「大乘经是佛说」。

     在学术性的佛学教育方面,主要的从事机构是在大学。目前,台湾的某些大学里,宗教系所、哲学系所、中文系所、或通识课程之中,是设置佛学课程之可能性最高的地方。但是,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够专业,所开设的佛学基础学分,不足以使学生成为一专业的佛学研究者,其中责任不在各大学的系所,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培植佛学专业人才而设。

            因此,我们便自然会期望弥补这一缺陷的责任,由未来即将开放学籍的佛教研修学院(中华佛学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来承担。

    三、对大陆的佛学研究与佛教教育的粗略观察

            严格地说,笔者对大陆佛教与佛学的了解,绝不足以写一篇观察报告。但是,由于这是探讨两岸佛学的研讨会,因此,我勉强就十余年来的闻见所得,提出一些看法。不成熟或肤浅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其中有若干看法可以引起少许共鸣,就是笔者所庆幸的了。

    (一) 汉传佛学研究

    在汉传佛学研究方面,大陆的成果最为辉煌。古佚资料的新发现(如:《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古籍的整理(如《房山石经》、《中华大藏经》……)其它如:佛教史研究(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等)、专题研究(如:姜伯勤《唐五代敦煌专户制度》、谢重光与白文固合着之《中国僧官制度史》……)等,都有可观的成绩。

    (二) 藏传佛教研究

    在这方面,藏文重要的翻译(如:《布顿佛教史》、《青史》、《安多政教史》……等)、西藏佛教史的撰写、辞典的新编(如:《藏汉大辞典》)、西洋名著的中译(如:《吐蕃僧诤记》),以及对西藏政治、社会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新撰等,也都成果甚佳。

    (三) 学风方面

    前引一九九三年拙文〈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文中[5],对大陆近数十年来的学风,曾有下列几点看法:

    ①研究者多持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佛教。

    ②治学领域过大,往往儒释兼治,横跨文史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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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宏观式的著作较多,微观式的专题研究甚少。

    ④较缺乏国际上的佛学信息。

    ⑤历史性作品较多,哲学类作品较少。

            拙文发表迄今以过八年,这八年来,我觉察到大陆佛学界的学风有逐渐转变的趋势。目前,持唯物主义治学的佛教研究者已较少见。新生代的作品,从事专题讨论者也逐渐增加。大体而言,新生代学者似有逐渐专业化的趋势,横跨不同学门的佛教研究者已越来越少。

            不过,在国际研究成果的汲取及国际佛学生态的关怀方面,愿意注意的人还是不多。此外,也许是限于经济条件或其它原因,大陆的研究机构,对于为数甚多的日文佛学工具书似是不甚措意。自十九世纪以来,日文佛学工具书至少出版过六百种以上。其中《望月佛教大辞典》、《梵和大辞典》、《世界宗教大事典》、《佛书解说大辞典》、《佛教语大辞典》、《大藏经全书解说大事典》、《大正藏辞典》……等,都是对研究工作甚有帮助的工具书,如果不能应用或不愿应用,是颇为可惜的。

    四、前瞻与愿景

            此上所述,是我对海峡两岸佛学研究或佛教教育的若干考察。此下则拟对未来两岸的佛学教育与研究提出若干建言及愿景,以就教于专家。

    (一) 吸收十九世纪以来的佛学研究成果

            十九世纪以来,自欧洲影响及于日本、美国的佛学研究方法,在文献学(原典的校勘、整理、翻译、诠释)方面,在佛教语言(梵、巴、藏)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在佛教历史的考订与解释方面,在汲取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学等研究方法进入佛学研究领域的方法学方面,在大藏经的整理方面,在工具书的编订方面……都有迈越前人的卓越成果。

            一个现代的佛学研究者如果完全不应用这些成果,而只是依据汉译的若干经文去依文解义一番,这就像现代人煮菜时不用电炉、瓦斯炉或微波炉,而只是辛苦地钻木取火一般,是耗时耗力而成果不彰的。

    (二) 信仰式的佛学研究者,应该精研若干论典

            这是专指佛学院所的学员而言。这类研究者以信仰为研究佛学的出发点,将来可能成为引导他人信仰弘法师。因此,他们对佛法的理解,便不能散漫失序、毫无思想体系。而要建立思想的最佳方法,便是精读、熟读古代大德的重要论典,如:《俱舍论》、《摄大乘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书。当然,能精读《大毘婆沙论》与《瑜伽师地论》尤佳。将古代论师所建构的佛教思想体系涵容于内心,对于日后探讨佛法大义、诠释修行层次、或引导他人趋入佛法等,都有极大裨益。

            当然,佛学要典多如牛毛,重要典籍决不止此而已。问题是人生之时间有限,现代人之外务与外学又较古人驳杂甚多。因此,精读书目如果开列太多,则现代人必罕有能卒读者。因此仅列上述诸论。至于其它重要佛书之须略读或精读,自可再依个人须要或兴趣加以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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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佛学名家吕澄曾为支那内学院订出「内院佛学五科讲习」之书目,共计五十部书[6]。衡诸现代年青人的程度与毅力,恐怕少有人能卒读此数者。古代西藏格鲁派必修五部大论(《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其中书目容或可以再议,但是只选五部大论,便让人觉得较易毕业而不至徒然「仰之弥高」。

    (三) 两岸佛学界应共同戮力建构一座「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以为全世界研究汉藏二系佛学的基地。

            这是笔者多年来的构想之一。多年来,学界对此一构想,呼应者少。时至今日,抛开政治意识不谈,其它条件其实已愈来愈臻成熟。这一构想的愿景略如下列:

    ①此一机构是举世佛学界之中,规模最大的汉藏二系佛学研究机构。此中所谓的「最大」,是指所收藏地的汉藏佛学文献最多;研究人员资质佳、数量也多;所发行之学术刊物水平最整齐,所发表之研究论文在国际学界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等等。当然,也希望硬件设施也具有国际水平。

    ②此一机构之下,可以开设汉藏佛学研究所,招收博硕士级学员。

    ③机构每年的学术大会,是举世佛学界所瞩目的指标性学术研讨会。

    这一愿景的实现其实并非绝顶困难,甚盼两岸有心人能为缔造佛学研究的新纪元而共同构想,共同戮力以赴。

     

    附注:


    --------------------------------------------------------------------------------

    (1) 拙著〈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趋势〉,收在拙编《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一书1至24页。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台北‧商鼎版。

    (2) 此处之研究人员,必须符合四项标准。参见注(1)所引之拙著第4页。

    (3) 参见《香光庄严》六十六、六十七期,及《中华佛学学报》十四期上之如石法师二文。

    (4) 参见《Buddhist Hermenutics》(《佛教诠释学》),D. S. Lopez, Jr.主编一九八八年夏威夷大学出版。《批判佛教》,夸谷宪昭著,一九九0‧东京‧大藏版。吕凯文《当代日本「批判佛教」研究》,一九九五年政大硕士论文。

    (5) 同注(1)所引书,19至21页。

    (6) 吕澄〈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收在《吕澄佛学论著选集》(二),585-604页。一九九一年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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