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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慈恩寺志|卷十九·曲江风景(二)
     
    [ 作者: 陈景富   来自:本站原创   已阅:5758   时间:2006-12-24   录入:foxueyanjiu

     

      卷十九·曲江风景(二) 

       二、曲江风景区的文化娱乐活动

        曲江风景区的文化娱乐活动最兴盛时期是在唐代,有些活动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很早的岁月。景区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包括中和、上巳、重阳三令节的晏游活动,新科进士庆晏及雁塔题名活动,日常游乐和度假休闲活动。

        中和、上巳、重阳三令节源流

        明代胡霞亨《唐诗谈》载,“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焉。赐廿従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绿楼达于王公,霹匠不废俚贱。”其中尤其重视晦日、上巳、重阳三个节日。

        中和节,起于唐德宗时,而源于秦汉时期的月晦节。所谓月晦,即正月的最后一天。历史文献记载,従正月元日至月晦,例为“廿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的盛节(《荆楚岁时记》。或谓“士女悉煎裳斟酒于水湄,以为度厄”(《玉烛宝典》)。这个节日的主旨是:通过在一年之始到水边嬉戏取乐,溅水于裙,开怀畅饮,舒展身心,消除过去一冬中积下的郁闷,祈祷新的一年里生活平安无厄。在初唐、盛唐时期,一直沿旧习举行月晦节。唐太宗有《月晦》诗一首:“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罩云朝盖上,穿露晓珠呈。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披襟欢(还)眺望,极目畅春情。”这一首诗的主旨主要是即春之景,畅春之情。到了唐德宗时,帝“以前世上巳、九日(九月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为古”。李泌于是迎合其意,建议“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因赐大臣戚里尺,谓之裁度。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相问遗,号为献生子。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种,祈丰年。百官献农书,以视务本”。德宗于是下诏自此以中和、上巳、重阳并为三令节,并且“中外皆赐缗钱宴会”(《新唐书·李泌传》)。

        上巳节,自古有于每年农历三月上旬之巳日修禊习俗,是中国传统三令节之一。《史记·外戚传》载:“武帝祓霸上……”《汉书·外戚传》也有同样的记载。这里的武帝指汉武帝,霸指长安周围八水之一的灞河。可见,西汉上巳日的祓禊活动主要在京城东之灞河边举行。《后汉书·礼仪志》载:“三月上巳,官民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摆为大洁。”《晋书·礼志》谓,自曹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复用巳日。従此时起,修禊之外还增加了水边宴饮。文人雅士想出新招,即与会者坐于溪流的两边,盛酒的杯子従上游流下,流到谁的跟前谁就饮,俗称“曲水流饮”。此风南北都盛,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兰亭序》中所说的“曲水流觞”和长安八景之一的“曲江流饮”了。民国十九年(1930),改以阳历三月三日为修禊之辰,并废上巳之称。显然,这是一个以修禊为主题的节日。

        重阳节,亦曰重九节,于每年农历九月九日举行。《易经》以阳爻为九,于是将九定为阳数。日与月皆逢九,故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重阳节是每个人都熟悉的。节日的内容主要有佩(插)茱萸、赏菊(包括饮菊花酒)和登高。茱萸是一种药草,即俗所说的艾子,佩带可以驱降各种寒热风湿邪气。此风传自远古,至西汉时已有据可考。菊花酒,《西京杂记》也有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说是可以令人长寿。初唐诗人郭震有五言绝句二首,其中一首谓:“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与子结绸缪,丹心此何有。”前两句集中地概括出佩茱萸、饮菊花酒的用意,即为了“辟恶”与“延年”。至于外出登高,就其本来意义来说,主要是为了避祸,也与茱萸、菊花酒有密切关系。这种习俗似乎起源于隋代。传说汝南桓景与隋翻经学士费长房一起游学,一日,费对桓说,九月九日,你家将有灾厄,你赶紧回去叫家人作绛囊盛茱萸系于臂上,外出登高饮菊花酒,可避此祸。桓照办。当日,桓家果然禽畜暴死,而人得以安。自此之后,重阳登高遂成习俗。到了唐代,登高活动尤其盛行。盛唐诗人王维有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登高与插茱萸也密切地连在了一起。重阳节风俗就这样一代一代沿袭至今。

        唐代三令节的宴游活动

        曲江风景既已成为一处著名的名胜,京城的许多文化娱乐活动自然便要与之结缘。在这里进行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首先要数三令节活动,其中又包括百官宴和一般民众的娱乐活动。

        如前所述,中和节源于唐德宗时,由改正月晦为二月朔而来。关于月晦节,唐太宗有诗记之,其他诗人亦有诗记之。李端《晦日同苗员外游曲江》有“晦日同携手,临流一望春”之句,这従一个角度反映了唐代月晦节与曲江的关系。改月晦而置中和节的第一个节日,德宗便敕令群臣会于曲江亭,并赐宴制诗,其诗共四首,即《中和节日宴百僚赐诗》、《中和节赐百官燕(宴)集因示所怀》、《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和《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一章十六句》。这四首诗总的意思是说:大地回春,肇始于中和之节,在这“仲月风景暖,禁城花柳新”、“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云开洒膏露,草疏芳河津”的良辰佳节,赐宴群臣,朝野同庆,目的就在于“庶洽朝野意,旷然天地新”,“君臣永终始,交泰符阴阳”,“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在欢度中和节时,地点一般选在曲江风景区,会百官宴于曲江亭,有时也在宫内如麟德殿举行。在宴会上,君臣唱和,共同期盼国家太平。贞元十四年(798)二月戊午,即中和节这一天,德宗制诗令太子书视百官。御制序谓“朕以中和之首,纪为令节,听政之暇,韵于诗歌,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云云(以上参见《全唐诗·德宗皇帝》)。这集中地体现了设置中和节的本意。在中和节期间,京城民众也纷纷到花卉环周、烟水明媚的曲江风景区去游玩。当此之时,“绿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坭”,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中和节的第二天,即二月二日,京城士民到曲江拾菜兼游玩,盛况不减于头一天。这应该说是中和节活动的延续。现如今,中和节已经不过了,但二月二挖荠菜的习俗仍然存在。

        唐代上巳节主题之一是修禊。《秦中岁时记》载:“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曰踏青。”上巳赐宴曲江,这是此节日活动的内容之一。对此,《剧谈录》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上巳节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胜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官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绿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洲,以为盛观。”明代胡震亨《唐诗谈》也谈到当时宴会及游乐的热闹情景:“……选妓捣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坠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翌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唱和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这些记载说明,曲江赐宴是先宴会,后游赏。《旧唐书·玄宗纪》载,玄宗为了従兴庆宫到曲江池芙蓉园游乐,专门敕遣范安及于长安扩展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皇帝与百官宴会的情况,《全唐诗》有所描述。杜甫的《丽人行》诗生动地描述了三月三日上巳节长安贵家妇女在包括曲江池在内的水边游春及百官宴的盛况。在描写这些丽人时,诗圣笔下写道:“态浓意远淑且真,机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坶叶垂鬓唇……珠压腰肢稳称身。”关于这些佳人的身份,诗谓“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显然都是些皇亲国戚辈。关于百官宴的丰盛,诗中也有描写,是谓“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銮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嫔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山珍海味,水陆珍馐,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在宴会上,皇帝常常即兴吟诗,令大臣们唱和。贞元六年三月庚子,德宗皇帝宴百僚于曲江亭,并赋诗一首赐之,诗题为《三日书怀因示百僚》,内文是:“佳节上元巳,芳时属暮春。流觞想兰亭,捧剑得金人。风轻水初绿,日晴花更新。天文信昭回,皇道颇敷陈。恭己每従俭,清心常保真。戒兹游衍乐,书以示群臣。”文宗皇帝在举行上巳节曲江宴时,新任中书令裴度因病未能赴宴朝谢,与会者宴中赋诗,文宗特遣中使赐度诗,又赐御札曰:“朕诗集中要有卿倡(唱)和诗,故令示此。卿疾未差,可异日进来。”结果,御札刚送至,而裴度告薨。其所赐《上巳日赐裴度》诗为:“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此诗表达了文宗皇帝在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面前对一代重臣的思托之情。在赴宴的朝臣中,曾唱和并流传至今的上巳节诗作有卢照邻的《曲池荷》、白居易的《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许棠的《曲江三月三日》、司马扎的《上巳日曲江有感》、王启的《上巳日曲江赐宴群臣》、赵璜的《曲江上巳》等。百官在酒足饭饱之后,即开始乘船游玩,盛况如前文所述。上巳节日活动的另一部分是一般市民的游园,其内容之一是上文已提到的都人于江头禊饮和踏青,游人或者以脂粉染于饼类食物红忏上,挂于竿头,前引车马(参见《白孔六帖》)。贵家游赏,则剪百花装成狮子,相互赠送。某师有小连环欲送人,于是用蜀地的流苏系而牵之,并且唱曰:“春光且莫去,留与醉人看。”(《曲江春宴录》)唐时上巳节日曲江游宴的时风习俗由此可见。

        唐代对九月九日的重阳节也非常重视,其风俗仍不外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和赏菊;目的是驱邪避祸,延年增寿,欣赏秋景,与前代比较亦无二致。所谓“却邪萸结佩,献寿菊传杯”、“萸房陈宝席,菊蕊散花台”、“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者是。従封建上层方面讲,皇帝过重阳节见于《全唐诗》的最早者是则天皇帝或中宗,上官昭容等曾陪驾登慈恩寺塔饮菊花酒,昭容有诗记其事,诗题为《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酒》。之后,唐睿宗、玄宗也曾在重阳日登慈恩寺塔行庆。当时诗人郑嗓、崔湜、李适、李峤、李迥秀、王景、毕乾泰、麹瞻、樊忱、孙熬、李従远、周利用、张景源、张锡、解琬等均有应制之诗。大约在唐玄宗以前,皇帝过重阳节的地点多在大慈恩寺,例为登塔、饮菊花酒。德宗以后,行庆地点多在曲江池。贞元四年或五年重九日,德宗在曲江亭宴群臣,并制诗赐之,诗序云:“朕在位仅将十载,实赖忠贤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择三令节,赐兹宴赏,俾大夫卿士,得同欢洽也。夫共其戚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贵其终。咨尔群僚,顺朕不暇,乐而能节,职司其忧,咸若时则,庶乎理矣。因重阳之会,聊示所怀。”此时此刻,最高统治者的节庆心情与前比已有所不同,开元盛世以前的那种蓬勃向上,奋发有为,信心十足的激情不见了,代之而流露于纸上的是强作欢颜和莫名的隐忧,这与德宗世藩镇割据,朝廷“出车云扰,命将星繁,馨国用不足以馈军,竭民力未见于破贼”(《旧唐书·德宗纪》)的日趋没落形势自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前代重阳登高的地点往往在乐游原,在唐代,乐游原的文化娱乐活动仍然很多,如高宗皇帝、则天皇帝及玄宗皇帝都在乐游原赐宴过臣下,王勃、宋差、苏忖、张说、赵冬曦、崔沔、崔尚、胡皓、王翰等在宴会上都写过应制诗。此外,卢照邻、张九龄、郭震、杜甫、钱起、耿是、杨凭、裴度、元稹、白居易、张祜、杜牧、李商隐、刘仁得、李频、豆卢回和皎然等也都游览过乐游原,并写下情景交融的感人诗篇。但是,无论是应制诗还是其他人的诗,都没有一篇是有关重阳节的,可见唐代时乐游原不是举行重阳节庆活动的地方。究其原因,或许是従贞观末年起,城内有了凌霄而起的慈恩寺塔,后来又有了连同大慈恩寺在内的比之前代更为优美的曲江风景区,登高、赏菊都有了更好的去处的缘故。

        唐代新进士的曲江宴与慈恩寺塔题名

        除三令节以外,曲江风景区还有一项文化内涵更为丰富的活动,这就是新科进士的庆祝宴会——曲江大会。科举考试是唐朝政府录用官员的主要途径和办法。进士考试是科举中最难的一科。每年春由尚书省礼部主持全国的科考,称“省试”或“礼部试”;举子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分配工作,任命职务,称“铨试”或“关试”。唐代科举放榜的时间在二月,正是杏花盛开的时节,新进士的曲江宴应该是在中和节之后。当时风俗,举人既及第,就要集合起来到主考官即座主的府邸通报姓名,进门后以北为上首而站于西阶下,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即及第举人)拜,主司答拜;然后叙说年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行数巡,告辞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参见《新唐书·选举志》)。俗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考进士之难由此可见。因此,举子们一旦中第,其得意的情态,不仅形于色,而且跃于纸,是谓“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全唐诗·黄滔》)、“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全唐诗·徐夤》)、“一声金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全唐诗·韦庄》)、“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全唐诗·伊嗒》)。考中进士既然是这样的一件大事,自然是要庆祝一番的,庆祝的形式就是曲江大会,亦即曲江宴。因为宴会往往是在关试后才举行,所以又叫关宴;因举行宴会的地点一般都设在杏园曲江岸边的亭子中,所以也叫杏园宴;宴会后,各自便要走马上任,因此又叫离宴。举行曲江宴的程序是:“先笺教坊请奏,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之;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终日……敕下后,人置被袋,倒以图章(原作障)酒器……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金”(《唐摭言》)。宴会中,又设主罚录事,主管监督与会者是否已到齐等事宜。史载卢彖及第后,临近关宴,却请假往洛下拜庆;同年宴于曲江亭子时,他虽已回来,却不参加,而是“以雕庐载妓,微服垧嫔,纵观于侧”。后被进士主罚录事雀沅发现,将其批评了一通,其辞略曰:“深掺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唐摭言》)在举行宴会时,还要従新进士中挑选两名最年轻者充当探花使(郎),走遍长安城,把城中最美的鲜花采集带回宴会来。孟郊考中进士后,曾跟随探花使跑了一回,并以《登科后》诗志之:“昔日龌龊不堪嗟,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前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如上文所述,宴会又设题名席,宴会后,一齐前往慈恩寺题名于塔壁,在同年中选出善书者书之(《太平广记》),后世称之为“雁塔题名”。(仿唐故事,此风一直延续至清代,従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非常丰厚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题名毕,即乘画舫游玩,其纵情狂放,极尽所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少笑料(参考《唐摭言》与《太平广记·贡举》)。有时候,皇帝高兴起来,还会优诏新进士进入芙蓉园游赏,诗人李绅有诗为证:“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香径草中回玉勒,凤凰池畔泛金樽。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地丛拂砌繁。归绕曲江烟景晚,未央明月锁千门。”这对于新进士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正所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也。

        在通常的情况下,进士及第即意味着进入了封建国家的领导阶层,这在人生路上是十分重要的一步,许多宰相、省寺高级官吏都是従进士中提拔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曲江宴之日,京城公卿之家倾城出动,“钿车珠幕,栉比而至”(《太平广记·贡举》),纵观于此,为自己的深闺爱女挑选“东床”。又由于宴会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节日市场极为活跃,以至于偌大的长安城几于半空,曲江风景区内“车马填塞,莫可殚述”(《唐摭言》)。曲江宴的轰动效应引出了一些包办宴会的“专业户”,俗称“进士团”,专门为每年的新科进士操办庆祝筵席。开始时,进士团规模不大,自大中年间(847—859)以后,其人数便大大地增加了。其中,何士参其人可称之为进士团的“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繇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除何士参之外,还有南院主事郑容、中书门下张良佐,也是揽办筵席的“能手”,与何士参合称“长安三绝”。

        最后要指出的是,曲江大会,或者说曲江宴,起始的时候并非新进士的庆宴,恰恰相反,它原本是落第举子们的借酒浇愁宴。《庶摭言·散序》云:“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此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后来,筵席越来越侈靡,并逐渐为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所占据、取代,“向之下第人不复预焉”。曲江大会于是发生质的变化。

        日常游乐与度假休闲

        曲江风景区既然是京城长安的一处官民共同拥有的文化娱乐场所,显然不限于三令节和杏园宴之类的活动,更主要的还应该是平时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従本书“诗文”部分所汇集的大量诗文中可以清楚地了解曲江风景区的优美景色以及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情况。此外,这里还是京城官员们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据《画墁录》载:“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川)杜(曲)数十里间,泉名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游赏。诸司农山池为最,船惟户部为最。”这段话既记述了唐代京城各中央衙门的伏假制度,也说明了他们在曲江池建立山池、设置船舫,以供度假之用的情况。

        曲江池除了供人游乐之外,同时也是唐朝廷早年祈雨的地方。《册府元龟·帝王部崇黄老》有载,这里従略。

        曲江风景重建展望

        随着唐王朝灭亡以及政治中心的东移,曲江风景区也逐渐沦为荒墟和田圃,美景不再,游人敛迹,在千余年来的寂寞岁月中,静静地谛听着不时前来拜访的考古者迷茫而沉重的足音……従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使古老的西安焕发了青春。还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的时候,重建曲江风景区,再现唐代曲江风景区风貌的建设规划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979年年底,国务院批复了《西安市1980—2000年城市总体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市府就“大雁塔曲江风景区”的重建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拟建中的曲江风景区占地约7600亩,相当于5平方公里的地面,主要景点包括大慈恩寺、塔、新的曲江风景区、芙蓉园遗址花圃区等数十处景观以及诸多旅游服务设施。1983年,省市联合成立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西安大雁塔曲江风景区建设委员会”,其下属办事机构则为西安市大雁塔曲江风景区长安旅游开发公司。1992年,经省府和国务院批准,建设面积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至15.88平方公里,同时增加旅游度假、住宅别墅区等项目。仅大慈恩寺、塔名胜游览区即占地2000亩左右,已经开始动工兴建的曲江风景区也占地3000亩,其中的水面占1000亩,其第一期工程完成水面300亩,第二期工程完成水面700亩。现已完成的项目有大慈恩寺西侧的西安盘景园、大慈恩寺东侧的春晓园、大慈恩寺东北侧的西安蔷薇园、以及唐代艺术博物馆、秦王宫、唐华宾馆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部大开发的总形势推动下,曲江风景区建设的步伐必将大大加速;当整个工程完成的时候,一个既具有浓郁历史风韵又兼有现代化气息、比之唐代景点更多、风景更美的大规模园林区必将展现在全国、全世界人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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