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3日    佛学研究网

    现存的宋代佛经目录《大中祥符法宝录》、《天圣释教总录》和《景佑新修法宝录》虽然已著录了宋译诸经的大部分，但仍不完全；其所缺《景佑录》之后所出诸经尽管可在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寻觅到，但因散在各卷之中，查找困难，加上《祥符录》和《景祐)按经本译出年代为序，详尽著录译经情况的部分又多处残缺，致使学人很难了解宋代译经目录的全貌。因为这是研究宋代译经史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本文就宋代译经目录的史料记载进行了考察，并将其结果融入《宋代译经目录总表》中，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宋代译经目录的价值

  在北宋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由译经院子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七月译出宋代第一部佛典开始，直至徽宗政和初年(约一一一三)为止的一百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泽经事业持续不断，总共译出了佛经二百七十四部，合七百五十八卷。在此过程中，译经院子真宗景德四年(一零零七)奉沼将新译经文等实录供报，并子次年七月编成十卷送上修史院。此后，大中祥符五年(一零一二)，经西天译经三藏施护等奏请，“以新译经续开元、贞元旧经，为之藏录”，遂于八年由赵安仁、杨亿和僧惟净等人奉敕编成《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著录了自太平兴国七年至大中祥符八年(九八二至一零一五)译撰的经籍目录、内容提要、进经表、诏令及泽场大事记。其后，在仁宗景佑四年(一零三七)，由吕夷简、宋绶奉敕编修了《景祐新修法宝录》二十一卷。此录沿袭《祥符录》的体例，记载了自大中祥符五年至景祐四年(一零一二至一零三七)的译经事迹。这两部官修经录忠实详尽地记载了北宋的译经历史，是后人了解和研究宋代译经史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是我们用宋判断其他史料正确与否的依据。

  以往的佛教学者通常看重佛经目录中的《入藏录》部分，这当然是受宋代以前写本大藏经的影响。那时，只有《入藏录》所著录的经籍才是某时某寺院藏经的见存实录，并成爲其他寺院整理、编排各自藏经或写传经本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祥符录》和《景佑录，中《入藏录)远不及两部经录中的《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宋代以后，历代刻本大藏经收录的宋朝新译经均未采用《祥符录)和《景枯录，中《入藏录，的编排方式，而是依据《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以经本的译出时间先后的基本顺序进行编排，其次，因《入藏录》仅仅是经名和译者的简单略出，故有关宋译本存在的诸多疑难问题还要靠《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的记载宋解决，再次，两部经录著录的经籍没有存目缺经的问题，因而《入藏录)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最主要的作用。这些，其实也是笔者为什么要下功夫还原《祥符录》和《景佑录，中《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的原因所在。

  《祥符录》和《景祐录》仅见存于《赵城金藏》中，而(赵城金藏>又是仅存的孤本，所以此部大藏经在三十年代首次被发现时曾引起过中外佛教学者的惊喜。由于两部经录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代译经的史实，因此在宋代译经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可惜，两部经录均有残缺，使学人深感欲系统了解宋初之译经实有诸多的不便。为此，笔者利用现存的资料(主要有《赵城金藏》提供的经目、译者和《祥符录·西方圣贤集传)、《景枯录·总录)及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一)提供的译经年月)进行详细考核，还原了两部经录中的《随译年代区别藏乘录》(即《祥符录》第三至十六卷、《景枯录》第二至十一卷)，同时续录出《景佑录)后出诸经以及契丹国师慈贤的译经(还原后的目录等，请参看附录二《宋代译经目录总表》)。

  二、宋代译经目录同刻本大藏经的关系

  《祥符录》和《景祐录》收载的宋朝新译诸经是由京都太平兴国寺译经院将“当院每年所译祝圣寿新经并降传宣札子下印经院开板”刊印后弘布于天下寺院或馈赠邻国的。现存的历代刻本大藏经中，唯《赵城金藏)和《高丽藏，本属印经院官版大藏经的复刻本，而《金藏，又是唯一收录北宋第一部官刻《开宝藏)本最齐全的版本，加之《金藏，本经卷之末附有参与译经的人名及其任职，并有进经或雕造之年月，不仅完全保留了印经院刻本的原貌，而且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经录、史传之缺。由于《金藏》本历经磨难，现已残缺不全，幸有《丽藏》本可以补缺，故金、丽二本成为笔者用以还原《祥符录，和《景范录》的首选版本。

  《开宝藏》之后，宋刻《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碛砂藏》及元代《普宁藏》属另一体系大藏经。首先是版式不同。《开宝藏》本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个字，而这些藏经本均为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个字。其次是对宋译经本收录不全。今用《祥符录》和《景祐录》的还原目录进行校核，可以很方便地统计出各种数据。例如：传入日本的《崇宁藏》与《毗卢藏》之混合本大藏经与《祥符录》对照，收经中缺少了施护译《无能胜大明王陀罗尼经》、《赞法界颂》各一卷，法贤译《金光王童子经》、《难你计湿嚩啰天说支轮经》、《无畏陀罗尼经》、《四品法门经》各一卷，共六部六卷；又与《景佑录》对照，则其收经中缺少了施护等译《顶生王因缘经》六卷、《佛十力经》、《胜义空经》、《随勇尊者经》、《清净心经》、《五大施经》各一卷，法护与惟净合泽《大乘中观释论》第十至十八卷、《金色童子因缘经》十二卷，《开觉自性般若经》四，卷、《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二十卷，共九部五十六卷(其中《大乘中观释论》只记卷数，不记部数)，而在《景佑录》之后新译入藏的二十部一百七十卷经，则全部缺漏。《资福藏》仅仆上前远与《祥符录》对照所缺的六部经中的三部(即第一、二、五经)，并于全藏补遗部分增入横字至烦字函中的八部一百二十九卷经，可稍补《崇宁》、《毗卢》二藏之缺。此后，元大德十年(一三零六)，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见大藏未全，遂取燕京弘法寺秘密经律论数百卷刻板仆入《碛砂藏》，然而宋译诸经仍未具数补足，尚缺少(祥符录)著录的法贤译《金光王童子经》、《难你计湿嚩啰天说支轮经》各一卷，《景佑录》著录的施护等译《福力太子因缘经》第四卷、《胜义空经》、《随勇尊者经》、《清净心经》各一卷，法护与惟净译《大乘中观释论》第十至十八卷、《金色童子因缘经》十二卷、《开觉自性般若经》四卷。此外，《景箔录)后出经缺少日称等译《六趣轮回经》、《尼乾子问无我义经，、《事师法五十颂》各一卷、《诸法集要经》十卷、《福盖正行所集经》十二卷、《父子合集经》二十卷，智吉祥等译《清净毗奈耶最上大乘经》三卷，金总持等译《大乘僧伽吒法义经》七卷，总计缺少十五部八十六卷经本(其中两部经只记卷数，不记部数)。管主八之仆刻经本后为(普宁藏》续补，并成为明清刻藏之所本。

  元代以前的诸种刻本大藏经，有的版本收载宋译经本齐全，有的则不全，且缺载经本的程度亦异。其原因何在?我们从北宋崇宁三年(一一零四)惟白集《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的记述可知，《开元录》四八零帙后的新译诸经，“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宋译诸经)，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宋以前所译诸经)，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无，印经官印板却足’，正是这种情况影响了元代以前诸部大藏经的刻成。

  三、对若干问题的考证
 
 (一)《祥符录》收经总数问题

  经过对《祥符录·圣代翻宣录·藏乘区别年代指明》的目录还原，可知《祥符录》收入译经凡二百二十三部，合四百一十三卷，另有东土圣贤之撰述十一部，百六十卷(因本文仅考译经部分，故撰述部分省略)，总计收入经籍二百三十四部，合五百七十三卷。其中大乘经一百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卷(内含秘密经)，大乘律一部一卷，大乘论十一部十九卷，小乘经四十四部六十九卷，小乘律五部五卷，西方圣贤集传二十一部二十九卷。然而《祥符录·入藏录》（二)虽分项计数与此相同，但总计收入经籍却记作“二百三十三部，五百七十三卷”，其部数统计少了一部。又《祥符录·藏乘区别年代指明》记“大乘经一百四十部，二百九十卷”，则其分项统计部数少了一部。《景佑录》沿袭了《祥符录》所记大乘经一百四十部二百九十卷的错误(《景枯录，记太宗朝译大乘经“凡一百部，一百八十三卷”、真宗朝译大乘经“凡四十部，一百七卷”)，并因此统计出“两朝所译经律论集等二百二十二部，都四百一十三卷”，在译经总部数上仍缺少一部。另外，《景佑录》记(祥符录)收录经籍“总五百七十四卷”，则是子卷数统计上误增了一卷。

  据《佛相统纪》第四十四卷记载，天禧元年(一零一七)四月，沼日，“新译《频那夜迦经》四卷，不许入藏”，因其“荤血之祀，甚渎于真乘；厌诅之辞，尤乖于妙理”。故天圣五年(一零二aC)，僧人惟净等编修的《天圣释教总录》在转载《祥符录·入藏录》时已将此经一部四卷删除，大乘经“计一百四十部，二百八十六卷”。照此计算，所收经籍总数本应为二百三十三部，合五百六十九卷，但《天圣录》却误记、“总二百三十二部，五百六十九卷”。这恐怕是就《祥符录》记数二百三十三部五百七十三卷减去一部四卷所致，殊不知，《祥符录》所记原本就已少了一部，而《天圣录》再减去一部，岂不是一错再错！由于法贤译《金刚萨捶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四卷已被历代大藏经收载，故笔者所编还原目录将其收入原处。

  需要说明的是，《祥符录》和《景祐录》的很有史料价值与指出两部经录的错误并不自相矛盾，因为在二十余卷的大部头经录中出现因疏忽而错计或笔误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正是由于《祥符录)和《景箔录》对研究宋代译经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笔者才对两部经录中存在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洋加考证，以说明原委，为更好地利用它们提供方便。   

  (二)史传记载之误

  《佛祖统纪)第四十三卷记载，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译经院成，赐施护“显教大师”，而《祥符录)第四卷则云，雍熙二年十月，“下诏曰……西天译经三藏明教大师赐紫天息灾、传教大师赐紫法天、传法大师赐紫施护……可并特授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故施护的师号应是传法大师。   
  《佛祖统纪)第四十三卷还记有雍熙“二年，上览新译经，谓宰臣日：天息灾等，妙得翻译之体，乃诏天息灾除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法天、施护并除朝奉大夫试鸿胪卿。法天改名法贤”，而据《祥符录》第六卷，雍熙四年(九八七)，“沼天息灾改名法贤”，同录第七卷记载，端拱二年(九八九)十月，诏日：“法贤可特授试光禄卿，法天、施护可并特授试鸿胪卿，余如故”，并明确记有此前三师之官衔均系“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故上述《佛祖統纪}的有关时间、译者及官衔、师号的记载均有错处。

  以上《佛祖统纪》错误记载之影响颇大，曾晨见于佛学研究者的文章中，不可不引起注意。

  (三)经录中著录译者之误
 
   《祥符录·入藏录》著录：“《一切如来安像三昧仪轨经》一部一卷，三藏法护译。”《天圣录)惠字函照录，而历代刻本大藏经和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却记载此经足施护译。今据历代大藏经收录此经的编次推断，此经当是《祥符录》第五卷(现已残缺)所收，约雍熙四年(九八七)译出。《祥符录》第三卷记载，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诏许三藏沙门法护还天竺。法护，中天竺人也”，故曾在译经院译经的中印度法护在此前四年已回国。法护，还有另一位北天竺的法护。《祥符录》第十五卷记载，大中祥符二年<一零零九)，“十月，诏北天竺沙门法护、京太平兴国寺沙门惟净同译经文”，北印度法护于此后二十二年才奉诏泽经，故两位法护均不是此经的译者。因此可以认为，历代大藏经和《至元录》所记施护译是正确的，而《祥符录·入藏录)的著录当是笔误所致。   

  其次，《祥符录·入藏录》漏载一经，即法贤译《曼殊宝利菩萨吉祥伽陀》，《天圣录》亦漏载。今据《祥符录)第九卷记载可知，此经是至道三年(九九七)七月由法贤译出的西方圣贤集之经典，并与《佛三身赞》一经合计作一部一卷经。

  今将元代至元三十四年(一二八七)奉敕编就的《至元录》与《祥符录》和《景佑录)进行核考，可发现《至元录》中误记译者凡十二处(详见附录二表一)，漏载译经凡二处，即《祥符录》第十卷收录的法贤译《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和《景佑录》第七卷收载的法护等译《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九颂精义论》二卷。

  此外，《至元录》及历代大藏经著录《十号经》一卷为天息灾译，而《祥符录·入藏录》却记作施护译，《天圣录》阜字函照录。细检此经，当属《祥符录》第五卷所收，但因经录已残，难以准确判断，所以笔者在还原目录中暂且依《祥符录·入藏录》的记载而将《十号经》的译者记作施护译。

  (四)历代刻本大藏经存在的问题

  笔者借助《中华藏》的最新校勘成果，将参校的九种大藏经版本中有关宋代译经部分的译者以及译者职称的记载与《祥符录》和《景祐录》进行比勘，现已证实其中不少问题。

  首先，诸藏中译者误记凡有八处(详见附录二表二)。通过对经录和诸本大藏经著录的宋译诸经中部分译者误记及若干译经漏载的全面核查考证后，笔者认为，此前的学者(或依某部经录，或据某种大藏经)统计出的宋代译经数字，现在看来都存在问题，须重新订正。另外，在统计某位译师的译经数字时，还有两种情况需作特殊处理：一，自施护去逝后，过去译者由一个人署名的做法已经改变(因为译经都是二人以上同译，所以译者记作“XXX等”译)，若仍按通常的方法，以某人译出几部几卷经统计，实际已无法进行，必须采用新的记法；二，在一部数十卷的译经中，前半部与后半部的译者往往有变动，若仅将此经记在译前半部的译者名下，也不妥当，应如实记录(笔者依《宋代译经目录总表》统计的宋代诸译师的译经数字，详见附录二表三)。

  其次，历代刻本大藏经中译者职称误记的经卷数颇多，占译经总部数的23％，已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祥符录》记载，施护于端拱元年十月译《智光灭一切业障陀罗尼经》时的职称是“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传法大师”，而《资福藏》、《普宁藏》却误记官衔和师号作“试鸿胪卿传教大师”，《碛砂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亦误记师号作“传教大师”；施护是端拱二年十月才特授试鸿胪卿的，且“传教大师”本是法天的师号，故上述诸藏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宋代的译经僧人，凡译绩卓著者，均特授官衔，并历有升迁，这在佛教译经史上是别具特色的。如何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志磐在《佛祖统纪》第四十三卷中说：“自古人君重沙门之德者，必尊其位，异其称日‘僧录’、‘僧统’、‘法师’、‘国师’，入对不称臣，登殿赐高座，如是为得其宜。至若封官加爵，称卿称公，混滥朝端，轻招物论，上失尊僧之礼，下贻失节之讥，释氏清风，几于不竞，彼征君处士不事王侯者，吾辈宁无愧乎！若不空开府于唐朝，息灾光禄于吾宋，皆由翻译功高，特承天泽，盖将答主上重法之心，非所以为荣也。”

  正是出于上述之缘由，为澄清历代刻本大藏经中宋朝译师们职称的诸多误载，虽不能一一指明，但在《宋代译经目录总表9的备注栏中已注明诸译师官衔的晋升情况及师号，便于读者了解。笔者认为，撰写宋代诸译师略传时应将他们职称晋升·的情况也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来记述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一)株式会社名著普及会昭和五十八年十一月(一九八三年)复刻版《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一一五册第一二五至一四八页
  (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版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第六三二至六三五页(《祥符录》第二十一卷是《入藏录》，因《宋藏遗珍》未收载此卷《入藏录》，故原本在国内已不存，而流入日本的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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