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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僧传》新证
     
    [ 作者: 陈士强   来自:网络   已阅:1619   时间:2021-6-25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6月25日    佛学研究网

        《唐高僧传》,又名《续高僧传》,唐西名寺沙门道宣撰。载于丽藏“左”至“明”函、宋藏“内”至“承”函、元藏“内”至“承”函、明南藏“毂”至“世”函、明北藏“佐”至“衡”函、清藏“乡”至“八”函、频伽藏“致”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卷。丽藏、大正藏、频帙藏作“三十卷”,宋、元藏作“三十一卷”,明、清藏作“四十卷”。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卷五自录此书,云二部三十卷”,故知原书为三十卷。

        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属江苏)人,一说长城(治所在今浙江长安)人。十五岁依智滪律师受业,诵习诸经,次年于日严道场一隋炀帝时称“寺”为“道场二正式落发出家。隋大业(605-671)中,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唐武德(618—626)中,又依智首学习戒律。初居终南山白泉寺,后迁崇义寺、丰德寺,与处士孙思邈结林下之交。及西明寺建成,应诏充任上座。玄奘从西域取经回国后,又随从参与译经。着作见存的尚有…《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释迦氏谱》、《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及《疏》、《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比丘尼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舍卫国只洹寺图经》、《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律相感通传》、盒里处轻重仪》、《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等。已佚的有:《圣迹见在图赞》、《佛化东渐图赞》、《法门文记》等。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有传。

        《唐高僧传》书首有道宣自序,说:

        “昔梁金陵释宝唱撰《名僧传》,会稽释惠皎撰《高僧传》,创发异部,品藻恒流,详核可观,华质有据。而缉裒吴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观未周,故得随闻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传三五,数非通敏,斯则同世相侮,事积由来。中原隐括,未传简录。时无雅瞻,谁为谱之?致使历代高风,飒焉终古。……今余所撰,恐坠接前绪,故不获己而陈之。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日舒之,或讨隹谁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昔,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言约繁简,事通野素,足以绍胤前页,允许后听。始距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宋元明本作“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年。”《大正藏》第五十卷,第425页中)

        然而,今传各种版本的《唐高僧传》所收人物的截止年限及人数,与上面所述有很大的出入。以《大正藏》本(底本为丽藏本)为例,卷四《玄奘传》有“今上嗣藤,素所珍敬,追人优问,礼殊恒秩。永微三年,请造梵本经台,蒙敕赐物,寻得成就。”(第457页上)这里的“今上”,显然是指唐高宗,“永徽”是他的年号。传中叙述的玄奘在显庆、龙朔年间的活动,辚德元年玄奘卒时的情形,也发生在高宗朝。此外,同卷的那提卒于龙朔三年;卷十三的慧壁(又作“璧”)于贞观之末犹在;卷十五的道洪卒于贞观末,义褒卒于龙朔元年;卷二十的智碇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卷二十九的智通卒于贞观二十三年,都是贞观十九年以后的事。

        以《明藏》本为例,卷二十五的道唯卒于永徽四年,支爽卒于永徽三年,惠仙卒于永徽六年,惠宽卒于永徽四年,僧伦卒于贞观二十三年,静之卒于显庆五年,智岩卒于永徽五年;卷二十六的善伏卒于显庆五年,法融卒于显庆二年,惠方卒于贞观二十一年,道信卒于永徽二年:卷二十八的明导在麟德元年仍在世,《昙光传》中有“今麟德二年,东都讲说,师资导达,称所善焉”之语。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今傅的《唐高僧传》已非道宣自序中所说的那个本子。“唐贞观十有九年”,当是指此书原本的撰成时间,之后又有增补,最后之载止时间是麟德二年(655),与初成之时相

        检《内典录》卷五,道宣在着录《续高僧传》(即《唐高僧传》)之后,又着录了《后集续高僧传》十卷(《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也作了刊载)。而到智升作《开元释教录》时,已不见《后集》,故他称“寻本未获”(见卷八)。今本《唐高僧传》所收的卒于贞观十九年以后的僧人的传记,无论是结构内容,还是用词遣句,均与卒于贞观十九年以前的僧人的传记珠连璧合,呵成一气,可以肯定它们同样是道宣的手笔。故智升之所以不见有《后集续高僧传》行世,是因为它早已合入《续高僧传》,并仍作三十卷的缘故。唐道世作《法苑珠林》,引用《唐高僧传》有数十处,其中也有卒于贞观十九年以后的僧人,如卷六十五引智聪,皆谓出于《唐高僧传》。《法苑珠林》作于总章元年(668),离道宣的卒年干封二年(667)仅隔一年。这说明《续高僧传》与《后集续高僧传》在道宣在世之时,已经合并。合并者极可能是道宣本人。

        因此,今本《唐高僧传》所收的僧人,上始梁初,下迄唐麟德二年(665),其实际人数多于道宣在书序中说的数字。据卷目统计,丽藏本所收,正传四百一十四人,附见二百二人;明藏本所收,正传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九人。

        《唐高僧傅》大体上采用《梁高僧传》(又称全局僧传》)的分类法,也分为十科。每科的漂题上都加上“篇—字,故又称十篇:一、译经篇一卷一至卷四一;二、义解篇(卷五至卷十五);三、习禅篇(卷十六至卷二十);四、明律篇(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五、护法篇(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六、感通篇(卷二十五、卷二十六);七、遗身篇(卷二十七);八、讲诵篇(卷二十八);九、兴福篇(卷二十九);十、杂科声德篇(卷三十)。

        道宣认为,“凡此十条,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随篇拟伦”(见序)也就是说,根据僧人最突出的德业,将他选编在某一科。并因承《梁高僧传》的轨范,在每科之末设《论》,“搜擢源派,割析宪章,组织词令,琢磨行业”。(同上)书末有后语。

        《唐高僧传》的科目与《梁高僧传》不同的地方在于:将《梁高僧传》中的“神异”改为“感通”,从排列次序的第三位,移至第六位:将“亡身”改为“遗身”,从排列次序的第六位,移至第七位;将“诵经”改为“读诵”;将“经师”、“唱导”合成“杂种声德”;新增“护法”一种。

        从篇次而言,这就突出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五种的地位。从篇题而论,将“亡身”改为“遗身”,辞句显得委婉;“诵经”改为千读诵”,文题显得贴切。而改“神异”为“感通”,合“经师”、“唱导”为“杂科声德”,既扩大了一科的范围,又深化了一科的主题。《唐高僧传》卷二十六“感通篇论”说:“圣人之为利也,权巧众途,示威雄以摄生。为敦初信,现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教敷下土,匪此难弘。先以威权动之,后以言声导之,转发信然,所以开萌渐也”。(第677页上、中)这就点出了对腾虚显奇、飞光吐瑞等神力变化以及种种感应事迹的渲染,与劝引世人奉佛之间的关系。

        至于为何要将“经师”、“唱导”合为“杂种”,又称“声德”。作者解释说:“利物之广,在务为高。忍界所尊,惟声通解。且自声之为传,其流杂焉。……经师为德,本实以声揉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以从回向,顷世皆其旨”。(卷三十“杂种声德篇论”,第705页下)也就是说,经师、唱导都是以声糅文,开悟听者的,其声也是一种德行。

        赞宁在《宋高僧传》中评论“感通”、“杂种声德”的意义说:

        “昔梁慧皎为传,创立“神异”一科,此唯该摄究极位之贤圣也。或资次徽祥,阶降奇特,当收不尽,固有所缺然。及乎宣(道宣)师不相沿袭,乃厘革为“感通”,盖取诸感而遂通,通则智,性修则感,欤(与)果乃通也。核斯理长,无不包括,亦犹班固增加九流,变“书”为“志”同也。”(卷二十二“感通篇论”,《大正藏》第五十卷,第854页中)“昔《梁传》(指《梁高僧传》)中立篇第十曰“唱导”也,盖取诸经中此诸菩萨皆唱导之首之义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导者固必有达者。终南山释氏(指道宣)观览此题,得在乎歌赞表宣,失在乎兼才别德也。……于是建立杂篇,包藏众德。何止声表,无所不容”。(卷三十“杂科凿德篇论”,同上,第899页中)

        而《唐高僧传》所新增的“护法”一种,则旨在“树已崩之正纲”(本书卷二十四“护法篇论”,第640页上)这是因为在佛教的传布过程中,虽然它受到历代王朝中的绝大多数皇帝的膺奉护持,其势隆隆直上,但也一直存在着与儒、道两种不同的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有时平缓,有时激化。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宗教信仰和思想倾向至关重要。北魏太武帝因敦信道教而焚破经像,坑杀沙门。北周武帝因推重儒术而荡除寺观,禁断佛道。此外,即使在信奉佛教的皇帝中间,也有程度的深浅之分。有的帝王虽然笃好佛法,但有时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或者受社会与论的影响,也会对佛教的活动作出某种限制或规定,如隋炀帝曾令沙门致敬王者,唐高租曾下令绍淘汰僧尼。从南北朝至唐代,帝王还往往召儒、沙门、道士辩论三教优劣,尤其是佛道的先后、浅深、同异。在诸如此类涉及佛教命运的时刻,能抗声对辩,维护佛法的人,便成了新增的“护法”科收录的对象。这在北魏有昙无最,北齐有昙显,北固有静蔼、道安、僧匡,隋有僧猛,唐有明瞻、慧乘、智实、法琳、慧藏等。此科的性质与道宣的另一部着作《集古今佛道论衡)是相同的。

        《唐高僧传》征采周富,叙载详瞻,笔力纵放,词句绮丽,居诸部僧人总传之首。

        作者在书末的后语中说,自梁以后,僧史荒芜,高行明德,湮没无纪,使人抚心痛惜。“故当徽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卷三十,第707页上)根据这个原则,他对《梁高僧传》加以补苴增赓。有《梁高僧传》出于“同世相侮”的缘故,具操行并在成书之前去世而未被选录的梁代僧人。有卷五的法申、僧韶、法护、智欣、法令,卷”(的慧韶、僧密、昙准、道超、僧乔、慧开等是也;有《梁高僧传》由于南北阻隔的原因,未能获悉的北魏僧人,如卷七的道宠,卷十六的佛陀禅师是也;有《梁高僧传》由于知之不详,仅作附见,而道宣搜得资料,缉成正传的北魏僧人,如卷六的道登,原是《梁高僧传》卷八《僧渊传》的附见,仅有“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十九字,而在道宣书中则近三百字。

        在弥补《梁高僧传》的缺漏之后,道宣还利用其时天下一统的有利条件,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将自梁至唐初的南北僧人中的高行者罗括入书。尤其是义解篇,虽为十篇之一,但卷数达十一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乡,载录僧人最多,其中很多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如卷五的梁扬都庄严寺僧曼、光宅寺法云、钟山开善寺智藏、研习《成实》,敷讲开解,腾誉当时,被称为梁代三大法师;卷六的东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昙鸾,依奉《观经》,专修净业,为后世净土宗奠定了理论基础;卷七的陈扬都兴皇寺法朗,受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采赜幽微,微发词致,使“三论”之学盛传于江表、河北。东魏邺下道宠,原在洛阳时从菩提流支受学《十地经论》,在道北教牢宜等四人,而慧光从勒那摩提受同论,在道南教法上等十人,地论学派中的南道、北道二系,当、现两说自此而起;卷八的隋京师廷兴寺昙延着《涅槃义疏》十五卷,并《宝性》、《胜鬘》、《仁王》等疏,为有名的涅槃学者。净影寺慧远,师事法上,着疏属词,其《大乘义章》十四卷,被誉为“佛法纲要尽于此焉”(见本传);卷九的隋相州空渲寺灵裕,拔思胸襟,理相兼通,着《佛法东行记》、《译经体式》、《齐代三宝记》、《僧制》及疏记论序等五十余种,驰名一代。大兴善这场僧粲,工难问,善博寻,着有《十种大乘论》等,为隋代佛教义学二十五众的第一摩诃衍匠;卷十的隋彭城崇圣道场崇嵩,精融《摄论》、《俱舍兰一部,所撰章疏,大行于世;卷十一的唐京师廷兴寺吉藏是三论宗的创始人,等等。

        此外,译经篇中的菩提流支、真谛(以上卷一)、彦琮(卷二)、玄奘(卷四);习禅篇中的菩提达摩、僧可、僧稠、信行(以上卷十六)、意思、智赣(以上卷十七)、灌顶(卷十九)、道绰(卷二十);明律篇中的慧光、洪遵(以上卷二十一)、智首、法砺(以上卷二十二);感通篇中的法顺及附见智严(以上卷二十五)等,或是译经大师,或是一种名匠,或是一宗祖师,对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有代表性,有影响力,佛教义学的演进和繁荣与他们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其中,有的僧人是作者着书时仍在世而被遴选人列的,如卷三的慧净,传称“今春秋六十有八,声闻转高,心疾时动”。(第446页中)虽说慧净有病,但当时还活着。又如卷十五的慧休,传称“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见住慈润(寺),爽健如前”。(第545页上)虽然所载的在世的高僧仅数人,但已打破了《梁高僧传》不录生存之人的旧例。

        《唐高僧传》不仅搜集的僧人面广,而且由于作者钩秸考索,叙载也十分详悉。每传的平均字数,为诸部僧人总傅最多的;不少传记有数千字,如彦琮、慧净、灵裕、僧稠、意思、智颠等传,最长的是玄奘传,约二万字。这在不将句逗算字数的古代,是相当长的。作者吸取了《名僧传》写作的长处,在传纪中既记僧人的生平履历,又记他的学识着述,从而形成了《唐高僧传》内容上的一大优点。如:

        东晋释道安曾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对自后汉开始的译经事业进行总结,详梵典之难易,诠译人之得失,提出了着名的“五失本”(五种不合胡本佛经执式,然而于意无碍的变通译法)、“三不易”(三种不易传译的情况)的译经理论(载《出三藏记集》卷八),对后世的佛典传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彦琮,久参译事,妙体梵文,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许卷,并将《舍利瑞应图经》、《国家祥瑞录》,从汉文译成梵文,使传天竺。他对道安的译经理论十分推崇,曾撰《辩正论》评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又根据自己的译经实践,对翻译的体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部重要的有关翻译理论的专着已不传于世,但由于《唐高僧传》在《彦琮传》中长段转录了该书的主要论点,才使它避免湮没。于中可知,彦琮在论中曾从十方面对道安的理论进行补充:

        “安(道安)之所述,大启玄门,其间曲细,犹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精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卷二,第438页下)他主张直译,译文朴质信达,以求符合原旨:意者宁贵仆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傥见淳质,请勿嫌怪”。(同上,第439页上)

        特别是论述译师应具德才的“八备”之说,实为翻译理论中的卓见高识: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悼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坛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街,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第439页上)

        又如,北周长安崇华寺沙门慧善,幼年出家,善法胜的《阿毗昙心论》。他曾写过一部书,名《散花论》。此书亦已不存,光从书名也难揣度究竟讲的是甚么?聿赖《唐高僧传》卷八本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善一慧善一以《大智度论》每引小乘相证成义,故依文次第,散释精理,譬诸星月助朗太阳,犹如众花缤纷而散乱,故着斯文名《散花论》也”。(第486页下)

        读了此文,方悟《散花论》原是顺依《大智度论》的次第,有选择地阐释其中的一些重要论点的书。

        再如,被后人推为禅宗东土始祖的菩提达摩,在世时并无多大声望,所以他的事迹流传到唐初也不多。《续高僧传》本传只是说,他是南天竺婆罗门种。初达宋(刘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北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第551页下)弟子见于本传的仅有道育、慧可(又名“僧可”),见于他书的也不过僧副、昙林、尼总持三人而已。然而,达摩的禅法经几代的传授,渐流天下,六租慧能以后,更演成一大宗派。随着禅宗势力的兴盛,有关达摩的言论和事迹被大量地编述出来,与他的原始面貌相距甚远。而据《唐高僧传》的记载,达摩之学是”二入四行”的禅法。“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栘,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卷十六,第551页下)理入”,属于教理的思考,“行人”属于禅法的修持,包括“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传中均有解说。道宣撰书之时,禅宗尚未真正形成宗派,传法定宗之争也未露端倪,而且所录出自与达摩有接触的昙林二作“琳二的《略办大乘人道四行》,这就显得可信而接近于事实。

        与传记本文叙载之详瞻相衬映的是,《唐高僧传》各篇之论,撮示一种指归,溯沿佛学源流,评议人物史事,内容也相当丰富。如“明律篇论”中,作者认为律藏初通东夏时,萨婆多部的《十诵律》弘持最广。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虽渐翻在姚秦,但创敷于北魏,自此之后,逐渐转盛,“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卷二十二,第602页下)这中间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作者写道:

        “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扬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法聪)绪,缆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魏末齐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佛陀扇多),师表弘理,再造文疏,广分街术,学声学望,连布若云峰。行光德光,荣曜齐日月。每一披阅,坐列千僧,竟鼓清言,人分异辩,勒成卷帙,通号命家。……有云(道云)、晖(道晖)、愿(法愿)三宗律师,蹑踵传灯,各题声教。云(道云)则命初作疏九卷,被时流谊,门人备高东夏。晖(道晖)次出疏,略云(道云)二轴(即七卷),要约诚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汾阳法愿,眄视两家(指道云、道晖),更开甍穴,装作抄疏,不减于前。禅礼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专附,顿滞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理)、洪(道洪)、隐(昙隐)、乐(道乐)、遵(洪遵)、深、廷等,或陶冶郑魏,或开强燕赵,或导达周秦,或扬尘齐鲁,莫不同师云(道云)之术,齐驽当时。虽出钞记,略可言矣。而遵(洪遵)开业关中,盛宗帝里,经律双授,其功可高。……智首律师讲授,宗系诚广,探索弥深”。(卷二十二,第620页下第621页上)

        道宣即是智首的弟子,他继承智首的遗范,广事弘扬,创立了依奉《四分律》的南山律宗。

        类似这样有关佛学的某一领域渐进嬗度的历史踪迹,以及相关情况的论述,也见之于其他各篇之论,文多不载。这些综贯一种内容的“论”,不仅笔锋驰骋,论创纵横,而且文词锦绣,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

        《唐高僧传》的不足之处有:

        l、有的人物归类不甚恰当。如唐代的道绰是在玄中寺看到记载北瑰昙鸾事迹的碑文,受到触动,从而专修净土法门的。他与昙鸾虽无直接的师资传授关系,但却是昙鸾思想的绍续者。所以,后人推昙鸾为净土宗初祖,道绰为二租。而善导是在西河遇道绰以后,守遵崇净土,称名念佛的,他是道绰的弟子,净土宗三祖。然而,此书将此同一类型的三人,分别归人三科。昙鸾在义解篇,道绰在习禅篇,善导在遗身篇。并且是在卷二十七《会通传》中叙述善导的事迹,在卷目上未注其为“附见”,又有遗漏之失。另外,将华严宗初祖法顺和二祖智俨编在感通篇,着力渲染法顺令虫栘徙,使水断流等神异之迹,亦堕失当。

        2、对有的人物和着作考辨未周。如卷一《菩提流支传》中附见“觉定”,觉定是“佛陀扇多”的意译,也是北天竺僧,从北魏正光元年(520),至东魏元象二年(539),于洛阳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陀罗尼经》等十部。而卷十六,又有《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虽然文中只字未提他的全名及译经事,但传中提到他度慧光出家,又令弟子道房度僧稠,考之史料,此人即是佛陀扇多,显然,道宣误认为有佛陀与佛陀扇多二人了。又,道宣谓昙鸾撰《安乐集》两卷,道绰着《净土宗论》两卷。而传世的是道绰撰的《安乐集》,昙鸾撰的着作中并无《安乐集》,倒有《略论安乐净土义》,顿似《净土论》的略称。故很有可能是道宣把书名搞错了。

        3、《《唐高僧传》只有附于各卷之首的卷目,没有总目,检索不便。有时又过分讲究词藻,而影响叙述的信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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