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4日  佛学研究网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佛教居士、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元丰三年二月乍暖还寒的时节，已近知命之年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来到黄州，在这里，他不能随便离开，也无权签署公文。回想少年登科，春风得意的过去，乌台诗案对他而言是人生中一次残酷的打击。狱中的苏轼有忧虑，有惶恐，有盼望，也有期待。对面这次巨大的打击，他需要反思，需要人生总结。

    初谪黄州，苏轼的生活极其困苦，举目无亲，人地生疏，薪俸断绝，居无所安。虽然后来生活有了着落，但其内心深处的苦闷，却忧郁压抑，难以排遣。通过“闭门却扫，退伏思念”，东坡不禁感慨“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欲归诚佛僧，寻访悔过自新之方。恰恰此时，东坡知道了城南的安国禅寺，作为一个文人，这里的“茂林修竹，陂池亭榭”深深地吸引了他。更主要的是，这里的住持继连和尚，精通禅理，道德弥深，在两人的交流过程中，东坡深受教育，逐渐走出了内心的樊笼，心境豁然开朗。

    在黄州将近五年的岁月里，东坡间一二日就会来到安国寺，在这里“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终至“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倏然，无所附丽”的禅境。东坡的一生，出入佛老，游历居住过的寺观众多，但是却很少有过如此真切平实的禅悟描述文字留下来。在人生的第一次低谷，安国寺的参禅经历可以说是东坡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正因为这段禅悟的经历，使得东坡对人生的虚幻无常有了切身的体验，对佛法的信仰也更为坚定。禅的超越与空灵，更给了东坡与智慧的启迪，“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在走出抑郁苦闷的桎梏之后，完成精神的突围之后，东坡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境地。历经了人生的浮沉，收获了对生命的豁达；亲历了红尘中的世态炎凉，挣脱了役心之物，收获的是心中的坦然；承受了生命中众多的苦难，收获的是精神上的超然。

    当苦难内化为诗人的精神资源，一个全新的苏轼诞生了。元丰五年，苏轼两次来到黄州的赤壁矶，面对着滚滚东逝的流水，诗人独立矶头，不禁俯仰古今、浮想联翩，写下了光耀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如画的江山，必然衍生出卓尔不群的英雄豪杰：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800年前的这些英雄，一一浮现在苏轼的眼前，黄州成就了他们跨越时空的千年之会。遥想雄姿英发的公瑾，诗人想到的是自己的多情，自己早生的华发，得失之间，遂有“人生如梦”之叹。遥想横槊赋诗的孟德，诗人想到的是一世之雄安在？遂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悟。无论是风流潇洒的周瑜，还是不可一世的曹孟德，最终都被大浪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江月永恒。面对着千古不变的江月，诗人举起了酒杯，将敬畏融入酒里，散向江天。

    谪居黄州的苏轼，抛却了功名利禄，疏远了官场，陪伴他的只有十亩荒地，一间雪堂，但是他在清风明月间却真正享受到了自由生命的快乐，心游物外，将无往而非快？黄州赋予了诗人感悟生命的灵气，诗人充实了黄州的文化内涵，苏轼与黄州，演绎了一段名留青史的传奇。东坡在黄州实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可以说，是山水清远，土风厚善的黄州，是安国寺的这段参禅经历成就了一代文豪东坡居士。难怪乎他的弟弟苏辙说“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在谪居黄州的岁月里，因为政治的风波影响，加之山水路遥，很多亲友都不能和东坡往来了，但让他尤为欣慰的是，依然有数位僧道与其书信往还，甚至不远万里，前来探望。“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正是这些方外之士，加之其胞弟苏辙、门生黄庭坚、同僚徐君猷、张商英、陈季常、巢元修、朱昌寿、杨采等人，在东坡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他深深地理解和高度的赞扬，让他重拾起人生的信心。他与这些老友重逢，在悠游于黄州佳山丽水的同时，更需要一个环境清幽，风景秀美的地方，回忆旧事，唱和往还，而城南的安国寺，自然成为了他们经常造访的地方。一时之间，安国寺成了文人雅集聚会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对饮交流，诗词唱和，参悟禅理，陶冶性情。也正因为如此，在太守徐君猷离任去郡之时，与东坡重游安国寺，继连和尚请他为竹间亭题名，东坡为之易名“遗爱”，并代好友巢元修作文记留念，赞颂徐君猷的政绩与道德。而文人来安国寺聚会唱和的习惯，一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文人骚客驻足黄州时，往往会前来追忆凭吊东坡曾经走过的足迹。

    被贬黄州也是苏轼与佛教关系的一大转折。苏轼的外祖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苏氏门中也有出家为僧者，如成都的宝月惟简。但是被贬黄州之前的苏轼，正值青壮年，血气方刚，满怀忠君报国的鸿志步人官场，以其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在朝野士大夫中声名日著，总体而言，仕途相当顺利。这段时期的苏轼像很多儒者一样对佛教怀有好感，在佛教界也有僧人朋友。但是对佛教并未完全深入，也未称居士。

    谪居黄州期间，他开始自号东坡居士，在安国寺进行自我反思，完成心灵和自我解脱，从而真正信奉佛教。从苏轼的诗文来看，在他此后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官居高位的短暂顺境，还是在贬谪到偏远的岭南、海南之时的极端困顿的逆境，总是对佛教禅宗怀有真切的虔诚的感情，或是拜佛祈祷，或是读经写经，或是与僧人交游，或是书写表述佛教义理、禅悟的诗文，或是为寺院写记写铭，或是绘制佛像，直到从海南北归，一路所经过的佛寺几乎都留下他参拜的足迹。他在佛教丛林中却结交了很多超越于世间利害得失之上的知心朋友，有的从年龄上看是他的前辈，也有的是他的同辈或后辈。其中以禅僧居多，著名的有云门宗的大觉怀琏及其弟子金山宝觉、径山惟琳、道潜（参寥子），还有佛印了元、净慈法涌（善本）；临济宗的东林常总、南华重辩；曹洞宗的南华明禅师等。

    苏轼与这些朋友之间形成深厚的感情，彼此间经常有书信、诗文往来。在他后来一再遭到贬谪，生活遇到困苦的时候，这些朋友给他很大安慰和帮助，有的甚至从远道前去探望他。促使他对佛教、禅宗有了更深入的钻研和了解；他在庐山期间最后参访东林寺，参谒常总，并在此住宿，夜间与常总禅师谈论禅法，对常总所说“无情说法”的道理进行参究，有所省悟。黎明，他将悟境以偈写出献给常总，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东坡的禅宗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文、书、画的创作。在他的诗文著作中不仅有相当数量的以佛教、禅宗为题材的作品，而且在创作风格、气势、情趣和意境等方面，都能找到深受佛教禅宗的心性空寂、无念无思、“不立文字”、物我一体等思想影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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