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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述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 作者: 高翔   来自:网络   已阅:679   时间:2021-5-15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5月15日    佛学研究网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迅速在中国传播开宋,印度佛经也陆续被翻译成汉文。古印度佛经中有许多故事内容生动,形式新颖,充满着奇特的“幻想”与丰富的“想象”,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因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接刺激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题材的进一步开拓、艺术虚构手法的进一步应用、主题思想的进一步多样化。本文拟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题材、人物形象、主题思想等方面结合小说发展历史和具体作品宋作一梗概性探讨。

      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信而可征者,可直接推到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开始。东汉至西晋,著名译师有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护等人,包括《安般守意经》、《维摩诘经》、《华严经》在内的许多经典被他们陆续翻译过来。在东晋到隋代的三百年时间里,中国进入了佛经翻译兴盛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鸠摩罗什、真谛、道安、彦琮等著名译经师近百人,译出的佛典近千部。到了唐代,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真正繁荣了起宋,许多精通教义、通晓梵语的中国僧入担任了佛经的主译,有了日臻完善的佛经翻译制度和规模庞大的译场。著名的玄奘法师,一二余载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合一十三百三十五卷。此外,义净、不空等人的译苎也颇为丰富。据统计,从东汉建和二年(公兀一四八年)到北宋景佑四年(公元一零二七年)译经停顿为止的近九百年时间里,共有知名译师一百九十二人,译出佛典一干二白二十三部,合五千零八十一卷,印度佛教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几乎全部被译为汉文。【一】通过这些佛典,中国人对佛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印度佛典是古代印度人智慧的结晶,它代表着与中国迥然不同的一个文化体糸。已代印度虽然很早就出现了象《摩词婆罗多》、《罗摩衍那》那样“使世界感到震惊”【二】的史诗,它具有的丰富想象“远远超过莎士比亚、但丁、荷马、维吉尔、内扎米和费尔多西的幻想范围”【三】,它有着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并不注重历史的准确记载——反映在文学上,则是充分让想象自由翱翔。佛经是古印度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佛教的弘法者在弘法中很注意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宋启发人们,让人们通过具体物象去感悟佛法。佛经,尤其是大乘佛典,在世人看宋,其故事充满着神奇的想象色彩和离奇的情节。这些佛经经过译经师的努力,很好地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如《华严经》,它记述了善财童子访师经过,它规模恢宏开阔,“想象”丰富。有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部长篇小说)。当这些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佛经中保存下来的丰富“想象”、“离奇”情节便深深吸引了中国从士大夫至市井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并逐渐在他们的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的文化体系是与印度迥然不同的,虽然先秦时有屈原等人想象丰富的浪漫主义文学,但中国文学更为强调实用,注重实录,把文学、哲学、历史甚至是《诗经》都当作一种信实的东西。由于中国人的六经不及怪力乱神、鬼魅幽灵,因此,即使是志怪小说,也要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实用观支配下使之本属虚构的文学具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免受“虚错”之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中国的文化就如同人体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一样强调为己所用。当印度的这种充满神奇“幻想”,的文化体系传到中国之后,就很快地被中国人消化吸收,作为中国文学的补缺,促使中国文学虚构意识的增强、题材的进一步开拓和人物形象的进一步丰富。

      那么,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对小说作者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并终演化为中国佛教,而其中的禅宗则成了中国古代影响最深的儒道释三家思想中的一枝奇葩。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不难找出佛教对小说影响的痕迹。六朝志怪小说之作者大多笃信佛教,有的甚至是佛教徒,如《冥祥记》作者王琰是佛门弟子、《宣验记》作者刘义庆是虔诚的佛教徒、《冥验记》作者竟陵王萧子良和《冤魂记》作者颜之推都笃信佛法等等。唐传奇作者受禅学影响更为明显,《霍小玉传》的蒋防、《南柯太守传》的李公佐、《枕中记}的沈既济都是例证。唐变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前身,是佛教弘法的俗讲的直接记录。宋元话本也是源自唐代俗讲,是唐代变文的世俗化;社会化在当时文坛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至于章回小说之作者,如《三国演义》之罗贯中、《水浒传》之施耐庵、《红楼梦》之曹雪芹等等,禅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则更是世之公论。

      其次是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形式的影响。

      在古代印度,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死而复生”、“离魂”、“幻梦”等形式的作品,这种形式的作品,结构精巧,想象离奇。这种形式随着佛经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古代小说之作者所采用;比如,六朝刘义庆的《幽明录》中有一节为《焦湖庙祝》,写的是县民汤林从焦湖庙祝的柏枕的小洞中钻进去,历尽荣华,“永无思归之怀”;“遭违忤之事”而出枕后,才知在枕中经历的数年其实不过是俄顷而已。这一故事后来被唐传奇作家沈既济敷演成为嚷枕中记》,又被李公佐进一步演化为《南柯太守传》,而这种形式则据考是鸠摩罗什所译《大庄严经论》中迦旃延为婆罗邵现梦占化的情节的翻板。【四】古人用这种梦幻形式,只是为了表达“贵极禄位,权倾国都”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南柯一梦”罢了。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都是采用散文体的叙事方式,但其中不少地方又掺杂有“词曰”、“诗曰”“有诗为证”、“有词为证”等韵文体,这同唐代变文采用散韵相结合的形式宋宣讲佛经、弘扬佛法有着相通之处。

      再次,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还表现在作品的人物形象、题材和主题思想等方面。

      在题材方面,中国古代小说受佛经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有的是直接取材手佛经(据鲁迅先生考证,吴均的《续齐谐记》中的阳羡书生的故事是直接取材于康僧会译的《旧杂譬喻经》的吐壶故事,刘义庆噬宣验记》中鹦鹅灭火的故事是取材于《,日杂譬喻经}中的鹦鹅灭火的故事),有的是受佛经故事的启发敷演而来的(唐传奇李朝威噬柳毅传》写柳毅与龙女恋爱的故事是受到《贤愚经·卷八·大施抒海》的启发,《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真假牛魔王的故事则有可能是受到《卢志长者经》中帝释天化为卢志长者施行教化的真假卢志长者的启发)。

      中国古代小说在思想方面受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译介所带宋的新的思想内容促进了中国古代小说思想表现的急剧拓宽,佛教的人生如梦、四大皆空、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也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些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又具体表现为:有的小说直接记述佛法灵验(六朝的志怪小说《冥祥记分便宣扬佛有无边法力、佛经有灵异,可以入火不燃、入水不湿;持诵,则能降龙伏虎,驱魔消灾,解除灾难。《宣验记》是六朝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这一集于专写佛家因果报应,其中有一则故事说,吴郡有个叫沈甲的人,临刑前口诵观音圣号,心口不息,致使刀刃自断,他也因而获释。另有一陆晖,临刑时,砍三刀,刀皆断,官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恐怕是观音的法力。人们查看佛像,发现脖子上有三条刀痕,他因此被获免。这类小说在志怪作品中是常见的,他们颂习佛经,可以有“升霞之术”,“在人间斋,辄闻空中殊音妙音;’,因佛法力,鬼不得近,邪不能降。这类小说称颂佛法灵验、佛经灵异,在志怪小说中有很大的比例),有的小说则宣扬色空思想(佛教认为,世界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构成,四大皆空,诸法皆空。龙树的《中论》就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佛教的大乘经典常用如梦如幻来说明事物之虚妄不实,如《道行般若经·卷五.分别品》就说:“诸法空,诸法如梦,诸法如一,诸法如幻。”这就是色空理论,这样的理论对文人学者的影响就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沈既济的《枕中记》就记述了当时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举子卢生的一个遭遇。当时,他在旅店遇见道士吕翁,发了一通“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的议论。他要睡觉了,吕翁就拿一个青磁枕头给他睡。他一看枕中有个洞,不觉跳入,竟回到家中。从此,他事事如意,娶了当时第一高门的“清河崔氏女”,尔后进士及第,步步高升,出将入相,子孙满堂,八十而终。一觉醒来,才发现自己还躺在旅馆中,遂醒悟到人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后来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敷演。这些描写都是申述“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生之理,死生之情”,人生梦幻,不过一瞬而已,是色空观念在传奇小说中的反映。古代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也反映了这一色空观。小说一开头便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强烈表明了事物虚妄不实,世事无常,诸法皆空,古往今来,有多少是非成败之事,都已成为烟云,成为谈笑之资,带有强烈的色空观。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更为强烈,其第一回便说:“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到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书中.甄士隐的《好了歌》也带有浓烈的色空观念,书后贾宝玉与一僧一道飘然而去的情节也都带有浓烈的佛教色彩。因此,有人将《红楼梦》的主题归结为色空,这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它至少表明了这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作品是深受佛教色空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有很浓烈的因果报应色彩(因果是佛家立教基础,万有之生起,无一不由因缘;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报应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所反映的一个主题,宋代有一讲史的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这一话本中写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后,猜忌功臣,借故把韩信、彭越、陈稀等满门抄斩;这几个功臣就到天庭向天帝诉冤,天帝对他们无辜受害很同情,就让他们分别托生为曹操、孙权和刘备,把刘汉的天下一分为三,这是在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明朝初年瞿佑编著的拟话本《剪灯新话》是当时编得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集子,它提出小说可以有功善惩恶之社会功用。对这一功用的阐析,瞿佑也是采用了因果报应的方式。其中的【三山福地志》说,元自实因为前生“以文学自高,不肯汲引后进”,因此今世就。愚懵而不识字”;因为前生“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纳游士”,因此今生“飘泊而无所生”。在《修文舍人传》中,夏颜说,在地狱中,凡是阳间“负君之贼,败国之臣,受穹爵而享厚禄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积善之家,修德之士,厄下位而固穷者,至此必蒙其福。盖轮回之数,报应之条,至此而莫逃矣”。这部拟话本中的这类作品是相当多的,作者用因果报应之说对那些为恶者以惩罚、为善者以善报,从而达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五】的有补于世的目的,从客观上表达了作者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对社会安定的渴望)。

      总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法在中国的弘扬,佛经在中国的流传,使得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刻,佛教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从作者到作品,从文学体裁到创作内容,从表现形式到主题思想,无不印上了佛教的痕迹。
      注释:
      【一】魏承思《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二】【三】普列姆·昌德论文学》,唐仁虎、刘安武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四】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一九九零年版
      【五】瞿佑{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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