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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尊佛像是什么样?
     
    [ 作者: 自晖   来自:网络   已阅:1036   时间:2021-3-7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3月7日    佛学研究网

        中国“第一”尊佛像的样式是什么风格?从哪来你知道吗?

        佛教的传入
     
        在追溯中国最早佛像风格之前,首先了解一下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关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尚无法考证,但不凡有以下几种说法:

        如周代已传入佛教,孔子已知佛教,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众来华,汉武帝已知佛教等;在西汉哀帝时期,佛教传入内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派遣使臣西域求法之说。

        其中,第二种与第三种说法,无论在佛教界或学术界都比较认可。但不能说明佛教就是在这两个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的,或许更早。

        关于佛像

        佛像,作为佛教的佛、法、僧三宝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表法着佛陀的住世。

        关于佛像,每个人也都见过。庙堂之上,三十二相、相好庄严、妙色金身。没错,这大概就是大家印相中的如来之像。

        但是,《金刚经》又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其实,佛的造像风格并非固定。从古自今,佛像在每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形像、样式和特点。

        梵相东来,早期的佛像有胡人(外国人)的特点,北魏有仙风道骨清瘦之相,北齐有曹衣出水之韵,唐代有妙相丰腴之色,并逐渐完成中国式佛像的演变。

        那么,早期的佛像,到底有多早呢?或者说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佛像的呢?中国的“第一”尊佛像又是什么样风格呢?
     
        关于最早佛像的记载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时间的久远和历史的迁变,早期的佛像极少流传于世。

        但我们还是能够从相关文献中找到一些有关早期佛像的记载,以及推断出早期传入中国佛像的风格。
         
        关于中国最早的佛像记载,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派遣使臣西域求法之说。
     
        《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五:“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

        这段文中的“得佛倚像”即指的是得到站立式的佛像。

        另外,在《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列传第三十二》也有涉及到关于佛像的记载。

        在汉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65)给楚王刘英的诏书中:“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据季羡林先生解释,“佛”字最早是从中亚语bodo, boddo或boudo翻译成浮屠或浮图。

        在出土的迦腻色迦王金币上的文字BO▽ ▽O(BODDO)也印证了这一点,Boddo与巴利语Buddho/佛很接近。

        所以,浮屠之仁祠,也就是供奉着佛像的龛或佛堂。

        迦腻色迦王金币,左图是迦腻色迦王,铭文意为“众王之王、贵霜迦腻色迦”,右图为带有希腊风格的佛像,著通肩大衣,手势为无畏印,铭文BO▽ ▽O意为佛/BODDO。

        这两段文献是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关于佛像的记载。从汉明帝给楚王刘英下诏书的时间(公元65年)上看,佛像在中国的存在要早于他派遣使臣去西域寻佛的时间。

        或者,另一种情况就是派遣使臣西域寻佛的时间记载有出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认至少在东汉早期佛像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而且早于东汉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第一”尊佛像的风格

        关于中国“第一”尊佛像的风格或样式,我们还需要从 “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腾兰以沙门服谒见”这段文字中去挖掘一些相关的信息。

        但要说明这里的“第一”尊佛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个,之前已经讲到佛像在中国出现在可能早于公元67年。

        如果我们把迦叶摩腾、竺法兰与蔡愔等人带回来的《四十二章经》认为是中国佛教的第一部经,把白马寺称为中国的第一座寺院,那我们也可把他们迎请回来的佛像称为中国的“第一”尊佛像。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带回来的是一尊小型站立式佛像(太大也不好带回来)。至于佛像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还需要从“永平十年(公元67年)”和“大月氏”等关键词去推断。

        在印度,早期佛像的风格无非两种。一种是印度本土式的马吐腊风格(Mathura style),另一种就是著名希腊式的犍陀罗风格(Gandhara style)。

        那么迦叶摩腾、竺法兰与蔡愔等人带回国的到底是两种风格中的哪一种呢?

        根据文献记载,蔡愔等人是在中天竺大月氏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
     
        关于他们是否抵达中天竺还值得进一步商确,但是他们确实到达了大月氏。大月氏是汉人的习惯叫法,月氏人原本是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后迁徙至中亚。
     
        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取代了希腊后裔以大夏(Bactria-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巴尔赫)为中心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中亚的统治,并在公元一世纪初建立贵霜王朝。

        月氏人在取代希腊政权后大量的吸收了希腊文化、文字、艺术和宗教,其中包括了佛教。

        当月氏人在公元前120-155年间取代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他们的统治地区也只是小范围的在中亚一带(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

        而此时正值著名的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s)弥兰陀王/米南德王(那先比丘经)/《弥兰陀王问经》的主人公)在犍陀罗(今巴基斯坦)乃至马吐腊、摩揭陀国地区护持佛教,他是继阿育王之后,迦腻色迦王之前著名的佛教护法国王。

        同时,希腊式佛像的出现也跟他有着很大的联系。

        直到约公元30-80年间,大月氏王丘就却(库朱拉·卡德菲塞斯)正式建立贵霜王朝,才真正意义上把疆土延伸到犍陀罗地区。

        而此时,历代希腊王在印度北部及犍陀罗地区已经统治了约200年左右。所以,大月氏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佛教是融合了希腊文化。

        之前讲到的永平十年(公元67年)也正是大月氏王丘就却(公元30-80)完成建立贵霜王朝的初期。
     
        但其统治范围还没有完全覆盖到马吐腊、摩揭陀国等中印度地区,直到公元127-150年间腻色迦王才把疆土拓展到马吐腊地区。而丘就却是迦腻色迦王的曾祖,离迦腻色迦王出世还有约50年左右。

        综上所述,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蔡愔等人有没有抵达中天竺,值得进一步去研究。

        单从文献中提到的他们在大月氏(贵霜国)所得到的佛像极大可能是犍陀罗风格。

        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证明,所以也不排除是印度本土的马吐腊式,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从近年来在四川地区的考古挖掘,可以更近一步证明早期传入中国的佛像是属于犍陀罗风格。

        在四川地区发掘的多处东汉时期的墓葬,都有出土铜摇钱树佛像或陶质佛像。如四川乐山县东汉麻浩崖墓上刻的坐式佛像,身披通肩大衣,右手上举作施无畏印。

        1989年在四川绵阳汉代何家山1号墓出土的铜摇钱树,树上不仅装饰有西王母、力士、神鸟、神兽等,在摇钱树的主干上还有多个约6.5厘米高的佛像。

        佛像为坐式,着通肩大衣,左手握住衣角,右手作施无畏印,头后有背光,为典型的犍陀罗风格。

        1942,考古学家在四川彭山东汉墓中发现的陶质佛像,高约21厘米,为摇钱树的底座。

        佛像为坐式,着通肩大衣,从胸前到膝部有U形衣褶,发髻高耸。佛像左手握衣角,右手举起应为施无畏印。此尊佛从造型和衣饰更清楚的表现出佛像的样式是受到犍陀罗风格地影响。

        更重要的是2001年考古学家在重庆丰都槽坊沟东汉墓地挖掘的半身佛残像与刻有“延光四年”的摇钱树陶质底座。

        半身佛残像为摇钱树主干的一部分,身着通肩大衣,左手虽已遗失,但右手还是可以辨别出施无畏印手势。佛像虽残,但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出佛像的形态,同样是受到犍陀罗风格地影响。

        底座提刻的“延光四年”是东汉安帝的年号,“延光四年”为公元125年,为此件佛像提供了确切的时间纪年。

        以上几件考古学家在东汉墓中发现的佛像,总结下来有几点特征:

        佛像皆从墓中出土,都与摇钱树有关;佛像皆为小尺寸造型;佛像右手皆为施无畏印;从风格上看都有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此外,从摇钱树可以看出,这些佛像皆应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也表现了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东汉时期的微妙融合。

        同时,也可以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推测至更早,因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并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另外,早期佛像为什么集出现在四川地区,是否与佛教从南丝绸之路传入蜀地有关,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

        以“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为例,离为永平十年(公元67年)仅58年。

        所以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断出迦叶摩腾、竺法兰和蔡愔等带回的佛像为犍陀罗风格的可能性更大,进一步推测佛像的造型可能同样身着通肩大衣,左手握衣角,右手作施无畏印。

        在中国“第一”尊佛像样式的基础上,中国的佛像造像风格在不同时代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的融合和丰富多样,为佛像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参考资料:

        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大正新修大藏经》2035,49,P0129。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王岳川编:《季羡林学术精粹》,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

        《陕西宝鸡考古队完成三峽文物发掘任务》,《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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