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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佛教内道场考补
     
    [ 作者: 王兰兰   来自:网络   已阅:611   时间:2020-4-17   录入:wangwencui


    2020年4月17日    佛学研究网

        唐代佛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关系均极其密切,唐代佛寺建制沿革是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内道场研究又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展开研究,可为唐代政治、宗教、社会史等多方面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助力。内道场萌芽于东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但此时“内道场”一词尚未见诸史书,隋朝统一后,文帝、炀帝均崇尚佛教,尤其是炀帝好以今为古,使内道场制度逐渐成形。①隋亡唐兴,佛教内道场盛极一时。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唐代佛教内道场问题开始了系统研究,此后,关于唐代佛教内道场的各个方面,专家学者屡有涉及,对此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拓展、深化,②但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已取得的成果相对较为零散,且有可商榷之处,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梳理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的点滴发现,进一步推动该问题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内道场的定义为“皇宫内供佛弘法处所”,③《佛学大辞典》说:“大内之道场也”,④张弓先生认为:“中古皇室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的经、教行事场所”⑤,这些说法似还可商榷。首先,内道场可指各种宗教的内道场,故皇宫中祠佛场所才可称为佛教内道场。其次,以上观点均认为内道场位于皇宫之内,这种看法非常普遍,也为人们广泛接受,但由于其对“内”的理解局限于字面,导致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唐代佛教内道场主要分布于东西两京皇宫内,但也有些位于皇宫外,如帝陵、离宫、行宫、王府与州县,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皇帝,还有其直系亲属,如皇后、皇子、皇父等,唐后期,其服务对象还添加了皇帝的家奴——宦官,故以皇宫内祠佛场所为内道场是对其的狭义理解。

      本文将唐代佛教内道场界定为以皇帝为中心,以其直系男性血缘关系、夫妻关系为纽带的,位于宫廷内外的佛教活动场所。皇帝在生前多处居所设立的祠佛场所是内道场;帝、后(含追赠)陵及开国君祖陵作为帝、后及其开国君祖先死后的居所,也有内道场。皇子为皇帝的男性直系血缘后代,王府内佛教活动场所也被唐人视为内道场。唐后期,宦官势力大盛,作为皇帝家奴,本与皇帝同居一宫,故崇佛宦官在宫苑所建的祠佛场所也可被视为内道场。

      一 两京皇宫禁苑内道场

      唐代西京长安的皇宫有“三大内”之称,分别是太极宫、大明宫与兴庆宫。在这三大宫殿中,均有佛教内道场存在,因为不同帝王执政时期常会选择宫中不同的地点作为佛事活动场所,故“三大内”共有多处佛教内道场。

      1.太极宫

      太极宫又称“西内”,目前学术界已经确认的太极宫道场有:弘法院、神龙寺(有学者认为又名佛光寺)、大佛光殿、东宫佛堂院,共4处。

      除此外,太极宫还有1处曾举行佛事活动,却未被学界注意。

      林光殿。林光殿是中宗在太极宫的一处内道场,有时也称林光宫,《宋高僧传》记载:“释恒景,……以景龙三年奏乞归山,敕允其请。诏中书、门下及学士于林光宫观内道场设斋。先时追召天下高僧兼义行者二十余人,常于内殿修福,至是散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还故乡。”⑥有学者认为林光宫位于东都,应误。史载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三月戊辰,宴三品已上于林光殿,赐物各有差”⑦,而当年没有太宗巡幸洛阳的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十月从洛阳回到长安,居太极宫,景龙三年为送恒景等而在林光殿设斋,故林光宫殿应在长安。释道岸⑧、思恒⑨、法藏⑩等均曾在中宗时期入居林光殿内道场,故该殿在中宗时是一处常设内道场。

      2.兴庆宫

      兴庆宫以唐玄宗为藩王时的府邸为基础扩建而成,开元十六年(727)后,他始于兴庆宫听政。此宫在“三大内”中位置最为偏南,故又称“南内”。玄宗通常被视为一位崇道的帝王,故这里的佛教活动少见学者论及。其实,他也曾利用佛教为统治服务,因此这里也留下了祠佛的痕迹。

      (1)佛舍。开元末,宰相李林甫联合武惠妃,欲立武氏子为太子,未果。天宝五载(746)正月,李林甫罗织刑狱,谋陷太子李亨,太子妃韦氏之兄韦坚受牵连而被赐死,李亨恐惧,请求与韦妃离婚,“妃遂削发被尼服,居禁中佛舍”(11)。前哲多认为此禁中佛舍处于大明宫中,但开元十六年后,玄宗以兴庆宫为主要活动中心(12),肃宗末年,柳芳与玄宗心腹宦官高力士均被贬黔中一带,柳芳“因从力士质开元、天宝及禁中事”(13),可见以当时人的角度看,禁中可指兴庆宫,且玄宗听政于兴庆宫后,禁中应多指兴庆宫;另一方面,玄宗时期,“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14),则此时当随玄宗居兴庆宫居多。肃宗韦妃虽然被迫与肃宗离婚,但史载她生育了4个子女,“生竞王僴、绛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15),且还抚育年幼丧母的和政公主(16),鉴于孩子较多且未成年,故不排除不令她与子女远离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在兴庆宫亦发掘出白石菩萨坐像、残佛像像座等(17)。综上,此佛舍暂定位居兴庆宫,期待有更多的出土资料以资佐证。

      (2)兴庆宫不空内道场。天宝中,西蕃、大食、康国合兵攻西凉府,玄宗“诏(不)空入,帝御于道场”。安史之乱后,不空追忆说:“上皇诏入内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度。”(18)显然,不空所入的内道场并非韦妃所居佛舍,而当是另有所在。目前尚无法对兴庆宫不空内道场给出确定名称,有待新考古资料的出现。

      综上,兴庆宫以上2处地方,有1处为名称待考的内道场,1处可能存在佛舍。

      3.大明宫

      大明宫又称“东内”。长期作为唐政治中心,故这里的佛教内道场数量不少。学者目前指出的大明宫道场有12处,即含凉殿佛堂、肃宗韦妃出家的大明宫尼庵、长生殿、昭德寺、护国天王寺、南桃园译经内道场、咸泰殿、福寿寺、法乾内寺、昭成寺、追福院、奉敬寺等,其中,上文已论此大明宫韦妃修道尼庵有可能位于兴庆宫,而南桃园译经内道场实位于禁苑,当时参与译经的良贲曾言:“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内园修撰经疏。”(19)护国天王寺也位于禁苑,“寺在左神策军球场北。寺与大内隔墙,即皇城内城东北隅也。常置二七僧令转念”(20),据此,应在东内苑。法乾内寺为宣宗以旧藩邸所造(21),不应在大明宫中。近年,麟德殿也被认为是唐后期大明宫中一处重要的佛教内道场,是重要的三教论衡场所(22)。故已知大明宫内道场实为9处。

      除此外,大明宫还有2处尚未被注意的佛教活动场所。

      (1)文成殿是代宗时的内道场。大历四年,“七月庚申,文成殿置道场,为万姓祈福,是日佛见,光相自子至丑,久而不散,六宫近侍咸覩”(23)。尚书左仆射裴冕等上表祝贺,还请求将此事编于史册,宣示中外,代宗表示同意。

      (2)承明殿。唐睿宗景云年间,“有诏(崇)业入承明熏修别殿,为帝授菩萨戒”(24)。玄宗、肃宗时,僧楚金“承明三入,扬法六宫,后妃长跪于御筵,天华分散而不著。明皇题额,肃宗赐幡,岂荣冠于一时,亦庶几于佛在也!”(25)似此殿近后宫区域。唐代宗时,僧良贲助不空译《仁王般若经》,代宗当时曾“御承明殿灌顶道场躬执旧经,对译新本,而复为序冠于经首”(26)。唐人崔颢诗云:“一朝敕书至,召入承明宫。说法金殿里,焚香清禁中。”(27)承明宫当即指承明殿。

      4.长安禁苑

      目前已知的长安禁苑内道场有德业寺、鹤林寺、北苑内道场、感业寺、护国天王寺、左神策军精舍、南桃园内道场,右神策军元和圣寿佛寺,共8处。

      此外还有3处。

      (1)贞元镇国寺。德宗贞元十二年九月,“右神策等军上言:‘宴设堂去年腊日蒙车驾临幸,请置寺,以贞元镇国为名。’从之。”(28)此寺以右神策军宴设堂为基础而建,应当处于西内苑中。

      (2)法乾寺。此寺乃宣宗以旧藩邸所造,宣宗为宪宗子,“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29)。则其旧邸在十六王宅。十六王宅源于玄宗时期,胡三省考证说:“开元以来,皇子多居禁中,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其后增为十六宅。旧史曰:‘开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而居,号十王宅。’十王,谓庆、忠、棣、鄂、仪、颍、永、荣、延、济。其后盛、仪、寿、丰,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内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30)自此后,藩王不复出閤,“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31)。可见,宣宗当并未在坊里开府,其旧邸当在十六宅中。

      十六宅虽被视为内宅、禁中,但其实并不在大明宫宫墙内,而是附于苑城之南,后并入内苑,《长安志》卷9曰:“朱雀街东第五街,即皇城东之第三街,街东从北第一坊,尽坊之地筑入苑。”故可认为其在禁苑范围内。

      《宋高僧传》中称该寺为法乾内寺(32),此书成于宋代,但其原始资料均来源于唐人记载,唐诗中对该寺的地理位置也有描绘,“师居中禁寺,外请已无缘。望幸唯修偈,承恩不乱禅。”(33)可见该寺院被唐人视为内道场。

      (3)安国寺。睿宗景云年间舍长乐坊旧邸建大安国寺(34)。长乐坊位于朱雀街东第四街,街北第一街,此寺隔夹城与大明宫紧邻,东为十六宅。

      武宗会昌灭佛时,仅许长安左右两街各留两寺。日僧圆仁被遣归国,在前往扬州的路上遇见旧识裴舍人,裴舍人说自己五月廿九日离长安,在城之时,城中僧尼还俗已尽,且“诸寺见下手毁拆,章敬、青龙、安国三寺通为内园”(35)。

      宣宗即位后,改变武宗灭佛政策,两街各增置八寺,原清禅寺改名为安国寺,成为左街新增八寺之一(36)。《长安志》卷9载清禅寺位于十六王宅正南邻的义宁坊南门之东。旧安国寺名被清禅寺袭用,且因原清禅寺屋舍数少,取华阳寺连接充数(37)。显然这里的安国寺非原大安国寺,也非清禅寺并入原安国寺。武宗时已入内园的原安国寺此时已衰败,“后寝摧圮,宣宗欲复修,未克而崩”(38)。

      唐懿宗咸通七年,重建原大安国寺,“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39)。未特别指明重建位置,故神策军再建之安国寺当位于原址。但虽是原址,其地已为内园。重建耗资不菲,“始,懿宗成安国祠,赐宝坐二,度高二丈,构以沈檀,涂髹,镂龙凤葩蘤,金扣之,上施复坐,陈经几其前,四隅立瑞鸟神人,高数尺,磴道以升,前被绣囊锦襜,珍丽精绝”(40)。后懿宗请法门寺佛骨舍利,“迎入禁中,置于安国寺”(41)。此时,在大安国寺原址重建的安国寺已为一座内寺。唐末诗人李洞《题新安国寺》曰:“佛亦遇艰难,重兴叠废坛。……开讲宫娃听,抛生禁鸟餐。”(42)此新安国寺的听众为宫娃与禁鸟,证明其有内道场性质。

      5.东都洛阳宫中及禁苑内道场。

      唐代洛阳佛教内道场目前未见专文系统论及,仅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一文言及大遍空寺,武周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43)。显然这是洛阳宫中的内道场。今翻检史料,又得以下6处。

      (1)慧日内道场。隋炀帝在东都设慧日内道场,武德初年,秦王攻入王世充割据的洛阳,为此道场“别请名德五人”(44),则慧日道场在唐初仍为东都内道场。

      (2)积翠宫。唐高宗、武则天曾长期居住在洛阳,高宗显庆二年驾幸洛阳,玄奘随行,“安置东都积翠宫,召入大内丽日殿翻《观所缘》等论,又于明德宫翻《大毗婆沙》等论”(45)。积翠宫、丽日殿、明德宫均设翻经内道场。

      (3)丽日殿。见上文。

      (4)明德宫。位于东都苑内。玄奘在明德宫具体的翻经地点为飞花殿,《开元释教录》记载:“安置积翠宫。召入大内丽日殿翻《观所缘》等论。夏四月,车驾避暑于明德宫,法师亦陪从,安置飞花殿译《大毗婆沙》等论”(46)。

      (5)功德堂(天堂、佛堂)。武周证圣元年,薛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47)。除了笔记小说,正史对此事也有记载:“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48)则功德堂亦名佛堂、天堂。

      (6)佛光寺。开元二十八年,“东都新殿后佛光寺灾”(49)。

      从现存一些石刻资料可知东都宫中还有尼寺,但不能确知其寺院数量与名称(50)。

      二 其他内道场

      1.唐代离宫内道场

      离宫是皇帝避暑或避寒所居之处,其附属佛寺均应为内道场。

      (1)玉华寺。唐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为皇家离宫,玄奘曾在此译经,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废玉华殿以为佛寺”(51)。

      (2)滋善寺。唐文宗开成元年夏六月,“凤翔麟游县暴风雨,飘害九成宫正殿及滋善寺佛舍”(52)。九成宫是隋代及唐初帝王青睐的夏季避暑之地,显然此滋善寺应为九成宫附属建筑。

      华清宫则是玄宗情有独钟的冬季温泉宫殿。开元年间大多数冬季,玄宗会前往华清宫,但时间不长,基本都是当月往返,天宝四载至十二载,玄宗与贵妃常于冬十月赴温泉,十二月或次年正月返回长安(53),长达3、4个月,华清宫成为当时的冬季政治中心。其宫禁范围内有内道场存在。

      (3)符国寺。华清宫符国寺。在骊山禁苑缭墙内的西绣岭第一峰,宋代游师雄《唐骊山宫图》、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均有绘制。第三峰半山腰还发现一个佚名佛寺遗址(54)。

      (4)石瓮寺。在骊山东绣岭,处于华清宫禁苑缭墙内。开元进士储光羲《石甕寺》诗云:“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苑花落池水,天语闻松音。”(55)大历进士王建《题石甕寺》曰:“青崖白石夹城东,泉脉钟声内里通。地压龙蛇山色别,屋连宫殿匠名同。”(56)都反映出此寺处于华清宫禁苑范围内。大中进士郑嵎《津阳门诗》注称:“石瓮寺,开元中以创造华清宫余材修缮,佛殿中玉石像,皆幽州进来,与朝元阁道像同日而至,精妙无比,叩之如磐。”(57)据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常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敬陁伽(58)。

      2.唐代皇帝行在内道场

      行宫是皇帝出行所居之处,行宫内也有内道场。学者已经指出2处。

      灵武行宫。安史之乱初,“銮驾在灵武凤翔,(不)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59)。至德二载(757),肃宗由灵武(今宁夏灵武)还驾关中,“帝素凭释氏,择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元)皎膺其选,召入受勑旨,随驾仗内赴京”(60)。这些都说明肃宗在灵武是有内道场佛事活动的。

      凤翔行宫。因长安尚未收复,故令僧元皎先行前往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开元寺置御药师道场,择三七僧,六时行道,“忽于法会内生一丛李树,有四十九茎,具事奏闻。……帝大惊喜,曰:‘此大瑞应。’……加署内供奉焉”。(61)宋人认为,内供奉早已有之,但作为内道场僧官名称,最早出现于唐肃宗时期,“置此官者元皎始也”。(62)元皎并未在三大内行道讲经,当时,凤翔府开元寺药师道场被称为御药师道场,显然肃宗将其定义为战时的皇家内道场。《旧唐书》记载肃宗在凤翔,“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63)显然,时人是将肃宗在凤翔行宫的佛事活动场所视为内道场的。因此,内道场不一定必在两京皇宫内,作为战时皇帝、太上皇临时驻跸之地,他们设立的佛事活动场所也可称为内道场。

      现补充2处。

      (1)成都行宫。安史之乱中,玄宗出奔成都,当时新罗籍僧无相有名于蜀,于是玄宗迎相入内殿(供礼)(64)。李商隐《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曾记此事曰:“遇羯虏乱华,銮旌外狩,……上皇显图内禅,自恃真期,久披宸襟,徐叩妙键。……道含九主,恩浸四生,获永固于灵根,时仰资于圆智。”(65)玄宗初入蜀之时是皇帝身份,自其子肃宗登基后,被尊为太上皇。此时的玄宗,相继失去了江山、贵妃与父子亲情,曾经对江山永固、长生不老的狂热追求已非人生第一要义,心底的深重失落唯有以佛教来填补,在行宫设置佛教内道场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2)兴元行宫。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入潼关,僖宗出奔,十八日,至兴元(今陕西汉中),不久,因兴元物资不丰,又迁成都。僖宗离长安时,“文武百官僚不之知,并无从行者”(66),却有僧人同行,“其夕(僧)彻内宿,明日仓黄与杜光庭先生扈从入于岷峨”(67)。僧彻之师为知玄,僖宗入成都后,“遣郭遵泰赍玺书,肩舆诏赴行在。帝接谈论,颇解上心”,僖宗还亲挥御翰,为知玄题写“悟达”师号(68)。唐后期帝王多崇佛,僖宗逃难前夜留僧宿于大明宫,逃难时仍带着僧侣同行,从兴元再迁成都后,屡降玺书召僧人赴成都“谈论”,可想而知,在兴元、成都,他很有可能在行宫进行内道场佛事活动。

      3.唐代东宫与诸王府内道场

      从唐代佛教著作发现,当时僧侣将皇帝诸子在王府的佛事活动场所也称为内道场。如《净土论》记载,隋世并州汉王内道场主洪法师,因信仰弥陀,得以往生西方净土(69)。这段记载明确提出了汉王府内道场的概念,虽记载隋朝之事,但却出于唐代僧侣之手,反映的是唐人的认识。无独有偶,隋齐王杨暕仰慕吉藏,“乃屈临第,并延论士,京辇英彦,相从前后,六十余人,……皆来总集”(70),他还将僧静琳“请至本第,从奉归戒”(71),此应为隋齐王府内道场之证。杨广为晋王时,在江都建惠日道场,所延住的硕德,号为“家僧”(72),显然,惠日道场被杨广视为晋王府内道场。

      基于此,唐代诸皇子所居的佛事活动场所也应被唐代僧侣视为内道场。

      李世民四子李泰曾请僧人法恭入府。贞观十一年,太宗巡幸东都,诏令苏州释法恭赴洛,法恭对谈称旨,于是太宗“特诏留住,传送京师”,远在长安的魏王泰也“遥加钦请,以为戒师”,且亲降疏曰:“弟子摄此心马,每渴仰于调御;恳此身田,常载怀于法雨。若得师资有讬,冀以祛此六尘,善导启行,庶无迷于八正。谨遣谘祈,佇承慈诱。”法恭“既膺斯请”,李泰“供施特隆”(73)。李泰此举,于公,是执行太宗的诏令;于私,是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当时他任雍州牧,魏王府即牧守办公之所,于公于私,他必延请法恭至魏王府讲经说法。在唐僧侣的心目中,这也可被视为魏王府内道场。魏王泰崇佛不是偶然行为,贞观十五年,他还曾在洛阳龙门为长孙皇后造三龛大佛(74)。

      4.唐代帝、后陵内道场

      唐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一方面在唐代皇宫内廷有内道场,同时,唐帝、后陵佛寺也相应地设内道场。

      唐昭陵、乾陵均有佛寺。永徽六年(655),高宗“亲谒昭陵,……于陵侧建佛寺”(75)。

      景龙二年(708),中宗延请南山律宗大德文纲“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76),周玉茹《唐代的内道场比丘尼》已指出此二寺为内道场,认为其功能主要是为已故皇帝诵经祈福。

      此外,有三所陵寺已引起学者注意,但认为其性质为皇家寺院(77)。比照前述乾陵尼寺的情况看,它们也应为内道场。

      (1)光业寺。高宗总章年间在赵郡建建初陵和启运陵,以追尊李渊四代祖李熙、三代祖李天赐,并在陵园东侧建造光业寺,现存开元十三年《光业寺碑》碑文曰:“总章敕云,为像为陵置寺焉。”(78)

      (2)瑶台寺。太宗在昭陵建瑶台寺,早于高宗在昭陵所建佛寺。“辛卯五年,帝为穆太后于庆善宫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瑶台寺”(79),辛卯五年即贞观五年,当时尚无昭陵,长孙皇后贞观十年葬昭陵,太宗在昭陵立瑶台寺当在此时,目的乃为长孙氏追福。此记载合两事于一个时间下,导致后人阅读时产生误解。

      昭陵旧寝宫原在九嵕山上,后经火灾,其宫移在瑶台寺左侧(80),并“客祭瑶台佛寺”(81)。唐德宗时太长博士韦彤称寝宫“必于昭陵柏城之内”(82),则瑶台寺也应在柏城内。

      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序》列笔受僧有“瑶台寺沙门道卓”(83),孙昌武文指出,外地僧均列出地名,故瑶台寺应位于长安城,此说忽略了其为昭陵内道场僧的可能。

      (3)定陵寺。定陵为中宗陵寝。卢纶曾夜宿定陵寺,称“寺在陵内”,且亲见当时寺内仍有僧人居于禅室,朝启奠筵,夜课击磬(84)。卢纶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生活年代距中宗亡故已隔半个多世纪,且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但中宗陵寝的佛寺活动却依然如故,可见帝陵佛寺的维护是受到皇家重视的。

      乾陵佛寺有内尼存在,定陵寺有僧人活动,可推知唐代帝陵的佛寺都会容纳一定数量的僧尼,他们由政府指派,承担祭奠先代皇帝的任务,同时也是为整个皇室追福祈祷。显然,唐代帝陵佛寺始终受政府管辖,专为李唐历代皇帝服务,具有内道场性质。

      此外,尚有一处陵寺见于历史记载。

      (4)三像寺。玄宗开元末武惠妃卒,“赠皇后及谥,葬敬陵”(85),对武惠妃的葬仪一如皇后礼,陵区有佛寺,“三像寺,开元中建。背倚北原,高数百尺,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名。又云,开元末为武恵妃建,武氏墓在凤栖原长兴坊,与寺亦相近”(86),这条记载再次证明唐代有在帝、后陵寝建佛寺的习惯。武氏生前虽仅有妃名,但玄宗对其宠幸与皇后无异,且死后得赠皇后,故其陵区佛寺也可视为内道场。

      三 结论

      判定佛教内道场,不应以是否位于京城皇宫内为唯一标准,而应结合服务对象来定位,凡是为李唐历代皇帝核心家族服务的佛教活动场所,无论位于皇宫内外,均应视为内道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皇帝与皇后在京及京外住地的佛事活动场所、驾崩后的帝后陵寺均为内道场,同时,以父系计算的皇帝直系亲属、皇帝家奴相关的佛教活动场所也可视为佛教内道场,因此,除东西两京的皇宫内苑外,离宫、行宫、王府、皇家陵园等地均有内道场存在。

      概言之,唐内道场应包括帝、后及相关人等生前、死后居所的佛事活动场所。生前居所含两京皇宫、禁苑、行宫、离宫、皇子的王府,死后居所为帝、后陵。今后,随着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出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会更趋完善。

      ①[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条,《大正藏》54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247页。

      ②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第81-89页;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1996年,第1-49页;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介永强:《〈唐长安佛寺考〉补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第130-136页;周玉茹:《唐代内尼稽考》,《佛学研究》2008年,第149-154页;周玉茹:《唐代的内道场比丘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29日,第A05版。

      ③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④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

      ⑤张弓:《汉传佛教与中古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71页。

      ⑥[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5《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0页。

      ⑦[宋]王钦若撰:《册府元龟》卷80《帝王部·庆赐》,(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3页。

      ⑧《宋高僧传》卷14《唐光州道岸传》,第335-338页。

      ⑨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21页。

      ⑩[唐]阎朝隐撰:《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新罗]崔致远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藏》50册,第280、282页。

      (11)[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52《后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6页。

      (12)《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192页。

      (13)《新唐书》卷132《柳芳传》,第4536页。

      (14)[宋]王溥撰:《唐会要》卷5《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15)《旧唐书》卷52《后妃下》,第2186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60页。

      (17)李域铮:《西安附近出土的隋唐佛和菩萨像》,《文博》1993年第5期,81页;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第105页。

      (18)《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第11、9页。

      (19)《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第100页。

      (20)[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八月廿四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

      (21)《宋高僧传》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第131页。

      (22)杜文玉:《唐大明宫麟德殿功能初探》,《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第106-107页。

      (23)《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二》,第577页。

      (24)《宋高僧传》卷14《唐京兆西明寺崇业传》,第342页。

      (25)《宋高僧传》卷24《唐京师千福寺楚金传》,第618页。

      (26)《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第100页。

      (27)[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130《赠怀一上人》,(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22页。

      (28)《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二》,第578页。

      (29)[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22页。

      (30)《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条,第7687页。

      (31)《资治通鉴》卷213宪宗开元十五年五月条,第6778页。

      (32)《宋高僧传》卷6《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第133页。

      (33)《全唐诗》卷702《寄法乾寺令諲太师》,第8076页。

      (34)《唐会要》卷48《寺》,第992页。

      (3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会昌五年六月廿三日条,第189页。

      (36)《唐会要》卷48《寺》,第999页。

      (37)《唐会要》卷48《寺》,第999页。

      (38)[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2页。

      (39)《类编长安志》卷5,第132页。

      (40)《新唐书》卷181《李蔚传》,第5354页。

      (41)[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卷3《方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页。

      (42)《全唐诗》卷721《〈题新安国寺〉》,第8279页。

      (43)《宋高僧传》卷5《唐洛京大徧空寺实叉难陀传》,第31页。

      (44)《续高僧传》卷4《唐东都天宫寺释法护传》,第466页。

      (45)《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第128页。

      (46)[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8,《大正藏》55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60页。

      (47)[唐]张鷟撰:《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48)《旧唐书》卷22《礼仪二》,第865页。

      (49)《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第213页。

      (50)王去非:《关于龙门石窟的几种新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第121页;《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39《大唐故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并序》,第1362页。

      (51)《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一》,第574页。

      (52)《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63页。

      (53)《旧唐书》卷1《玄宗纪下》,第219-227页。

      (54)骆希哲:《唐华清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31页。

      (55)《全唐诗》卷137《石甕寺》,第1387页。

      (56)《全唐诗》卷300《题石甕寺》,第3405页。

      (57)《全唐诗》卷567《津阳门诗》,6565页。

      (58)[宋]李昉撰:《太平广记》卷373《精怪六》,2964页。

      (59)《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第9页。

      (60)《宋高僧传》卷24《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第617页。

      (61)《宋高僧传》卷24《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第617-618页。

      (62)《大宋僧史略》卷下“内供奉并引驾”条,第250页。

      (63)《旧唐书》卷111《张镐传》,3327页。

      (64)《宋高僧传》卷19《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第487页。

      (65)[清]董诰编:《全唐文》卷78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41页。

      (66)《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709页。

      (67)《宋高僧传》卷6《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第134页。

      (68)《宋高僧传》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第131页。

      (69)[唐]迦才撰:《净土论》卷下,《大正藏》第47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98页。

      (70)《续高僧传》卷11《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第393页。

      (71)《续高僧传》卷11《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第746页。

      (72)《续高僧传》卷25《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第939页。

      (73)《续高僧传》卷13《唐苏州武丘山释法恭传》,第494页。

      (74)[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38《集古录跋尾》卷5,(北京)中华书局,第2194页。

      (75)《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73页。

      (76)《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第332页。

      (77)田有前:《唐代陵寺考》,《文博》2012年第4期,第60页。

      (78)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4期,55页。

      (79)[明]觉岸撰:《释氏稽古略》卷3,《大正藏》49册,(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814页。

      (80)《旧唐书》卷136《崔损传》,第3755页。

      (81)《新唐书》卷200《儒学下》,第5709页。

      (82)《唐会要》卷20《陵议》,第463页。

      (83)《全唐文》卷152,第1551页。

      (84)《全唐诗》卷280《宿定陵寺(寺在陵内)》,第3182页。

      (85)《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3492页。

      (86)[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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