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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与佛禅
     
    [ 作者: 徐文明   来自:网络   已阅:318   时间:2019-8-31   录入:wangwencui


    2019年8月31日    佛学研究网

        一、出入自在

        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有两条道路,一是入仕为官,一是退隐田园,因而也就有两种心理准备或者说是两种心态,孔子便强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当仕则仕,当隐则隐。王安石虽然是大有作为之人,但他同样有山林之思,并非一味追求进取。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由于家中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几十口人赖其官禄,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

      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

        这一年即皇祐四年(1052),王安石只有三十二岁,他回江宁为父亲和长兄王安仁扫墓,不觉悲思万缕,泪若江潮,白发先出,朱颜早凋,因而发出了轩冕不足乐、终欲老渔樵的感慨。大概是从父兄虽然学问卓越、志节高尚,却穷老仕途、英年早逝的惨淡经历受到触动,引发了他潜藏于心中的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然而他也只能借诗抒怀,不能付诸于实际。

        王安石又有《池雁》一诗,其中写道:“羽毛催落向人愁,当食哀鸣似有求。万里衡阳冬欲暖,失身元为稻梁谋。”这首诗更是明白地表达了“失身元为稻梁谋”的苦闷,直以仕宦为“失身”,表明他对官场黑暗的厌恶和对乡间生活的向往。

        王安石对于是仕是隐不得自由、为此徘徊矛盾的心境在他的《两马齿俱壮》一诗中有所体现:

      两马齿俱壮,自骄千里材。生姿何轩轩,或是龙之媒。

      一马立长衢,顾影方徘徊;一马裂衔辔,奔嘶逸风雷。

      立岂饱刍豆,恋栈常思回?奔岂欲野龁,久羁羡驽骀?

       两马不同调,各为世所猜。问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两马其实代表了贤士的两种生活方式,一是在朝为官,安分守己,谨受约束,一是自由自在,退居乡野,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在朝则为国尽忠,在野则任性自适,二者都是正当的选择,无可无不可。然而时人不能理解贤者用心,造作谤言,是以贤者在朝,忠于王事,则有恋栈贪禄之讥;高材在野,任性逍遥,却有不服约束、甘心自弃之讽。因而贤者无论进退仕隐,都要受到世人的讥议,因为他们不能到达贤者的境界,无法理解他们的内心,总是以己度人,视骐骥为驽骀,目圣贤为庸禄。

        这首诗可能作于嘉祐年间,王安石还以二马自况,当他欲任职地方时便有人看他不顺眼,以为他是想摆脱束缚的野马,当他立身朝堂时又有人讽刺他固位贪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固我,坚持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而不管流俗的怀疑猜忌。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无论是仕是隐,都应当合乎道义,仕与隐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英宗之世,他在江宁守制,数年被召不出,许多人认为他是因为轻富贵、重隐逸而不愿出仕,因而在他应召入朝为翰林学士时,他的老友王介便作诗予以嘲讽,王安石对此一笑置之,以《松间》一诗还击:

        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

        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李壁在这首诗的注解中指出:“《石林诗话》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与荆公游,甚款,然未尝降意相下。熙宁初,荆公以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诗寄公云:‘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盖有所讽。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之句,盖为介发也。”

         南齐孔稚珪作《北山移文》,讽刺不守隐士之节、出来做官的隐士周颙,其中有“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之语,王介以此典故及诸葛亮为刘备三顾茅庐感动而出山的故事,暗讥王安石为富贵而所动,不能复守隐逸之士的志节。王安石则道自己就没有终老松间、一生隐逸之意,不想以隐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讥?男子汉大丈夫,出处进退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按照道义和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鹤之辈所能知的。这里王安石也对王介进行了嘲讽,笑他见识不足,鷃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过二人是好友,虽然相互嘲弄,却都是善意的,不会为此伤了和气。

        王安石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并不想只是独善其身,因而对于传统的重隐逸而轻仕进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有《禄隐》一文具体表达了这一思想。旧说孔子“高饿显而下禄隐”,故而将伯夷叔齐排在柳下惠的前面,道是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则降志辱身,这也是孟子和扬雄的看法。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按照这一标准,则孔子、孟子应当依照他们所赞赏的饿显的方式行事,而其实不然,“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扬雄则屈身为王莽之臣,这难道是由于圣人能言而不能行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圣贤道同而迹不同,饿显与禄隐都属于迹,无所谓高下。圣贤都是通乎权变、无系累于迹的大过于人者,“圣者,知权之大者;贤者,知权之小者也”,因而殷之三仁,其迹不同,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而其道则一。《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是说圣人无可无不可,出处语默,皆不离道,都是合理的。

        王安石大胆推翻了孔子、孟子、扬子等先代圣贤的观点,指出出处隐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对同与不同、统一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大胆容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能通权达变,依时势而动,可见他心目中的圣人绝非固执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满活力、善于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谋取富贵,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时亦有山林之思。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门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南门外。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的诗句,可见他在庙堂不忘山林,心中并无富贵腾达的喜悦,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卸下肩上的担子,过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后来魏泰提起此事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继而为之微笑,因为这正是他平生的志愿,也不为怪。

        王安石在《次韵酬朱昌叔五首》中表达了对官场生涯的厌恶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他对在春风中放歌的曾点十分欣赏,以为名誉事功皆不足为累,世事官身都充满危险,故而发出“已知轩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乐世闲身岂易求,岩居川观更何忧?”看来他是乐得岩居野处,登山观水,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闲人了。他还言“拙于人合且天合,静与道谋非食谋”,强调自己是谋道的君子,做官不是为了专门谋取俸禄,只是由于拙于人合,无法与流俗同流合污,只能与天地合德、与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贵与祸患相伴,贪恋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诗:

      周公兄弟相杀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贵常多患祸婴,贫贱亦复难为情。

      身随衣食南与北,至亲安能常在侧。

       谓言黍熟同一炊,欻见陇上黄离离。

      游人中道忽不返,从此食黍还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这两个富贵至极的人为例,说明富贵不足依恋。然而贫贱同样使人难以为情,无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经常守在亲人的身边呢?兄弟离散,阴阳相隔,食黍之时不仅想到“陇上黄离离”的古诗,令人心悲。

        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终不乐富贵,他屡屡力辞相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来,离开相位、回归乡野会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得其所哉,这是那些依恋荣华富贵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二、 行乎中道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极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张完全放弃世俗生活,象出家人一样弃绝夫妇父子,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方面又不赞同完全入世,过一种庸俗的生活。

        在王安石的早年,对于佛教的离弃人伦是持批评态度的。作为一个儒者,他只能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不可能赞同废弃人伦、遗世独立的做法,因此认为佛教虽然“实见道体”,却又“差了途辙”,有体无用,与尧舜之道还是不可相比。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中,他强调佛教得大道之一隅,“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而又暗示其未得道术之大全,于感而遂通、进取有为方面有所不足,批评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体,不明其用,不能于人伦日用之中体会寂然无为之道。

        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他对韩愈尊礼大颠表示不满,认为“同朝叙朋友,异姓结婚姻”是正常的伦理原则,只能这样“恩义乃独厚”,才能维护彝伦,保证正常的社会关系与人类长久的根本的利益。王安石认为,朋友婚姻之道并不可鄙,不能说出家就高于在家。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十分可贵的。即使是在倾心佛教的晚年,王安石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未由于信佛而完全放弃关注现世人生的立场,因为他是一人具有主见的人,不会随风倒。

        王安石不仅对于佛教放弃世俗生活有所不满,对于中国传统的以遗世独立为高洁的观点也不赞同。在《涓涓乳下子》一诗中,王安石对于放弃贵族的地位、不接受兄长的馈赠、带着妻子避世隐居、过着织屦为生的贫苦生活的陈仲子表示不满,以为“恩义有相权,洁身非至理”,维护世俗的恩义是最为重要的,单单强调洁身自好是不可取的。

        作为一个奋发有为、以经世济民为己志的人,王安石也不可能一味推崇无思无为。司马光曾经以王安石喜欢老子来批评他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无为而治之道,非要弄得天下骚动、搞什么变法。保守派也大讲今不如古,还是祖宗成法最好,只要保守不改就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则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诗中指出:

      上古杳默无人声,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伏牺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蛊伪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众皆惊。上智闭匿不敢成,

       因时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鸣,

      强取色乐要聋盲,震荡沉浊终无清。

      诙诡徒乱圣人氓,岂若泯默死蠢耕。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上古社会人与鸟兽相随而行,人类还未完全从自然界独立出来,这一时期的人类与鸟兽尚无根本的差异,处在蒙昧之时,不能说胜过后世。由于人类繁衍过快,生产力的进步赶不上人口的膨胀,导致万物不给,因而产生了争夺和暴力冲突。这个时候圣人伏羲出现了,他制订法令来约束众人,并发明渔网、制造工具,发展了渔业与捕猎业,渔虫猎兽,使得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证,但也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伏羲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并非以此眩耀自己的聪明。伏羲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各立其名,并夸贤尚功,分别荣耻,使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培植聪明,并且守道德、明廉耻,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彻底分离开来。如此尽管本身是一种进步,却也有副作用,使得诈伪日生、元气日凋,人类距离先天的纯朴越来越远,为物欲所蔽,因而智慧闭匿,一闻至言真理便惊慌失措,不明其意。上智大贤本来不期有成,只是为了因时救俗,出民于水火之中,使之免刖黥之刑。那些不明历史发展的规律、顽固坚持今不如古之谬说的狂人却大放厥辞、扰乱人心,文其奸言,肆其诡说,这种人以无为好古自居,却又不能行古之道,不甘心老于耕织、默然一生,如此异论惑世,何如老死蠢耕、不问世事?

        看来这首诗是有感而发的,王安石肯定礼乐文明的合理性,坚决反对历史倒退论,指出上古蒙昧时期并不可贵,圣人制礼作乐、创建文明社会的历史功勋不容抹煞。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步,离群索居、猿居鹤处,与鸟兽为伍,是一种历史倒退,不值得欣赏,也说不上高洁。积极入世,有所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不是什么罪过,是为了因时之弊、救世之衰,既非自示聪明,又非期有成功。出世未必有德、入世未必有过,这是王安石对当时流行的重古轻今、推崇出世而贬低入世的流俗之言的回答。

        王安石讽刺那些流俗之辈惑于物欲,“至言一出众辄惊”,根本听不进去真理,并且哓哓好辩,散布流言,蛊惑百姓,试图将水搅浑,好从中取利。其中“震荡沉浊终无清”等句有强烈的针对性,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方今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云云,王安石则反唇相讥,指出震荡沉浊、惟恐天下不乱的是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他们流言惑众,搅乱民心,试图以此阻止变法,甚至一改儒家卫道士的嘴脸,将佛老也抬出来用于反对新法,鼓吹无为安静,而在新法推行时自己却又不肯安静、不愿无为,而是竭尽全力阻挠新法,千方百计为其制造障碍。

        王安石早年为了力救时弊,倡言有为,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反对借此为禄禄无为、一无所成辩护的流俗之辈,但有些议论有些偏激,容易为人误会,因而后来他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

      浮屠之法与世殊,洗涤万事求空虚。

      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

      堂阴置石双嵽嵲,石脚立竹青扶疏。

      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

      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

      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

      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

       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

        据曾巩《元丰类稿》之《宝月大师塔铭》,修广字叔微,杭州钱塘人,俗姓王。九岁出家学佛,居本州明庆院。景祐二年(1035),诏赐紫衣,五年(1038),赐号宝月大师。治平年间,为本州管内僧正,熙宁元年(1068)十月卒,年六十一。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对与世迥殊、但求空虚的佛法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赞扬修广心不挂物、自由自在的修养和境界,道是一至其处,便觉心胸为开、肝胆豁然,何况天天在此宴坐修禅呢。他对早年勇于救世、因而对强调出世的佛教有所批评表示了反省,始悟进退出入各有其理,造次区分高下、妄谈贤愚是不对的,吟诵山湖、耕钓为业未必不如立身庙堂,而且这也正是他将要选择的生活。这里王安石似乎显得有些消极,其实这正是他成熟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晚年的立场也是进退各有其理、不可妄分高下,并未一味推崇出世隐居,他还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二者。

        勇于救世、以拯济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在现实中多遭挫折,非但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还饱受诬谤,因而“少得志愿多忧虞”,这使他不得不以更加清醒的目光来看待世俗人生,认识到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也是平等的,亦无高下之分。他有《读〈蜀志〉》一诗: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据《三国志·魏志·张邈传》,刘备对许汜十分不满,责备他道:“今天下大乱,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后来这一典故常被引用,辛弃疾亦有“求田问舍,羞见刘郎才气”之句,对于乱世之中立志救国救民的刘备表示钦佩和敬仰。王安石则反其意而用之,指出乱世纷争、三家逐鹿,于国于民、于身于世都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徒自劳苦而已,可惜无人将这一道理告诉刘备,使他认识到求田问舍并非庸俗,甚至较争夺天下更为高明。
     
        有说此诗于理未安,竟将兴复汉室的大业视之为纷争、轻之如一毛;有说此诗是作者因坚持变法饱受诬谤之后的愤激之语。其并非如此,事实上王安石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自道视之,何得何失,何贵何贱,所谓的是非功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不如求田问舍,独善其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有益。
     
        王安石晚年的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的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出世与入世的分别,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三、至人无欲
     
        王安石秉天地之刚气,又加上自律甚严,因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达到了近乎无欲的境界,因而不为物惑,不为欲望所左右,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王安石不爱饮酒,不乐游宴,强之不得。据司马光所述,王安石任馆职时,与司马光为同僚,一日长官包拯设宴,二人与席,包公为人严正,司马光不愿驳他的面子,虽然不善饮酒,也强饮数杯,而王安石却自始至终,一口不饮,由此表现了他的刚正不屈的个性。
     
        王安石不大习惯当时士大夫习以为常的生活,不愿意浪费时间饮酒作乐,更不想败坏自己的名节。正是因为他特立独行,不合于众,故每遭诋毁。从他个人来讲,既非有意违俗,又非以此自眩,只是顺乎自己的本性行事,不愿受外物的左右而已。
     
        王安石不仅不好金樽,也不爱女色。当时士大夫生活糜烂,好色成风,就连一代儒宗欧阳修年轻时也难免此病,他后来屡遭诬谤误解就与少年不大检点有关。一代文豪宋祁在蜀时姬妾数十,风流成性。王安石虽然也是一代文宗,却未有半点文人的毛病,而是比道学家还严谨,就是一再诬蔑他的保守派也无法在这方面找出他的缺点,只得假惺惺地赞扬他一番,以示公允。

        王安石不仅终生不纳姬妾,还将夫人为他买的妾完璧归赵,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据《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王安石为知制诰在嘉祐六年(1061),当时他的诸弟皆已成立,家中负担不象过去那么重了,当时他还任工部郎中、纠察在京刑狱,官职与俸禄都有提升,已经步入社会上层了,因此贤惠的吴夫人也想让丈夫享受一下上流社会的待遇,偷偸为他买了一个妾侍奉左右。大概王安石家中当时既无姬妾,又无丫环侍女,因而看到家中出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非常吃惊,忙问她是什么人。这一女子告诉他是夫人令其侍奉左右的,王安石便明白怎么回事了,又问她姓氏家世,何以至此,她则答称本为军中大将之妇,由于丈夫运米失舟,按照规定必须陪偿,结果用尽全部家产也不够,只好将她卖掉抵债。王安石对她的悲惨境遇十分同情,又问夫人用多少钱将她买来,她言是九十万。这个数字对于王安石来说也不算小,他却将这一女子的丈夫唤来,令其夫妇相聚如初,并将九十万尽赏他们。

        王安石奉还夫人又送钱,可称得上是一件大功德,这种行为和品格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他的道德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士大夫的道德水平,虽不能说是惊世劾俗,也算得上迥出群侪了。

         王安石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近乎无欲,并不是由于他心如死灰,事实上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开朗、风趣幽默的人。他的无欲既出乎天性、又是严格自律的结果,他也并非为无欲而无欲,而是为了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进入一个真正的自由境界。

        孔子曾问弟子何人称得上刚,或者申枨对之,孔子则曰申枨多欲,怎么称得上刚。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刚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倾动的品格,并非外在的高大威猛。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欲望多的人必然有求于人,有求于人,不管身材如何高大壮健,权力如何大,地位多么高,都得矮人一等,都得低眉折腰。对外有欲就是自身不足,自身有所不足,则称不上刚,因而无欲则刚是孔子强调的真理。

         王安石可谓得大刚之气者,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八:
     
        山赞元禅师,舒王初丁太夫人忧,读经山中,与元游,如昆仲。问祖师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两生来恐纯熟。”王曰:“愿闻其说。”元曰:“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又多怒,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淡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王安石在嘉祐、治平间丁母忧时居江宁,读经山中,与蒋山赞元禅师游,亲如兄弟。他问禅门祖师意旨,元却不答,再三请教,元则告之他有三重般若之障,今生学佛不易,但又有近道之质,经一两辈子就可以纯熟,证得大道。王安石道是愿闻其详。元则答曰,受气刚大,世缘深重,以刚大之气加上深重的世缘,必然以一身任天下之大事,怀经世济民之志,如此则只能入世,难以出世。如果不能得君行道,才得其用,则心不能平,有怀才不遇之感,以不平之心持济世之志,则意不能安,不能安静,如何体味佛教一念万年、超越三世的境界?又性格多怒,多怒则多烦恼,此为烦恼障;学问尚理,崇尚理性、注重分别恰恰是所知障。心不能平、性多怒、学问尚理构成学习佛教、获得般若智慧的三重障碍,想到马上悟道成佛是不可能的。但不重名利,视之若落发,身无噬欲,自奉如头陀,这又是不可多得的近道之质,只要多读佛经、以教乘加以滋养就可以了。看来赞元禅师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学禅,鼓励他读佛经、明教理,以此入道,这一说法有无道理暂且不论,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了解还是切中实际的。

        王安石刚正无欲,使得他超出了自身的局限,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从而使自己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高级境界,名利、声色、进退、出入无动于衷,穷达、是非、恩怨、人我无关于己。他不愿再为轻于一毛世间功罪而劳身耗神了,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就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必然归宿。

        王安石二次罢相是他自己屡次请求的结果,并非是由于神宗对他恩遇已衰,也不能说是他意志衰退的表现。如果第一次罢相主要是由于受到政治压力,那么第二次罢相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和主动的选择,而且这一次他是下定了再也不问政事的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二次出山了。

        神宗与王安石相知最深,其初神宗很不情愿,但他明白了王安石的心愿之后,决定成全师臣,不再打扰他,这也是他对这位既有能力、又有道德、对他也最为忠心的老臣的报答。

        后世俗儒根本不能理解王安石的用心,总是以己度人,以为放着好好的宰相不做,肯定有难以言喻的苦衷,肯定是不得已的,因此捏造了不少故事和流言来解释他们自己心中的疑惑。如谓王安石归山之后,一直希望再次起用,一次神宗派中使前来赐金,王安石初闻大喜,以为将再得用,后来发现只是赐金,于是气急败坏,干脆赌气不受,将黄金转送寺院。又道神宗厌弃王安石,故八年不复召,临终亦以司马光托孤,不用王安石。还称元丰改官制,王安石大吃一惊,道是如许大事不让他知道,肯定是皇帝对他有怨气,于是作诗歌颂元丰,以谄媚神宗,得全性命云云。

         此类妄说既不知安石,又不明神宗,更不知二人相知之深、情谊之厚。王安石既下决心归隐山林,怎么会期待再次起用?他要是依恋相位,又何必一再辞职?如果神宗厌弃王安石,又怎么会一再遣使问候,终生恩遇不衰?以神宗与王安石相知之深,知道他这次是彻底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出来了,他又何必打扰一个退职的忠心耿耿的老臣,让他不得安宁?元丰改官制,怎么会跟一个退职的人商量,王安石岂是如此不明事理、气量狭小的人?以王安石的个性,让他谄媚皇帝、以求保身是不可想象的,以为神宗有意加害安石更是痴人说梦,造谣诬蔑。

        王安石以自己的忠心和诚意赢得了神宗的理解,使他得以未到耳顺之年悠游林下,与猿鹤为伍,同山川为伴,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最后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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