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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世纪中国北方广泛流行的华严禅典籍与人物
     
    [ 作者: 王颂   来自:网络   已阅:117   时间:2019-8-25   录入:wangwencui

     
    2019年8月25日    佛学研究网

        一、华严禅的思想内容

        十一世纪对东北亚各国来说是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以这个世纪的起点,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北宋与辽缔结“潭渊之盟”为标志,强权之间达成了势力平衡。尽管其后北宋与西夏之间仍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但总的来说,该地区保持了一个世纪以上的和平。以此为背景,北宋、辽与西夏的佛教进入了全盛期。

        “华严禅”这一概念并未见诸于古籍,乃是现代学者的概括。日本学术界较早地探讨了华严与禅的关系,代表性研究有高峰了州《华严与禅的通路》等作品。至于“华严禅”一词最早由谁提出,殊难确认。据笔者目力所及,日本华严学名家吉津宜英教授《华严禅思想史的研究》一书成书较早、影响较大,日本学术界在使用“华严禅”一词或者探讨相关问题时,都不能忽略吉津教授的研究。

        前法藏和澄观等人的相关思想,并不涉及其后宋、辽、西夏的内容。由于宗密之后的“华严禅”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华严禅”严格来说在外延与内涵上都与吉津教授有所不同。此外,中国学者董群教授曾经对“华严禅”这一概念进行过系统分析,将其梳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对笔者有所启发。本文结合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两个层面来使用“华严禅”一词。

        从广义角度来说,凡是禅宗人物,将华严思想作为理论模式或方法论,运用它来诠释其教义与实践的;或者禅宗以外的人士,将华严宗与禅宗的相关学说打成一片的,都可以称为“华严禅”。

        众所周知,宗密提出华严禅的思想史背景,在于禅宗势力的不断壮大。安史之乱之后,作为经院佛教的重要外护的贵族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寺院的田产因人口流失而荒芜,传统的都市寺院、经院佛教由此失去了经济基础,难以为继。与智俨、法藏所代表的早期华严宗推崇《华严经》,广泛吸收地论、摄论乃至慈恩宗的唯识学有所不同,宗密学说的依据是《圆觉经》和《大乘起信论》(其后子璿等人又增加了《首楞严经》),重点吸收了菏泽禅的教义思想,全面提出了华严禅的教义和实践法门。

        中国传统思想中原本就有发达的心性论,探讨心性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热衷的话题,在先秦儒学和魏晋玄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南北朝时代的佛教派别也大都牵涉到此问题。古、新唯识学传入以后,佛教带来了有关心的新知识,即心识的理论。这刺激了中国人的想象,对于心的理解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认识论内容。禅宗的崛起,把对于心的关注变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话题。禅宗有关心识的理论吸收了般若学与唯识学,但具有更加活泼、简介的特点,抛弃了繁琐的理论论证,注重将对心的理论思考转变为一种直接可以运用的启发修行者觉悟的手段。当然,这样的改变虽然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手段却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奏效,在很多时候反倒流于空洞的形式了。在此情况下,宗密采纳禅宗的立场、视角与方法,同时又结合了华严宗原有的注重理论思辨的长处,提出了华严禅的相关思想。

        以下,本文将通过考察华严禅相关著作在北宋、辽、西夏流布的情况,说明十一世纪华严禅在东北亚地区普遍流行的情况以及它们相应的特点。

        二、华严禅在北宋的流行

        北宋华严禅流行的情况可以从南北两个方面来予以考察。北宋时期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南移,江南地区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该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为了争取信众资源和政府的支持,禅宗南宗、天台宗、华严宗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宗派意识的宗教教团,相互竞争。而在作为北宋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各种佛教传统相互融合则是主流。

        就南方而言,北宋时代最重要的华严宗人物非净源莫属。净源(1011-1088)是江南慧因寺教团的实际创立者,净源是我们已知的华严教团的最早创立者。作为教团出现的标志是:第一,净源确立了华严宗的传承谱系,祖师的谱系,并围绕这个谱系建立了祖师崇拜的仪式。第二,华严宗的祖师著作在净源的弟子义和的时代被编纂进入了《大藏经》,这标志着官方认可了华严宗具有独立的宗派地位。第三,在净源等人的努力下,华严宗拥有了专属寺院和寺院网络。这些寺院都建立了保存华严经典的“华严经藏”和供奉华严祖师的“华严祖堂”,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寺院住持的人选只能在华严宗内部产生。它们为华严宗人世代继承,为华严宗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因此,考察宋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净源的华严思想,对于理解华严禅在宋代华严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净源推崇华严禅并非孤立的行为,从师承来看,他最重要的师匠子璿(965-1038)就是一个融会华严与禅的人物。子璿不但以注释《首楞严经》著称于世,还以善用禅宗公案而见诸于各种灯录。净源本人最为推崇的经典也是《起信论》和《楞严经》,据传为杜顺所作《法界观门》,法藏《妄尽还源观》,以及对华严和禅影响很大的《肇论》。实际上,自就学到思想臻于成熟的阶段,净源并没有接触多少唐代华严以及南北朝地论师的著作,智俨和法藏的一些重要著作是在净源五十岁以后才回流到宋地的。因此,他的思想倾向于澄观、宗密而非智俨、法藏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其后净源曾经在整理、刊行法藏著作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最为关注的法藏著作仍然是依据《起信论》创作的《妄尽还源观》,对此书他著有复注即《华严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

        而在北方,则出现了以本嵩为代表的借助于禅的影响力来弘扬华严,将华严与禅融合为一体的人物。本嵩(生卒年不详,活跃于1088年前后,与净源为同时代人)在传统的宋代华严乃至宋代佛教的研究脉络中并未受到重视,近年开始受到研究者瞩目,源于其重要著作《法界观通玄记》的重新发现。《通玄记》是较为罕见的藏外文献,此书长期散佚,多少限制了对本嵩的研究。但除此之外,本嵩尚有另一本著作存世,即《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三十门颂》)。该书自《北藏》以来已经入藏,大概由于《通玄记》散佚,在不比对二者的情况下很难认识《三十门颂》一书的价值,故而后者也未能获得深入研究。实际上,该书是反映北宋时代华严禅思想的极佳样本。

        北宋吸收华严思想的禅僧也有很多,如为大家所熟悉的圆悟克勤(1063-1135),但限于主题,本文主要从典籍传播的角度考察几位有影响力的华严系统人物,对其余不再一一述及。

        三、华严禅在西夏的流行

        从目前已知的西夏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华严禅在西夏佛教的地位。由于资料匮乏,人们对西夏佛教史乃至一般历史所知甚少,很多史实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所幸近代以来,在黑水城、拜寺沟、山嘴沟等地陆续出土了一批与西夏佛教有关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勾勒出一个大致情况。从这些资料来看,华严信仰在西夏蔚为流行,而其中反映华严禅思想的作品又占据了很大比例。特别是宗密一系的真心派华严禅文献居多,可见该派别在西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与此题材相同,现存的还有西夏文著作《三观九门》。其思想特点是以《华严经》为立教宗旨,主张儒释道三教圆融。因此,将该书判定为白云宗作品自有其合理性,该书确实展现了西夏华严禅的特色。西夏的文献中还保存有一些辽代人撰写的华严禅相关文献。其中有汉文写作的著者不明的《解行照心图》、道?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恒策《究竟一乘圆明心义》等。

        众所周知,西夏文献存世数量极少,但即便是这么少的数量,与华严禅有关的文献竟然如此之多,实在令人惊叹。由此也可以推测华严禅是西夏佛教的主流之一。综合而言,西夏流行的不是北宋当时流行的南宗禅中的云门禅和临济禅,而是业已消亡的菏泽禅,或者说宗密所提倡的教禅一致的华严禅。

        四、华严禅在辽的流行

        辽代佛教以华严和唯识为主流,密教的影响力也很强。禅宗的影响力前后则有变化, 早在1913年,胁谷撝谦《辽金佛教の中心》(《六条学报》)一文即已经提出了华严是辽金佛教主流的说法。根据史料记载,在通理大师恒策(1049-1099)之前,南宗禅在辽统治的区域一度受到统治者打压,并未获得广泛传播。

        辽代华严宗的代表人物是觉苑、道?、恒策、鲜演(?-1118),他们均活跃于十一世纪,与上述北宋净源和本嵩是同时代人。提到辽代佛教的整体特点,最先让人想到的是他们对澄观思想的重视。澄观对唐代实叉难陀译八十卷《华严经》著有注疏和复注,即《华严经疏》和《随疏演义钞》。这两部作品在北宋曾经由净源与《华严经》合刊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合本,广为流传。

        澄观早年学习北宗禅、牛头禅,对禅宗各派的主张了如指掌,其思想中也大量吸收了禅宗的成分,可以说是华严禅的鼻祖。不过,如上所述,北宋与西夏更加重视宗密的基于《圆觉经》和《起信论》的华严禅,而辽受澄观的影响更大。慧能所创立的南宗禅的两支:洪州禅和菏泽禅分别在北宋和西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其次是北宗和牛头禅。

        辽以早期禅宗籍教悟宗的立场为正统,——这与澄观、宗密的立场相同——,对北宋当时流行的“离教说禅”的现象采取批评的态度。此外,恒策的三种著作,即《究竟一乘圆通心要》《立志铭心戒》《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在黑水城被发现,其中《圆通心要》可以称得上全面融会华严与禅的著作。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恒策在西夏也受到了重视。至于引文中出现的“寂照大师”是否即《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四十二中提到的“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中的“真国妙觉寂照帝师”,难以确定。该段落中还同时出现了“鲜卑真义国师”,且真义国师的画像保存于榆林窟第29窟的壁画上,配以西夏文标注的名字,可见西夏确有尊奉契丹人(鲜卑宇文部)为国师的例子。至于西夏帝师是否在辽也被称为“大师”,或者寂照本就是辽人,在西夏被尊为帝师,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上述事例说明,北宋、辽、西夏之间,以华严禅思想的相关著作为中心,存在着活跃的佛学交流。

        总结

        通过以上所举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一世纪的中国北方,华严信仰普遍流行,其中继承了唐代宗密思想的华严禅是其主流。对此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考察角度,如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士大夫著作言谈中所流露出的华严禅思想的影响等等,本文则侧重于文献流布情况的考察。考察结果说明,北宋、辽和西夏的一些代表性僧人创作了具有华严禅思想特色的著作,他们的作品在这三个国家之间流通,以著作的交换为中心,形成了东北亚地区华严信仰的交流圈。典籍的传译不但生动地反映了同时代华严信仰流行的状况,对于我们了解唐以后佛教的基本状况也有普遍性的意义。除了我们文中介绍的宋地、辽地的汉语、契丹文文献被翻译成西夏文以外,西夏等地还有汉文资料被翻译成藏文的现象。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翻译史。伴随着西域胡语和印度梵语的文献相继传入中国,中亚、南亚、西亚的文化也传入并影响了中国。如果说这是第一个传译阶段,那么汉语佛教文献向周边地区的传播则是第二个阶段。它标志着世界佛教的中心已经转变为中国。由汉地僧人创建的华严禅思想逐步传播流行于汉地以外的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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