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3日    佛学研究网

   新疆古称“西域”，曾有“小西天”之誉。佛教在新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西域佛教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和象征，更是一种延续了千年、融入历史的深刻存在与文化记忆。高僧林立、译经无数、石窟壁画、歌舞音乐，这些都曾是西域佛教文化辉煌的见证。

    佛教译经文化

    佛教自传入新疆后就与译经结下不解之缘。佛教典籍在西域被译成多种文字，如汉文、粟特文、古和田文、古龟兹文、古焉耆—龟兹文、古高昌文、突厥文（包括回鹘文）、藏文等。公元2世纪至3世纪，用佉卢文、婆罗米文抄写的佛经写本在西域已经很流行。考古方面，发现了许多这个时期的佛教文书。

    西域的译经活动起始较早，最早以翻译上座部佛教经典为主。公元1世纪以前的译经活动都是靠口头传诵，这一时期传诵的有《阿含经》《法句经》等佛典。安世高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出三藏记集》记载他译经有35部41卷，而《开元释教录》又载他译经95部115卷。支娄迦谶是东汉时期另一位著名的佛教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大乘佛教经典，《般若三昧经》是汉译本首次译出，使得“阿弥陀佛”首次被内地人所认知，对中国佛教影响很大。其他著名的高僧和翻译家还有支谦、支亮等。

    魏晋时期的译经活动十分频繁，相当一部分佛学大师是西域人，如龟兹人帛延，译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帛尸梨蜜多罗是第一个把密宗介绍到我国的佛僧，译有《大灌顶经》《大孔雀王神咒》等。无罗叉译有《放光般若波罗蜜经》30卷。帛法巨译有《大方等如来藏经》及3部上座部佛教经文。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的中心人物，他主持当时佛经的整理翻译工作。

    西晋时最突出的译经活动家是竺法护，他早年到过西域，通晓西域多种语言文字，后到中原译出《法华经》《维摩诘经》约150部300卷经典。而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和四大经典翻译家之一，曾在凉州建立精舍，后在长安从事译经活动。他是西域龟兹人，精通多种语言且佛学造诣深厚，译出佛典39部313卷，培养了一大批佛学弟子，对后来中国佛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的译经活动达到高潮。唐朝著名高僧玄奘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旅行家和佛学翻译大师，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新疆地区，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生动、详实地反映了当时西域的佛教以及风土人情。他从印度带回657部经论，主持译出75部1300余卷之多，其译经规模一时无二。唐代僧人慧琳撰写的《一切经音义》是研究古代佛学及历史等的珍贵参考文献。于阗高僧实叉难陀共翻译了19部107卷佛经，两次被邀请到长安译经，受到当时皇帝的隆重接待。其他赴中原译经的西域高僧还有达摩笈多、法藏等。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卫拉特蒙古的藏传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咱雅班弟达不仅是藏传佛教的大德高僧、翻译家和宗教活动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创造了托忒蒙文，并用这种文字翻译了佛经和其他典籍170余种，对蒙古、藏、汉族文化的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佛教石窟文化

    西域石窟的开凿开辟了我国石窟艺术的先河，对内地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目前，新疆保存的石窟遗址有17处、960多个。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造型之精美、艺术成就之高，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史上都属少见，堪与敦煌莫高窟比肩，在世界石窟艺术史上亦可占有一席之地。西域的石窟艺术突出反映了各地佛教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全貌，也形象反映了音乐、舞蹈、杂戏、服饰、印染、工艺美术等情况。总体而言，西域的石窟受到印度、波斯、我国中原地区尤其是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同时也保留着很强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我国石窟最早开凿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发展到兴盛。这一时期，以石窟壁画艺术、造像雕塑艺术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应运而生，技术日臻成熟完美。龟兹地区现存的石窟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赛姆等7处石窟。克孜尔石窟是龟兹境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新疆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第一批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成立的龟兹石窟研究所就设在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共有251个洞窟，已编号的有246个，洞窟分为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两种。石窟内的壁画绚丽多姿，描绘了很多佛本生、佛因素和供养故事，其中的“飞天”尤其著名和优美。所谓“飞天”就是佛经里提及的“香音神”，其造型依据女性而塑造。传说她们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飘逸活泼的形象非常具有艺术感染力。

    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的一个名为“三仙洞”的石窟寺遗址是目前所知新疆保存下来最早的石窟之一。高昌地区的石窟有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和雅尔湖石窟等。柏孜克里克石窟现有编号的窟有83个，残存有壁画的有40多个，是高昌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石窟群。这一时期开凿的其他石窟还有焉耆的锡克沁、库车的库木图拉等。

    佛教音乐文化

    除了石窟外，音乐和舞蹈也是西域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音乐、舞蹈也十分盛行。一些佛教节日如佛诞节、浴佛节、盂兰盆会等会举行盛大的集会，都少不了歌舞助兴。“以法乐相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石窟壁画中的伎乐图、伎乐飞天和反弹琵琶等都反映了这些内容。

    龟兹的歌舞艺术十分发达，曾有4种最为流行的佛教乐曲，分别是《善善摩尼》《婆伽儿》《小天》和《疏勒盐》。《乐书》列举了29种中原流传的佛曲，其中有18种曲调由龟兹传入内地。

    舞蹈艺术大量反映在龟兹石窟壁画“伎乐图”中。常见的有“碗舞”，取材于佛陀的成道故事。“盘舞”在龟兹舞蹈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绳舞”一般反映在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图、佛说法图和涅槃图中，还有“狮子舞”“胡旋舞”“双人对舞”等，形成了丰富多姿的龟兹舞蹈艺术。古龟兹著名的“苏幕遮”大会，每年7月要举行大型乐舞，延续7日。

    龟兹乐舞是西域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也与当时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传入中原，还传入西藏、云南地区乃至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家。在西域流行的其他佛教乐舞还有于阗乐、疏勒乐、高昌乐、伊州乐、悦般乐等。于阗乐是西域最古老的乐种之一，佛教音乐在于阗乐中占有很大比重。高昌乐、伊州乐更多受到中原汉地音乐的影响。

    时至今日，新疆佛教的文化遗产依然感染着世人，也丰富着我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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