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  佛学研究网

    40多年前，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也吹进了百废待兴的佛门净土。当时，在中国这片热土上勃发的不仅有各地的重点寺院，还有亟待恢复的佛学院。

    1980年9月，停办了14年的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重办，当年招收的学僧中有许多已经成长为现在中国佛教的中坚力量。其中，就有现在的福建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太姥山平兴寺住持界诠法师。

    界诠法师，1959年出生于福建福鼎一个乡村。1978年，他在平兴寺从世行法师披剃出家，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后来依止圆拙老法师学律，成为当时广化寺学戒五比丘之一。现驻锡平兴寺，带领僧青年学律。　

    从黑夜到黎明，界诠法师亲身经历了佛教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作为学僧他经过了怎样的佛学院僧活？今天，小编与大家分享界诠法师的一些采访文章，来了解他走过的那段特殊时光。

    从出家到发心学律

    我生长在一个乡村贫苦家庭，童年时代很苦，从小放羊、放牛，到13岁才开始上学。我母亲信佛，受母亲的影响，早早就对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很小就萌发出家的念头。

    从14岁开始，每逢寒假期间都会到寺庙里住一小段时间，体验出家生活。到高中毕业后，自然就选择了出家的道路。当时虽然出了家，但是对佛法的教理并不了解，只是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方式。

    我出家的寺院平兴寺，坐落于“佛国海天”——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东南方500米之坪岗山麓。山上怪石嶙峋，群山环抱；寺院前面松竹并茂，十分美丽、安静。

    1966年“文革”伊始，由福鼎县委统战部组织全县僧众由青藏法师为首创办佛教徒茶场。十余名僧人于此结茅而住，垦荒种植，早晚课诵，从未间断。

    1977年，礼请世行法师移锡于此，住持、改建本山道场。因平地而起，兴作伽蓝，故名“平兴寺”。

    我去出家的时候，寺院刚好在修建。所以我们几个青年人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也要参加修建，生活十分艰苦。但是，那时我们道心都很好，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单纯，生活虽苦却很平静。

    后来考上中国佛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出家生活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到北京后，对佛教界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觉得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所以在同学的帮助下发心学律。

    改革开放初期的佛学院生活

    我们1979年刚刚修复了一下，1980年就开课了，几乎是一个试验品。佛学院怎么去办呢，他们也不太有经验。

    因为，毕竟断层了，停下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从文革开始有十几年时间停办了，中间也断层了。

    全国也好不容易收来我们一班40个人，报名以后就走了一个人，就39个人。文化层次、年龄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一个泰顺的同学岁数都很大了，有的是小学，有的是高中，就这么一个情形。

    当时比较艰苦，那时候暖气用炉子烧，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去抬煤，扫地。过去庙里没有什么工人，都是同学们自己干。那时候学习环境还是比较好。

    我原来在佛学院学习，是比较很惨的一个过程。我先是学两年，原来是预科两年，因为当时考本科，我没有学外语，他们叫我旁听。一边在教务处打杂，一边在听课，后来他们写论文我也参加写了。

    后面两年我主要是学中观，对中观比较感兴趣。我是在佛学院是学中观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我写的论文他们说还可以，传印法师来了当教务长，他说就不要毕业证了，他说你反正也工作了，就算了。后来就给我一次补考，又考了一下。就这么也算是毕业了。

    后来我又留校工作了半年多。我因为几个同学他们在广化寺他们学律。我在佛学院毕业后在那工作比较散漫，坐香和上殿也不爱去，就这样散漫，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后来同学说广化寺挺好，我想出家人总要过出家人的生活，我就去那里看看觉得还行。

    坚持弘扬律学

    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有关戒律的课程很少。但是各位授课法师、老师在讲课时，都一再强调戒学的重要性。戒是三学的总纲，无戒不生定，无定不发慧。三藏中，律藏为其中之一。

    知道了戒律的重要性，心想作为出家人，却不知佛陀所制定的律法以及僧团制度，总是觉得非常遗憾。当时，只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去学律的。

    至于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是在学律过程中才体会到。佛陀时代的比丘僧团完全依律行持，僧团中的行事以羯磨法来完成，采取民主管理办法。一旦僧人违犯了律制，必须以羯磨行事来解决。这样自然会体现一种和合共住的情形。

    中国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佛学院教务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有几位在莆田广化寺的同学，在圆拙老法师的指导下学习戒律。

    我得知这个消息，便到了广化寺，开始亲近圆拙老法师。圆老特别慈悲，让我们几位年轻比丘住在藏经楼里，不需做任何杂务，集中精力学习戒律。

    那段日子也是特别平静，每天除了吃饭、上殿、扫地，都是呆在藏经楼里看书。当时寺院里有些人对此有些不满，但是圆拙老法师总是力排众议，鼓励我们认真学习，说只要有五位比丘学戒、持戒，便有正法住世。

    后来，因为智敏老法师辞去福建佛学院教务长职务，圆老便请我担任，于是便开始教学的工作。

    在福建佛学院期间，我对佛学院教育产生了一些看法，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学僧的知见、知识，但是对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东西却很难产生作用。

    于是，便想回到山上静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兴寺了。因为当时平兴寺的建筑只有我们当年所建的五间石头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几座僧寮，从来没有想到会住这么多人。

    后来，因为刚出家的沙弥逐渐增多，便想集中起来学点东西，所以在1992年创办“普隐学堂”。当时有20多位沙弥，但是自己总是觉得这种教育仍然是佛学院模式，有点灰心。

    后来几年，逐渐有些青年比丘来山共住，于是我便想专门从戒律下手，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强调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静，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所以一般人很难住下来。刚开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后来慢慢多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大。

    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许多比丘都是慕名而来，但总是因为难以坚持而下山。所以，我对戒律的弘扬虽然有些愿力，但基本上仍然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

    在佛菩萨的加被下，逐渐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来，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了，无论是对戒律的了解上，还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应该颇有成就吧！而且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这个道场自然也就产生摄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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