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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文化与国民性格 [何止米]
     
    [ 作者: 何止米   来自:中国佛教网   已阅:985   时间:2018-3-10   录入:yangsihan

     

                            2018年3月10日 佛学研究网

        佛教输入中国,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它使中国人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和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成果,以至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英)戴维森《印度对中国的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哲学,也作为一种宗教而征服了中国。对中国人的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林语堂《吾国吾民》
      
      文化的最终结构是人格。
      
                                          (瑞士)荣格《荣格性格哲学》
      
      国民性格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的、相对稳定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倾向和行为模式。国民性格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它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下面就佛教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作些探讨。
      
      一、中国国民性格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般来说,国民性格的形成取决于五个条件:一是地理环境;二是气候因素;三是经济结构;四是社会组织;五是思想文化。
      
      1、中国国民性格形成的地理环境。中国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北边是蒙古戈壁,西北是万里黄沙,西南是世界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东边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太发达的古代中国,可以说,这些高原、沙漠和海洋都是不可逾越的隔离带,都是无法突破的限制。从而使中华民族从童年时期,就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绝和半隔绝的封闭状态。
      
      2、中国国民性格形成的气候因素。自然环境的不同及气候的差异,使地球上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同时,也使处于不同区域的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性格。非洲人热情奔放、北欧人冷峻理性,气候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该流域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燥寒冷。气温和降水起伏变化大。风调雨顺时,人寿年丰;洪水暴发或遇干旱,饥民遍野。
      
      3、中国国民性格形成的经济基础。中国自古以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者说农耕经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种以土地为本、以农立国的经济形式,在中国延续了四、五千年。就其经营形式而言,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规模小,社会分工不发达,地区与地区之间交流不多。
      
      4、中国国民性格形成的社会结构。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形式。这是一种建立在父权、夫权、君权基础上的制度。父亲的地位在家庭中至高无上,居于统治地位;君权在社会上至高无上,皇上的话即为圣旨;丈夫的地位对女人而言至高无上,妇人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这种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等级观念严重,家族观念浓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
      
      5、中国国民性格形成的文化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道是中国原始的本土文化。这两种文化一进一退,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非常之大。儒家文化刚健、有为、进取、入世;道家文化柔顺、无为、退守、潜隐。两千年来,这两种文化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性格形成。
      
      二、中国国民性格的基本特征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性格。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地理、气候、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国民性格。主要表现如下:
      
      1、保守内敛,因循守旧。地理环境与国民性格的生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任何一种脾性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地球东部的一块相对封闭的地域内,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造就了保守内敛,因循守旧的国民性格。自古及今,中国人一直以五千年文明古国自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都与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有关。这也是中国人容易自满的根本原因。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封闭、自满的性格。
      
      2、吃苦耐劳,能忍且韧。中国有33%的土地是干旱的荒漠,有55%的是山地高原。几千年来,中国人基本上被限制在几块狭小的冲击平原上,由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雨水和热量不均。在节气到来时,不按时播种和好好劳作,就不会有收获,就会颗粒无收,出现饥荒。在面临水旱之灾时,更要付出辛劳。总之,中国百姓不像地处热带、亚热带人,他们即使不劳作,也有丰富的野果可以裹腹。中国人所处的特殊的气候环境,季节性强,旱灾、水灾容易发生,使中国人形成了平时吃苦耐劳,在灾害面前能忍且韧的性格。
      
      3、仁慈向善,知足常乐。几千年来,中国是农耕经济。农耕经济的前提是靠天吃饭。这就会使人对变化无常的大自然产生了既恐惧又崇拜心理。中国人心地善良,慈悲心重,与农耕技术的原始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的知足心理也是农耕经济造成的。从事农业劳作,不可能大富大贵,温饱之后,稍有剩余,已是最好的年景。中国人安于天命、与世无争、保守温和的性格特质,都与长期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4、逆来顺受,惟命是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除了要从事艰苦劳累的农业生产,在精神上还要背负着两副枷锁——君主专制和家族制度。在中国,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对百姓有生杀大权。这种残暴的君主专制,使中国人长期以来逆来顺受、惟命是从。在家庭中,长辈的话也是法律,对也得听,不对也得听。这种封建专制和宗法家族制度,使中国人的活力被禁锢,主动性被扼杀。上面(或者长辈)怎么说,下面(小字辈)就怎么干。每个人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逆来顺受,唯命是从,亦步亦趋。
      
      5、谦和中庸,能缩能伸。中国人的谦和中庸,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迫不得已,中国人是不会与人闹翻脸的,就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也是以“和为贵”来对待和解决。这种谦和中庸的性格,一部分来自于儒家文化,一部分来自于后面要提到的佛教文化。儒家崇尚道德和中庸,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能伸能缩,与道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道家提倡隐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能伸能缩的性格,可以说是儒、道互补的结果。许多中国古代文人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张弛相济,进退自如”。与儒、道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三、佛教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影响
      
      佛教产生于印度,它是一种以追求解脱为目的,通过因果、轮回等学说劝人向善的宗教。佛教自传入中国就以其博大的人文精神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国民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国民性格方面平添了许多鲜明内容。
      
      1、慈悲济世,知恩报恩。佛教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张“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慈悲、宽容、报恩是佛教重要的道德理念,也是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修行法门。佛教认为,懂得行善和感恩的人才能心地柔软,才能恬淡知足。因此,凡社会上出现重大灾变,佛门中人总是募集善款,或慷慨解囊,积极救助。长期以后,中国人在佛教文化的浸染下,在国民性格中形成乐善好施,知恩报恩的品性。也许有人会说,儒家不是也提倡“仁爱”和“积德行善”吗?是的。但儒家的“仁爱”和“积德”多限于家族和宗族内部,“大爱”、“大德”是孔子所没有触及的。中国人慈悲济世,知恩报恩思想,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佛教影响。
      
      2、众生平等,珍惜生命。佛教认为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即众生平等。佛家的平等观是广义的,是指所有有情物(生命)之间的平等。佛教认为“万物与我并生”、“万物皆为一体、“万物皆有佛性”。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的平等观念仅限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仅限于“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仅局于“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待其他生物,最高境界也就上升到“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人的平等观产生了深远地影响。“戒杀”、“护生”、“素食”、“放生”等等代表“众生平等”的佛教理念,逐渐深入到中国国民的心性之中。
      
      3、相信因果,信奉无常。“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佛家认为,人有前生、现世和来世,今世的祸福是由前世的善恶决定的,而今生的善恶,也会造成来世的祸福。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不断流传,这种“因果报应说”同我国固有的“善恶观”结合起来,慢慢深入到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之中。另一方面,佛教的“无常观”也在中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不时地得到体现。佛教认为“诸行无常”。“诸行”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无常”是指瞬息万变、流转不停。中国人的“无常”观念是很重的。“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都是“无常观”在中国百姓心灵中的反映。
      
      4、懒散无拘,随遇而安。中国大部分人是勤劳的,他们在勤劳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但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目中,“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如果不是被生活所迫,那些人很少去拚命工作。佛家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万事随缘”,是“求而得之,我之所喜;求而不得,我亦无忧”。佛教这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的境界,从灵魂的深处影响着中国人的心态,使一些中国人认为,“随缘是福”,“放得下宠辱,那便是安详自在”。久而久之,部分国民性格中形成懒散无拘,随遇而安的国民性。
      
      5、缺乏进取,得过且过。佛教追求的是解脱。所有的修行,其目的都是为了“来世的福报”。“清静、自在、无欲”是他们生活的常态。遇到困难和欺辱,也很少反抗,多采用“忍他;敬他;畏他;避他;让他;由他;不要理他。”(寒山语)来安慰自己。佛教的教义是积极的,但在实际的行为上也往往表现出消极的一面。
      
      四、未来佛教在重塑国民性格方面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佛教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宗教,也是在所有宗教中思想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教派。佛教充满人文关怀,有许多理论砺炼千年而魅力常存。当今中国,信仰危机,金钱至上,贫富悬殊,官本位严重。利用佛教的智慧,改造中国国民性格中的弱点和不足,不失为一项良策。
      
      1、以“五蕴皆空”涤荡“物欲横流”。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部分中国人崇尚金钱至上,致使社会物欲横流。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尔虞我诈,充斥社会生活的许多角落。一些人为了追求金钱和物质的占有不惜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甚至不惜杀人。官场上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腐败堕落更是随处可见。五蕴皆空,是佛家对世间事物发展所作的最简单的归纳。五蕴(色、受、想、行、识)即我们所有的感官;皆空,即一切皆为虚幻。佛教认为,人只有空其身心,才能真正的幸福自在,这个社会才能澄明祥和。这种理念对当今中国人的心态,可谓一剂良药,很值得弘扬。
      
      2、以“忏悔业障”渗透“巧取豪夺”。当今的中国某些领域,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不足为奇。房地产商通过拆迁巧取豪夺;国有企业老板通过企业改制巧取豪夺;证券公司通过暗箱操作巧取豪夺;官员通过权钱交易巧取豪夺;公路交通部门通过滥开罚单巧取豪夺。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成了公开的行为。这种“不以为耻”、“不以为过”的行为至今还在广泛漫延。忏悔是人类心灵的洗涤剂,佛教讲求“忏悔业障”。人一生很难不犯错误,不做违背良心之事,忏悔是一种自省意识,是一种确保其人性不至堕落为兽性的自我拯救。现在中国人极需有忏悔意识,忏悔是道德自律,是良知发现。如今中国人很需要补上忏悔这一课。只有忏悔才能反思,才能改过,中国才有希望。因此,佛教的“忏悔业障”,对改善中国国民性格中的不足,也是一剂良药。
      
      3、以“六度万行”替代“急功近利”。六度万行是大乘菩萨道。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万行即其它一切善行皆努力去实践。
      
      当今的中国如果能吸收六度的精髓,将“布施”化作“轻财重义”,将“持戒”化作“遵循法律”,将“忍辱”化作“克制宽容”,将“精进”化作“勤奋敬业”,将“禅定”化作“稳重冷静”,将“般若”化作“明智理性”,那么中国将会减少许多不幸和灾难,急功近利的事也会大大降低。那种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度而破坏环境,为了快速地发财致富而无视道德、伦理和法律,为了自己一时的快意而扰乱社会公德如此等等的事情也会大大减少。六度万行能让人艰苦拼搏、忍辱负重、勇猛前进、坚定沉着、足智多谋。能让人戒除躁心,一步一个脚印,行大义,成大业。“六度万行”很适合在当今社会推广和传扬。
      
      4、以“圆融无碍”应对“仇视心态”。当前我国各种矛盾集中呈现,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穷富不均,官民失和,城乡土地之争,医患矛盾突出;甚至教师和学生之间失和。总之,社会分化、对立和仇视日益突出。如何缓解这种状况,除了依靠政治的力量和政策的调控,就是民众的自觉。佛教倡导以圆融的观点考虑问题,以圆融的方式解决问题。圆者,圆满具足,无所欠缺。融者,融会贯通,无所执著。因此,圆融无碍是一种非常健康而有益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圆融无碍是避免革命,促进革新的最好方式。
      
      佛教作为一种极富思想价值的宗教,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与完善已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共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尼采也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能真正实证的宗教。”佛教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的中华文化之中,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性中,也早已烙下佛教文化的印记。在未来它还将闪烁光芒,在重塑和改造国民性格中继续发挥作用。(信息来源:中国佛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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