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6日  佛学研究网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历来广受学界关注和重视，但具体从中国汉传佛教宗派发展的角度展开的深入研究还很少。本文从密教传播的角度入手，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和东线密教典籍传译、密教僧人活动进行分析和梳理，明晰密教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情况，并就海上丝绸之路在密教传播中的影响、作用和贡献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佛教 密教 交流

    一、前言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海上丝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海上丝路上的文化交流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尽管已有一些学者从宗教文化交流、佛教传播等宏观角度进行了讨论，但是具体从中国汉传佛教宗派发展的角度展开的深入研究还非常少，关于海上丝路密教交流的研究也还很不足。

    佛教传入中国，历来有两条通道：北沿陆上丝路，南沿海上丝路。海上丝路比陆上丝路延续的时间更长，通往的地区更广，与世界各族人民交往和影响更深，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更大。在中西佛教文化交流中，海上丝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印度为输出地、以海上丝路南海航线为通道、以中国为输入地的南线交流，和以中国为输出地、以海上丝路东海航线为通道、以朝鲜半岛和日本为输入地的东线交流。其中，南线和东线交流又都分别存在着佛教文化双向交流的特色。

    密教作为教派名称，是秘密佛教的简称，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一起，属于佛教的三大教派之一，相对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而言，是指7世纪出现的印度佛教最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宗派名称，密教一般称为密宗，特指唐代开元年间（713—755）形成的宗派体系，和禅宗、律宗、净土宗等并称为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作为一种教说，密教与显教相对，是指佛的秘密教义。根据密教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密教（陀罗尼密教）、早期密教（持明密教）、中期密教（真言密教、瑜伽密教）、晚期密教（无上瑜伽密教）。其中，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真言密教、瑜伽密教在中古时期（汉—唐）经由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传播到我国。了解密教在海上丝路的传播情况，有利于我们对海上丝路上的佛教文化交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拟对中古时期经由海上丝路所展开的密教传播进行梳理，以期为我们了解海上丝路在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影响和贡献提供一点启示和帮助。

    二、海上丝路南线往来僧人的密教典籍传译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归功于中古时期中外僧伽舍生忘死的传法活动，而佛法的传播则必然伴随着佛典的传译。海路南线中外僧人之传译活动，上起魏晋，下迄唐季，前后相续五百余年，传教弘法者总计236人，译有佛典留存后世者36人，译经总数1300多卷。其中，海路僧人传译密教典籍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格1 中古时期海路僧人传译密教典籍情况一览表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看到，中古时期海路密典传译存在着中西方双向互动的现象，虽然海路密典传译主要是由域外僧人来华完成的，但也出现了义净、慧超等人由中国前往印度求法取经的现象。海路来华的域外密典译僧基本上都没有再离开中国，而由中国前往印度的译僧都返回了中国，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往来海路的僧人，有从陆路去海路回，也有海路去陆路回，而且还存在有多次经由海路往返中国的情况，这也侧面反映出当时海上丝路的发达。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对比陆路和海路密典传译的情况，也可以发现：

    第一、海路密典传译晚于陆路。公元230年，沿中亚陆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竺律炎在扬都（今南京）译出录有密咒的《摩登伽经》。与竺律炎同时期的支谦(223—253年在华)等传播密教的僧人，均是沿着陆路来到中国。而海路最早传译密典的是401年入华的佛陀跋陀罗，他所翻译的《出生无量门持经》，早在汉末就有失译本，在东吴时有支谦译本。可见海路的密典传译和陆路相比晚了将近2个世纪。

    第二、海路密典传译数量少于陆路。《大正藏》密教部共收录有密教典籍1420部，除去唐以后的零星翻译，中古时期经海路僧人传译的仅有139部，只占全部翻译到中国的密教典籍总量的不到十分之一。

    第三、海路密典译经师人数少于陆路。从后汉末年到唐末，有史可考的曾经传译密典的域外僧人约有40余人，海路仅为13人(上表14人中除义净其他皆为域外僧人)，而陆路则有30人左右。除此之外，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回国后译有密典的，也大多是往来于陆路，如：释法众(北凉)、释法瑗(南朝宋、齐、梁时人)、释玄畅(南朝宋、齐时人)、玄奘法师等，往来于海路传译密典的中国僧人仅有义净一人。可见，海路往来的密典译经师人数要远少于陆路。

    第四、时代越后，海路传译越密。南北朝以前或初期的译经师们只是偶尔翻译一两部密典，如佛陀跋陀罗、竺难提、智严等人。而从南北朝后期开始，译师们翻译密典的兴趣逐渐增加，如求那跋陀罗、僧伽婆罗就各自译有四、五部密典。入唐之后，译师们翻译密典的兴趣更大，有的译师所译几乎全部都是密典，如日照、宝思惟。特别是唐开元以后，密典的翻译呈现出井喷的现象，仅不空一人就翻译出密典96部111卷，约占全部海路传译密典的70%。海陆两路的密典传译数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第五、时代越后，海路传译越显重要。中唐“开元三大士”创立密宗时期，开元三大士当中，善无畏虽然首开系统密典传译的先河，并且翻译了胎藏部密教的基本典籍，但就数量而言，只有4部14卷，而且此后直至唐末，文献所载再无密典传译师经由陆路入华，系统密教典籍的继续输入、传译均是由海路僧人完成。从金刚智到不空，再到般剌若等海路僧人共译出107部，152卷密典，使汉译密典翻译基本完成，密教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密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的一个宗派，从此正式创立。密教经典虽然在宋代仍有零星的传译，但作为一个宗派，其基本典籍在唐代已经传译完成。

    综上，从整个密教经典的传译史来看，时代越后，海路僧众的传译活动就越显重要，唐开元以后，海路已取代陆路成为印度密典输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中国汉传佛教密宗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一度取得佛教主流的地位，海路僧伽可谓是居功最伟。

    三、海上丝路南线的密教僧人活动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佛典的翻译固然是重要的内容，但从人数上看，译有佛典留世的僧人只占全部弘法僧很小的比例，更多的僧人虽没有直接参与佛典传译，但积极弘法布道，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密教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一些海路密教僧人的活动甚至对密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耆域

    最早传入中国的陀罗尼密教，虽然其典籍早在三国时就已经传译到中国，但并没有受到中国汉地佛教的重视。直到东晋时期，从陆路来华的佛图澄以咒术在后赵之地行化，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为其感化，陀罗尼密教才在中国受到重视，得以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为数众多的神异僧即是一个佐证。而除了佛图澄之外，还有一位从海路来华的僧人耆域，也传扬陀罗尼密教，对密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耆域，印度人，《高僧传》记载他是在西晋惠帝末年（305年前后），自印度经越南，沿海滨至广州，后达洛阳，以神异之术传教于中原、岭南等地。传说他曾以咒术治愈了衡阳太守滕永文的脚病，救活了垂危的患疾病人，还使一株枯死数年的思惟树“扶竦荣茂”，一时之间传为神奇，为世瞩目，追随他学习密法的人为数众多，影响很大。经过耆域的传教，宣说真言、咒语的陀罗尼密教经典才逐渐为人所重。可以说，密教被中国佛教所重视所接受，与海路来华的异域僧人在华的传扬是密切相关的。

    （二）义净

    义净，俗姓张，名文明，唐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地区)山庄人。十四岁出家，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于咸亨二年（671）经由广州，取道海路，来到印度，巡礼佛教圣迹后，往那烂陀寺学习十年，后来又到苏门答腊游学七年，游历三十余国。义净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自到洛阳东门外迎接他。

    义净回国后主要从事译经工作，自圣历二年（699）到景云二年（711），历时十二年，译出五十六部，共230卷，其中虽然以律部典籍居多，但也有密教典籍12部。义净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并称四大译经家，地位崇高，贡献卓著。义净的西行和译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义净翻译的密教典籍《金光明经》及一些陀罗尼经，有的还附有密宗源流的资料，大大丰富了唐朝的密教典籍，对密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般瓦剌蜜帝

    与义净同时期的经由海路来华的印度僧人般剌蜜帝在广州光孝寺的译经活动，对密教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宋高僧传》载：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剌密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赜。神龙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舶西归。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沇公各著疏解之。

    这次在广州制止寺的译经是一次很有影响的活动，因为参与其事者均非等闲之辈。笔受房融曾任宰相，证译沙门怀迪亦是学通梵汉的高僧。该经译出后，很快由“南使附经入京”，“经遂流布”。说明当时梵华僧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十分密切。梵僧约华僧一起翻译经典，华僧从梵僧学习梵文，这种双向的佛教文化交流氛围，也为密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和条件。

    般剌密帝这次在广州传译密教经典的活动，开广州密教传播之先河，可视为金刚智、不空广州大规模传法活动的先声。拉开了中国密教大规模传播活动的序幕。事实上，这次译经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了纪念这次译经活动，后人在传译所在地制止寺修建了译经台和洗砚池。

    （四）金刚智

    金刚智，南印度人，十岁出家，精通显、密教典，专修密法，是中国密宗的创始人之一，与善无畏、不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听说中国正盛行佛教，因此发愿到中国弘扬密教，他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并携带《大般若经》和其它各种佛典，以及印度的七宝器具和许多名贵香料珍品。金刚智来华途中，同行的商船多次被暴民所袭，独有金刚智所乘的船舶得免其难。金刚智前后历时三年，途经锡兰、苏门答腊等地，于开元七年(719)抵达广州，建立密宗灌顶道场，开始弘扬密教。

    开元八年（720），金刚智来到洛阳、长安，面谒玄宗，被封为大唐国师，得以积极从事密教经典的翻译，并传授密法。金刚智在华倍受尊崇，所到之处，必建金刚界大曼荼罗灌顶道场，有时奉敕为国祈雨，或为妃嫔、公主加持除病等。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奏请返回印度，经玄宗准许后，便动身返乡，到了洛阳广福寺，却因病而示寂，世寿七十一，法腊五十一，葬于龙门。其付法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人。金刚智与善无畏，一经由海路，一经由陆路，分别携带了“金刚部”和“胎藏部”的灌顶密法来到中国，同为开中国两部密法的始祖，奠定了中国密宗的基础。

    （五）不空

    密宗真正在中国大规模弘传，不空实为其迅速发展的关键人物。“密宗之大弘，要在不空。不空受代宗之隆礼，为古今所罕见，其教之风行可知”。不空是唐代中国密宗的创立者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翻译史上的四大译经师之一。《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文献记载，不空是今斯里兰卡人，自幼聪明好学，十四岁时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遇见金刚智，拜其为师。开元八年（720），不空与金刚智一起经由南海、广州抵达洛阳，带来了一批当时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已经广为流行的密教经典，并协助金刚智译经。不空对密教教义非常精通，在金刚智的翻译和传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金刚智死后，不空奉命从广州出发，经斯里兰卡前往印度搜集密教经典。不空这次出行的收获和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带回了大量密教佛典。“始见普贤阿阇梨，遂奉献金宝锦绣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毘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等同受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不空携带梵本佛典五百余部返回长安，并翻译了其中的一百一十部，其中主要是密教佛典，更加系统地将印度密教的教义思想介绍到中国。

    第二、促进了中国和斯里兰卡的交往。不空此次出海，不仅是为了完成师父的遗愿，同时也奉了唐朝皇帝的诏命，具有大唐政府派出的官方使节的身份。“至天宝五载还京，进狮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㲲等，奉敕权止鸿胪。”不空到达斯里兰卡后受到斯里兰卡王室的极高礼遇，并带回来斯里兰卡国王进献的礼物和国书，为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举办了盛大的传密活动。不空经由广州往返斯里兰卡的时候，曾在广州弘传密教。“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不空这次在广州的传密活动规模空前，影响巨大，甚至有资料记载其“度人亿千”。当然，这些记载可能属于夸张之辞，但也反映了不空在广州开坛灌顶、传法收徒，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广。不空起航赴师子国之前在广州的传密活动，“是不空首次传法度人，也是密宗首次传播于岭南。”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由于不空的弘传，密教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修持秘法为主的一个独立宗派——密宗。

    在中国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对密教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僧人，尤其是决定中国佛教密宗创立的关键性人物金刚智、不空等人，都和海上丝路关系密切。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密宗的创立，可以说是直接得益于海上丝路。可见，海上丝路对密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除了以上这些声名远播、贡献卓著的僧人外，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弘扬密教，或从中国出发远赴海外学习密法的僧人，例如不空的再传弟子辩弘。辩弘是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僧人，建中年元年（780）泛海来到中国，跟随不空的弟子慧果学习胎藏密法，后来就留在汴州弘传密教，并著有《顶轮王大陀罗尼仪轨》一卷。更多往来奔波于海上丝路，为弘扬密教孜孜努力的僧人则因为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而不为今天的人们所了解。

    四、海上丝路东线的密教交往

    海上丝路东线的密教交往主要发生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之间，以朝鲜半岛和日本僧人入华学习密法后回国弘传为主，华僧经由海路去往朝鲜半岛、日本传密的情况很少。密教从中国经由海上丝路东海航线，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后，分别在两地开花结果，对两地的佛教文化影响深远。

    （一）朝鲜半岛

    佛教传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以后，有很多僧人开始前往中国求法。在求法的兴盛时期(590—907)总计有185名僧侣，其中和密教有关的泛海来华求法僧有明朗、慧通、明晓、惠超、不可思议、玄超、均谅、惠日、义林、悟真、弘印等11人，除玄超、慧超、悟真卒于中国外，其余均学成后返回本国，对密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发展多有贡献。

    释明朗，贞观六年(632)入唐求密法，贞观九年(635)回国弘扬密教。《三国遗事》记载，咸亨二年(671)，明朗应新罗朝廷的请求在庆州南山南麓神游林依《佛说灌顶伏魔封印大神咒经》设密坛施密法，拒唐兵于海上。明朗后来成为海东神印宗的开祖，相继创建了金光寺、金刚寺、四天王寺等。

    继明朗之后入唐学密的僧人是惠通，其事迹见于《三国遗事》卷五的“惠通降龙条”。麟德二年（665）惠通归国弘扬密教。

    惠通之后渡海入唐学习密法的僧人是明晓。明晓的主要事迹见于《开元释教录》卷九：“婆罗门李无谄，北印度岚波国人。识量聪敏，内外该通，唐梵二言，洞晓无滞。三藏阿儞真那菩提流志等，翻译众经，并无谄度语。于天后代圣历三年庚子三月，有新罗国僧明晓，远观唐化，将欲旋途，于总持门先所留意，遂殷勤固请译此真言，使彼边维同闻秘教。遂于佛授记寺翻经院，为译不空羂索陀罗尼经一部，沙门波仑笔受。至久视元年八月，将所译经于罽宾重勘梵本，方写流布。”

    慧超，弱冠入唐，遇金刚智而师事之，后来他泛舶南海，经狮子国，历五天竺，遍礼圣迹，之后翻过葱岭，于开元十五年（727）回到安西，开元十八（730）年到达长安。慧超是新罗学僧中第一个修学金刚界教法并卓有成就的人，尽管寂灭于中国，但他对海东密教的发展有不可抹杀的贡献。

    不可思议是将胎藏密法直接介绍、传播于新罗的第一人。《大毗卢遮那经供养次第法疏》称：“所谓小子者，厥号善无畏三藏和上即是。小僧不可思议多幸，面咨和上所闻法要，随分抄记。”，可知不可思议是入唐拜善无畏三藏为师学习的密法。

    玄超是善无畏的嫡传弟子，胎藏界密法传入中土的第一代传人。善无畏将《大毗卢遮那大教王》传付于一行和玄超，但由于一行忙碌，无暇带徒传法，因此玄超便成了善无畏学说的重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后来青龙寺的惠果从玄超受法，并广泛传播，通过其弟子远及海东、日本、东南亚各地。玄超虽然没有直接传法给海东弟子，但他所扮演的承上启下的角色，对新罗密教的传承贡献良多。

    义林与玄超、不可思议同为善无畏三藏的弟子，跟随善无畏学习胎藏密法后，回到新罗，弘布密教，并传法给弟子顺晓，顺晓后来又传法给日本僧人最澄。

    惠日于建中二年(781)带着信物入唐来到惠果所住的青龙寺，求授金刚、胎藏部大法，刻苦研习，达于精通，这才带着经籍归国，广泛弘传。与惠日同年入唐跟随惠果学习的还有新罗僧悟真，他先从惠果受胎藏法，后赴中天竺求《大日经》梵本，贞元五年(789)于返华途中卒于吐蕃。

    惠日、悟真之后，又有新罗僧均谅入唐，向青龙寺义操求授金刚界大法。义操是惠日的同学，事迹不详。弘印是至今可考新罗最后一位入唐求密法的僧人，他跟随法全学习，与日本僧人圆珍、圆载、圆仁等是同学。

    （二）日本

    密教是在唐代经由海上丝路的东线从中国传到日本，之后发展出东密和台密两大体系。

    空海（774－835），日本僧人，于贞元二十年（804），随日本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空海辗转来到长安，初住西明寺，遍访各地高僧。翌年于青龙寺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曼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黎的灌顶，自号“遍照金刚”。惠果圆寂后，空海奉唐宪宗之命为他撰写碑文。元和元年（806年）十月，空海返回日本，回国时携回大量佛典经疏、法物，对后来日本佛教影响甚大。空海回日本后初住京都高雄山寺，并传法灌顶。816年于纪伊（今和歌山县）开创高野山，号金刚峰寺。823年诏赐京都东寺为密教永久根本道场，“东密”名称即由此而来。921年醍醐天皇赐谥“弘法大师”。空海著有《辩显密二教论》《秘藏宝钥》《十住心论》《付法传》《即身成佛义》等，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理论体系，对日本密宗的发展贡献巨大。空海所传的密法以金刚界密法为主，因其所学是大日如来的真实言教，故称真言宗。

    台密是“天台密教”的意思，以传胎藏界密法为主，是由最澄（767—822）开始弘传，经圆仁、圆珍等人继续赴唐学习后回国弘传而成。最澄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亦称睿山大师、根本大师等。804年最澄作为“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率弟子义真入唐。抵唐之后，他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两位和尚受天台法脉，道邃法师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离开天台山后，最澄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从顺晓受密教灌顶，并抄写许多经疏。翌年，他携带《台州录》102部240卷、《越州录》230部460卷及金字《妙法莲华经》、法具等回国，先为南部八高僧讲授天台宗法门，又在高雄山寺设灌顶坛弘传密教，这是日本有灌顶之始。866年，清和天皇追赠“传教大师”谥号，为日本有大师号之始。最澄所创天台宗为“圆密一致”，主张四宗（天台宗、密宗、禅宗、大乘戒）合一。最澄的著作主要有《守护国界章》《法华秀句》《内证佛法血脉谱》《山家学生式》《显戒论》等，近代辑有《传教大师全集》。

    在最澄和空海到中国的前后，有不少僧侣同时到渡海来华求法学习，其中比较突出的除了最澄、空海之外，还有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六人，他们和最澄、空海一起被称为“入唐八家”。这八人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最后形成了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其中开启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真言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之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五、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3至6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海路更为捷便，海上贸易兴盛的同时，往返海路的僧人也逐渐增多。僧人虽然不是当时海洋航行的主体，但因为他们往返于海上丝路多是搭乘商船，因此成为商业航行的重要见证者。到唐代，海路大开，往返于海上丝路的僧人更多，特别在唐麟德（664－665）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丝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逐渐扮演了比陆上丝路更为重要的角色。

    这一变化轨迹清晰的体现在密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从密教经典传译的角度来看，时代越后，海路僧人翻译密典数量越多，传译活动越显重要，唐开元以后，海路已取代陆路成为印度密典输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从密教僧人弘法活动的角度来看，时代越后，海路僧人数量越多，贡献和影响也越大。中国汉传佛教密宗的创建，可以说直接得益于海上丝路的佛教交流。同时，密教经由海上丝路东传至朝鲜半岛、日本，对东亚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当代全球佛教文化的格局。（信息来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04期）

    作者简介：黄凯，西北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李利安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在读期间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9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