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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 作者: 佚名   来自:《甘肃理论学刊》(兰州)   已阅:2113   时间:2017-2-3   录入:yangsihan

     

                                    2017年2月3日 佛学研究网

      在宗教学的诸分支中,宗教心理学是内涵最模糊,也是发展最薄弱的一个子学科。本文在简要介绍宗教心理学的起源之后,试图给“宗教心理学”提出广、狭两种定义,以此明确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拟讨论宗教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学科定位的问题、人才培养的问题、应用实践的问题、学科本土化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提出一些个人建议,希望能有助于此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最后,本文认为,中国宗教心理学的远景广阔。就当前现实而言,它还能在规范宗教市场、防治邪教泛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一、宗教学与宗教心理学

      宗教,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其历史已有十多万年。考古学家把人类的发展分为猿人、古人、新人、现代人四个阶段,在新人阶段就有了宗教萌芽。1856年,考古学家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尼安德尔河附近的洞穴中发现了“尼人”遗骸,其殡葬方式使学者认定,“尼人”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1939年,考古学家在我国发现了“山顶洞人”遗迹,还发现遗骸的周围有红色粉末和其他的随葬物。这证明“山顶洞人”和“尼人”一样,其社会生活中都有了宗教意识的萌芽。“尼人”距今四万到十几万年,“山顶洞人”距今两万五千年到五万年。根据这些遗迹推断,宗教的历史已长达十多万年。

      对比宗教悠久的历史,宗教学的历史则相当年轻。1870年,马克斯·缪勒在英国皇家学会作了“宗教学4讲”的演说,四篇讲稿后结集为《宗教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这标志着宗教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而马克斯·缪勒也被誉为“宗教学之父”。在缪勒的著述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宗教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这个概念,使宗教研究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并以“比较”的方法作为宗教学的基本研究方法①。宗教研究自古有之,但是使“宗教研究”发展为“宗教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缪勒的努力。缪勒把“宗教学”区别于传统的“宗教研究”,其理论态度可以归结为他的一句名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knows none.)意即,“宗教学”这门学科是立足于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研究对象不限于一种宗教,“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这便是“宗教学”学科之肇始。

      “宗教学”的创立时间和创始人举世公认,无可争议。与之相比,其子学科“宗教心理学”的生世则显得暧昧不明,颇多异议。一种观点认为,1879年科学心理学诞生时,宗教心理学就随之诞生,其创始人就是《民族心理学》的作者、“科学心理学之父”冯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宗教心理学诞生于1882年,其创始人是《对儿童的道德与宗教训练》的作者、美国心理学家霍尔。这两种观点各有其根据,使“宗教心理学”自诞生起就包孕着各色理论分歧。鉴于这个问题模糊不清,我们只能暂时接受一种不甚精确的说法:“宗教心理学”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冯特、美国的霍尔等心理学家为其理论先驱。

      让我们姑且抛开宗教心理学的诞生不谈,作为宗教学的一门独立的子学科,它的定义与学科内涵也难有定论。什么是宗教心理学?这决非一个可以顾名思义的问题。学科内涵的界定不清,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路径决定的。在此学科发展早期,大部份学者运用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宗教现象,这种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被称为“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而与之相对,还有一种宗教信仰取向的研究,它“按照各宗教自己的方式对人的心理行为进行考察、说明、解释和干预”[1](4),这被称作“宗教的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单从名称上看,“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的心理学”似乎差别不大,但是它们二者的研究方法、理论假设,以及对研究者的理论背景要求都完全不同。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这两者的分歧造成了中国宗教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困境。

      如果我们站在马克斯·缪勒当年创立宗教学的理论视角上,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严格地说,所谓“宗教的心理学”根本算不上“宗教学”的分支,因为它采取每个宗教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心理研究,并没有比较的视野,这是不符合马克斯·缪勒的理论设想的。不过如果将“宗教的心理学”排斥在“宗教学”的学科体系之外,客观上又不利于宗教研究的开展。于是我们很尴尬地发现,“宗教的心理学”这支力量的出现,似乎把本来就很混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搅得更加支离破碎了。

      二、“宗教心理学”的广义与狭义

      在“宗教心理学”学科内涵未明的情况下,想要妄论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件很棘手的事。为使讨论能够顺利展开,笔者拟采用这样的策略:把所谓的“宗教心理学”做广义、狭义两种理解,分别在两个理论层面确定其学科内涵,这样可以使下面的探讨思路更加清晰。先从狭义说起。

      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心理学”(即狭义的“宗教心理学”)要得以成立,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意即心理学走上了“科学的”发展道路,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从哲学的母体中脱离出来;第二,宗教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意即宗教研究开始有了“比较的”视角,研究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平等地对各个宗教进行研究,“任何宗教都不应要求得到特殊待遇”[2](20-21),从而使“宗教学”区别于以前的“宗教研究”,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心理学”才能成立,它以各个宗教作为研究对象,科学心理学作为研究方法。按照这种理解,“宗教心理学”是“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的产物,它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以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为其方法。其定义可确定如下:宗教心理学是“把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运用到对宗教传统的内容,以及运用到对相关的个人的经验、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中”的一门学科。②[3](25)这门学科“研究对象是宗教现象,研究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工具是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特点是信仰者个人”。[3](25)总之,狭义的“宗教心理学”就时间而言,从19世纪下半叶诞生;就立场而言,是中立的和没有宗教倾向的;就方法而言,是“科学心理学”的而非“宗教”的。以此定义衡量,“宗教的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是被排除在这个学科之外的。

      以上即“狭义的宗教心理学”。而“广义的宗教心理学”我们如此定义:“有关宗教的行为、思想和感情的研究”③。按照这个定义,“广义的宗教心理学”不仅包括了“宗教的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更加包罗了人类有史以来各个文化传统中对“有关宗教的”心理性的(非物质性的)研究。就中国而论,如某些学者所说,“中国的宗教心理学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应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鬼魂观”。[4](39)而中国道教的内丹学、佛教的心性论等思想中,凡心理性的内容也都可以归入“广义的宗教心理学”。如此看来,中国有丰富的宗教心理学的遗产,这些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整理和发掘,如果好好利用,可以成为学科发展的动力,否则的话,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包袱。总之,“广义的宗教心理学”外延宽广,包罗万象,它不拘于方法、立场,除了“狭义的宗教心理学”的内容之外,还广纳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宗教探索人心奥秘所得的文明成果。④

      三、宗教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明确了“宗教心理学”的广义和狭义之后,本节拟探讨“宗教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下文中,我们将对“宗教心理学”做广义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谈论中国的宗教心理学时,会涉及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历史遗产”,也会涉及“宗教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多种立场、多种方法、多种取向和多种方向。

      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宗教心理学”的提法,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宗教心理学”有悠久的历史。从先秦到清末,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宝藏中,有大量的“宗教心理学”思想资源。不过很遗憾的是,这些遗产我们还没有能好好地继承。我国古代思想史以儒、释、道三教为支柱,在道教和佛教之中,宗教心理学的资源非常丰富,儒家思想中也不少。若论心理学思想之精深,尤以道教内丹学、佛教唯识学为最。不过我们目前对它们的研究仅限于“教理阐释”的层面,若能辅以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所得成果将更加丰硕。

      我国古代的“宗教心理学”暂且不论。⑤19世纪下半叶,“狭义的宗教心理学”诞生后,并未马上传播到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有外国学者把这门学科介绍到中国,并且开始有中国学者撰写著作响应。总的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狭义的宗教心理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影响,直到上世纪80年代,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宗教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表现为:(1)西方宗教心理学的若干经典被译介到国内;(2)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期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3)中国出现了一些对宗教心理学感兴趣的学者,他们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并且已经开始培养研究生。⑥从上述发展态势来看,该学科在可预期的未来还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四、发展困境

      成绩固然喜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该学科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境。

      (一)首先是学科定位的问题。“宗教心理学”学科定位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学”和“心理学”这两门学科定位的困难造成的。先说心理学。心理学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标榜为“科学”,试图以物理学为发展的模板。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的心灵)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也不可能完全摒除内省的方法。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心理学被划入“自然科学”一类。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最高机构——心理学所,也被纳入了“中国科学院”而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如此的学科分类使心理学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随着它实证研究的发展,其人文特色必然会逐渐削弱,这个趋势是很不利于“宗教心理学”学科的成长的。

      再说宗教学。“宗教学”的历史传统,即“宗教学”诞生之前的神学、史学性的“宗教研究”,是隶属于人文学科的,但是随着“宗教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宗教学”日益演变为一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混血儿”——它的某些子学科隶属于人文学科,比如宗教史学、宗教哲学;有些子学科则倾向于社会科学,比如宗教社会学等。按照我国的学科分类,宗教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但从研究方法而论,它又是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另类”。与我国情况不同,有些国家把哲学和宗教学(或称“宗教研究”)并立,二者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这样的学科设置客观上可能更有利于宗教学的发展。但是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长时间以来都不授予宗教学一级学科的地位,这种尴尬可能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对宗教学发展很不利的。⑦

      “宗教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定位都很尴尬的学科结合而生出的“宗教心理学”,其学科定位的困难可想而知,这无疑会制约此学科的发展。自己立足未稳,要想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二)人才培养的问题。学科难以定位,人才自然难以培养,这两者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正因为我国现在没有为“宗教心理学”设置一套人才培养体系,所以从事宗教心理学研究的人基本都是散兵游勇。大家“带着不同的兴趣爱好,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虽然研究对象是同一个,但是不同的学科背景造成了彼此之间对话、交流的困难,而交流的困难又会反过来加厚学科壁垒。人才培养的问题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没有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研究队伍固然无法壮大,无法形成团队研究的合力;学科的发展更是一句空话了。

      (三)应用实践的问题。和西方国家相比,“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⑧,这使得本学科没有太大的应用空间。在西方国家,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宗教徒、宗教团体、宗教机构所应用,各种宗教机构也可以为宗教心理学专业人士提供工作岗位,这在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西方国家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在此背景下,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临终关怀实践,这在中国也难以实现。再加上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宗教”尚且需要“脱敏”,想把宗教心理学运用于实践,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太多的障碍。应用空间的狭小又反过来影响了学生、学者的学习、研究热情,谁愿意耗尽心力,去学一套“屠龙之术”呢?

        (四)学科本土化的问题。虽然“广义的宗教心理学”中国自古有之,但是宗教心理学的最新成果都是在现代,由西方学者研究得出的。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者掌握着这个学科的“话语霸权”,我们一方面要学习他们新颖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寻求使之本土化的途径,否则的话,西方的研究成果就变成完全“与我无关”的赏玩品。具体说来,本土化将面临两个困难:一是东西方宗教传统的差异;二是心理学理论、方法的跨文化适用性。这两个困难都不是容易克服的,我们需要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做不断的调适,才能使之为我所用。

      五、建议

      针对上述的困境,笔者建议如下:

      (一)尽早给予“宗教心理学”一个相对准确的学科定位,在此基础上,参照西方的研究进展,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如前文所述,“宗教心理学”学科定位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宗教学”和“心理学”两门学科的尴尬处境。我们暂时难以帮助这两门学科解除尴尬,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以一种权宜的方式来给“宗教心理学”争取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其策略如笔者在上文所言,我们可以将“宗教心理学”理解为“狭义的宗教心理学”和“广义的宗教心理学”。前者可以在今天“心理学”的学科框架中争取发展,即以心理学的研究学者为主体,采取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偏重定量研究和外部研究(不深入教义的研究),这样可以发挥心理学研究者的特长(熟悉心理学研究方法),回避其弱点(不熟悉宗教教义)。后者可以在人文学科的框架中(文、史、哲)争取发展,即以文史哲领域的学者为研究主力军,广泛应用人文学科的各种研究方法,偏重定性研究和内部研究(深入教义的研究),同时广开门户,不设壁垒,欢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研究者加入,这样可以发挥人文学者和信教学者的研究特长(教义阐释、文献梳理等等),回避其弱点(没有“科学”的方法)。如果“狭义的宗教心理学”和“广义的宗教心理学”都能获得良性的发展,并且两者之间可以经常交流,那么我们可以乐观预计,“宗教心理学”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学科框架内发展,且能得到相关学科的支持。

      (二)在设定的学科框架内加强人才培养。如上一条建议所述,“狭义的宗教心理学”可以在今天“心理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按照心理学的学科培养模式来培养人才,同时注重加强心理学者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广义的宗教心理学”可以调动文、史、哲各个学科的力量培养综合性的人才⑨,同时注重加强人文学者的科学素养,让他们了解一些“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若能双管齐下,或许可以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人才梯队建设的问题,那么假以时日,必当有更多的学者涌现,呈现燎原之势。

      (三)应用实践的问题本文拟放在下一节中讨论,我们先谈学科本土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有赖于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心理学界在“心理学本土化”的建设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成就可以有选择地应用于“狭义的宗教心理学”的发展,今后“狭义的宗教心理学”争取能赶上“心理学本土化”的脚步,实现齐头并进。另一方面,“本土化”的问题在“广义的宗教心理学”领域并不十分突出。因为中国宗教自有其特色,我们没必要邯郸学步,勉强自己向西方宗教靠拢,而舍弃了自己的优势。在“广义的宗教心理学”领域,更值得重视的是“遗产继承”问题。我们要认清自己在“宗教思想资源”方面的优势,不但数量多,而且有特色。中国宗教重视内省,有系统的修行理论,这是相比于西方宗教的优势,我们不能使之迷失在“学科本土化”的进程中,相反,我们要发扬这种优势,在实现“心理学本土化”的同时,做到“宗教心理研究特色化”。

      六、宗教心理学的应用前景展望:规范宗教市场,预防邪教泛滥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宗教心理学在中国应用范围有限,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多数中国人缺少对宗教信仰的认同,所以宗教心理学的大众接受程度有限,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实践应用。二是因为受极左思维的影响,“宗教”和“心理学”都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宗教”在今天仍被很多人视为“敏感问题”,这更加导致了宗教心理学的应用困难。这个困境的解决需要学界、教界、政界的共同努力。

      首先,学术界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完善学科体系,加强人才培养,用普及研究成果的方式来增加大众对此学科的了解。具体建议上文已有讨论,兹不赘述。其次,教界应敞开胸怀,和学术界加强对话的同时,积极支持学术研究,并可利用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宗教的宣传、管理服务。最后,政府尚需进一步为宗教“脱敏”,“就是说我们不要再用一种不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宗教”[5]。如果有一天宗教不再被视为中国社会的“另类”,所有人都能用平常的眼光看待它,那么宗教心理学的发展也一定会少很多阻力,其应用范围也会相应扩大。

      以上的建议是就其远景而言,因为宗教心理学的应用困境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但是就当前现实而言,在我国的宗教管理事业中,宗教心理学一样大有用武之地——在规范宗教市场、防治邪教泛滥的问题上,宗教心理学可以扮演一个“特殊重要的角色”。

      宗教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宗教信仰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思想、情感。也就是研究人为什么信教、在什么情况下会改宗、为什么会执著种种神秘现象、为什么会有偶像崇拜、为什么会有过激行为……这些问题都是和宗教管理工作息息相关的。按照宗教市场论的假设,宗教如同商品,民众如同消费者,而政府应该扮演好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一个优秀的宗教管理者必须学习宗教心理学,才能很好地把握宗教徒的心态;这正如一个优秀的经济管理者必须学习消费心理学,才能很好地把握消费者的心态。

      当今中国的宗教市场,商品众多,且不断有新商品的进入,其中不乏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者;而另一方面,宗教需求从未减少,另有一些潜在需求。对于管理者而言,怎样管理好这个市场?怎样识别良品和次品?怎样引导消费者选择合适自己的商品?这些问题都不简单。宗教心理学可以为宗教管理者提供一些新的管理思路,如果能进一步应用于实践的话,也能起到规范市场、防治邪教的作用。

      总之,就其远景而言,宗教心理学将有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就当前现实而言,宗教心理学可以在宗教管理工作中实现其应用价值。虽然长期被忽视,但是这个特殊的学科是值得学界、教界、政界共同关注、共同建设的。(信息来源:《甘肃理论学刊》(兰州)) 

        参考文献: 

      [1]梁恒豪:《宗教心理学之我见》[A].金泽、梁恒豪:《宗教心理学》(第一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陈彪:《宗教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历史、理论与方法》[A].金泽、梁恒豪:《宗教心理学》(第一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梁恒豪:《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和展望》[A].金泽、梁恒豪:《宗教心理学》(第一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卓新平:《不应将宗教视为中国社会的“另类”》[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2041757799.html,2015-3-6.

        注释:

        ①缪勒在这个意义上,又把宗教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称为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在英语文献中,宗教学另有两种称谓:the Science Study of Religion,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②这是宗教心理学家伍尔夫(David M. Wulff)给宗教心理学下的定义。

      ③这是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文莎尔(Karl M. Loewenthal)给宗教心理学下的定义(参见陈彪:《宗教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历史、理论与方法》)。陈彪先生认为这个定义“似乎太过宽泛”,甚至作为“宗教学”的定义,“好像也没什么不合适”。窃以为,这个定义的确宽泛,但也未必如陈彪先生所说,可以作为“宗教学”的定义。“宗教学”所涉及的内容,至少还包括宗教考古、宗教地理、宗教生态、宗教经济等等非心理性的元素,罗文莎尔的定义是无法将其包罗在内的。

      ④当然,笔者把“宗教心理学”做广义、狭义之分,也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只是权宜之举。因为这样的划分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在科学背景下产生的、被弗洛伊德视为“科学的”“精神分析的宗教心理学”,它是属于“狭义心理学”呢,还是属于“广义心理学”呢?虽然精神分析也是心理学的一个派别,但是它产生于临床治疗,和冯特心理学的“实验室”特色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根本就不是“科学心理学”的一支,那也就更谈不上是“狭义的宗教心理学”了。这个难题委实不好处理。因为精神分析在心理学中自诞生起就是非主流的,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而“心理学”的学科内涵也有其模糊之处,它和哲学不能完全切断联系,也无法将自己彻底地置身于“自然科学”之中,成为“物理学式的”“真正科学”。此问题也涉及对“科学”本质的理解。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避免离题太远,本文不拟再深入追究。“精神分析的宗教心理学”是否属于“狭义心理学”?按照笔者对“狭义宗教心理学”的定义和理解,它不属于“狭义宗教心理学”,因为它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

      ⑤本文主要探讨宗教心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所以不打算在古代历史上多费笔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宗教心理学的思想资源讨论得尚不充分,且大多都是“在教言教”的研究。

      ⑥本文不拟探讨中国宗教心理学取得的成绩,故此类介绍从略。梁恒豪先生的文章《中国宗教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和展望》总结得相当细致,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

      ⑦近年来,有些学者主张把宗教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和哲学并立,同为一级学科。不过笔者以为,要想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作这样的调整,恐怕会比较困难。

      ⑧这是很多西方宗教研究者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误解,但是从现象上看,这个批评并非空穴来风。

      ⑨可以尝试在大学内设立研究所,在文、史、哲各系中聘请老师,力求打破学科壁垒,使研究生可以得到多方位、多角度的教育和指导,使他们有机会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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