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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以千手观音图像为例 [李翎]
     
    [ 作者: 李翎   来自:西部佛学网   已阅:1664   时间:2016-10-23   录入:yangsihan

     

                                   2016年10月23日 佛学研究网

      一

        密教(Guhya-yāna)狭意上是指佛教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一种宗教形态。学者将之划分为陀罗尼密教(公元三、四世纪盛行)、持明密教(或持明乘vidyadhārazi-yāna,公元四、五世纪至六、七世纪盛行)、真言密教(或真言乘mantra-yāna,公元七、八世纪盛行)、瑜伽密教(金刚乘vajrayāna,公元八、九世纪盛行)、无上瑜伽密教五个流派(公元十、十一世纪盛行)[1]。西藏佛学家布顿·仁钦朱(1290-1364年)依据经典则将之分为四部:所作坦特罗部,即事部(kriyā) 、行坦特罗部,即行部(caryā)、瑜伽特特罗部,即瑜伽部(yogā)、无上瑜伽坦特罗部,即无上瑜伽部(anuttarayogā),这四部分别可与汉地五个阶段的密法相对应,其中事部对应陀罗尼密教和持明密教,即所谓的杂密;行部对应真言密教,即以《大日经》为中心的胎藏密教。而瑜伽部是指以《金刚顶经》为中心的金刚乘密教;无上瑜伽部是指以《秘密集会》为中心的左道密教。无上瑜伽部又分为方便、智慧、无二三部,或称父续、母续、无二三部。

      新疆是印度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大量的文物发现证明,在新疆地区大约公元七世纪前后已传入密教。北京大学教授张广达和荣新江全面调查过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唐代密宗史料——《瑞像记》和瑞像图, 认为密宗传入于阗应在七世纪[2]。图像实物也证明了密教在新疆的传播。据研究东距柏孜克里克石窟仅2公里的伯西哈尔石窟第3窟,该窟正壁两端上方表现有密宗的灌顶图,这是高昌现知壁画中仅有的内容,而整个壁画内容可能与五佛曼陀罗或莲花部礼拜有关[3],其图像或许与以《大日经》为中心的胎藏密法有关。《大日经》的神灵系统,虽然已有五佛观念,但它仍继承了晚期持明密中的佛部、莲花部和金刚部法。文献记载在唐代已有西域僧人到汉地弘传曼陀罗密法的。赞宁《高僧传》记:“般若斫迦三藏者,华言智慧轮,亦西域人。大中(847-860)中行大曼拏罗法,已受灌顶为阿阇梨,善达方言,深通密语,着佛法根本。宗乎大毘卢遮那,为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罗尼是也。至于出生无边法门,学者修戒定慧以总侍助成,速疾之要,无以超越。又述示教指归,共一十余言,皆大教之钤键也”[4]。最极瑞的一个图像例证是斯坦因在丹丹乌里掠走的一幅木板画,画面表现的是一尊密教的双身像!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从画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尊三面四臂神,三面皆呈怒相,其中左面可见有三目,二主臂之左手抚胯,右手搂抱明妃。另两臂上举。以前曾有学者将之误认为是抱小儿的鬼子母像[5]。事实上,仔细审读一下现存的鬼子母图就可以发现,通常鬼子母怀中的小孩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用布包裹的小儿,如瑞士人鲍默发表的一幅出自丹丹乌里克的画,一种是攀爬的幼儿形象,如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鬼子母画。而这里明王怀中表现的是一个少女形象,头上的卷发和右手持钵向着尊神的姿态,正是通常表现明妃向明王敬献盛血颅器的通式。

      明王与明妃相对而拥属于密教系统中晚期出现的无上瑜伽密造像。公元九、十世纪,密教体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金刚乘的大乐思想发展到了极端,将之与印度教左道的女神性力思想结合在一起,通过两性的结合,达到解脱的目的,无上瑜伽密形成之后,首先向其周边国家传播,包括北印、西印和西域诸地[6]。无上瑜伽密经典最早在九世纪就已出现,十世纪则大量涌现。其造像强调性力在修法中的作用而表现为佛父佛母形,在后弘期的藏传佛教中有大量的表现,藏文称yab-yum。在西藏这种造像流行的时间主要是元代以后,藏西阿里地区可以见到的最早的作品,大约为公元十一世纪的。汉地无上瑜伽密类经典的翻译最早为宋代法护译《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7]。由于这种修持方法与汉地伦理观念有极大的冲突,因此,即使在十世纪,无上瑜伽密的经典在汉地已经译出,但并没有在民间流行起来,因此,汉密几乎不见双身类图像。对于新疆这个双身图像,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中已清楚地描述了这是一个天神与其明妃的组合,并且提到这是西藏对特殊保护神或本尊的常用表现手法[8]。事实上,这不是西藏的表现手法,更不是新疆对西藏手法的套用。无上瑜伽密经典的藏译在十一世纪后,汉译在十世纪末。显然,从这幅图像的表现风格看,通过与新疆地区现存的其他壁画的比对,基本可以断定为公元九世纪的遗存,因此,新疆的双身画像式可能直接源于印度,也就是说,新疆于阗地区无上瑜伽密的传播与印度几乎同时,它是中国境内最早接受印度无上瑜伽密信仰的证明,也印证了在《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中记载的修持此经的地区包括西域的说法[9]。这幅双身组合像保留着印度早期双身像中明妃侧坐于明王腿上的样式,有别于后来藏传佛教中广泛流行的相对而拥的造型。基于以上情况可见,新疆丹丹乌里克这幅木板画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可说是无上瑜伽密传入中国后,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图像,远远早于汉地及藏区,也是新疆地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双身图像,这为我们将来进一步发现相关的无上瑜伽密文物提供了可能,甚至对于以往的一些残画图像的解释也可以从无上瑜伽密的角度给予重新考虑。由于这类资料存留不多,本文只是以此为引言,而大量的千手观音图像,则将新疆密教信仰问题的讨论空间,集中在观音秘密身形的问题上。

      二

      由于图像资料丰富,本文将以此为例讨论新疆地区对于观音秘密身形的信仰。笔者通过资料的调查得知,现存的秘密观音实物大致有:
      1.柏孜克里克第20窟大悲变相图
      2.柏孜克里克第40窟一面千手观音画
      3.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记高昌千手观音图
      4.高昌古城K寺藏书室甬道出千手观音画粉本
      5.高昌时期木头沟水源附近残塔出千手观音绢画
      6.和田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壁画残片千手观音像
      7.达玛沟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出千眼坐佛木板画,编号06CDF2:0027(共三块)
      8.北庭高昌千手观音残画
      9.伯西哈尔石窟千手观音壁画[10]
      10.高昌交河古城出十一面观音残画
      11.高昌a寺千手观音绢画

      以上共13件,除第1件无法确知是十一面还是千手观音外,有8件是千手观音像,3件是画有千眼的木板画,1件是十一面观音。这些遗迹主要分布在高昌和于阗两地,虽然分布距离较远,但图像样式基本统一,即都是一面千手像式。通过以上数据大致的结论是新疆地区对于观音秘密身形的信仰主要体现在一面千手观音方面[11],并且通过高昌古城K寺藏书室甬道出千手观音画粉本残片,可以推测当时新疆地区对于千手观音造像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同时粉本残片的发现,也让我们考虑到通过西域僧和画师的流动,这种画样可能传入汉地。

      相比于汉地观音秘密身形的信仰,可见新疆与汉地之不同,以敦煌石窟的遗存为例,在敦煌石窟可见最早的秘密观音主要体现在初唐的几个洞窟,如321、334、340、331等,都是十一面观音像,而现存的千手观音像,最早的大约在五代时期。

      从佛经翻译方面看,汉文十一面观音经的翻译要早于千手观音经。《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最早的译本为北周耶舍崛多所译[12],而千手眼观音经典及仪轨、图像,至初唐时代始传至中国。据《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序文所载,唐武德年中(618~626),中天竺婆罗门僧瞿多提婆携来此尊形像及结坛手印经本,但“太武见而不珍,其僧悒而旋辔”[13],由于没有得到认可,这位印度僧人伤心的回去了。至贞观年中(627~649),另有北天竺僧奉进《千臂千眼陀罗尼》的梵本,后由智通译成汉文。可知,千手眼观音的信仰应是形成于公元七世纪。现存千手眼观音经主要有唐代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凡二卷,另唐代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为此经之异译。“又佛授记寺有婆罗门僧达摩战陀,乌伐那国人也,善明悉陀罗尼呪句。常每奉制翻译,于妙毡上画一千臂菩萨像并本经咒进上,神皇令宫女绣成或使匠人画出,流布天下不坠灵姿”[14]。虽然有皇令使之流布天下,但事实上,没有流传至今的图像,可能说明当时对于这种古怪的千手眼神像,并没有真正地流行起来。同样,虽然十一面观音经早在北周时期就已译出,但事实上,在民间的流行则要到唐初,这是古代壁画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也就是说在该经译出五、六十年以后,十一面观音信仰在汉地才流行起来。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千手眼观音的信仰上。千手观音经在初唐译出后,甚至有皇令让画样流布天下,这种信仰也没有马上流行。据文献记载,武后长安年间(701-704)重建大慈恩寺时,于阗来的画家尉迟乙僧曾绘千手千眼观音,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尉迟乙僧为“神品下”,“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千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15]乙僧的千手观音到宋代还存留于世,《宣和画谱》卷一“道释一”记:“乙僧尝于慈惠(恩)寺塔前画千手眼降魔像,时号奇迹,然衣冠物像,略无中都仪形……(今御府所藏八,其中):大悲像一”。关于千手观音的像式,按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上“次说画像法”记:(其样式)“谨案梵本……广十肘此土一丈六尺,长二十肘此土三丈二尺,菩萨身作檀金色,面有三眼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按经中所记其样式是:一面千手,面有三眼,千手各具千眼,这种一面千手的观音样式正是新疆地区存留下来的图像,不同于藏传佛教广泛流行的十一面千手观音像,而尉迟乙僧的千手观音画式,依据的正是此类经典和印度梵本的传承,这种样式后来可能经汉地,传入了朝鲜半岛,元代汤垕《画鉴·外国画》记:“高丽(公元918年~1392年)画,观音像甚工,其源出唐尉迟乙僧,笔意流而至于纤丽”,就是说,源于乙僧的观音画,到高丽时代已过于纤丽了。虽然当时的乙僧在中原绘制了绝妙的千手观音像,但在民间的流行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造像实物在大约二百年以后才大量出现。汉地的造像情况基本上是十一面观音像首先流行,之后是一面千手观音,而十一面的千手观音礼拜的流行,则是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晚至元代以后的事了。

      汉地的这种情况,与印度的早期造像可以吻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度最早的观音秘密身形正是十一面观音,即砍黑里石窟存据说公元5-8世纪的十一面观音石像。从藏传佛教这个图像系统看,早期的,即公元9、10世纪的克什米尔金铜像、藏传佛教后弘初期都是十一面观音像。通过上面的描述,可见汉、藏对于观音密秘身形的信仰是一致的,首先是十一面观音,然后才是千手观音(时代早晚有差异)[16]。当然,具体到像式的表现上,即对于十一面的排列方式,汉地与藏区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属于一个图像传承系统,并且藏区也似乎不见一面千手观音像[17]。

      从现存文物看,不同于汉藏对于观音秘密身形的礼拜情况,新疆地区首先流行的是千手观音信仰,图像样式是一面千手,从造像实物上看,大约都是唐代的。以和田策勒县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出残画,我们可以推测,当年尉迟乙僧在长安大慈恩寺画的千手观音,也应是这种一面千手相,并且通过乙僧选择把千手观音图像画在当时著名的慈恩寺塔前这一举动来看,也说明他对于这种画样的熟悉,这一点恰好与新疆地区存留的残画遗迹在时代上相吻合,证明当时在西域,这种千手观音信仰十分流行。从流传下来的五代图像看,汉地系统的千手观音像式与新疆地区的像式一致,是否可以说,汉地的千手观音像的样式可能来自新疆,以尉迟乙僧的画迹来看,可能就是来自于阗画派的。

      据学者研究,回鹘文千手观音经,可能是译自汉文[18]。于阗文译经不知译自何处何时?总之实事上是,新疆地区千手观音信仰的流行要早于汉地。

      千手眼观音信仰源自密教系统的持明咒密。原始密教陀罗尼信仰发展到公元四、五世纪,形成了形态完备的早期密教一一持明密。持明咒密的神灵系统包括陀罗尼密的佛、菩萨、金刚、诸天等部,新出现而且突出的神祇是菩萨部中的观音类、金刚部中的金刚手类以及女性神类。持明密的观音信仰不同于传统的形象,就是出现了十一面、千手眼、马头、如意轮等。十一面观音在印度大约于公元四、五世纪就出现了,差不多同时,千手观音信仰也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19]。从新疆地区现存千手眼观音图像的年代看,大多是公元八、九世纪的,也就是说持明密信仰在出现大约四百年后,于新疆地区开始盛行,其传承的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三

      由于于阗与吐蕃的交通关系,下面我们尝试讨论新疆观音秘密身形的信仰与藏区的互动关系。从对于观音秘密身形的表现方式来看,显然,新疆,或者说于阗地区的密教信仰几乎没有受到西藏的影响,同样,虽然西藏与于阗保持着交通,至少,对于千手观音的信仰方面,于阗也没有影响到西藏。

      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发现有擦擦,这是藏传佛教信徒常用的礼拜物。对擦擦有不同的定义,据杰斯开(Jaschke)说:它们是“用土和水制作的佛像或锥状造型”[20] 。德斯格定斯(Desgodins)认为它们是“用粘土制作的小像”。钱德拉·达斯(S. Chandra Das)认为是:“用粘土制作的用于供养的锥型小像,它们大量地安放在塔的凸出位置”。瓦特尔(Waddell)认为它们应该是:“用粘土或者是在土中掺进骨灰,揉捏而成的瘗葬用像或支提[21]。 施拉根韦特(Schlagintweit)[22] 认为擦擦这个名称往往指的是有装藏的造像,“也可以指旅行者用粘土揉捏而成的塔形锥体”。意大利学者图齐(Tucci)认为:“擦擦名称的本身证明它不是藏人的发明,西藏的语言学将该词的词源归于梵文。更准确地说,这个词来自于印度俗语的某种形式……这个词的原形是sancaka,意思是模具,实际上,擦擦也正是通过模具制造的……它的原意是完美的“形象”或“复制”……擦擦的名字本身显示了它的来源是印度;下文对最古老的擦擦的研究也将证实这一点。它们不仅附带梵文铭和北印度文字,而且与在印度尤其是菩提伽耶(Bodhgaya)发现的还愿物极为相似。菩提伽耶的擦擦与分布在印度许多佛教圣地类似的还愿物应当被看作是西藏擦擦的原型”,西藏人将这种来自印度圣地的纪念物带回西藏,“逐渐地,这种早期由印度带回的泥像在西藏独立发展起来,并开始在其本土制造”[23]。从和田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发现的擦擦(标本06CDF2:0019;06CDF2:0021)样式看,表现的是莲花手观音,这种样式的菩萨造型,流行于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初期,与阿里地区出的有塔和偈颂的观音擦擦近似,但显然是以手托泥、按压而成,导致边缘泥土厚而圆的制作方式则与吐蕃早期的擦擦近似。据荣新江的研究于阗国灭于1006年。“《宋史·于阗传》记载: ‘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 , 其国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献。’黑韩王即攻灭于阗的喀喇汗王, 再次证明公元11 世纪初于阗国已覆亡”。新兴的伊斯兰王国毁灭了可能存在的一切佛教文物,而这几件幸存的擦擦的下限应是11世纪初,可能是西藏佛教的前弘期或后弘初期即7至10世纪,西藏的佛教信徒通过阿里地区带到这里的。但擦擦的存在,并不能证明佛教造像方面二者的互动关系,至少于阗地区流行的一面千手观音,几乎没有对西藏产生任何影响,而仅见的高昌交河故城的十一面观音像式,也没有通过于阗地区影响到吐蕃[24]。

      结语

      综上所述,新疆地区的密教信仰大约在公元7世纪已经传入,五佛曼陀罗系统的金刚乘可能通过别的渠道在这里弘传。而至少在公元9世纪,密宗的无上瑜伽密已在于阗地区传播,它可能直接源自印度,并与印度这一信仰的传播时间相同,这要远远早于汉地的译经时间和在西藏的流行时间。而现存的一些于阗文文献,也证实了晚期金刚乘密教在这里的流传[25],这将对于阗佛教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图像与文献证据。

      通过千手观音像的分析,说明新疆地区对于持明密中观音秘密身形的信仰主要体现在一面千手观音方面,这一主题的流行要远远早于汉、藏地区。通过画史记载的尉迟乙僧的资料和千手观音经像传入的文献看,这种在汉地初唐就传入的像式,没有得到传播,但在于阗地区较为盛行。当汉地五代开始流行这一身形的信仰时,这种观音的像式可能直接引自于阗,或者就是乙僧传下来的粉本。而通过遗存的画迹和译经的回顾,再一次提醒学者在研究中关注理论的建立与民间信仰的时差问题,即译经的时代不能代替信仰在民间的真正流行时间。另外,于阗与西藏的关系,可能导致文化上的交流,但至少在观音信仰方面没有太多的互动,新疆地区流行的一面千手观音像式没有影响到西藏的观音图像系统。

      尚存的疑问有两个,一是汉地的十一面观音像,其十一面的排列不同于印-藏的纵式图像系统,却与高昌出绢画像式一致,但二者的关系尚不明确,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二是通过双身像木板画的尺寸,大约为21×15厘米上看,这种较小的可移动的画板,在修持或礼拜中是如何使用的,尚待研究。(信息来源:西部佛学网)

      [1]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 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所反映的于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223页。
      [3]贾应逸《伯西哈尔石窟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原文认为残画可能表现的是胎藏界曼陀罗,中心主神是胎藏界大日如来。近日笔者与贾先生看图再次确认,画中表现的可能是阿弥陀佛。但从现存残画和现有空间来看,不太可能是五佛曼陀罗组合,因此笔者推测或者表现的是莲花部系统的神。
      [4]《大宋高僧传》卷三,第51-5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赞宁在《高僧传》中记载此人两次,又记:西域高僧满月传(智慧轮)时说:“释满月者,西域人也。爰来震旦,务在翻传瑜伽法门,一皆贯练。既多神效,众所推钦”。
      [5]有学者以为是怀抱婴儿的女神,参见《报告》第36页。
      [6]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另有学者认为无上瑜伽密及经典出现于公元七、八世纪,或更早。参见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2页。
      [7]该经凡五卷二十品。又作《大悲空智金刚经》、《喜金刚本续王》、《喜金刚本续》,内容主要在叙述双修(双运)法,及其他无上瑜伽的某些法门。
      [8] 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9] 该经反映了无上瑜伽密形成后传播的情况,这部经中提到有十二个地方可以修得成就,这十二个地方包括二十六个地名,除不详的十三个外,有十一个地方分布在北印、西印和西域等地。参见吕建福前揭书,第81页。
      [10]现在此画已无,只有切割痕迹,依据的是贾应逸《伯西哈尔石窟研究》中提到的格伦威德尔考察时纪录的图像。
      [11]虽然在新疆地区发现诸多千手眼观音残画,但事实上, 印度神话中,似乎没有相当于千手眼观音的神格,但一般相信因陀罗(Indra)、原人(Purusa)、湿婆(Siva)、毗纽(Visnu)等诸神夙有千眼之说,而且湿婆及阿鲁纠那(Arjuna)曾有千臂(Sahasra-bāhu)之称。又《大教王经》卷九曾述及大自在天有千手千面。现代印度本土也未曾发现任何有关此尊之物。
      [12]后又有三译,唐玄奘译本,题名《十一面神咒心经》;唐阿地瞿多译本,题名《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载于《陀罗尼集经》第四卷。以上皆作一卷。唐不空译本,题名《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三卷。藏文也有两种译本,其中之一系据唐玄奘译的汉文《十一面神咒心经》转译而成。此经的内容,叙述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时观世音菩萨在会众中白佛︰欲为除灭一切众生的忧恼病苦等,说十一面观世音心咒,使能读诵书写者,除殃护身。并说过去恒沙劫前,在百莲准眼顶无障碍功德光明王如来所,为大持咒仙人,获得此咒,即能见十方佛,得无生忍。又于曼陀罗香如来所为优婆塞时也得到此咒,由此而得一切诸佛大慈悲喜舍诵慧藏法门等功德。然后次第说示根本神咒、咒水、咒衣、咒香、咒华、咒油、咒食、咒火、结界、行道等咒,及造十一面观世音像法,供养念诵法、诸种成就法等。
      [13]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译序。
      [14]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呪经》译序。
      [15]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16]据图齐的研究,在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仁钦桑波与阿底峡(Atīśa)合译有Sahasrabhujāvalokiteśvarasādhana [千手观自在成就法]和Bhawwārakāryaikādaśamukhāvalokiteśvarasādhana(rje btsun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zhal bcu gcig pa'i sgrub thabs,[十一面圣观自在尊成就法])。对于经中描述的十一面和千手观音样式,我们不得而知。
      [17]关于汉藏十一面观音图像系统的研究,参见拙作《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
      [18]密教经典的残片,讲述的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神奇魔法,经卡拉、茨默辨认,他们都是译自汉文,所依经典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身经》(《大正藏》第  册,第1058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正藏》第  册,第1060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正藏》第  册,第1064号)和《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经》(《大正藏》第  册,第1082号)。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9]关于密教史的发展脉络,参看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2页。
      [20]H.A. Jaschke, Handworterbuch der Tibetischen Sprache, Gnadau, Unitatsbuchadlung 1871, p.452
      [21]L. A. Waddell, Buddhism of Tibet, 1894 p.497
      [22]E. Schlagintweit, Buddhism in Tibet,1863 p.206
      [23]以上关于“擦擦”解释,引自图齐《印度-西藏》卷1《塔(mchod rten)和擦擦(tsha tsha)》,中文译本,见《梵天佛地》(全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李翎译第1卷。
      [24]新疆地区的十一面观音造像与汉传属于一个系统,十一面排列是横向、如花朵般的样式。而印-藏系统的十一面排列是纵向如塔般排列,参见前注第13。
      [25]参见于阗文文献:Ch.ii.004; Ch.i.0021b,a; Ch.i.002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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