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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的后信仰时代:“佛度有钱人”——历史与文化的考察
     
    [ 作者: 李向平   来自:佛教在线   已阅:1405   时间:2016-9-18   录入:wangwencui


    2016年9月18日    佛学研究网

        几年前,就曾经听说大年除夕,一家著名寺庙烧头香的门票高达了五千元。此后就有批评说,有钱人信佛菩萨,无钱人信基督教。特别使人深思的是,持这种批评态度的人,乃是一位出家人!今年的农历新年,又出现了除夕头香、撞钟拍卖等等现象,众说纷纭。

      这些问题,可大可小,见仁见智。然而,其中却包含了中国人最关心的佛教信仰问题:什么才是最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贫富贵贱、公正平等的佛教信仰?

      私人化的功德信仰

      中国社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中国人的信仰自由和选择多元,伴随而来的就是中国人在表达和实践自己信仰的方法上,亦是相应的多元和自由。所以,拥有同一种信仰,其实践的方法和结果也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信仰及其实践与表达之间,还有很大空间。更何况人与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要求共同的信仰应无所分别、一视同仁。为此,有钱人期待和参与的佛教拍卖活动,无疑是佛教信仰表达或实践的一种方式而已。

      关键是这种信仰的表达与实践方式,抖露出了佛教信仰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依据佛教教义,其强调人成即佛成,以戒为师;强调信仰者个人心灵的自我约束,并不特别强调寺庙僧团对广大信众的组织控制。这样,佛教信仰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驱动而道德约束,具有私人的、个体的、多元特征的信仰特征。尤其是佛教信仰传统所具有的私人化倾向,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得到了再一次强化之后,这种私人化倾向往往会导致佛教信仰的多元化;而信仰形式的多元化,又会使佛教寺庙为适应这种私人化与多元化的信仰要求,一再改变自己的寺庙运作方式,烧头香、撞钟拍卖现象,无疑就是其中的结果之一。其中,当然也难免具有市场化的倾向,甚至是不同寺庙之间发生有类似商业市场竞争的特点,类似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致力于吸引信众。

      对大众信仰而言,佛教强调的是功德随喜,多种福田,布施随意。有钱人愿意随喜功德多一些,就要有机会让他们多一些随喜的机会,或者有寺庙为他们创造更多一些机会。尤其是经济繁荣与现代社会个人性的强化,则使这种信仰私人化、个体化的倾向日益增强了。以至于这种倾向与佛教信仰的功德倾向相互推动,往往使信仰中的个人产生了多做功德、多种福田的信仰要求。伴随而来的,就是做功德是否灵验、种福田是否有获得的问题了。

      在此基础上,功德是个人的,信仰需求也是个人的。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功德需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需要表达方式。诚然,这种信仰表达方式,也会因人而异。贫富、贵贱的差别,就是如此进入了佛教的信仰实践之中。在那些不仅仅是以功德表达信仰的佛教信仰者来说,他们对于佛教信仰具有更深的理解与体验,他们的信仰实践方式当然就不会局限于功德层面,而会拓展出更加丰富的信仰实践空间,社会服务、法理布施、佛教教育、文化建设等等。

      虽然说信仰功德者不能完全等同于佛教信仰者,但信仰功德者往往热心于自己做功德,图个好的果报,所以信仰佛教者往往要以功德作为佛教信仰的基本实践方式。佛教信仰者必然要有功德,否则无法表达自己的信仰。功德式的信仰,乃以功德为主。谁做的功德多?谁的功德就会更灵验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中,广大信众所能做的功德,好像就只有财-物之布施了。谁奉献的功德多,好像谁能获得的福报就会多了。

      信仰错觉的形成

      这种信仰惯习,常常使我想起佛教信众们长期持守的一个秘密。那就是人们到寺庙烧香的时候,必定是各买各的香,各许各的愿;彼此不会交流,所谓天机不可泄露者也。否则我去烧香,别人帮我买香,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一是显得我心愿不诚,二是我就在为别人拜菩萨了,那属于我的功德就荡然无存了。甚至于许愿、还愿的信仰仪式,也是个人的私密,最好不要与人谈及。久而久之,功德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就得到了无以伦比的强调;人们才会有除夕撞钟、烧头香的分别心、人我执。有钱人要烧高香,少钱人就一般拜拜;有钱人想敲新年第一下钟,无钱人就听听钟声罢了……。你的功德好,似乎就是你的福报好,你就是有信仰;反之亦然。你的福报不好,你就没功德,信仰反而不是问题了。

      另外,作为中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通有的信仰惯习,那就是功德信仰者常常怀揣一种很有意思的念想,无事不登三宝殿。往往是在特殊的时候,应了特殊的需要,做特殊的功德,以图获取特殊的回报。而一个特殊的人,也是在特殊的时候,应了特殊的需要,做特殊的功德,当然就能获取特殊的回报了。人们经常称道的护法、施主,或大护法、小施主云云,不也能从中体会出些微的差别吗?!

      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在此信仰实践中,功德的回报是否可能?福报的大小或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又要取决于人际关系、现实关系、以及社会关系运作基础上的资源动员能力。信仰格局的差序实践方式,必然就会出现因人而异的福报结果。不同的人,钱多钱少的人,就会具有了不同的福报。信仰无法分享,无法构成一个信仰分享的共同体,无疑就会把现实中的贫富贵贱关系也放进了信仰之中。对此,甚至也会有人采用一知半解的佛教知识来解释说:各人的根器、缘分相异,福报当然就不一样了!呜呼哀哉?!

      实际上,信仰方式的改变,反映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社会贫富、身份贵贱关系的改变。自然经济常态之下的信仰方式,人与人的距离不大,信仰方式也不会太多的差别。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大了,信仰方式的差异也会随之增大。对此,佛教寺庙本应具有整合、调整这种差异的功能,变私人之信仰为社会之共享。如果由此而考虑到佛教信仰与社会整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佛教信仰模式表面上是“以人为本”,实际上却是以个人为本、以个人的功德需求为本,而只能是逢年过节、因人而异式的信仰模式。信仰功德化,功德私人化;佛陀面前无法平等,遑论信仰和谐人心了。

      功德兑换信仰,平等不平等?

      传统中国人历来喜欢的“报”信念及其信仰方式,曾经是经典儒家如《礼记》的核心概念,之后与佛教的果报信念结合为一体,渐次成为了中国人表达儒教、佛教乃至道教信仰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的社会学特征,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交换。

      功德信仰,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象征交换关系。

      象征交换是指那种通过一系列未被制码为“价值” 的符号交易来进行的象征交换形式,它能够提供一种活动模式,乃是人与佛之间以一定的信仰、崇拜作为媒介或象征的关系。它既是社会性的,并且也是仪式性的。其象征意义是由宗教及其体系所规定的,是信仰的群体意识、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其主要特征是,在象征交换关系里面,包涵着获取与回报、给予和接受、礼物与对应物的循环等一般的与可逆的过程;它与市场经济中发现的那种生产性交换相反,象征交换是非生产性的。它作为一种“混合的游戏”(mixed game),渗透了人与人、人与佛之间的交换关系,构建了佛教信仰者由个人到群体、社会的必由路径。

      在既定的功德交换关系中,功德信仰者的象征交换关系,可以分为做功德、种福田、人与功德信仰对象之间的互惠关系及其信仰上的祈求与保佑,从而是一种最有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还报系统。

      在当代民间信仰中,学界曾有论著认为,这种民间信仰内涵有一种实践逻辑,叫做“心意兑换率”。它是汉人民间信仰中一个存在于信徒心中不必言明的微妙概念。它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神圣的公平原则,使得民间信仰得以成为凝聚认同的集体活动;另一方面却也同时代表了一种世俗的不平等关系,因而使民间信仰活动成为地方社会的一个权力场域。

      同样,在相当民间化的佛教信仰里面,人们强调功德信仰,其中也内涵有一种“功德兑换率”。这种功德兑换率,一方面,它代表了每个人在佛陀面前的平等,只要心诚做功德,佛菩萨保佑就会具有普遍性;但功德兑换率也正好说明了功德的不平等关系。如果功德兑换率的基础是个人的财力,那么,钱多的人就会拥有更高的功德兑换率,使之成为个人财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展示。所以功德兑换率实际上还是包含了一种信仰不平等关系。于是,人们就会形成“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

      功德信仰的社会化驱动

      中国人目前不缺信仰,缺的是信仰分享机制与共同的信仰实践。由此可说,中国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

      涂尔干说,“如果凡俗世界与神圣世界全无联系,那么神圣世界也就毫无裨益了。”与此同理,私人信仰如果不与社会精神彼此联系,那么这种信仰也就毫无意义了。

      为此,即使是对功德信仰的追求,它们亦能驱使信众去建构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信仰共享之民间群体,也能成为公民社会的一种建构资源。这就是功德共同体的建构趋向。如果一味的限于个人功德及其功德兑换,那么,就只能是私己的功德,难言佛教信仰共同体的社会功能。

      社会人类学曾经把“交换”与“报”的现象,肯定在集体、超个人的或社群的层次之上,亦同时否定了“交换”与“报”的现象,可以纯由“个人利益”这种功利主义或个人主义之心理层次来解释的可能。所以,人间佛教功德共同体的功德信仰和功德迴向模式,依据其本身具有的“功德兑换逻辑”,其实是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的一个信仰基础,即以功德之间的象征交换,超越个人功德信仰的有限性。虽然其中有个人的利益要求在其中,但从个人是无法进行功德交换、个人无法维系功德交换过程的规律来看,“功德交换逻辑”之中同样会内涵有超个人的或建构功德共同体交往关系的价值信念。这就把功德交换逻辑转换为佛教与社会之间的“相对交换关系”(mutual reciprocity)了,使之具有了佛教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取向(society-orientation)。

      不是简单的批评或肯定,而是如何使寺庙的经营行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公共事业建构。这才是当代人间佛教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佛教亟需一种专业化的公益事业,或专业化的佛教组织,以免经济意义的过度承载而出现制度的和管理的混乱。在此基础上,佛教、寺院的组织运作形态,即可在丛林化传统层面整合现代社会急需的事业化制度设计,把宗教圣职与事业专职的双重角色、以及事业专属性与神圣权威性,基于一种现代社会必要的、却又位居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性基础而双双整合起来,以现代社会要求的形式理性来建构其社会公共事业。

      因此,即使是私人化的功德信仰也能具有了相当的公共意义,以形成佛教信仰得以整合的连带关系,把私人信仰社会化,由此构成了以“功德信仰与信仰社会”为基础的佛教社会理论。

      最后要指出的是,私人信仰必须成为社会的信仰,才不会使信仰发生再度危机,不会使人们对信仰不信任,不会使中国人在解决了信仰危机之后又出现宗教危机。中国人信仰的佛菩萨,是不可能被拍卖的,不可能被刀切割的。如果佛菩萨能够这样被一刀一刀地拍了、买了,那么,这佛就不是佛、这菩萨也不是菩萨了。

      就佛度有钱人的“信仰错觉”而言,如何做到佛就是佛,菩萨就是菩萨,三宝就是三宝;不因人事之缘故,不因贫富与贵贱,不因人而异,不因地而异,不因国家民族而异,最终成了真正的、超越的、终极的、社会的信仰。这应当就是人间佛教之信仰结构重新建构的必须。如此而言,一种新型的佛教信仰模式,就能够在此重重矛盾之中而得以中国、世界的期待了。(信息来源:佛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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