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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佛教寺院经济 [赵扬]
     
    [ 作者: 赵扬   来自:和讯网   已阅:2026   时间:2016-6-11   录入:yangsihan

     

                                    2016年6月11日 佛学研究网

        1987年4月3日,考古人员无意间在陕西法门寺佛塔修复现场发现了一块白玉石板,从此进入地下,正是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地宫。宫内前室有两块石碑(记事碑和物账碑),记事碑即《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其中记载了法门寺的历史及唐皇室先后六次迎奉佛骨舍利的盛况,最近的一次,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最为盛大。自此次迎请佛骨之后,地宫关闭,地面上的佛塔虽多有修缮,而地宫都与世隔绝一千一百一十三年之久,如今重见天日,使今人能够感受到大唐佛事的盛貌。

      地宫中除了藏有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还有两千余件堪称大唐国宝的供奉品,物账碑上详细记载了具体名称,如唐皇室供奉的一百二十件(组)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上千件唐代丝(金)织物(多为武则天等唐皇帝后的绣裙、服饰物),与实物一一对照,最后写道:“以前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面、钱、字等。内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可见供奉器物之精。

      法门寺因藏有佛骨成为皇家供奉寺院,则寺僧生活保障应该是不错的;是时天下佛寺何止万千,普通僧尼的生活处于何种境地呢?

      一

      首先要谈一谈佛教在唐代的发展状况。

      佛教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三国志》裴松注曾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以此为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急剧发展,及至隋朝一统天下,隋文帝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等佛教宗派在隋代创立,佛教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官家是否提倡支持,是佛学昌盛的根本力量。经过隋末离乱,唐王朝建立,唐高祖为巩固社会秩序,对宗教采取了共存的态度,他说道:“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他所以将道教排在首位,缘于李唐为了抬高出身门第,攀附道教教主李耳作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儒家学说,此时早已成为汉之后诸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治世理政的入世学问,当然要置于客卿身份的佛教之上。

      但是就宗教而言,佛教的偶像崇拜契合了中国人自古形成的神道观念,其“轮回”、“报应”学说简单易行地深入普通人心,而“心即是佛”的修持方法与儒家教义的“独善其身”暗合(佛学禅宗自唐创立而兴),这也正是佛教在中国光大发展的原因。

      佛教虽在唐代处于第三的位置,但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对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原则,其后武则天、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等人崇佛,其间虽有唐武宗灭佛等行为,纵观有唐一代,皇室不限制佛教为主流,译经事业(以玄奘和义净为代表人物)、寺院建设、宗派创立(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藏传佛教)得到了大发展,加之佛教具有的大众性,则佛教实属唐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

      二

      按照佛教教义,僧尼应以乞食为主;寺院建立之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为了减轻僧尼的负担,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尼就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当然,僧尼不是自己想干就干的,需要国家的计划,僧尼需拥有合法的国家执照——度牒。

      唐初实行均田制,《唐六典•户部》记载:“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则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以此为基础,逐渐兴盛开来,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如长安的西明寺、慈恩寺,上述的法门寺等,除了按僧尼人头给予口分田外,朝廷另外敕赐田庄,并给予其他供养。以西明寺为例,寺内拥有按僧尼人头的口分田,唐高宗时又赐给百顷田园,还配有“净人百房,车五十辆”,再加上信众日常的布施,西明寺的僧众是很富足的。怀信是唐代一个并不著名的僧人,他在《释门自镜录》中写道:“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荫,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馐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淡,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从中可以窥见僧人的优裕生活,则每个大寺院就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庄园,且有官家意识形态的光环。

      这些有政治庇护、财经资助的大寺院,往往越州跨县从事兼并,明为设置分院,实则籍以建造庄园。如唐睿宗为李隆基的生母昭成皇后追福,将洛阳景云寺更名为昭成寺,此寺在河阴(今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与武陟县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以此为基点,该寺在此后数十年间,以施地和买地的方式兼并周围土地一万七千余亩;再如浙江天童寺有田一亿零三万亩,其范围跨三都五县,并有庄三十六所,俨然是一个家产丰厚的大庄园主。

      国字号大寺院的经济固然优裕,但容纳的僧众毕竟有限,于是由居民出资(如诗人王维将私家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其中草堂精舍、竹林果园一应俱全,另有许多寺院由王公大人助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以田庐而建)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大量出现,就有了寺院经济的另一种类型,即农禅经济。

      安史之乱后,寺院农禅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简陋寺院大量出现且多建在山野偏僻地区,聚集的人数动辄成百上千,他们以劳作为务,以疗治饥寒为教义,竞建禅院,自谋生计,成为富有特色的农禅经济。比较著名的有普愿的池州南泉庄,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这些禅林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生产方式渐渐向世俗地主化转变,多将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以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出租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

      三

      唐朝的佛教寺院经济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初唐之时,由于大乱之后人逃地荒,亟须发展经济,国家给予僧尼一定数量的口分田,使他们致力于垦荒耕种劳作,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大寺院形成大庄园经济之后,如此的规模经济会相应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再如安史之乱及晚唐之时,那些连阡带陌的大庄园经济被破坏殆尽,许多各色逃亡的流民散居山野偏僻地方,然后以自建的简陋寺院为区域中心,亦禅亦农,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恢复经济,最终得到朝廷的认可。

      唐朝大庄园式的寺院经济,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在唐朝创立的基础条件。前面说过,中国佛教诸宗的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皆兴于唐朝,与寺院经济的强盛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和更新。以法相宗为例,玄奘法师得唐太宗和唐高宗的重视,以国立寺院大慈恩寺和西明寺为道场从事译经事业,在玄奘麾下,集中了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圆测、窥基等,他们一边译经,一边钻研佛家教义,正是由于慈恩寺和西明寺强大的寺院经济实力,支持他们从事译经事业,并开创了佛教法相宗(又称慈恩寺和唯识宗),成为东传朝鲜和日本的佛学主宗。

      据统计,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另有著作十三卷,至于圆测和窥基等人,其著作颇丰,可以想见,他们需要许多的人力助手以及相应的著述费用,是国家的力量支持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官办的大寺院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学术中心地位。

      四

      唐代给予僧尼诸多的优惠政策,使他们衣食无忧,官办的大寺院甚至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大庄园经济,使佛教对于民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避役逃赋的初级目标,促使佛教进一步普及化,佛教的某些教义成为大众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的世界中心从印度转向中国,正是从唐代开始发生的。

      但是,从宗教的教派之争,到僧尼避役逃赋的特殊地位,以及寺院经济的无度发展对国家经济的侵蚀,有唐一代,抑制佛教的声音不绝于耳。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晋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傅奕的指责不是无端的,初唐之时田亩荒废人力凋敝,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是僧尼具有避赋役的特权,人们趋之若鹜,使官家发放的度牒奇货可居。到了贞观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建议,下诏“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受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归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诏令中虽同时抑佛道二教,但是时佛寺甚多,对佛教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该诏令下达后遇到玄武门宫变,新皇帝唐太宗基于稳定考虑,令停止执行此诏令。

      此后历朝皆有大臣反对崇佛,如唐德宗时(公元780年),都官员外郎彭偃建议对五十岁以下的僧尼“就役输课”,但大多数皇帝信佛,未有实际举措。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家财力得到削弱,佛教寺院经济地位彰显,使僧侣阶层和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加深,并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决定废佛。

      唐武宗在废佛诏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会昌年间,天下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余人,寺院大庄园经济遭到灭顶之灾。

      佛教徒称这次劫难为“会昌法难”,像法门寺里的佛骨舍利也被唐武宗勒令毁掉,法门寺僧侣们用所谓的“影骨”顶替,方保真正的佛骨舍利留存,可见唐武宗灭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凭心而论,佛教寺院经济不加节制地发展,僧尼竟达二十六万之众,由此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则寺院经济应该理性回归,恪守传教授业的本分才好。(信息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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