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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元东渡前的中国社会 [陈仁杰]
     
    [ 作者: 佚名   来自:《福清侨乡报》   已阅:848   时间:2016-5-30   录入:yangsihan

     

                                    2016年5月30日 佛学研究网

        隐元出生的年代,属明朝末期动荡不安的年代。从万历二十年出生,到顺治十一年东渡,他在国内生活了63年,经历了大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和清顺治五个朝代。

      隐元生活着的那个时期,正属于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政权交替的非常时期,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汉族与满清之间的武力冲突,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等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矛盾,不可调解地集中爆发,使得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极其动荡不安。

      明末社会

      明朝末期的封建统治者昏庸腐朽,荒淫无度,造成整个社会内乱外患、兵戈不息、军费浩繁、宦官专权、党争不息、加税重征,晚明政治一片黑暗。大限来临,旱灾频仍,饥荒遍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步步进逼,天灾人祸,狼烟四起,使得崇祯皇帝发出了“大势已倾,积习难挽”无可奈何的哀叹,一个强大的明朝“遂至溃烂而莫可救”了。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极其腐败,其表现在,朱明王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黑暗的宫廷制度,仅紫禁城内的宦官超过了万人,宫女也超过了万人。更有甚者,明朝末期宦官人数超过10万之众,而当时的北京人口还不足百万人。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挥霍无度的财政开支,不仅加重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也压得封建王朝喘不过气来。崇祯皇帝即位,在清除魏忠贤的阉党后,又重用了另一大批宦官,致使宦官权力无限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官僚阶层道德颓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明朝的言官,都是八股文出身的,即没有任何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又不事稼穑,更不知军国大事,对如何治理国家全然不懂,且妄议朝政,妄加揣测,导致朝廷终日斗嘴,相互攻杵。明朝官僚集团的怠政和堕落,其道德沦丧为历代所不齿。据史书记载,1644年元旦,崇祯皇帝早上8点就早朝了,但直到九点多、十点,才陆续有官员上朝,且上朝官员不及一半,文武大臣全部迟到,这在其他朝代,要全部斩首的。明朝官吏无组织、无纪律、无廉耻、无法纪,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

      明朝承袭宋朝传统,没有职业化的军官团和职业军人,军队由种地的军户组成,纯粹属于团练武装性质,没有任何作战经验。文官和太监凌驾于武将之上,导致了最严重的瞎指挥。直到明朝灭亡,数以百万计的明朝军队就是在一帮文官和太监的瞎指挥下,每战必败,丧师失地,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一溃千里,作鸟兽散。敌军围城,城里的军官与士兵照样喝酒听曲,奸掠民女,明朝军纪之败坏,绝无仅有。当李自成率大顺兵马兵临北京城下时,15万人马的三大营部队,未做任何抵抗就献城投降。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对战争胜负的评判标准,是绝对不能以一城一池之得失为标准的,况且,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历史常规、兵法兵家之常规。但是,大明皇帝竟然失一城而斩一将,滥杀武官和战功赫赫的将领,使得明军几乎处于无将出征、守城的境地。于谦、袁崇焕、熊廷弼、孙传庭、郑崇俭、曹变蛟、左光先、贺人龙等一代名将都被冤杀,抗倭英雄戚继光被废黜,孙承宗、卢象升被冤死,都是因为“功到大时即是过”。明朝的冤案和惨案空前绝后。

      明朝以八股取士,导致了科技和文化的严重倒退,官僚集团的无知、无能、无耻,明朝的知识阶层成为名副其实的误国空谈的“酒囊饭桶”。八股制度还导致了科技、文化、军事、水利等领域的全面倒退和衰败。朱明王朝在270年间,忽视水利建设,对农业竭泽而渔,滥垦滥伐,导致西北、华北和中原地区严重的植被破坏和沙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灾难。在灾害横行面前,朝廷没有赈灾和救灾的体系,毫无举措,完全陷入自生自灭的无政府状态。

      据史学家统计,在万历在位的48年间(1573-1620),有灾荒记载的就达25年。崇祯年间几乎连年灾荒,崇祯一朝(1628-1644)的17年间,连年发生旱、蝗、涝、风、雹、震、雪等自然灾害,大灾使得崇祯时期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许多省份“无岁不苦荒”。特大旱灾还使得海河流域,持续干旱达7年之久,即崇祯十年到十六年,大清河流域平原水淀干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请免河南粮疏》中,真实描述了当时的悲惨境况:“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明朝后期,连续不断的灾难和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从1585年到1645年的60年间,人口减少至少在40%,明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积习已久的神宗、僖宗的荒淫无耻,万历、天启的昏庸腐朽,崇祯时的连年大灾,使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绝境,明朝政权濒于瓦解。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大举入侵,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燎原,而朝中门户之争仍然不绝,政局危如累卵。大明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宦手中,90%的人家失去土地,民不聊生无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由此引发高迎祥、李自成等几十支起义军起义,农民战争迅速发展,又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清初社会

      历史上,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极其凶悍残忍而著称于史。他们一遇抵抗,破城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者,一律屠杀或掠取为奴婢。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开始,以极端的暴力大肆屠戮手无寸铁的汉人,以极其血腥的武力征服整个中国,直到1682年结束。在其征战的37年间,屠杀了数以千万的无辜汉人,方才初步平定中国,制造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屠城悲剧。短短三十余年间,使得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0459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7572人,净减了三分之二!整个中国成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极端萧条破败之国(参见《中国经济网》朱景晖《清兵屠杀汉人秘闻》一文),满清统治者的暴虐残忍令人发指。

      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1645年4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仅扬州十日就屠杀了八十余万汉人!同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军三屠嘉定,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的。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四川,都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比如清军屠昆山过程中,“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凡是有思想、有气节、有骨气的人几被杀尽。

      继明朝之后,满清政权带来更为严酷的统治,其政治体制比起明朝不仅没有革新和进步,反而向着更反动的极端专制发展。其经济体制比明朝更封闭保守,以至全面闭关锁国,“片板不能下海”。满清社会、学术文化的自由度,比起明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全面大倒退,远远超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字大狱,疯狂残杀不知其数的自由思想者。

      隐元立场

      纵观历史,明清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愚民政策、割地求和、卖国求荣;明朝的君昏臣贪,暴君迭出,而臣下寡廉鲜耻,其贪暴无状,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隐元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的王朝末代,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不可能对统治者及官僚的腐败,对席卷全国的农民军起义,对动荡不安的政局,对“野无青草,十室九空”的惨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僧人,他只能持斋念经,独善其身。出家人的“一心向佛”,使得他苦苦追求禅法得道的最高佛法境界,而无心对腐败的政治予以抨击、鞭挞或抗争,他保持了沉默。这从他在1644年以前的语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代厚古薄今、广闻博学的高僧,随着清兵的入关,故国山河大片大片沦落在清军的铁蹄下,隐元明白,明朝的灭亡和改朝换代,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了。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行动,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暴烈,如此的不得人心。

      清军的滥杀无辜,生灵涂炭,尤其是对自由思想者、学者的杀戮,使得他感到无比的震惊悲愤。隐元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一方面,作为一名爱国僧人,他在汉民族生死攸关的关头,以偈诗、哀挽、超度的方式,对残暴统治予以无情的鞭挞,表达自己的哀思与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呐喊;一方面,作为僧人,他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千万的同胞,惨死在鞑虏的屠刀之下。当他亲眼目睹清兵在海口、城头两镇的屠城,当他看到一个又一个无辜百姓倒在血泊里,当他得知为数众多的故友、名人、思想家、艺术家被无辜屠杀,血风腥雨中的刀光剑影,唤醒了隐元与世无争的思想,出家人不灭的慈悲为怀之恻隐之心,使得他在生死攸关的关头,冒死为死难的生灵超度。

      但是,隐元毕竟是僧人,他收留明朝遗孤、遗老,完全是出于“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与政治无关。从清兵平定福清后,应该说,当时隐元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保护寺僧免遭灭顶之灾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事实上,他依然不问政局,他没有参与任何“反清复明”的活动,是毋庸置疑的。(信息来源:《福清侨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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