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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学界关于玄奘研究的新进展 [张凯]
     
    [ 作者: 张凯   来自:《法音》   已阅:1676   时间:2016-3-30   录入:yangsihan

     

                                     2016年3月30日 佛学研究网

        玄奘(602-664)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对中国佛教的理论发展及中外佛教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中外学界历来对玄奘与其所宣扬的唯识思想及其所开创的唯识宗派多有关注及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吉村诚(1969- )教授的近年新著《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派》(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2013年10月)是日本学界关于玄奘研究的新进展,是作者在2003年向早稻田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唯识思想史の研究:玄奘の事跡を中心として》的基础上加入后续研究成果增订而成。该书以玄奘及其开创的唯识学派为中心通观中国唯识思想史,分总论与本论两大部分,总论以两章分别论述了中国唯识诸学派的展开与称呼,本论以两篇(各分五章)分别考察了玄奘的修学与地论、摄论学派的教说以及玄奘的翻译与唯识学派的形成。就笔者观之,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中国唯识诸学派称呼的有效反思

      作者以《十地经论》、《摄大乘论释》、《成唯识论》的译出为契机,将中国唯识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并对三阶段的通常称呼(地论宗或地论学派、摄论宗或摄论学派、法相宗或慈恩宗或唯识宗)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性检讨,在此基础上主张使用“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唯识学派”来称呼此三阶段。将隋唐之前的佛学流派称为“学派”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相对于“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作者将以往学界对玄奘流派表述时常用的“唯识宗”改为“唯识学派”更值得注意。作者考察了“法相宗”、“慈恩宗”、“唯识宗”三个称呼的由来,指出“法相宗”是法藏、澄观、宗密一系的华严学者对玄奘及其门下教学的称呼,玄奘及其弟子多自称“大乘”、“一乘”等,从未自称“法相宗”。自宋代始,中国唯识学僧多自称“慈恩宗”或“唯识宗”,但“慈恩宗”只是窥基一系的说法,“唯识宗”亦不能概括玄奘及其门下的特点。玄奘门下对唯识的理解初期带有自由讨论的风气,时常提出与玄奘相左的意见,这种情况更接近学派的特点。直至玄奘晚年翻译《成唯识论》后,护法的解释成为正统,以窥基为中心将唯识教说体系化,这时才更接近宗派的意涵。总体看来,唐代初期的宗派意识还相当稀薄。因此作者主张使用“唯识学派”的称呼,以此来考察中国唯识思想的展开与中国宗派意识的成立。称呼问题实与对思想史的理解与把握直接相关,作者对“唯识宗”称呼的反思对于学界厘清学派与宗派的名实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学派”是否存在的问题,亦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二、对玄奘及其唯识学派从中国唯识思想史立场的准确定位

      作者指出日本学界以往对中国唯识思想的研究存在三种路径:作为印度唯识思想的补充(印度本位);作为日本唯识思想的源流(日本本位);中国对唯识思想的接收与展开(中国本位)。该书即以中国本位的立场来考察印度唯识思想在中国的接收史以及中国唯识思想独特教说的发生史,将玄奘的唯识学派放在整个中国唯识思想发展史中看待与论说。中国唯识思想自身独特发展脉络的形成,与翻译唯识典籍的译者与译语问题、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的交涉、中国人的思维特征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作者对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的交涉因素尤为关注,指出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大致同时传入中国,然而中国人最先接收与理解的是如来藏思想的典籍,后又根据对如来藏思想的理解来看待唯识思想,这成为中国唯识思想得以独立展开的最大原因。

      如来藏思想是论述作为成佛可能的佛性、真如问题,唯识思想则是论述成佛以前的心识问题。两种思想讨论的问题本不完全相同,但地论与摄论学派以如来藏思想来解释唯识学说,从而将两种思想杂糅在一起。玄奘试图将两种思想分离进而寻求纯粹的唯识思想,因而成为中国唯识思想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但他回国后,唯识学派的成立却不得不与如来藏思想特别是悉有佛性说会通,以求其理论的正当性与现实的存在感,又终因持有唯识思想的本然立场而于8世纪前半叶衰落,无法抵挡仍然作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如来藏思想的流行。灵润、法宝、智俨、法藏等人进行了重新确立如来藏思想主体地位的工作,终又将两种思想相融合。中国唯识思想史,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视角看,是一部唯识思想与如来藏思想融合、对立的历史;从更广阔的中国思想史的视角看,是一部自古以儒家为中心所谈论的人性问题在佛教中被再度思考的历史。可见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在中国而不在印度。这种宏观的思考不仅对玄奘及其唯识学派的思想位置给予了准确评价,对地论、摄论学派的重新认识与深入研究也是一种有力推动,可被看作该书的一大学术贡献。

      三、对玄奘修学与地论、摄论学派关系及其西游意的合理探讨

      在构筑中国唯识思想史的过程中,明确地论、摄论学派与玄奘所开创的唯识学派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学界以往研究多注重玄奘对印度唯识思想的承接,相对忽视其对中国唯识思想如地论、摄论学派的承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玄奘思想的中国化与创造性特点。作者通过对作为玄奘修学背景的地论、摄论学派唯识思想,以及玄奘受学诸师的学派师承的分析,勾勒出玄奘与地论、摄论学派的密切关系,进而对玄奘西行的具体动机提出了新解:玄奘西行之前主要通过真谛《摄大乘论释》学习唯识,曾受学于慧景、宝进、道基、慧休、道深、道岳等其时知名的地论、摄论师。在学习过程中,玄奘对运用如来藏思想解释《摄大乘论释》产生质疑,刺激玄奘思想产生变化的是其在成都从学的摄论师道基(577-637)对“九识说”根据进行的批判性考察。玄奘在探求“九识说”的过程中,质疑由地论南道而来的摄论学派从如来藏角度对心识的解释,进而访求地论北道与真谛的后裔,但仍未得到满意的解答。玄奘由此产生西行求法的念头,试图抛弃如来藏思想的因素学习印度纯正的唯识思想。这种解释无疑将玄奘置于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与论述,将玄奘西游的动机给予了合理细化。

      四、对玄奘自身唯识思想的深入挖掘

      由于玄奘存世的著作不多,学界对玄奘思想的考察多通过他的翻译作品。作者尝试从玄奘的翻译作品及其门下(以圆测与窥基为主,兼及道伦(遁伦)、神泰、慧沼、灵润、法宝等人)的唯识著作两方面文献,通过阐述基于“三转法轮说”的佛典翻译、五姓各别说、一乘观等卷起东亚佛教全体论争的重要教理,加深对玄奘唯识思想的理解。具体而言,作者主张玄奘最初的佛典翻译是基于瑜伽行派的“三转法轮说”,因此他翻译的佛典大别为唯识经论、阿毗达磨论书、大般若经三类,这体现出玄奘所持的瑜伽行派的佛教史观和以唯识思想统摄佛教全体的意图。玄奘从戒贤学“三转法轮说”,持融摄大小二乘的大乘立场,因此其弟子给予阿毗达磨论书与大乘同样的评价,尔后的中国佛教也随之兴起一股《俱舍论》的研习热潮。“三转法轮说”是源自印度的权威判教,故被称为“三时判教”。玄奘唯识的“一乘说”容忍种姓的差别,与中国佛教对一乘从一切众生皆成佛的解释传统不同,其弟子在整合诸乘及种姓差别的基础上对一乘展开种种解释。唯识学派为融通自身主张的五姓各别说与自竺道生开始即影响广泛的悉有佛性说,提出“理行二佛性说”与“少分一切说”。《佛地经论》(主张五姓各别说)与《成唯识论》(主张无漏种子说)的译出,对玄奘唯识学派思想体系的构筑起到了重要作用。唯识学派的教学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在与一切众生皆成佛论者的论争中渐渐形成与确立。这些建立在有效论证上的新颖观点无疑是对玄奘唯识学理解的有力深化。

      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推进较慢存在三点理由:一是地论、摄论文献(包括敦煌相关文献)存世数量有限;二是划时代人物玄奘思想不明,只能通过翻译著作考察;三是对玄奘以后的资料多重视窥基系的资料,不重视窥基系之外如圆测、道伦的著作,因此产生许多误解。该书对上述三点进行了努力克服。

      综观该书,有以下四个显著特点:研究视野宏阔;脉络系统清晰;文献涉猎广泛;论证合理有据。因此,该书实为海外学界对玄奘唯识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希望国内学界能够充分吸收借鉴该书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将玄奘研究继续向前推进。(信息来源:《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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