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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瞬间”与“悖谬”的关系理解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的同源性 [尚杰]
     
    [ 作者: 尚杰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已阅:3154   时间:2015-12-25   录入:yangsihan

     

                                   2015年12月25日 佛学研究网

        首先,我把本文所提到的科学、艺术(包括文学)、宗教、哲学,视为某个大的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的整体,划分为古典的与现代的。为了分析的方便,就西方文明而论,我认为从柏拉图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为欧洲精神文明的古典时期,19世纪中叶到现在,则为现代时期。为了节省用词,我简称为“古典”与“现代”。

      古典精神,也就是分析精神,这种精神非常符合人的精神习惯,也就是辨认事物,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想知道的事物是什么。不是表面看似什么,而是本质是什么。这种探讨事物原因或起源的思考方式,在整个古典时期都被认为是深刻的,其所导致的我们在精神上的直接收获,就是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概念。就像词语的含义一样,这些概念的含义在度过了形成过程之后,被约定好了,我们往往把它们当作类似一样现成的东西或者思维的工具,它们很好用。但是,这种“拿来就用”的情形,往往满足于堆砌晦涩的概念,背后却隐藏着精神的懒惰与无能,更不要说它的乏味了。换句话说,探讨事物本质的古典精神,却可能始终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此话怎讲?说到底,古典精神始终在辨析事物之间的界限,其分析过程充斥着某某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就像牛顿的时间与空间概念的绝对性,中午12点的“同时性”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只要我们被诱惑掉人问事物“是什么”这个解释的圈套,.就永远别想有能力逃出来。

      现代精神是这样质疑“古典”的:尽管“古典”也谈论变化与时间,但古典精神并没有真正地引人时间去思考精神现象,没有在时间之中思考时间。有些词语表面看是概念,其实不是,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包含悖谬或自相矛盾的含义,例如瞬间、无理数、无穷、上帝存在,等等。

      当我们一般性地谈论“时间”时,我们是不自觉地把时间看成一个整体,也就是像某样东西那样的概念,于是我们就会下意识地问什么是时间,似乎时间成为了我们的认识对象,而且作为概念的时间,似乎与别的认识对象之间,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现代精神不再这样讨论时间问题,而是把时间还原为对“同时性”的思考(爱因斯坦),或还原为绵延(柏格森)性的思考。同时性,是绵延着的同时性,也就是同时性并不同时。不同时的“同时”性所组成的时间轨迹,就形成了瞬间的点。这些瞬间点的轨迹构成真正的时间。换句话说,“瞬间”并非是一个当下透明的时间定格,瞬间是以悖谬的方式出场的,而这种出场的真正因素,却恰恰是那些并没有真正出场而把自身隐藏起来的因素。这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诡辩,而是我们直觉体验中的真实情形:时间永远在当下,而当下却又永远呈现出作为“他者”的当下,因此我们永远无法说清楚时间是什么,因为一说就说错。

      古典精神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尼采说的“永远回来”,也就是重复。重复又默认了同一性。这种重复或同一性又是不真实的,它约定了同一性内部不能出现类似“圆的方”的自相矛盾情形,“例如,二图形相等的问题:两图形相等,只有它们能够叠合才行,要使它们叠合,则必须移动一个,直至它与另一个重合;可是将如何移动它呢?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无疑会被告知必须在不改变其形状的情况下移动它,就像它是刚体一样。任何概念的本质含义或“形状”,都不能改变,在推理过程中不可改变,这就是古典精神的形式逻辑的精髓—从创造性角度,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新东西;就重复而言,它又是乏味的、令人厌倦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严重忽视了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创造性和趣味,正是那些在移动的瞬间所发生的事情。我闭上一只眼睛看眼前这本书,和两只眼睛观看的视角不同,即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从两个不同视角同时看见万物的,这已经是不同的同时性,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神秘性,它是真实的、自然而然的。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事物,就是严格的科学语言,比如毕加索的立体绘画就是将不同视域所观察到的图像同时画在一张画布上或形成一个图形,这里不存在废话或它的美的震撼力表现在深刻地理解了事物的本质,它就像圆的定义那样美:“圆是与称之为圆心的内部一点等距离的平面上的点的距离”。如果只说圆是环形物或用其他华丽词语形容圆的形状,就是局限于圆的表面现象,根本没有涉及圆的本质,因此这些华丽语言只是漂亮,但并不美,就像没有深邃内涵的漂亮女人只是漂亮但不美一样。

      要把漂亮与美区别开来,只有深刻理解了的东西,才会有震撼心灵的美。深刻理解只能来自变化着的精神连线,而绝不会来自自我重复,圆是在空间构成的几何图形,它是由组成与圆心等距离的无数瞬间点的连接(精神连线)所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空间(因素)要用时间(因素)才获得真切的理解。反之,虽然时间就像一条看不见的河,但我自身的生命就是那条河,你可以从我脸上那些皱纹所揭示的岁月沧桑,相信只要时间显示自身,一定体现在空间维度上,以至于现代物理学认为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度。

      古典精神所描述的因果关系也是古典的。与询问事物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方式相一致,古典因果关系的关键词是“确定性”,也就是把立足点放在“可预测”基础之上,这充分体现在爱因斯坦反驳量子力学的某些重要结论时说的一句名言:“上帝决不掷般子”;现代精神所描述的因果关系也是现代的,其关键词是“可能性”,把立足点放在“概率”基础之上,相信上帝确实是掷般子的。看来,因果关系呈现了色彩斑斓的景象,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现代精神倾向于不再问事物的本质或本性到底是什么并在这个不变的本质基础上进行推论或预测,而是问事物可能是什么。一句话,用随机取代了已知。与回答“事物到底是什么”比较,“事物可能是什么”的问题更复杂、更抽象、更不确定或更难以预测。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逻辑与经验这两大要素,也被现代精神的发展远远地抛在了后面。20世纪以来乃至21世纪的未来,其关键词并非“实证”与“经验”,而是“想象”与“可能”。人们渐渐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即我们处于图像时代,但这个说法需要补充,我们确实处于图像时代,但这个所谓“图像”是抽象而不显形的,是“形而上”的,可以叫它图像性的概念(现代抽象绘画,很像是图像性的概念),而非古典精神中“重复”或“同一性”意义上的概念。我们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人类科技发明的历史,其数量和质量超越了以往多少个世纪人类发明的总和。20世纪的发明家们总是先通过想象然后真的实现了各种各样似乎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在想象中可能的世界。其实,这些发明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发明,他们发明的理论基础,是那些靠想象或思想实验而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和验证了的基础理论:电磁波、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理论,而所有这些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一方面与想象力和可能性有关,另一方面,与时间和速度有关。科学家每每要像爱因斯坦那样想象某种情景,而这些情形在很多情况下靠直觉中的真实(爱因斯坦的光速火车,就是直觉一种看不见的抽象表象的情形),无法用真实的实验加以证实。

      同时性包含不同的瞬间,就像此时此刻世界发生的事情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像是属于不同时代似的,也就是同时性并不同时。同时性像一切共性或集合概念一样,其自身并非其字面上所述的内容(比如“一切哲学家的集合”并非是一个哲学家),它或者是空洞的或者是悖谬的表述。这里的“空洞”有特殊含义,即其实质含义与其字面含义严重不符,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在于实质含义是悖谬的、自相矛盾的,像“圆的方”一样。悖谬就像是一个灵面,在这个灵面上快速上演着在叠加中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其中初始的微妙差异会导致巨大的结果上的差异。或者相反,初始的巨大差异在结果上却导致微妙而和谐的融合。这些情形表明,预测几乎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说法一时令人难以接受,那我可以换个说法:任何事件,都没有一个优先的视点或观点,不是人不能有事先的视点或观点,而是这种视点所预测的事情在事实上不可能真的发生。优先的视点或观点只是人的一种一厢情愿,这就像卢梭在《忏悔录》中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决不说假话,但这篇名著却到处充满用美丽的谎言编织的假话(卢梭发誓不说假话—这绝对出于他的真诚,这与他在效果上没说真话之间无关。虽然真诚是他打动读者并使其作品成功的一个原因,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这部作品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是个谜,我说不清它为什么成功,但我清楚地知道它主要不是因为卢梭说了真话或读者以为他说了真话而成功的。我宁可相信它的成功有赖于卢梭具有魔鬼(此处换成“天使”也行)般的细腻想象力和无比流畅地变幻念头的能力。搁置事先的视点或观点,任意瞬间之间、任意空间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所谓事实上的关键时刻或重要位置,只是事后看到的一种效果,但在这种效果发生之前,任意瞬间和任意空间,都可能演变为关键的或重要的—这个道理,就像人是生而平等的一样。可以换句话说以上情形:在那个灵面之上“抓住机缘”中的“抓住”,就是你的关键时刻,或使你处于有利位置。

      但是,在以重复或“永远回来”作为主基调的古典精神中,相当于只有一个瞬间(只有一个视点、观点、目标、选择,价值判断、真理标准,如此等等)。一次选择决定终身大事,重新选择被认为是“不贞洁”的、是背叛。这种乏味重复的日子无论有多少次,只相当于一次;无论活了多少天,只相当于一天或一个瞬间。

      创造力必须遭遇想象力,一种“无”中生有的能力。“无”被加上引号意味着我们从来都是处于赤裸裸的精神状态,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可以脱离知识(事实上创造性从来不会彻底否认以往的精神文明成就),而在于我们要具有一种在脑子里把各种在常识看来是古怪的念头唤来唤去并最终定格在一种超出常识或意料之外的崭新组合上面,这就是精神的灵面。概念是念头在瞬间的凝固或组合,创造概念是在已经组合完毕的旧概念基础上进行新的组合(重组),换句话说,科学与哲学所面临的基础工作,就是去创造概念,也就是给事物命名。或者说,进行新的分类、更抽象的抽象。倘若原始的乱伦“婚姻”(我们假设它存在)是一种组合,那么在乱伦禁忌原则下分配的婚姻形式,就是一种新的组合(它的新,就“新”在不是娶哪个女人,而是与男人处于哪一种血缘关系的女人不能做新娘)。这种创新,或者精神从蒙昧到文明,也是渐渐脱离直接经验上升到抽象层次的过程,但是对“抽象”的体验与理解并非一定是间接的(或者距离远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人关于死的观念。

      哲学与科学的概念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与瞬间有密切关系,就是说,新概念是以降临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冒出来的。为什么会冒出来?例如在牛顿之前无数人都曾看见苹果落地,为什么只有牛顿从该现象联想到万有引力?看来这是一个我没有能力回答的谜。在得出某种形式化了的或规范化了的结论之前,科学家和哲学家就像小说家那样,想象某种可能发生的情景,把某些古怪的念头唤来唤去,连接在一起。康德说是理性的“自在之物”、叔本华说是“自由意志”、尼采说是“强力意志”、海德格尔说是“为了意志而意志”、克尔凯郭尔说是悖谬的信仰、胡塞尔说是“自由想象的变幻”,德勒兹说是“欲望的野蛮流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非理性的因素,这是理性的丑闻,看来似乎理性来自非理性因素,先有精神错乱,然后才有精神的正常。瞬间,就是“精神错乱”的瞬间;所有这些,都与语言格格不人,也就是与理性格格不人。

      以上又涉及到直觉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概念与形式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以往我们只是简单地把概念与观念等同起来,这等于只局限在概念的表层,还没有说到概念的实质。我现在的看法,概念思维的本质,在于它是逻辑思维,表现之一是概念自身已经意味着对事物的分类;表现之二是概念思维是形式思维。形式、方式、方法、规则,这些词语是“一伙儿”的,它们之间具有“家族相似”的意味。如果我这里描述的情形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警惕“直观形式”这种典型的康德哲学表达式。“直观形式”就像“自由意志”一样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因为“意志”往往会被混同于“愿望”或“想要”,但自由意志乃是“为了意志而意志”,它更接近德勒兹所谓“欲望的野蛮流动”,而与想要实现某某目的的愿望无关。同样,直观与形式之间既不能划等号,也不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当康德说“直观形式”时,是把“直观”作为标签贴在了“形式”上面。我觉得事实上作为“欲望的野蛮流动”,直观是创造形式的,直观在形式之前,形式就像概念一样,是作为创造过程的直观“灵面”活动上面产生的“科研成果”。直观可能和灵面、灵感、性灵是一伙儿的—它们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万物皆有原因,原因之上还有原因,原因复原因,原因何其多。

      于是,我们可以模仿相对论的口气,说原因是相对的,但无论怎样,追溯事物的起源或原因、前提之类,是最折磨我们的事情,因为它在被逼无奈的情形下,最终会说,不要问事物的根据,事物的本性是不证自明的。这里已经表明了直观与原因之间的本质区别。什么意思呢?原因是被直观制造出来的。换句话说,直觉同时扮演着说“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的角色。

      康德哲学自诩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但康德似乎并没有像柏格森那样在时间绵延过程之中理解时间本身。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就应该使主体自身围绕着所观察的对象真正转动起来,真正旋转起来的是主体而不是主体所观察的对象(而传统上对康德开创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的评价,停留在认为康德哲学主张以主体或自我意识身份出现的“人”—为自然立法,但这里没有提到构成主体的全部因素都处于“旋转”或消解重组的变化之中,而不是先验构造好了的形式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消解传统的主体、消解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我”被消解了,因为我在围绕自身的人生轨迹旋转过程中不断超越我自己而成为我自己的陌生人、一个又一个他者。不仅勒维那斯和德里达为此贡献了“他者”和“延异”的念头,毕加索创立的立体主义绘画也是以类似的手法表现一个场景的:“就好像观察者在‘围绕一个物体转动以几个连续的表象去理解它’。”连续的表象中的“连续”,也就是连续过程中的视点或观察角度(即位于不同位置的时刻或瞬间)连接为一个图形。当然,这不是一幅透视画法的图画,因而显得抽象甚至不漂亮,但它因更真实更接近科学真相而又逼真的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骸骼是美的。立体绘画形成了智慧的形状,是智慧之美。这很像是量子力学在观察光的波粒二重性时所做出的结论:你怎么观察它,它就呈现怎样的模样。

      当然,我们可以沿着“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的轨迹,继续修订康德的哲学概念,比如“先验”:“先验”不等于先人之见或事先的“优先视点”,而应该类似于同时连续发生着的永远在变化着的当下连续性,由于这相当于画出、写出、说出不一致的结果,在效果上就是抽象的,和习,质的日常生活景象不符,于是我们最好别问所画的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它消解了古典科学、哲学、艺术的提问方式。别问事物是什么,而问事物可能是什么。一个人的精神生命和身体生命,在“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遣可能遭遇什么”的时光中度过,这是值得的。规律变异为相遇。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就,极大地冲击了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古典精神所熟悉的因果关系处于崩溃过程中。例如,从20世纪上半叶以来,科学家一直非常认真地思考制造“时间机器”的可能性问题。类似的思考与想象,使科学幻想与科幻文学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固执而守旧”的科学家认为,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因为倘若可能,就会由于回到过去的人会任意修改过去,从而完全破坏了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系,从而使现存的文明体系顷刻崩溃。但是否会有另一番景象呢?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宇宙,只是很多平行宇宙中的一个(只是我们尚不知道它们,就像我们看不见暗物质一样)。于是你可以设想,当你回到过去时,你不再是你,而是一个他人,从而你与过去的“你”相遇时,彼此甚至可能互不相识,和谐共存,并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你可以相安无事地与“古人”相处而不怕因这种相处而影响或修改了历史事件从而使得当下的世界天下大乱。不会的,由于我们与古人处于平行而互不影响的世界之中,我们彼此只是纯粹的旁观者,即使互相作用,也会像电影《人鬼情未了》中人与鬼接吻那样,表面上看似嘴唇贴在一起,其实根本就碰不着。总之,古典精神总想着去概括“存在着的一切”,现代精神像超越这样的概括,而是在想象中去遭遇“可能存在着的一切”。

      我在思考,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在有根据地思考。我闪过一些新念头,但我说不出它们有什么根据,也许它们是错的,即使如此,就像是错误的科学理论一样,它们也是有用的。新念头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要给所思考的精神现象起一个新的名字。名字是起着图像作用的符号,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哲学领域,也发生在科学领域。“名字”在科学中既可以表现为创造类似“以太”这样的概念,也体现在发明一个新的方程式。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彭加勒这样描述我们这里谈到的情形:“它们现在像那时一样告诉我们,在一些事物和另一些事物之间存在着如此这般的关系;只不过这种东西我们以前称为运动;现在我们却称其为电流。但是,这些名称仅仅是代替实在的客体的图像,自然界永远将实在的客体向我们隐藏着。这些实在的客体之间的真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而唯一的条件是,在这些客体之间与我们被迫用来代替它们的图像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关系。按此说法,电流可以作为运动的一个置换词,这种置换也可以被叫做“用一种更为方便的事物图像,代替事物原有的图像”。但更重要的在于,作为科学的概念,“电流”揭示了自然客体的所谓实在,是自然诸因素的真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是“关系实在”。“以太”这个概念已经被放弃了,但它是有用的,当初若不借助“以太”思考,很多科学新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以太”也起着“关系实在”的作用,尽管它是“错误”的。“关系实在”体现在创造一个科学概念,描述科学概念,已经是在描述“关系实在”了。

      用“关系”代替“正确”,这是科学与哲学领域里共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没有什么正确的关系,只是关系。就像没有什么正确的实在,只是实在。实在的情形从来就不是A一A(换句话说,表述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它正确,而在于在建立新的关系过程中,“表述”所蕴含的精神冲劲),而是A=Xo A的实在性是在A与任意的X因素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

      一致性与同一性,只是同样的意思不同说法而已。因此,古典精神又是一致性的精神。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服从精神统帅的命令。20世纪30年代,哥德尔证明了逻辑原理无法证明数学的一致性,这同时是古典逻辑与古典数学的灾难。也就是说,从此一向被认为是精密严谨的逻辑与数学,也不能用唯一确定性的“是”来表述自己的公理了。在逻辑与数学领域,也开始用“可能是”代替了“是”(概率、拓扑学、混沌理论,这些新兴学科的关键词,都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任一科学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界限,例如有不同的几何学(欧式几何与非欧几何),几何学中关于三角形的真理不仅不再是“只有一个”,而且有相互冲突的三角形。圆形在不同的几何空间中确实可能是方形(当然,我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虚构的一种情形),因而“圆的方”就等于实现了德里达描述的“延异”式的解构。在这里,几何元素的变形与重组有赖于时间因素,可能性的情形,是在时间因素之中得以实现的。上述古典同一性的例子,即一个圆放在另一个圆的位置上完全重合的情形,由于时间因素的作用,两个圆之间会产生重合过程中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可能十分微小。

      对以上情形,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H·魏尔做了这样的归纳:“‘数学化’很可能是人类原始创造力的一项创造性活动,类似于语言与音乐,其历史观点否认完全客观的合理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数学就像哲学一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数学念头,无论后来被证明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是数学本身的一部分。

      柏拉图认为,超越了现象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永恒的、不变的、具有必然性的世界。但我们现在认为,超越了现象世界的概念世界恰恰是可变的世界,而我们生活其中的现象世界,看上去却似乎周而复始,日复一日不发生明显的变化。

      一切概念,都是词语或语言,就像描述事物的图画与符号。科学与哲学试图用概念接近事物的本质,但更真实的情形是,新的概念(当然也包括“本质”这个概念)却像一切新的词语一样,是被虚构出来的。牛顿力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引力、质量、惯性—都是虚构的,而非经验的事实。被虚构的概念或者纯粹来自头脑,或者纯粹来自心灵,或者兼而有之,但就是不来自外部世界。所谓虚构,通俗地说,很像是一种“指鹿为马”的纯粹想象力。在这里,“鹿”相当于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马”相当于虚构的概念,单凭肉眼,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鹿”与“马”联系起来。“牛顿确实希望引力的本质能为人们探究和知晓,但事与愿违,没有人能解释引力是如何作用的,这种力的物理真实性从未得以证明,而只是人类能力试图影响这种力的一个科学幻想。”用虚构的概念解释经验的世界,不但哲学如此,数学和自然科学也是如此。牛顿用数学上的可描述性和可预测性替换了物理上的可解释性,以至于他认为大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牛顿和莱布尼茨眼里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和谐一致的由必然性统治的世界,上帝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们把古典科学、古典哲学、古典上帝的精神推到了历史的高峰(世界就像一个钟表,上帝为这个钟表上满了发条,这钟表就永远按部就班地走下去:目前是过去的结果,现在是将来的原因。一切都无法逃脱必然性这张大网,永远如此)。在他们眼里,科学与宗教完全一致,科学不过反映了上帝对世界的设计。最为关键的,这是一个“大字眼”的世界,它排斥偶然性。古典的上帝,就这样被打扮成一个科学的上帝。所有的直角三角形都相等,这是感觉无法直接告诉我们的,就像上帝是超感觉的一样。现在,上帝就等同于这样的直角三角形(顺便说一句,这样的信仰,完全不同于中国人心目中的“灶王爷”或“玉皇大帝”)。在这个意义上的古典时代,说上帝支配一切,和说“数学支配一切”,是一个意思。

      现代精神与古典精神的区别,并不在于现代精神不需要概念,而在于现代精神对概念的看法与古典精神完全不同。在古典那里,概念被完全纳人演绎推理和数学证明的轨道。在现代精神中,概念脱离了必然性的轨道。现代精神的先驱休漠把因果必然性还原为心灵的一种习惯性的自由联想力。既然是习惯,当然也可以产生新的习惯,因此必然性并不必然。同样,上面提到的被虚构的概念,也是自由联想或想象的结果。现代精神并没有把概念还原为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是还原为自由想象、虚构、直觉等等抽象的感性因素,偶然性或可能性,成为其中的关键词语。总之,必然性或同义反复不是真理,真理是产生新意的东西,真理从来就不是一个。在内容上相互矛盾(例如,在三角形内角之和是否为180度的问题上)的欧式几何与非欧几何都是真理。康德说,空间只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模子。但是,由于康德认为欧式几何是关于空间的唯一几何,因此,他没有看到这个空间模子是复数的,其实不过是来自我们的精神虚构或约定,因而他没有看到“几何空间的约定”是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就像有欧式几何空间,还有非欧几何空间。几何空间的模子是怎样的,“铸造”出来的“面团形状”就是怎样的。总之,形式是由心智打造的,而不是相反(即不是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认为的情形)。说第一句话的,永远是心智,哲学家称之为“直觉”。心智将想象中创造的各种形式或方式加到感性质料上面,于是世界就有了秩序。但我要强调,不要把直觉和形式混淆起来,形式是由直觉创造出来的,直觉靠形式规范表象的世界。如果不靠大脑或者直觉,我们就创造不出“空间”概念;如果没有几何学所代表的空间概念,我们表象的世界就乱糟糟毫无秩序可言。

      在以上意义上,康德也是现代精神的先驱者,他告诉我们,“怎么”(即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什么”。不仅数学家而且哲学家都忽视了康德哲学的一个精髓,即“数学家所证明的并非是物质世界固有的,而是来自于人类的精神。”康德所谓“先验综合判断”或“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如此一来,康德的“批判哲学”注定还要不断经历批判,因为人的精神领域究竟“固有”了什么东西,永远是一个迷人的自在之物,而远远不能只限于“先验综合判断”。而且还有更迷人的,那就是我们不能预先断言精神所“固有”的哪些东西是错误的。就现代精神而言,“正确”与“错误”这样的说法,不再具有它们在古典精神中曾经具有的神圣性。非欧几何并不比欧式几何“更正确”,它们之间的平等地位仅在于在何种空间环境下使用何种性质的几何更方便。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谁战胜了谁的问题,“而是正如普朗克,这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在本世纪初所说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说服它的对手并使其看见真理之光取胜,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死了,新的一代熟悉它的人成长起来了’。”

      牛顿代表的古典精神强调大自然是数学语言写成的,等于说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推理性质的计算获得圆满解决,强调这种必然性,也就轻视例外。但大自然永远和人的计算性质的智力开玩笑:如果有两份水,一份摄氏40度,另一份摄氏50度,两份水融合一起,你获得的绝非一份90摄氏度的水。一滴水遭遇另一滴水,结果还是一滴水,而不是两滴水。这暴露出事物构成元素之间不可分的关系,A元素要从与B元素的组成方式获得解释,而不能自我判定自己“是什么”。

      哲学或者数学、几何,对某一概念的定义必须用已知的概念来描述,因为不可能有无源之水(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谈到的彻底或原初的翻译问题似乎与此不无关系,其实不仅翻译而且学习外语都是用已知的母语去对应我们尚不知晓的陌生语音)。但是,“已知”复“已知”,“已知”何其多,我们根本不可能追溯到最开始的“已知”,因为它的无穷本性使这种追溯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总是在没有完成这种追溯的情形下开始推理和证明的,即我们是从没有被定义或证明的概念作为出发点进行思考的。我们把它当成“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了。我们用神圣、理性直觉、约定、自由意志等等非形式化的语言,描述创造概念的灵感源泉。“未被定义的概念”在数学与几何学中是必须的,而这意味着哲学是科学思考的奠基石。在这里,哲学思考的能力,等同于创造抽象概念并运用这样的概念去做假定的能力。这些概念的可靠性与“客观实在”没有关系,而所谓“客观实在”却正是靠这些起着模型作用的概念所框定的结果。现在让我们假设,“我思故我在”相当于科学命题,那么其中的“我”、“思”、“在”的含义被笛卡尔预先当成已知的了,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概念属于尚未定义的,而之后的哲学家在批评笛卡尔时,正是从重新理解这些概念人手的,就像非欧几何在“超越”欧式几何时,是从批评欧式几何公理推理的前提人手的,例如前者批评后者说,三角形的内角之和可能不一定是180度,而是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180度。或者,像上述彭加勒谈到的同一性原理,欧式几何断言的两个三角形全等的前提,其实是假定了在将一个三角形放在另一个三角形上面的移动过程中,运动中三角形的全部性质都不会改变:“实际上这个公理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各向同性的,也就是说,无论放在哪,图形的性质始终不变。”再明白不过了,要想批评三角形全等的公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首先要批评它所暗含而没有明说出来的这个假设前提。

      还有无理数(无限不循环小数),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逻辑)道理的数字”。毕达哥拉斯代表的古希腊数学哲学家极力回避无理数,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整数才是度量一切事物的“尺子”。显而易见,“无理数”概念(还有“负数”概念及其运算,比如,从0或“什么都没有”中怎么还能减去4呢)严重破坏了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的声誉。但后来的数学家似乎顾不上逻辑学的这种尴尬处境,因为倘若不借助于无理数和负数等等在形式逻辑上解释不通的数字,就无法推动数学的进展。

      无理数是悖谬的数:一方面,“由于在证明几何图形的问题中,当有理数行不通时,无理数取而代之,并且完全证明了有理数所不能证明的结果。”因此,数学家不得不承认无理数确实是数;另一方面,“别的一些考虑又迫使我们全然否定无理数是数。也就是说,当我们想把它们数出来时,却发现它们无止境地往远跑,使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捕捉住任何一个无理数本身。”作为悖谬的数,无理数同时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它们都是真的,而且“不确定性”可能更真。广而言之,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更真实,“找不到逻辑支撑”的东西更真实,因为这种情形更深刻、更具诱惑、更能支撑我们的精神,它是我们的信仰、趣味、灵感的源泉。表面上我们在做实事儿,但支撑我们的却是“虚事儿”,也就是永远别想考虑清楚的精神诱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人生的荒诞取代无理数(还包括负数)的位置,因为后者在数学里同样是荒诞的。

      如果你瞬间闪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念头,但是却没有逻辑根据,那你该怎么办呢?我建议你不要放弃它,而要假定它是正确的。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我可以模仿一下著名的帕斯卡尔关于信仰上帝的赌注:如果你放弃它,你就放弃了希望或等同于绝望;但如果它是错误的,你也没失去什么,因为你已经激动过了。我们需要莫名其妙、需要含糊、需要意外,需要那些晦涩难懂、玄妙莫测的假定,它们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是创造性思维赖以呼吸的氧气。我们需要“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我们看不见X光,但X光存在。

      上述还有下述的“不可能的数”(还包括关于无穷的问题,康德也把它放置在自在之物的领域,与信仰放在一起),它们在意义上就相当于上帝(因此我们宁可说上帝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玉皇大帝)。关于虚数,18世纪欧洲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欧拉写道:“负数的平方根既不是0,也不是比0小或比。大的数。显然负数的平方根不能被划归为任何可能的数(实数),因此我们必须说它们是不可能的数。而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导出这样一种数的概念,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并且通常被称为虚数或幻想中的数,因为它们仅存在于想象之中。”虚数和上帝一样,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如何都是“不存在”的,它们是纯粹的虚构。但是这种虚构的存在并非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是虚构的,但理念不可以违反逻辑,他无法给虚数这样的虚构安排位置,因为虚数是悖谬的,从逻辑上找不出存在的根据。

      人类的科技发明史就是精神的发明史,发明家也是思想家,他们想象某种从前不可能的情景将会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结果呢?就真的实现了。与此类似的思想就是,模糊的思维变成文字却成就了流畅清晰、思想深刻的作品,就像卢梭的著作向我们所展示的,这种情形,即使卢梭本人也不能解释清楚,但作品的效果已经实现了。就像信仰者本人并不能证明上帝真的存在,但在他内心深处,已经陶醉于莫大的心里慰藉了。这种情形,才是才华的本意,也就是天赋。

      “无理数”等不可能的数,还可以用真正的“瞬间”概念加以理解—“瞬间”也是悖谬的,“瞬间”相当于无理数而非“有道理的数”(有理数),“瞬间”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它处于不可分割的增量之中(再想想无限不循环小数,比如圆周率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69399375105820974944-""---)。没有最远,只有更远,“更”战胜了“最”,但此情此景却又只能体现为当下。看来我们活生生的思想从来就不是“各向同性”的(参见上述关于“欧式几何中两个三角形全等的假定”的描述),更没有遵守逻辑的同一律。3.141592653589 """…的情形就像用锐利的石头在玻璃上永不停顿地刮划,制造没完没了的尖叫,此情此景会不会把人逼疯?人不由得会想其背后一定有鬼魂。所谓鬼魂,就是说,不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就像从“什么都没有(0)”中还能减去4一样不可思议,但这真的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吗?似乎又不是。萨德,你在哪?快来救救正在受苦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勤于思考无用之事的民族,才会产生宗教、科学、哲学的感情。

      在卢梭那样有天赋的思想家那里,模糊的思维变成文字却非常流畅清晰、思想深刻,把这种情形换成数学语言,就是柏林科学院1786年公布的一个有奖征文题目:“为什么从一个矛盾的假设却推出了那么多正确的理论?”这个问题实质是数学上关于无穷的问题,而在征文中科学院选出的最佳答案像是一句诗:“无穷,是吞没我们思想的深渊。”看来鬼魂就隐藏在这样的深渊里,这是对“极限”或“深渊”概念的肯定—这还可以用文学化的语言表达: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时,却可能说得最为精彩。这就像我们越是随心所欲,就越能享有时间;倘若事事按事先的计划,就只有刻板的时间进而放跑了真正的时间。随心所欲与模糊或含糊是一伙儿的,而一旦我们在乎什么时,被在乎的东西就反过来成为束缚和压迫我们的东西—这一伙儿的工作,往往是通过任意而迅速地设想并变换某些情景的方式实现的,这种类似视觉的效果要比语言来得快,就像我们有感觉或直觉却没有能力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一旦表达出来,创造性的工作就完成了,被创造的是形式化了的或规范化了的概念(例如方程式)。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往往在一些貌似无用但却是高难的精神活动中乘风破浪。比如,无穷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深渊,但数学家们硬是给无穷分类,说有实无穷和潜无穷,这就好像在说,深渊也不是一个样子的。我坚信,真正创造性的思想工作,就是从貌似同样的事物中分解出性质不同的因素。这种情形甚至是美丽的,趣味表现在对差异(而不是统一)的体验中。而分辨差异,需要的恰恰是一个精确的大脑。可以这样归纳:在初始阶段,我们是自由的,可以进行任意的思想元素组合,这是思想的混沌阶段。一旦我们通过尝试知道怎样的组合最有成效,需要的就是分辨差异的能力。这里所发生的,是多么奇妙的精神生活啊!

      做数学计算或完成一个证明,并不是真正的创造性精神工作。创造性的精神,在数学上,比如提出“哥德巴赫猜想”(任一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在哲学上则犹如一个巫师,给人算上一卦。总之,在没有被完全证明的情况下就下断言,但结果预测者说的总是对的。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创造性的精神,这是一个神人,而精于做算术题的人,不过相当于一个勤勉的工匠。当年陈景润肯定知道国际逻辑学界已经公认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全称是“论数学原理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及有关系统”),那么他也应该知道“任一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是不可能被彻底证明的,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因为“完备性”不可能实现。所谓“完备性”,在数学或几何学上等同于一个公理或定理(还应该包括各种方程公式、科学假说,等等,因为“哥德尔证明”的全称中包含了“及有关系统”)。“完备性”问题甚至可以延伸到逻辑学意义上的定义、哲学意义上的判断句(句子结构的骨架是系词being) o“完备性”之所以不可能实现,全因为在同一系统的演算、证明、思想过程中,会出现操作者自己难以察觉的悖论或自我指涉的情形。换句话说,在你所沉浸的某一系统内部,含有只有在你跳出这个系统才能发现的内容,而这个内容与该系统内正在正常运转的“内容”是不一致的,这种十分微妙的差异,就是所谓“自指”。举个简单例子,在表达式“我在说谎”的系统内部,操作的意向本来都是朝向这句话的字面含义,即我在说假话。但这句话已经含有自我指涉成分了,这意味着我在说真话。显然,任何一个判断系统内部,都不是“各向同性”(其含义参见上述关于两个三角形全等的描述)的。“各向同性”不可证明,犹如“我在说谎”不可证明,也就是说,有不可证明(即“不可判定,’)但其内容是真实的判断,这对于以数学为基础的一向自诩为严密确定性的科学,不音一场灾难。

      于是,“有意义”的与“可以被证明”的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儿,进而一切概括都有局限性,因此必须给事物划定界限,这同时“是”又“不是”为“向前跑”划定界限。如果我们死板地听从了芝诺的教导,困惑于“如何在无限的空间间隔中完成向前跑1米的距离”的悖论之中,那么鲜活的生命注定会因如此的窒息而死;但我们在快活地向前跑的同时,应该清楚芝诺的证明被我们生动的脚步打破了,他的证明是不可判定的,而这是真实的,若不相信,请看短跑高手博尔特在我写这几行字的瞬间已经冲过了百米线。为什么不可判定?因为1就是2,2就是3,就像“我在说谎”就是我在说真话,哪里有什么能被冷冻起来的瞬间呢?此瞬间就是彼瞬间,这是悖谬的,但其情形又无比真实。

      “哥德尔证明了直觉的可靠性超出了数学的证明”。但是,这个表述本身又是悖谬的,因为它把直觉说成了证明,这等于“指鹿为马”或篡改了“证明”的原义,因为原义的“证明”或者有逻辑的根据,或者有实验经验的根据,但是直觉既不依赖逻辑也不依赖实验,怎么能把直觉和证明等同起来呢?这种等同,其实就是我们上述“有无法证明的真判断”,所以我认为不能说“证明了直觉”或“直觉证明了”,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直觉本身就是真判断,直觉的本质是理性的,而且就理性的强度而言,直觉中的理性超越了证明中的理性。哥德尔引起的逻辑灾难使我们不敢往下想,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填补被他摧毁后的文明黑洞,如果真的假的或对的错的不再是我们科学、思想、生活、生命中的主旋律或关键词,那么取代它们的将是什么呢?

      “上帝打算毁灭某些人,首先是使他们发疯。”作为一个热心于哲学研究的人,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是,如果数学家因哥德尔对“埋葬”公理所下的结论感到绝望,那么他们就应该从与数学相关的其他领域寻找数学的出路,比如求助于哲学(哥德尔已经做出了表率,事实上他一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哲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个道理,就像推理与证明的灵感源泉直接来自直觉。同样,要使哲学家不令人乏味,或者说要使哲学家不因自己仅具有智力训练意义的纯粹思辨而感到绝望,哲学家也要另找出路,我个人的建议是求助于艺术。总之,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正在来临,它呼唤知识界出现一批拥有“百科知识”和敏锐洞察力的领军人物。

      上述道理在于,解决其他领域里的问题,就是在解决本领域里的问题,这很像A的真理在B那里,男人的幸福在女人那里(反之亦然)。为别人干活,就是为自己干活。千万不要与世隔绝,但“不与世隔绝”的方式也不是一个样子的,在互联网时代,秀才虽然没出门,但拥有一台电脑就足以“不与世隔绝”了。一方面,数学和哲学这样纯粹抽象的科学不仅“似乎”而且事实上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另一方面,数学与哲学又必须从自然世界中获取灵感,它们既把某种模式给予自然,又必须适应自然。这两方面之间似乎又是互相冲突与悖谬的。

      就精神实质而言,彭加勒和爱因斯坦都站在了康德一边,即认为自然与数学的和谐是由人类思维所创造的,爱因斯坦在《我眼中的世界》(1934)中写道:“经验可以提供合适的数学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检验数学结构的实用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都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肯定的意义上,我当然地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为什么呢?因为“自然”和“自然的数学表示”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以至于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万古之谜,以至于20世纪“人类最聪明的大脑”爱因斯坦也如此感叹道:“关于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事先知道了有多少数量的元素,计算机就能在理论上计算出能有多少种组合并实现之,但这并非意味着人工智能战胜了人的性灵,因为在理论上,元素的数量和自然数或无理数一样,是无限大的,无论你列举出多大的数,总有一个数比这个数还大(其实,这种无限大还可能包括冲破了某一系统内部的界限,比如,梨和苹果之间能成功地嫁接或“结婚生子”。女「果一个手机在情急之下能被当成凶器使用,那么手机在“自身之外”还有多少“使用价值’:在理论上也是无穷无尽的,这些价值取决于人是否能想到它们。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性灵等同于“想到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不同元素之间的新组合是不可能穷尽的,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缝纫机与雨伞在解刨台上偶然相遇”的情形。但是,这种“偶然相遇”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守株待兔那样被动地等待,也可以主动去选择,只是这种“主动性”的初始表现可能是野蛮的,也就是不挑剔,是随机的或随手的,其中近的因素可能同时就是远的因素,因为远的因素由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的原因偶然来到你的身边,这既是一种空间或位置的关系,同时也是时间的关系,就像我今天早上在睡梦中醒来,与这瞬间的清醒联系在一起的是梦中的恐龙似乎还活生生地就在眼前,真实的恐龙和作为人类的“我”没有相遇的机会,但梦与醒,这两个真实的、性质不同的瞬间却实现了一种不可能的连接,我生活中的这种可能性是我事先不可能预料到的。但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确实在梦醒时分活生生地实现了。我“原封不动”,头仍旧枕在枕头上,却像是阴阳两界,那感受就像是实现了人与鬼接吻,碰上了本来碰不上的东西,这就叫缘分。比缘分更准确的说法,叫机遇,而“机遇”这个词中虽然表面上没有出现时间与空间,但实际上已经暗含着时间与空间因素了。所以,我在这里要为“机会主义者”平反,要为不失时机或善抓机会者平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确实是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梦醒时分同时是大脑一片空白与最可能爆发精神创造力的时刻。

      数学、科学、哲学、艺术的创造性,也来自上述“想到的能力”,以数学创造为例,“它并不在于用已知的数学实体做出新的组合……创造恰恰在于不做无用的组合,而做有用的、为数极少的组合。发明就是辨别、组合。”怎么辨别(或者说“选择,’)出有用的组合或做出这种组合或发明呢?彭加勒紧接着说,这种选择“是向我们揭示其他事实之间意料之外的关系的事实,我们虽然早就知道其他事实,但却错误地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陌生人。”这很像“惊天的秘密”就在你眼皮底下,它就赤裸裸地摆在那里,问题在于你可能有眼无珠,所以你不能把你看见的东西和你所不熟悉的陌生的事实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你不知道此刻你看见的A其实还是B, C, D, E等等,它们是事实,因此它们不仅在于在被你想到的时候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种“想到的能力”。大多数组合之所以不能被叫做创造,因为它是已知的,由于这种已知并没有提供给我们预先所不知道的内容,因此这些选择一概是无用的、平庸的、机械的选择。因此,所谓发明,就是在以下意义上只做有用的或“最富有成效的选择”:“在所选择出来的组合中,最富有成果的组合常常是从相距很遥远的领域取出的要素形成的组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把尽可能相异的对象汇集到一起就足以做出发明;这样形成的大多数组合都毫无成效。但是,它们之中的某些极稀有的组合却是最富有成果的。’,②这就像聪明的读书人只读“最重要”的书,他凭直觉就能嗅出大量无用的书。因此,善于去“碰巧”的人首先是一个善于筛选的人。这又像是一个智慧的思考者或写作者,他一旦确立了有效的思路就会写得飞快,因为他会自然而然地只写那些最有效果的句子。这个过程之所以流畅,在于有效的思路并不是一次就完美确立的,而是边写边确立的,边写边择句或组句的。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或者绝对的根据,去证明如此思路或句子选择是最有成效的,智慧者只是凭直觉“认识到”它们最有成效,而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智慧者或先知先觉者,就在于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直觉确实是最有成效的。在速度上,直觉比证明更快捷。这种快,具有瞬间性、突然性、意外性。一次的“突然”,只解决一次的“流畅”或一次的“深刻性”问题,这只是小流畅。要把很多具有这样性质的“一次”组合起来,这才是大流畅,如果在组成大流畅的各个小流畅之间不显中断的痕迹,必须同时是智慧与写作的高手,而高手与平庸者的区别就在于,高手在如此的大流畅中显得快乐轻松自如,而我一直坚信,真正的智慧者必定是喜欢写的,因为思想不仅必须在书面语中才最终确立起来,而且是精确地建立起来。单纯的无意识什么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念头和再度迷失、新念头再度降临,这些组成了所谓无意识的真正内容,这个过程充满了上述的相遇与选择。“无意识”并不准确,因为它往往是以浮想联翩的方式(直觉就是这样的过程,它也叫沉浸,在这个意义上的“无意识”区别于把观念当成思考对象的意识或自我意识或反思)展现出来,尤其在早晚或当我们在独处而倍感无所事事的精神状态下。在浮想联翩的过程中,判断的内容是以推测的方式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几乎难以区别“自由选择”与“胡思乱想”之间的界限,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充满美感,恰恰在于它不是感性思维而是本质性思维(处于最有成效的选择过程之中),处在自由想象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始终围绕着构成事物本质的元素。

      “事实”与“想到”之间,是相互蕴含的关系,但这种相互蕴含,并不类似我在镜子面前看见镜子里有我的模样,因为“事实”可以被“想到”创造出来,这不单指发明飞机这类事情,还指纯粹被想到的场景。就人是精神的存在物而言,对人来说,一切事实都是精神的事实,不存在完全独立于精神的“客观事实”,事情是以“我们认为”的方式存在着的。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我们认为”,而只是“我们认为”而已。“事实”与“想到”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事物存在的形式与创造性的直觉之间的关系。我在镜子面前看见镜子里有我的模样,这叫经验,“经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我脑子里自发地冒出某种念头,这叫直觉。要把直觉与经验区分开来。精神的创造与发明,靠的都是直觉。就像彭加勒说的,失去了直觉的几何学家,就像只是按语法作诗的作家一样,完全丧失了思想和美感。直觉是创造形式本身的因素,是使形式活跃起来的因素,是理解形式的因素。一切证明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是在不可能证明一切的情况下做判断的,这判断靠的是直觉。直觉的角色,是对事物说“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可以把直觉比喻为处女般的感觉、纯粹新鲜状态,我是在首次被触动的含义上使用“纯粹”一词的。直觉天生就在人身上存在着,也就是人的精神本能。(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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