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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岭南禅史研究与佛教文献整理 [杨权]
     
    [ 作者: 杨权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已阅:2403   时间:2014-7-21   录入:yangsihan

     

                                 2014年7月21日 佛学研究网

      【内容提要】 清初佛教因文化与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勃兴于岭南,因而清初岭南禅史研究是宗教课题,又是政治课题,也是文化课题,研究中国佛教史假若忽略了岭南,就难免出偏。学术界对清初岭南禅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最早问世的著作是陈垣1941年出版的《清初僧诤记》,至本世纪成果迭出,但亦有较大欠缺:从宗派来说,研究重心多集中在以函昰为核心的曹洞宗华首台系身上,临济宗只有少数,高僧进入学者视野,从内容来说,对禅门政治史、文学史关注较多,对宗教史关注较少,为弥补这一缺陷,广东学术界近年共整理出版了《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7种、《华严丛书·天然系列》7种、《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第一辑4种(第二辑14种正在整理中)。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Buddhism blossomed in Guangdong during early Qing. As a result, historical studies of Zen in early Qing Guangdong is a political as well as cultural research topic that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Scholarly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dates back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Chen Yuan 陈垣published his Master Monks in Early Qing(《清初僧诤记》)in 1941. Many scholarly achievements followed but they also show clear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schools covered, research concentrated on the Huashou Temple(华首台)branch of the Caodong School(曹洞宗)led by Hangang 函昰with only a few masters of the Linji School(临济宗)receiving scholarly attention; in terms of disciplinary content, politics within Zen Buddh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received extensive treatment to the neglect of the religious history approach. To overcome this inadequacy, the Guangdong scholarly sector has in recent years edited numerous old texts and published several series comprising dozens of titles.

      【关 键 词】清代/岭南/佛教/禅史/文献整理Qing/Guandong/Buddhism/Zen history/editing of old literature

      清初岭南禅史研究与佛教文献整理是近年来兴起的学术领域。该课题以其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本区域内外的学者,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由于文献资料搜集、发掘不足,研究深度与广度受到制约。进入本世纪以后,此种局面有了改变,一批重要的岭南佛教文献被整理出来,为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条件。兹把相关情况阐述于下。

      清初是岭南佛教的又一繁盛期

      岭南佛教,自六朝菩提达摩入粤以来,尤其中唐六祖慧能振兴顿教以来,一直传灯不绝。石头希迁、仰山慧寂的出世,云门宗在五代的兴盛,临济宗在宋明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鼎湖山第二代住持在犙禅师塔志铭》有言:“宗风西来,粤疆是即。爰及《楞严》,广州初译。五岭巍巍,斯为佛国。曹溪发源,演于迁、寂。万派千江,皆其涓滴。”[1](卷三)便是岭南佛教发展大势的写照。故清初番禺的秀才李蜚粤在其诗《奉赠应公尊宿》中说:“岭南本是禅宗地,世世传灯有姓卢。”[2](卷四)

      岭南佛教虽然历代继轨有人,但是曹溪的细流,在经过历史的千折百回之后,到清朝初年才在这个地区形成了汤汤大潮。当时“佛国”的繁盛,为六祖圆寂以来所未有,在同时期亦为其他地区所罕见。域内寺院林立,法众云集,高僧代起,著述迭出,禅净济洞都有长足发展。兹以曹洞宗寿昌派博山支华首台系为例,该系以岭南为主活动区域,以番禺雷峰海云寺为核心基地,形成了一个以高僧天然函昰为中心、以“海云十今”(函昰的十位嗣法弟子)为骨干的庞大法众群体,“缙绅缝掖(对函昰)执弟子礼问道不下数千人,得度弟子多不胜纪”[3](P210)。而函昰的法嗣也有众多门徒。华首台系的势力曾达于粤赣闽三省,道场有博罗罗浮山华首台寺,番禺雷峰海云寺,东莞芥庵、载庵,广州光孝寺、海幢寺、无着庵,仁化丹霞山别传寺,九江庐山归宗寺、栖贤寺,福州西禅长庆寺等。饶宗颐先生指出:“明季遗民遁入空门,一时才俊胜流,翕然趋向。其活动自江南迤及岭南,徒众之盛,实以金陵天界寺觉浪上人一系,与番禺海云天然和尚一系最为重镇。”[4](序)而蔡鸿生先生则说:“甲申(1644)以后,男女遗民逃禅成风,逐步形成爱国爱教的三大中心”;“(函昰)将弘法护生与忠孝节义结合起来,言传身教,不遗余力,成为十七世纪岭南佛门的精神领袖”[5](卷首)。而与此同时,同出博山派的曹洞宗高僧在犙弘赞①亦在肇庆鼎湖山招贤纳士,使庆云寺精英麋集,名声鹊起,从此成为岭南的著名丛林,时人有“粤人之成僧者,非鼎湖即海云”之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全国范围而言,当时论佛教之繁盛可与岭南颉颃者只有江南,西南近之,而中原佛教几乎没有影响。覃召文先生指出:“在历史上,岭南禅文化亦有沉浮升降、盛衰正变,然而从总体上说,禅文化之于岭南,却要比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更为突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6](P2)这种情况在清初尤其明显。

      覃先生这样分析岭南佛教比较繁盛的原因:

      第一,儒学在岭南的崛起并没有完全占领禅、道思想的统治地盘,更没有产生取而代之的发展态势。因为重在“知人心”的思想根基已经深深地扎入了岭南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已结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第二,即使在岭南儒家日渐发展的历史时期,它本身也受到禅、道思想的影响……禅文化在岭南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6](P3)。

      覃先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它只是对岭南禅教所以长盛不衰的一般性解释,并未能说明清初岭南佛教特盛的原因。佛教在清初勃兴于岭南,除了覃先生所论及的文化因素之外,政治因素亦有重要作用。事实上正是以下两个相反相承的原因,直接促成了岭南佛教在当时的繁盛:其一,在明清鼎革的社会背景下,岭内外有大批不愿接受新朝正朔的庄臣节士见复明无望,便接踵在岭南这个南明抗清的最主要阵地遁身佛门,成为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遗民僧。而清朝统治者实行的“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以及把汉族士民落发为僧视为“臣服”的奇怪逻辑,也对遗民的逃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出家的袈裟遗民有不少是文化学术底蕴深厚的社会知识精英,他们加入僧团,不仅扩大了佛教的队伍,更给禅门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岭南佛教出现了崭新气象,推动了佛教的繁荣。其二,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环境,与“故国派”僧人相反,在岭南佛教界内部,有一部分人在政治形势尘埃落定之后,乃主动改变立场,向新朝靠拢。这类“新朝派”僧,有一部分获得了朝廷的恩宠,成为了禅门新贵,他们在统治者的扶持之下,不断扩大本门的势力,使岭南佛教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新朝派”僧的最典型人物,是临济宗杨岐派的木陈道忞(潮州潮阳人)与茆溪行森(惠州博罗人)。道忞于顺治十六年(1659)奉诏晋京,为世祖说法,被皇帝赐号“弘觉禅师”。行森是清朝册封的“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玉琳通琇的弟子,于顺治末年入事内廷,深受宠信,雍正时被追封为“明道正觉禅师”。以道忞为首的临济宗平阳系曾称盛一时,而行森差一点就说动了顺治帝弃位出家。

      清初岭南禅史研究的意义

      上述分析已隐约凸显清初岭南禅史研究的价值。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清初岭南禅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个区域课题,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课题,对于推动与深化南明史、清史、佛教史、文学史、艺术史研究、岭南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这个课题的内涵的丰富性,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认识。

      清初岭南禅史研究首先是一个宗教课题。通过此项研究,人们可以了解佛教各宗派的法脉传承情况,佛教在岭南勃兴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禅门高僧的弘法活动,曹洞宗与临济宗的关系,岭南高僧疏经作品对宗乘教义的诠释,重要寺刹的营建与经营,丛林制度的制定与作用,各山志的内容与价值,儒释学说的交融与矛盾,等等。其中,曹洞宗的活动是研究的重点。清初活动在岭南的曹洞宗僧人多属寿昌派博山支。博山大师的杰出弟子宗宝道独、雪关道訚与栖壑道丘在明清之交将“寿昌慧炬”从江西传到了广东,并由他们各自的门人发扬光大。在洞上正宗传播岭南的过程中,道独的上首法嗣天然函昰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而道丘的门人契如元渠、道訚的门人弘赞在犙等亦功不可没。此外,寿昌派东苑支亦有名僧无可大智(即方以智)、湛慈传謜与石濂大汕在岭南留下过活动痕迹。

      清初岭南禅史研究其次是一个政治课题。佛门虽号称“红尘不染”,但其实很难摆脱与现实政治的干系。一方面现实政治会对它产生干扰,另一方面它也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甲申鼎革后,在岭南佛门内部的不同宗派之间,或者在同一宗派的不同僧人之间,对世局的认识看法往往存在着差异,甚至政治态度完全不同。有的人出家后以袈裟为掩护,与抗清力量潜通声气;有的人对复明运动持同情态度,使寺院成为志节之士的安身立命之所;有的人隔岸观火,冷眼静看时局的变化;有的人靠拢朝廷、交结官府,成为禅门新贵;有的人全然不理世事,如如不动地修炼“枯木禅”……研究这些禅门人士大异其趣的生存样态,可以使我们对清初社会的复杂性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在各种类型的僧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以“亦释亦儒”或“外僧内儒”为特征的袈裟遗民,“清初岭南佛门的历史地位,是由亦儒亦释的高僧群体奠定的。他们的功业和智量,超越群伦,值得后人景仰和追思”[5](卷首)。在他们身上,充满着法缘与俗缘的纠葛,他们既不能忘情于世务,又极欲参悟色空之理,出家而不出世,对世俗社会依旧保持深切关怀。他们多面的生活样态与复杂的人格特征,最能反映甲申鼎革对社会的冲击,也最能看出传统政治价值观与文化价值观在士人身上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子课题很多,例如明清易代与岭南佛教的兴盛,政治环境与士人逃禅,遗民僧的来源与构成,袈裟遗民的政治与文化价值观,清廷对士人逃禅的态度、政策及其影响,佛门与朝廷的纠葛,各宗各派僧人政治立场的差异,“汰沙”政策对佛教的冲击,禅门内部“新朝派”与“故国派”的对立,反清复明运动与岭南曹洞宗的关系,等等。

      清初岭南禅史研究再次是一个文化课题。在清初的岭南佛门,集结着一批富有文化学术修养的社会精英,他们在出家前后,曾撰著了许多体裁、内容不同的作品,思想深刻,意蕴丰富,从不同角度记录或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生活态度、艺术见解、审美意趣、宗教信仰、处世哲学以及社会交往,包含了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或文献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融佛缘、世缘、学缘与翰墨缘于一体,把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引入创作领域,以艺文悟禅,又以禅入艺文,创作了不少圆融空灵、自然入化、富有意趣的作品,使滨海法窟放出了世纪之光。例如函昰在诗歌方面具有极高的修养,他与其法弟祖心函可、法嗣澹归今释并称“岭南三大诗僧”,以他为核心的“海云诗派”囊括了包括“岭南三大家”在内的一批僧俗诗人,作品蔚为大观,成为了推动岭南诗坛繁荣的重要力量。以他为首的“海云书派”还在书坛上独树一帜,他们的书法作品道韵深隐,弥漫着一股泉石烟霞气,给当时的书苑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又如临济宗高僧迹删成鹫才华横溢,学问博洽,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艺文理论。岭南名士胡方在《迹删和尚传》中论道:“大抵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艺苑之士无与抗衡者。”[7](序P4)而晚清的沈德潜则在《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二中评价他:“所著述皆古诗歌杂文,无语录、偈、颂等项,本朝僧人鲜出其右者。”[8](P586)成鹫为文为诗,往往直抒胸臆,笔端有一股浩荡之气,“其文尽情发泄,不拘守八家准绳,颇有似庄子处”[9](P295)。他一生著述甚丰,见诸著录者有《楞严直说》、《金刚经直说》、《老子直说》、《注庄子内篇》、《鹿湖草》、《诗通》、《不了吟》、《自听编》、《渔樵问答》、《自听编》、《咸陟堂集》、《纪梦编年》等。可见清初岭南禅门人士的艺文活动与贡献,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在这个方面,可着重研究禅学在岭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意义,僧人与士人的交游活动,“明心见性”之说对僧人创作的影响,岭南诗、书、画僧的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重要禅门诗派、书派的贡献,等等。

      清初岭南禅史所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证明了这一课题的重要价值。事实上,研究中国古代的佛教史若忽视了清初的岭南,就难免会产生偏失,不是内容残缺,便是结论不当。在这个方面,笔者可举出以下三个例子来说明问题:1980年,中国佛教协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佛教》第一辑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三篇《中国佛教宗派源流》称,曹洞宗“慧经下元来一系很早就无从考核”。这一结论就与史实严重不符,其实以无异元来为首的曹洞宗博山支清初在岭南活动一直非常活跃,其活动情况多可考核。而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的第十八章《近世各宗》则说:“有福州长庆宗宝独禅师,传庐山归宗天然函昰禅师,昰为番禺曾氏子,康熙年间人,著有《楞伽心印》八卷、《楞严经直指》十卷。嗣法门人有今释、今辩,为博山第四世,以后则不可考矣。”[10](卷四之P38)所谓“不可考”,是由于未“考”。据笔者所知,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此领域默默耕耘的仇江先生撰有《曹洞宗华首台寺法脉新知》一文,在这篇未刊稿中,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列出了从明末曹洞宗第三十一世寿昌无名慧经禅师到当代第四十六世华首圆行宗园禅师的完整传承系统,从第三十三世起,与华首台系道独和尚所定传派法偈“道函今古传心法,默契相应达本宗……”完全吻合,这说明华首台法脉一直传灯至今。又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佛教专家郭朋撰著的《明清佛教》。该书上篇(明代部分)共292页,下篇(清代部分)只有48页,内容严重失衡。究其原因,其实是由于对清初佛教在岭南的活动未予注意,而作者却在该书的《前言》说:“本书上篇稍详,下篇甚略。这主要是由书的内容本身决定的,并非作者取舍的结果。”这三个事例,从不同的侧面反证了清初岭南禅史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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