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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回字形佛寺源流考 [陈晓露]
     
    [ 作者: 陈晓露   来自:《考古》   已阅:4469   时间:2013-9-20   录入:yangsihan

     

                                2013年9月20日 佛学研究网

      一、问题的提出

      佛寺是出家僧人和佛教徒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其建筑形式首先受佛教思想、教义、教规的制约。不过,影响佛寺建筑形制的因素十分复杂,还取决于当地文化、艺术背景、宗教教义等因素。因此,我们对佛寺建筑的研究,尤其要注意印度佛教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与不同地域的本地建筑形式相融合的情况。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以新疆回字形佛寺为主要研究对象,联系印度和中亚佛寺建筑布局特点,分析回字形佛寺的形成源流和演变过程。

      在西方学者中,奥地利学者弗兰茨(H.G.Franz)最先提出了“带回廊佛寺”(Umgangstempel)的概念。他在《从犍陀罗到蒲甘》一书中,对印度和东南亚佛寺形态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并注意到印度塔庙窟在向中亚传播过程中演变成了方形佛寺,其中一些佛寺带有回廊①。

      随后,中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这种带回廊的方形佛寺的源流。北京大学的晁华山将中亚佛寺分为平原寺院、山地寺院两类,并注意到一些山地寺院带有回廊②,但是他仅注意到露天庭院中的回廊,与弗兰茨说的礼拜道回廊不同,因而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新疆学者贾应逸、祁小山将中亚阿姆河以北佛寺的封闭式佛堂与环绕佛堂的回廊共同作为一种新建筑形式,认为这种形制在印度和犍陀罗寺院中是没有的,可能受到中亚祅教祭堂的影响,因为圣火就是保存在封闭圣殿中。公元7~8世纪,回字形佛寺逐渐成为中亚寺院佛堂的主要建筑形式③。

      本文讨论的“回字形佛寺”涵盖的范围略宽于“带回廊佛寺”,泛指平面呈方形、以内外两重建筑元素构成“回”字形寺院:有的佛寺以围墙与方形佛塔或佛坛构成回字形,有的则是内外两重围墙构成一个回廊,回字形的内部再建佛塔、佛坛或佛像等。

      尽管回字形结构不见于印度本土,但是在佛寺中承载的礼拜道功能却是印度早期佛寺所决定的。《四分律》卷四十九记载:“若客比丘欲入寺内,应知有佛塔。若声闻塔,若上座。……至下篱墙处,逾墙而入。开门时,彼于塔边左行过。护塔神嗔。佛言:‘不应左行过,应右绕塔而过’”。

      由此可知,佛塔是早期佛教崇拜的中心,围绕佛塔向右绕行则是礼拜佛塔的重要形式。为了便于信徒进行向右绕行礼拜,佛寺中需单独辟出用于绕行的空间——礼拜道(Pradakshina)。在印度石窟寺中,佛塔位于整个洞窟的后部,平面呈圆形,信徒从窟门右侧进入窟内,至窟室后部绕塔一周,礼毕由窟室左侧行出,因而礼拜道和整个石窟平面都呈现倒U字形④。而中亚和新疆佛寺则改为采用方形平面,为保留礼拜道这一功能,从火祅教引入了新的布局结构——回廊。

      回廊是火祅教神庙的特有建筑形式。据德国伊朗学家施普曼(Klaus Schippmann)研究,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苏萨(Susa)神庙已建造了回廊,直到贵霜时代的皇家火祅教神殿——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神殿仍然在使用这种结构⑤。同时,贵霜时期,中亚出现了平面为方形的佛寺,于是借鉴了火祅教的围廊形式构筑礼拜道,形成了回字形佛寺。这一历史过程最早是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完成的。

      二、大夏北部的回字形佛寺

      大夏,古希腊人称作“巴克特里亚”(Bactria),其疆域包括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北部、塔吉克斯坦中、南、东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分,原始居民属于伊朗人,曾是阿契美尼德王朝东部行省,深受古波斯文化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远征带来了希腊古典艺术。历经了塞琉古王朝和希腊—大夏王国,希腊文化已深深植入大夏文化传统中。所以,大夏文化融合了希腊和波斯两种文化传统。

      火祅教是大夏地区波斯文化的突出代表。火祅教创立者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年)受宗教迫害逃亡到大夏,火祅教得以在大夏境内广泛传播⑥。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人西迁大夏之后,入乡随俗,也接受了火祅教信仰。中亚出土古代碑铭和钱币证明了贵霜早期信奉火祅教⑦。前文提到的苏尔赫·科塔尔神殿见证了贵霜火祅教神庙的盛况。

      大约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就已经传入了希腊—大夏王国。汉译《那先比丘经》(南传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反映了佛教在犍陀罗地区舍竭城(今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的初传。一些碑铭和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大夏的希腊移民当时信仰佛教⑧。因此,大夏火祅教与佛教很早就发生接触。在贵霜王朝时期,统治者施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不同宗教得到了充分交流,并相互影响,甚至出现了共用神祇的现象⑨。我们认为,回字形佛寺正是在大夏火祅教建筑影响下出现的一种佛寺布局。

      目前大夏所见回字形佛寺,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南端、阿姆河中游北岸的铁尔梅兹(Termez)地区,《大唐西域记》称这里为“怛密”。希腊—大夏王国时期,铁尔梅兹已建有城市。贵霜时期,该城趋于繁荣,城内外佛教兴盛,并且在阿伊尔塔姆(Airtam)、达尔维津·特佩(Dalverzin-tepe)和卡拉·特佩(Kara-tepe)建有三座回字形佛寺。现分述于下。

      (一)阿伊尔塔姆回字形佛寺

      阿伊尔塔姆遗址位于古铁尔梅兹城以南8英里处,包括一处寺院和一座独立的佛塔,我们主要讨论寺院。

      寺院平面周围建有围墙,由三部分组成:东部为一座寺庙;中部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平台,可能是塑像台,附近发现了不少塑像残块;在东北角建有几间地下室,可能是僧人禅修冥想的场所(图一)。

      东部的寺庙是这处寺院的主要组成部分,南面对着阿姆河。这座佛寺包括一间方形内殿和一个3.4米见方的门廊。门廊的前壁是开放的,呈斜坡状。内殿中心有一方形塔基,内有遗物室。地面发现散落下来的佛塔伞盖残件。东南角有另外一座基座遗迹,附近发现很多塑像残件,推测原来基座上应有佛像及供养人。寺庙外围建有回廊,分为很多房间,其中东边的两间被认为是厨房和储藏室⑩。

      前苏联学者普加琴科娃(Pugachenkova)曾将阿伊尔塔姆寺院与火祅教苏尔赫·科塔尔神庙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苏尔赫·科塔尔神庙中建有与阿伊尔塔姆类似的平台,两地发现的石碑题铭的字体风格也十分相似。在此基础上,普加琴科娃认为,这种内殿加门廊、外有围墙、墙内回廊建房屋的寺庙布局,是大夏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不见于印度和犍陀罗地区。我们十分同意这一观点,阿伊尔塔姆佛寺应是直接受到了火祅教神庙的影响。

      (二)达尔维津·特佩回字形佛寺

      达尔维津·特佩遗址是苏尔汉河北岸、古铁尔梅兹城东北的一座城址,始建于希腊—大夏时代。公元1世纪,贵霜占据了这里,对城址进行了扩建。城北部发现了火坛崇拜神庙,地层从希腊—大夏一直延续到贵霜时期,证明了当地有悠久的火祅教传统。佛教遗迹主要集中于两处佛寺:城外的1号寺庙和城内的2号寺庙。我们感兴趣的是城外的1号佛寺。  

      1号佛寺位于城北400米处,占据了一个山顶来作为佛塔和其他建筑的基础。佛寺中央残存一个8米×7米、土坯垒砌的大平台,应为佛塔残基。塔基西、北两面各建有一个房间,南面留有一个较窄的走廊,并彼此用通道连接,形成一个围绕佛塔的回廊(图二)。西面的房间被命名为“国王室”,发现了大佛像及比真人略大的世俗人物像,发掘者推测为皇室成员。北面的房间被命名为“崇拜室”,发现了大型佛像及其他塑像残块。根据塑像风格,发掘者认为这座佛寺的年代在公元1~2世纪(11)。值得注意的是,阿伊尔塔姆佛寺中的回廊被用作厨房和储藏室,是有着实用性的建筑结构;而达尔维津·特佩佛寺的回廊不再具有实用功能,但仍承担着礼拜室的功能。

      (三)卡拉·特佩回字形佛寺

      卡拉·特佩佛寺位于古铁尔梅兹城内西北角的一座小山上,是贵霜时期的一座大型皇家佛教寺院,迄今已经发现了10多处石窟和6组大型建筑群,每组建筑群主要都由一处石窟和一个带廊道的露天庭院组成,有的建有佛塔,有的带有附属小庭院或小房间,其中编号A~D的前四组最为重要。据发掘者判断,卡拉·特佩佛寺的主要兴盛时期是公元1~3世纪,4世纪晚期走向衰落。

      我们以A、B组建筑群为主讨论其形制。A组建筑群的东部为一较大的外庭,其南侧附属一间带三面回廊的小礼拜堂,南北还各连接一些小房间;外庭西壁开有几条通道与山体中的方形石窟相连。石窟内凿有佛龛,推测原来应供奉佛像,发现了一些壁画残迹;四周凿出回廊通道,回廊西北角还连着一个小房间,推测为储藏室。

      B组建筑群位于A组北侧,规模略小,也由一带廊道的外庭与一方形石窟组成。庭院中央发现一大平台,可能是塔基,表面用白色大理石装饰。西壁利用山体凿成崖壁,正中凿有一大型拱形佛龛,原来应供奉坐佛像,两端各开一洞口与石窟相连。庭院北部连接一处塔院,塔基尚存,由土坯垒砌而成,表面也有大理石装饰,并发现了伞盖残件。石窟为拱顶,四周也凿出回廊道。A、B两组建筑群中间以一座小塔院连接,南北贯通(11)(图三)。

      这座寺院中的回廊出现了两种形式:露天庭院的廊道和石窟廊道。前者是当地传统的一种建筑形式(iwan),如铁尔梅兹著名的法雅兹·特佩(Fayaz tepe)佛寺就可以见到这种建筑形制(13)。而后者的出现则值得我们引起注意,这表示当时的僧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中亚的回廊形式与印度石窟中传统的礼拜道相结合。

      综上,阿伊尔塔姆尚保留着火祅教神庙的许多特点,如门廊、平台等;阿伊尔塔姆佛寺和达尔维津·特佩佛寺的回廊尚未具备供崇拜者向右绕行礼拜的功能,而在卡拉·特佩佛寺中,回廊已经是专为这一礼拜方式而建的。三座佛寺显示了佛教建筑建立自身模式的摸索过程:大夏地区的佛寺最初借鉴火祅教神庙的建筑模式,后来逐渐舍弃了火祅教神庙的门廊、平台等元素,而仅保留了回廊这一结构,与佛教中特有的“向右绕行”的礼拜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回字形佛寺”的形制。随着大月氏人将大夏、犍陀罗统一在贵霜王朝的领地之内,回字形佛寺又传到了犍陀罗地区。

      三、犍陀罗回字形佛寺

      犍陀罗(Gandhara)在印度西北,指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Pashawar)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东南起印度河东岸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西北达阿富汗的哈达(Hadda),西至巴尔赫(Balkh),北到斯瓦特(Swat)河谷。公元前6~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犍陀罗地区;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东征止步于此地,并建造了一些希腊化城市;公元前4世纪以后,并入孔雀王朝版图;公元前2世纪以后,希腊—大夏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相继统治此地;公元1世纪又为新兴的贵霜王朝吞并(14)。频繁的政治更迭使东西方不同文化在这里交织荟萃,各种宗教、艺术在这里碰撞和融合。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是西来的希腊艺术与当地佛教艺术相融合出现的。起源于大夏的回字形佛寺,就是在中亚宗教、艺术大融合的背景下由贵霜人传入犍陀罗的。

      与大夏佛寺不同,犍陀罗的许多佛塔的规模较大,不适于建在室内,因此贵霜人将大夏佛寺的封闭式礼拜道改为露天回廊,在佛塔外增设围墙,形成院落,整体呈回字形。马歇尔认为,犍陀罗地区院落的设计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西北地区更不安全(15)。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早在佛陀时代,印度已经出现了带院墙的佛塔。据《四分律》卷五十二记载:“彼塔露地,华香、灯油、幡盖、妓乐供养具,雨渍、风飘、日曝,尘土坌及乌鸟不净污。……时无外墙障,牛马入无限。佛言:‘听作墙。’若须门,听作”。

      由此可知,佛陀时代已经开始为佛塔建造院墙。当时的佛塔平面多为圆形,犍陀罗逐渐发展出了在佛塔下面建造方台及高耸而壮观的方形平面佛塔,在方形佛塔四面建造围墙,即形成了回字形佛寺。以斯尔卡普城街区F中的双头鹰佛寺为例,它是由一个方形院落围着方形佛塔组成。佛塔仅存底座,但从废墟中发现的建筑构件可以推测出整个佛塔的结构:方形底座,圆柱形塔身,覆钵,平头,伞盖,是典型的犍陀罗式佛塔。佛塔底座正面装饰的佛龛上出现了双头鹰的形象,这种图案最初出现在西亚的赫梯巴比伦雕塑中,塞人王国时期,将它引入了塔克西拉。因此,这座塔院始建于塞人统治时期,约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16)。

      公元1~2世纪,犍陀罗佛寺逐渐形成了以露塔为中心,四周围绕许多小佛塔、小佛堂的布局形式,我们称之为“回字形塔院”。从佛教文献记载看,这种小佛塔属于信徒为积功德、求福佑而建造的奉献塔(17)。到了公元4~5世纪,佛像崇拜在犍陀罗已广泛流行,人们开始雕造佛像来做奉献,大佛塔四周也转为建造内置佛像的小佛堂(18)。从功能上,这些小佛塔、小佛堂与大佛塔之间围出的空间,就成为了信徒的礼拜通道。

      例如,贵霜迦腻色迦王在首都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所建的著名的“雀离浮图”,就是由中心大佛塔与周围小佛塔、小佛像组成的。玄奘西行曾亲见此塔。他在《大唐西域记》中介绍说:“大窣堵波东面石阶南,镂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规摩形状,如大窣堵波。又作两躯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拟菩提树下加趺坐像。……大窣堵波石阶南面有画佛像,高一丈六尺。……大窣堵波西南百余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灵相,数放光明。时有人见像出夜行,旋绕大窣堵波……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鱼鳞百数。佛像庄严,务穷工思,殊香异音,时有闻听,灵仙圣贤,或见旋绕”。

      由此可见,雀离浮图也采用“回字形塔院”的布局形式,而仙人夜行旋绕大佛塔的传说,也正说明了中心大佛塔与周围小佛塔、小佛像之间的空间是作为礼拜道之用的。

      犍陀罗的回字形塔院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平面是由于中心佛塔延续了印度传统形制,整体类似一个大坟冢,平面呈圆形,占地广大,如贾玛里尕尔(Jamalgarhi)大佛塔,与四周环绕的小佛堂共同构成了一个圆形塔院,塔院一侧还有阶梯通向中心佛塔(19)(图四)。

      圆形平面的回字形塔院一般规模较大,数量不多。由于犍陀罗多数佛塔已经采用了方形平面、向纵高发展,于是平面方形的回字形塔院成为了犍陀罗地区佛寺的主流,许多寺院都采用了这种形式,如塔夫提拜(Takht-i-Bahai)佛寺、塔拉里(Thareli)佛寺等,年代约在公元1~3世纪之间(20)。

          四、西域回字形佛寺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回字形佛寺也随之进入塔里木盆地,并得到极大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佛寺布局形式。在吐鲁番盆地,回字形佛寺一直流行到公元9世纪,并对回鹘佛寺和石窟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像在印度西北被创造出来以后,逐渐取代佛塔成为佛教徒崇拜的中心。这一崇拜中心的转变,与佛教传入新疆的时期正相重合。法显西行经过塔里木盆地时,途经于阗国,参观了当地的“行像”仪式。《法显传》记载:“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帷幕,事事严饰。……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玥,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以金银雕莹,悬于虚空”。

      随后,他又经过竭叉国,并介绍说:“其国中有佛唾台,以石作,瑟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国人为佛齿起塔。”由此可见,法显经过塔里木盆地时,新疆佛教正处在崇拜中心从佛塔向佛像转变的过程中,佛塔崇拜与佛像崇拜并存。根据这一崇拜对象的不同,新疆的回字形佛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以佛塔为崇拜对象

      这种类型的回字形佛寺源于犍陀罗。按照佛塔安置方式,又可分为露塔式和堂塔式两种类型(21)。

      1.露塔式 露塔式继承了犍陀罗的回字形塔院,但由于建筑材料的限制,少有大型的建筑群,而多由院墙围绕中心大塔构成。我们以于阗(今新疆和田)热瓦克佛寺为例说明这类佛寺的布局。

      热瓦克(Rawak)佛寺坐落在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城西北50公里的沙漠中。佛寺中心为露天大塔,台基方形、双层、四面修出阶道;塔身正中部位留出盛放供奉物的空间,并出土了大量五铢钱;塔周围环绕双层围墙形成回廊,现仅存内墙和外墙的西南角,内墙内外都装饰塑像和壁画,供礼拜者观照膜拜(22)(图五)。佛塔出土的五铢钱以及回廊中塑像、壁画的艺术风格都属于公元3~4世纪(23)。

      就整体而言,在现存的犍陀罗回字形塔院佛寺中,热瓦克佛寺与塔克西拉的巴玛拉(Bhamala)佛寺最为接近。巴玛拉佛塔坐落在一圈小佛塔和塑像佛堂中间,基座方形、四面都修出台阶,塔身中心供奉处出土了许多钱币,年代在公元4~5世纪(图六)。需要注意的是,巴玛拉佛塔与周围的小型建筑之间的空间并不规整,意味着当地信徒已经不再重视礼拜道的意义,而小塑像佛堂更证明了当地崇拜的中心已经转变成了佛像。而热瓦克佛塔外围修建出规整的四方双层围墙,并装饰塑像和壁画,说明对当地信徒来说,绕佛塔右行礼拜仍是十分重要的仪式,佛塔仍是崇拜的中心。

      于阗东部、热瓦克以南的阿克铁热克(Ak-terek)佛寺形制与热瓦克遗址相似,回廊塑像、壁画的艺术风格相仿,属于同一年代(24)。此外,龟兹都尔阿库尔寺院、苏巴什河东区塔院及河西区D号寺院,均为中心露天大塔、围以四方围墙、墙上装饰泥塑佛像,都属于露天回字形塔院,但由于沿用时间较长,不具有断代意义,故此处不予讨论。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座佛寺只有单层围墙,于阗的两座佛寺是以双层围墙形成独立回廊,二者都在佛塔外围辟出了绕行礼拜道,且在礼拜道两层装饰以塑像和壁画供信徒观照,在这一点上并无根本性区别。

      2.堂塔式 这类回字形佛寺在塔里木盆地数量很多,由于佛塔规模较小,建于佛寺内,回廊相应成为封闭的,与大夏的封闭式回廊不同。

      尼雅遗址N5佛寺平面为方形,中央用木板围成一个正方形,四隅各有一木础,上面卯口内立木柱,侧面固定木板,内填土,形成一个正方体基座(图七)。斯坦因在尼雅遗址曾发现写有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年号的木简,故知这所佛寺的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25)。这一时期佛教的崇拜中心仍是佛塔,因此佛寺中心基座应供奉的是佛塔。

      米兰M.II佛寺与尼雅N5佛寺布局类似:平面为长方形,中间有一长方形基坛,有两层,底层东北、东南面残存壁龛,内曾有略比真人矮的佛像,东北走廊中发现了巨型泥塑坐佛像(26)(图八)。美国艺术史家丽艾(M.M.Rhie)认为,这座佛寺整体上与塔克西拉的喀拉宛、尧里安佛寺十分相似,因此推测中间基坛上供奉的是佛塔。佛寺内出土有早期笈多体贝叶婆罗谜字母文书,结合佛像艺术风格,米兰M.Ⅱ佛寺的年代约为公元3~5世纪(27)。


      于阗地区堂塔式回字形佛寺仍表现出带回廊结构的特点,以喀拉墩(Karadong)遗址N61、N62佛寺为代表。N61佛寺坐落在喀拉墩东部稍偏南处,中心为正方形台基,外有两重围墙,以“木骨泥墙法”构筑(图九)。N62佛寺位于喀拉墩南部,其形制与N61相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315所对该两处佛寺进行了复原,认为佛寺中央残存的基座原为中心佛塔(28)。

      从功能上来看,N61佛寺的内墙外壁和外墙内外壁均绘有壁画,中央台基供奉佛塔,两层围墙之间的空间是礼拜佛塔的行道,仍保留着向右绕行的仪式。这座佛寺的始建年代应与尼雅N5佛寺、米兰M.Ⅱ佛寺相仿,在公元3世纪(29)。

      塔里木盆地还有一类平面形制特殊的堂塔佛寺,见于米兰的M.Ⅲ和M.Ⅴ佛寺。这两座佛寺都是内圆外方,中间立一座圆形佛塔;佛塔与佛寺内壁形成环绕礼拜道,廊壁上装饰有犍陀罗风格的壁画。两座佛寺的形制结构和艺术风格十分相似,无疑属于同一时期(图一○,1、2)。根据佛塔形制和M.Ⅴ壁画上佉卢文题记判断,这两座寺庙的年代约在公元2~3世纪,是新疆地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佛寺之一。林立认为这种内圆外方的设计来源于安息旧都旧尼萨的“圆庙”的影响(30),或为一说。圆形平面是印度早期佛塔的传统,犍陀罗也有发现。我们认为,米兰佛寺是处于佛寺平面从圆形向方形转变的过渡阶段。从功能上看,这两座佛寺依然突出了礼拜道的实用性,以佛塔为崇拜中心,是佛教初传西域时期的建筑。

      (二)以佛像为崇拜对象

      这类佛寺由堂塔式回字形佛寺发展而来,年代比后者晚,又可分为佛寺中心置佛像与中心无佛像两类。

      1.中心置大佛像 此类佛寺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中心安置大佛像。佛像取代佛塔成为佛寺的崇拜中心之后,礼拜形式也应该相应变为观像和膜拜。而这种回字形佛寺仍然保留着环绕礼拜道的古老形式,属于崇拜中心从佛塔向佛像转变的过渡形态。

      于阗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FarhadBeg-Yailaki)遗址F.Ⅱ.iii和F.Ⅲ.i两处佛寺,形制相同,中心为像台,周围环绕双重墙壁(图一一,1、2)。斯坦因根据出土文书和遗物认为该遗址废弃于唐代以前,年代为公元5~6世纪(31)。F.Ⅱ.iii佛寺出土了《波罗蜜经》残卷和七幅木版画,其中一件为毗卢遮那佛像,这类图像在中原和敦煌地区流行于公元6世纪左右,该佛像年代或许在此之前。因此,亚依拉克这两座回字形佛寺的年代应在公元5~6世纪。

      安迪尔(Endere)遗址E.Ⅰ佛寺平面为正方形,内殿中心为八角形像台,外围有回廊(图一二)。内殿四角有天王像。佛寺出土了大量吐蕃文书和笈多体的婆罗谜文书,壁画中的佛像和菩萨像相当于真人高,有唐开元七年(公元719)的题记。因此,它的年代约为7~8世纪(32)。

      丹丹乌里克(Dandanuiliq)遗址D.Ⅱ、D.Ⅹ、D.Ⅻ三座回字形佛寺值得注意。D.Ⅱ由两座建筑组成:D.Ⅱ.i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为长方形像台,上有莲花座佛像,四边建回廊;D.Ⅱ.ii平面为长方形,紧靠南墙放置佛像(33)(图一三,1~3)。两座建筑所出遗物的年代相仿、壁画艺术风格相近,应属一组关系紧密的佛寺组合。在D.Ⅱ.i中,信徒是绕行礼拜佛像;而在D.Ⅱ.ii中,则是通过观摩和膜拜来礼拜。两种礼拜方式共存。

      D.Ⅹ佛寺平面为方形,内殿靠近南墙处有八角形像台,外围有回廊;D.Ⅻ佛寺也是方形回廊建筑,内殿的圆形像座靠近南墙(图一三,4)。佛像向一侧墙壁靠近,表明人们已经开始膜拜佛像,但仍保留着绕行礼拜的方式。

      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有大量唐代8世纪后半期的钱币,以及于阗文、婆罗谜文和汉文文书。婆罗谜文文书的年代在公元8世纪末,汉文文书的年代范围是公元780~791年,较晚出土的“大历十六年杰谢百姓思略牒”、“建中七年十月五日杰谢萨波斯略条记”等文书,充分说明了这座遗址废弃的时间是公元8世纪末。

      2.中心无佛像寺院 在这类回字形佛寺中,原有的向佛塔礼拜的意义已经完全消失,回廊形式仍然保留,但人们在绕行的过程中重视的是行道中的雕塑或绘画的佛像。

      焉耆(Karashahr)明屋(Ming-qi)遗址南部的ⅩⅩⅤ、ⅩⅩⅥ佛寺,布局类似,均为方形主室,其外环绕一回廊(图一四)。在焉耆的地面佛寺中,这类中心无佛像的回字形佛寺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沿用到公元9世纪,但数量逐渐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小(34)。

      佛教礼拜方式变为膜拜佛像之后,佛像从佛寺中心移到了一侧,不再需要绕行礼拜道,于是回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回字形平面的佛寺也在逐渐减少或消失。尽管高昌回鹘时期的佛寺还能见到这种布局,但已不再是西域佛寺的主流形式。

      五、结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回字形佛寺是西域早期佛寺的重要的建筑形式之一,首先出现于大夏,随后传入犍陀罗和新疆地区,但是三地回字形佛寺略有不同。

      从功能上看,回廊结构是佛教向右绕行的礼拜仪式决定的。由于印度早期佛塔平面呈圆形,决定了绕塔而建的礼拜道和佛寺平面都呈现倒U字形。

      佛教传入大夏之后,佛寺建筑形制受到当地火祅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引入了封闭式回廊结构,围绕佛塔而建,并逐渐与火祅教建筑的前厅、门廊等分离,初步形成回字形的布局形式。

      回字形佛寺传入犍陀罗之后,形成了方形佛塔、周围建造院墙的格局,以院墙与佛塔中间隔出的空间作为礼拜道,取代大夏佛寺的封闭式回廊。公元1世纪开始,佛像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在犍陀罗,佛塔和佛像崇拜共同并存了一段时间,这时佛寺的建置依然以佛塔为中心,向右绕行的仪式也同样被保留,但大佛塔周围逐渐开始建造小佛塔、小佛堂(以佛像为中心),从而形成了“回字形塔院”。

      新疆的回字形佛寺是在犍陀罗佛寺影响下出现的,并持续沿用了很长时间,其演变过程体现了崇拜中心从佛塔向转为佛像、礼拜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受建筑材料限制,新疆较少有大规模的回字形塔院式建筑群,多为围墙与佛塔构成。按照中心佛塔的规模,又分为露塔式和堂塔式两种。堂塔式采用封闭式回廊(如喀拉墩N61佛寺),但与火祅教的封闭式回廊已无任何关系。随着佛教造像在新疆进一步发展,逐渐取代了佛塔成为崇拜中心,从而出现了以佛像为中心的回字形佛寺。在这一过程中,观像成为重要的崇拜方式,一些佛寺取消了原来的绕行礼拜道(如米兰M.Ⅱ佛寺),多数佛寺依然保留了绕行礼拜的方式(如安迪尔遗址E.Ⅰ佛寺),有些佛寺还在礼拜道设置壁画或塑像(如焉耆明屋ⅩⅩⅤ佛寺),使绕行与观像两种崇拜方式结合起来。

      在塔里木盆地以东的中原地区,据宿白考证,佛教传入初期,即自东汉迄魏晋时期,佛寺布局也采用回字形形式,即以佛塔为中心建制,塔周围建周阁(礼拜道),其外垣兼具围墙作用(35)。东晋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国南北方的发展,寺院布局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36)。(信息来源:《考古》)

      注释:

      ①H.G. Franz, Von Gandhara bis Pagan, Kultbauten des Buddhismus und Hinduismus in Süd-und Zentralasien, Graz-Austria: Akademische Druck-u. Verlagsanstalt, 1979.

      ②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第159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③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第16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④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Sahitya Samsad, repr. pp.41-52, fig.16. 1980.

      ⑤K. Schippmann, Die Iranischen Feuerheiligtümer, Berlin/New York: Walther de Gruyter, 1971.

      ⑥龚方震、晏可佳:《祅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⑦罗巴塔克铭文和迦腻色迦一世的钱币上可以见到许多火祅教神祇的名字。参见N.Sims-Williams, &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4 (1995-96), pp.75-142.

      ⑧任继愈、杜继文等:《佛教史》第47~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⑨J.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69-100. 1967.

      ⑩a. G.A. Pugachenkova, The Buddhist Monuments of Airtam,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2(1991-92), pp.28-32.b.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の仏教と遺跡》,《仏教芸術》1992年第205号。

      (11)a. B. A. Turgunow, Excavations of a Buddhist Temple at Dal’verzin-tepe, East and West, vol. 42, No. 1 (1992), pp.131-132.b. 同⑩b, 第42~46页。

      (12)B.J. Stavisky, Kara-Tepe in Old Termez (Southern Uzebekistan),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vol. Ⅲ, pp.1391-1405. 1988.

      (13)加藤九祚:《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跡の研究》,《シルクロ一ド学研究》1997年第4卷。

      (14)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艺术》第20~4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15)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卷1第332~33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6)同(15),第234~236页。

      (17)李玉珉:《中国早期佛塔溯源》,《故宫学术季刊》1989年第6卷第3期。

      (18)同(15),第331~336、353、356~357、370~371、383、391~392、446~454、515~530页。

      (19)J. Fergusson,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rev. in 1910), pp.209-213, 1876.

      (20)樋口隆康:《シルクロ一ド考古学》,法藏館,1986年。

      (21)日本学者宫治昭认为,塔里木盆地的佛寺是从崇拜露天大塔向崇拜堂塔的佛堂转变。本文认为堂塔与露塔的区分在印度早期就存在,并无相互渊源关系。参见宫治昭:《西域の教美術》,見《讲座佛教の受容と変容4:中国编》第241-284頁,佼成出版社,1991年。

      (22)a.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482-503, 1907.

      b. G. Gropp, Arch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remen: Verlag Friedrich Rver, pp.13-16, 221-242, 1974.

      (23)B. Rowland, The Art of Central Asia,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pp.123-126, 1974.

      (24)M. A. Stein, Serindia, vol. Ⅰ,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133-139; vol. Ⅲ, fig. 4, p. 557, 1921.阿克铁热克佛寺仅存一半回廊,边长约30米,根据规模和附近的斯也里克(Siyelik)佛寺形制及残存的佛塔判断,阿克铁热克佛寺应与热瓦克佛寺布局相似。

      (25)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第55~57页,中日日中共同尼雅学术考察队,1999年。

      (26)同(24)vol. Ⅰ, pp.485~492.

      (27)M. M.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Ⅰ, Leiden/Boston/Koln: Brill, pp.385-389, 1999.

      (28)戴蔻琳、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里:公元初年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克里雅河谷消逝的绿洲》,见《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第52~55页,中华书局,2006年。

      (29)据碳14年代测定,N61佛寺为距今1910±250、1193±86年;N62佛寺为1800±40年,皆在魏晋时期。参见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第12期。

      (30)林立:《米兰佛寺考》,《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31)同(24),vol. Ⅲ, pp.1247-1250。

      (32)同(22)a, pp,421-430。

      (33)a.同[22]a, pp.236-303。

      b. E. Trinkler, Im Land der Stürme, mit Yak-und Kamelkaravanen dutch Innerasien, Leipzig: Brockhaus, 1930.

      c. Ch. Baumer, Dandan Oilik Revisited: New Findings a Century Later, Oriental Art XLV. 2, pp.2-14, 1999.

      (34)a.同(24),vol.Ⅲ,pp.1177-1229,p152.

      b.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36~46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35)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见《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6)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87~9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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