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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丈清规》对历代禅寺伽蓝布局之影响初探
     
    [ 作者: 钟泉潇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10143   时间:2011-9-19   录入:wangwencui


    2011年9月19日  佛学研究网

       本文通过对怀海禅师所立《百丈清规》中涉及僧团管理、伽蓝组织等制度的考察,结合宗派内外诸因素,分析《百丈清规》对禅宗寺院建制布局的影响因素,简要地总结《百丈清规》在历代对禅宗寺院建筑的布局形态的影响,,从而构建一种理论模型——即禅寺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汉地禅寺建筑布局的基本特征。

    一、汉地新禅观思想之确立

      从菩提达摩入华始,“达摩禅”思想开始在汉地上流传繁衍,后世将达摩追为中土初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观,历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到六组慧能时,更加彻底的“中国禅”开始确立。从达摩到慧能,禅宗要义一直在逐渐演化,达摩禅的要旨是“壁观”,以清净本性了悟佛法,强调“渐悟”,慧能则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二者共同处在于均重视悟,但慧能把达摩禅的“藉教悟宗”推向“自悟”,即通过修持来觉悟自己的本性,是慧能禅相对于达摩禅的进步。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心”的不同理解:达摩禅所讲的心,是真心;慧能禅所言的心,是众生的自心。理解的不同导致修行实践的差异,其区别在于“藉教悟宗”与“教外别传”、“真心体用”与“自心显用”、“渐修顿悟”与“无修顿悟”、“重言说重思辨”与“超越文字直指人心”的不同方面。

      这一新禅观的基本思想的确立为中国禅宗寺院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百丈怀海之改革

      中唐时期,正当其他教宗热衷于缔造《祇园经图》中所描绘理想佛国境界时,在江西的偏远百丈山,洪州宗马祖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公元720-814年)正在悄然进行一场“别立禅居”改革。

      据史载:“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注1】

      上文描述了怀海别立禅居的缘起。在丛林组织形式上,禅宗当时并未形成独立的伽蓝建置。自道信、弘忍以来,普通禅僧大多无度牒、无寺籍。唐玄宗时,官方安排禅僧居于律寺,将禅师置于戒律控制之下。实际上禅僧多离寺而修,如鸟巢道林在一颗大树结庵,石头希迁则居于寺院外一巨石,即使著名的禅师如神秀,仅寄名于寺院,本人离寺别居。【注2】

      究其原因,首先,律寺为代表的传统寺院戒律与禅宗精神相抵触,律者修行基于对佛陀的信仰而安住于守持戒律,依律行住坐卧、不越规度,在持戒中净化烦恼、舍离虚妄从而达到解脱。禅宗则重在强调“无念无相无住”之顿悟,禅者说法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提起话头,参悟疑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行事往往特立独行,脱略不羁。禅者的重视通过自疑而得慧,传统律宗则为安于守戒而舍疑、一切依律而行,禅宗当然无法恪守成规。

      其次,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反对迷执文字教相之举崇拜。虽然初期禅宗仍多容忍佛像的存在,并借念佛来作为一种修炼法门,传到百丈怀海所在的洪州禅系时破除偶像迷信已发展到极致,“诃祖骂佛”,“劈佛取暖”【注3】。不论是律宗还是其他传统宗派,均建立在以佛像或经典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模式之上,无法容纳禅宗特立独行的精神。从而致使“说法住持,未合规度”。再者,随着禅宗日益兴盛,自不甘心居于其他宗派寺院中,迫切需要适合自身的伽蓝建置。百丈怀海禅师正是基于此制定适合禅宗修行的丛林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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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宋高僧传》卷十 《百丈怀海传》 《大正新修大正藏》卷五十,770~771页。

    【注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注3】百丈同时代的丹霞天然禅师(公元739年—824年)劈木佛做燃料取暖的公案,《五灯会元》卷五:“(丹霞天然)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百丈清规》【注1】对禅寺伽蓝之影响

      唐代怀海创立禅寺随着朝代变更战乱而毁灭殆尽,迄今遗留下的实物甚至无图像可考,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推断大致情形。从现存《百丈清规》的资料和后世僧人追述清规创制的理由,我们得知《百丈清规》的主要目的就是规定禅宗寺院的空间布局以及丛林组织管理制度、日常章则。现依据现存的史料对《百丈清规》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法堂、方丈、僧堂,并以法堂为中心,按照不同功能将寺院空间分东西两序。

    A、法堂

      唐时寺院多以佛殿为中心布局,耗资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殿,塑造高大庄严的佛像。禅宗反对佛像的崇拜,认为佛像阻碍了对佛法真实层面的启悟。怀海禅师最大的创举便是禅林中不树佛殿,唯建法堂,将法堂抬升到崇高的位置,这是禅宗将外在信仰彻底转变为内在修持的必然结果【注2】,也是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禅宗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入门无佛殿,升座有虚堂。即此传心印,当知是法王。”【注3】

      禅宗十分重视长老的开示,“说大法之堂”,故名“法堂”。“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注4】在法堂中,长老每日“上堂升座”为僧众讲学说法,禅林僧众仔细聆听,依法而住,朝参夕聚。长老僧众互问互答,禅宗的要旨得到举扬激发。怀海禅师只建法堂的创意,突显禅寺依禅林中证悟体验的修学方式,也表示出禅宗在新禅观下对于神性的大胆破除,强调了法堂的中心位置。


    图2-1径山寺僧堂平面【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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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百丈清规》原版本宋世散失,现存以下清规:公元1103年宋代宗颐编的《崇宁清规》,公元1266年惟勉编的《成淳清规》,公元1311年元代的东林成公编的《至大清规》。至公元1330年,百丈山德辉禅师汇三归一而成《敕修百丈清规》。

    【注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注3】《敕修百丈清规》,《大正新修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4】同上。

    【注5】图片摹绘于【日】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之“径山寺僧堂”。

      B,方丈院

      除了唯树法堂之外,百丈怀海禅师认为在另一需要“合乎轨度”的建置乃方丈院。方丈为禅寺中最高领导者为长老,“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提等之谓也。既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道德兼隆者,方能嗣祖宗。须菩提雅号,无垢称家风。”【注1】在百丈清规中,长老是禅院僧众中唯一享有独居庭院之人。百丈称此建置非“私寝之室”而是效仿《维摩诘经》中所载“维摩诘居方一丈能广容大众”。在禅宗诸家破除偶像崇拜,否定诸佛菩萨权威、轻蔑经律典籍的浪潮中,“方丈”的权威却越升越高。禅宗在破除了经像的信仰权威之后,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导师。【注2】

      C,僧堂

      在百丈规划的禅居里,另一重要要素便是僧堂。百丈将有职务的与一般僧众,无有高下,都居于僧堂,“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以夏次安排。”【注3】并于僧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施架,挂褡道具。”百丈的僧堂中设床,不仅可以安修禅定,也可倒卧休息。

      关于僧堂,在后来日本僧人无著道忠(公元1653年-1745年)所著《禅林象器笺》有更详细记载“法席大兴 众将两千,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于寺之东,盘山开址建层阁十楹,以卢舍那南向巍然居中。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设连床斋粥于其下”【注4】。至于百丈时期所设僧堂的具体形制,我们还可从日僧所绘《五山十刹图》以及相关记载中窥得一斑。从”五山十刹图”中所绘的径山寺僧堂平面图可见,此时僧堂为纵长型大堂,面积广阔,分为内外两堂。内堂中长连床设置在僧堂两侧,连床间留出通道。于僧堂之中央安置圣僧像,众僧围之,僧堂是禅林中僧众日常起卧的堂舍,更是僧众坐禅修道之道场,僧堂中与大门正对的上位,往往设一台座,推测为因长老独享方丈室,于僧堂中无床位,故此特设(图2-1)。

      D,“僧堂对库房”

      《百丈清规》中除了对法堂、方丈、僧堂做了规定,还通过寺院日常功能需求的划分,确定寺院空间的组织结构与位序关系。如历史记载:“百丈以前无住持事,也无两序之称。百丈之后以宗眼明者戒行洁者为住持,以参请多丛林熟者归西序。谓之头首,以廉于己世法通者归东序谓之知事,匡持法社,左辅右弼”。即以长老为中心,下辖东西两大序列。其中东序源于世俗事务,西序源于宗教事务【注5】。以往佛教是排斥“世俗事务”的,世俗事务百丈俨然进行改革,《清观》在思想上似在有意识地强调两序的平衡:“主持犹如头首,东、西两序犹如左,右臂。分为两序实则一体”。因此东序的世俗间的劳作成为与西序坐禅修习同等重要的开悟手段。


    图2-2百丈时期禅寺布局特色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创立的禅居模式大致是中轴对称,以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图2-2)。其中尤以法堂是最为核心的内容。百丈对传统寺院模式的改革,重在寺院制度上。其规划形式印证了禅宗的基本原则与精神。 “不立佛殿”的本质是对偶像崇拜的摒弃。此源于禅宗在宇宙本原思想上对“自心即佛性”的追求。再者将寺院中全部的空间与功能规制化。也是因为禅宗在宗教实践上重“无念无相无住”的顿悟途径,主张将禅行融于日常生活之中。而百丈则是采用功能的原则来组织空间。法堂居中,僧堂、库房对称置于两侧,山门、方丈分居轴线的南、北两端。每一座建筑都具有明确的宗教功能,而每一个功能都有明确的位置,而每种功能又与一个特定的僧职相对应。

      后来的佛教诸宗寺院,莫不以《百丈清规》为其基本制度模式。《宋高僧传》卷十载:“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注6】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对禅宗自身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进作用。别立禅居,使禅宗僧侣直接从一般寺院中分离出来,这样,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最终完善。如果我们将宋朝留存下来的天童、灵隐、万年三禅寺平面图加以抽象(见下图3—1、图3-2、图3-3),便会发现宋时禅寺中的厨库(库院)(属东序范畴)总是位居法堂的左翼,而僧堂(属西序范畴)则位居法堂的右翼,与唐百丈禅居具有明显的“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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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2】将禅宗寺院布局与《祗洹图经》相对比,《祗洹图经》中前为佛说法大殿,为佛祖居住的重阁;百丈禅居则前为法堂,后为方丈。同为类似同时期唐王朝皇宫“前朝后寝”的布局,这也说明方丈在禅宗僧团中的地位。 在《禅林象器笺》中更是直接说明:“窃以百丈制禅苑规绳,取意于朝制。到法堂制造,亦是拟太极殿矣。”

    【注3】《敕修百丈清规》,《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1158页。

    【注4】《禅林象器笺》 卷二 “殿堂门”条  第414页,《佛光大藏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注5】至《禅苑清规》(1103)时已有大殿、法堂、僧堂、库司、众寮、浴室、三门、真堂、方丈、藏殿、土地堂、童行堂、延寿堂、阁、塔、罗汉堂、水陆堂、庄舍、油坊、东司等一系列非常完善,又极其规制化的功能。

    【注6】语出自《宋高僧传》卷十怀海传,《大正新修大正藏》卷五十,第771页。

    三、宋代禅宗丛林组织制度之变化

      禅宗在唐王朝后期迅速发展,固然与禅法思想、修为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等诸多要素有一定关系,然而百丈清规制度的日益完善为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清规从禅门教团本身出发制定适合禅宗修为的伽蓝配置制度,并与传统儒家礼制结合,为禅宗的生存发展提供保障。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了晚唐以来五代十国的南北割据局面。宋一改后周对佛教的打击和严格限制的政策,重新弘扬佛法,兴建伽蓝。宋代帝王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制定了严密而细致的宗教政策,禅宗寺院组织规模上日趋完善,管理制度亦趋于严密。

      A、禅教融合

      晚唐佛教遇会昌法难,经像毁灭殆尽,教门渐衰。而禅门日益兴盛,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贬低教门讲经师的迷执文字教相之举,与教门各宗对峙,势如水火。同时禅宗内山头林立,家宗风业互有分歧,为了圆融禅与教各宗分歧,禅教融合的思想逐渐萌生并发展壮大。

      早期高举禅教一致思想的禅师当推宗荷泽宗的宗密。宗密禅师禅教一致理论始于菏泽宗创始者神会禅师,在宗密处发扬光大。宗密凭借对禅宗心法的证悟与华严教理的高深学养,运用华严教理与《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来会通禅与教,以教解禅,提出了系统的禅教一致说,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会通禅与教的矛盾,和会顿渐二门,试图消弥佛教界这种纷争不已的局面。

      宗密的禅教一致思想在当时并未产生深远影响,时至五代,教门极衰,禅宗依然兴盛,南宗一统天下。禅教融合的思想在法眼宗文益禅师得到弘扬。文益主张禅者应研习经典,反对脱离经教的承虚接响之谈。文益禅师本人即对华严教理有高深的研究,巧妙地融华严圆理入禅,而至浑然无迹。文益相对宗密的禅教一致论有所发展,宗密是将禅与教视为二事并以教的立场来会通禅教,文益则是立于禅宗的立场融教入禅,并将禅教融合无间了。

       法眼宗文益所倡禅教融合的传统在其再传弟子永明延寿处发扬光大。永明延寿禅师主张融教于禅,而不是融禅于教。实际上,这也是禅宗自身的需要,一个完全没有崇拜的宗教是很难维持其凝聚力的。以延寿为代表的禅教融合论已经将禅教融为一体,浑然无间,尽管在晚唐与五代时禅宗主流思想中并未成为风气,“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仍是这一时期禅宗的主流思想。“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佛教各宗各派别所奉之法都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禅教之间对峙争斗,不利于佛教的发展,相互融会贯通才能正确把握佛法真理。正是这些禅师前后相继,旗帜鲜明地主张禅不离教,须依教参禅,逐渐形成教禅合一的思想潮流。宋代以后,禅教合一的思想影响渐广,举凡著名禅师,多主禅教合一之说。

      B、佛殿礼佛

      唐代禅宗是以反对传统、破除经像崇拜的崭新面貌出现,上一章论述怀海禅师改革禅院伽蓝制度,最为革命者当属“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这一革命精神至宋代以后逐渐发生了改变,随着禅教融合的洪流,佛殿又重新回归到禅寺布局中,以法堂为中心,逐渐转变到以佛殿为中心。

      在完成于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由云门宗长芦宗赜编撰的《禅苑清规》中有如下记载: “住持人从土地堂、大殿、僧堂次第烧香,唯佛前三礼。”(卷二“念诵”) “黄昏鸣大钟者,行者上殿念佛也。”(卷六“警众”) “每日晚参于佛殿前礼佛。”“诸殿堂行者当管洒扫净洁香花供养”(卷九“训童行”)【注1】如《空华集贺知殿颂轴序》所说 “百丈祖师兴创意别营禅宇,已居其徒~~~然尤未立佛殿以表佛祖亲承当代为尊也。而后祖师以吾徒去佛愈远而忘乃本也,而乃有佛殿之制。既有佛殿矣,则不可无掌之者,于是置乎知殿之司班于头首之末矣。”。宋《禅苑清规》中,便专设“知殿”一职,专门打理佛殿事物。上述可见佛殿已经普遍存在于宋代禅寺中,而且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立佛殿 唯树法堂”的清规也自然改变。然至此法堂仍具有一定的中心地位,仍然处在禅寺院中央轴线布局中。

      C、重视经藏

      早期的禅宗着重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而对佛教流传下卷帙浩繁的典籍,一向是予以贬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入宋以后,受到禅教一致思想的传播影响,禅宗逐渐开始重视教宗诸多佛经要典,力图融会于自身。同时禅宗禅修者借语言文字来解禅,或将禅以语言文字来思维,因此出了所谓的文字禅。文字禅向发展到宋朝十分风行,宋代禅宗的典籍大概分为二类:即《语录》与《灯录》,此外还有《评唱》《击节》一类的著述。这些著述成为宋代禅宗的重要文献。【注2】

      宋代诸多禅师对佛教经典相当重视,在《禅林宝训》中记载 “杨岐先师每言,予昔隐居归宗书堂,披阅经史不啻数百过,目其简编弊故极矣,然每开卷,必有新获之意。予以是思之,学不负人如此。” 【注3】宋宗赜编《禅苑清规》卷六“看藏经”则对读诵经教程序予以明确的规定:“作梵阇棃书状写造开启罢,散文疏并看经大牓,藏殿主出经。至时,维那鸣钟集众,请经依位坐。法事声螺钹,知客点净,引施主行香竟,当筵跪炉。维那表叹,宣开启疏,念佛阇黎作梵,候声绝,然后大众开经。” 【注4】禅教融合是宋代乃至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禅苑清规》开始,在制度层面上促进这一思潮的发展。此外,宋初国家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据史载宋初派遣沙门行勤等人赴印度求法。宋代时所实行的僧官考试制度促进了佛典研究的热潮,这些客观上影响了禅宗对经教的重视。

      D、禅儒融合与祖师崇拜

      从唐末五代儒家士大夫的参禅学佛巳相当活跃,至宋代则蔚然成风。宋代上层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禅学,与禅宗结了不解之缘。他们尽管官居要职,但与禅师彼此往来频繁,谈禅论道,互逗机锋,以期获得证悟。有的还直接参与编写禅宗话语《灯录》、《语录》的工作。如《五灯》里的《景德传灯录》和《天圣广灯录》便是由士大夫杨亿与李遵勖负责编撰的。 同样儒家尊师的伦理在宋时也已经被禅宗接纳沿袭下来。如宋白云守端层言:“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百丈怀海)力也。祖堂当设达摩初祖之像于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东向,得其宜也。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尔。”这样宋代的禅院中出现了祖师堂建筑,专门供奉各代师祖以作纪念,禅宗也自然日趋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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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语摘自《禅苑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注2】主要的著作有:《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道原撰 《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末李遵勖编 《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宋惟白集 《联灯会要》三十卷,宋悟明集 《嘉泰普灯录》三十卷,宋正受编 《五灯会元》二十卷,?宋普济编 《五家正宗赞》四卷,宋绍昙记 《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宋赜藏主集 《续古尊宿语录》六卷,宋师明集 《人天眼目》六卷,宋智昭集 《正法眼藏》六卷,宋宗果集 《碧岩录》十卷,宋重显颂古克勤评唱。

    【注3】语出自《禅林宝训》《大正新修大正藏经》卷四十八,第2202页。

    【注4】语出自《禅苑清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五山十刹图》【注1】中宋禅寺伽蓝配置

      禅教合一的思想,对于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禅宗思想占据了主流,禅宗开始崇拜具象的事物,重佛像与经教典籍,吸收儒家的思想文化,这些因素对宋代禅寺的建置产生了影响,因而禅宗伽蓝布局相对于百丈清规的草创期产生新的变化。

      由于历史演变,大多数宋代禅寺的伽蓝建筑实例已毁或面目全非,故至今无完整实例提供参考,我们对宋元禅院建筑的面貌及形制仍然知之不详。然而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存至今的《五山十刹图》,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宋代禅院及其建筑,提供了全面、直接的形象资料。所谓五山十刹【注4】是南宋时期官立禅寺的主干和核心【注4】,五山十刹制度的制定也是丛林制度成熟的标志,代表着宋代禅寺建置的最高水平。日僧实录的五山十刹图内容十分丰富,遍及禅林生活的诸方面。从伽蓝整体配置至殿堂寮舍形制、家具法器、仪式作法,乃至极为细微之处,莫不详细图记。而于绘卷图记的诸内容中,又尤以建筑的部分最为详尽,尽管存在制图不够规范精确等问题,它是目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宋代禅寺布局及其具体建筑内容的唯一史料,也是迄今有关宋代禅寺建置最为翔实和重要的一份文献。(见图3-1、图3-2、图3-3)


    图3- 1 天童寺伽蓝配置【注5】

     

      天童寺伽蓝配置在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为:七塔、水池、山门、三世如来(佛殿)穿光堂(法堂)大光明藏(前方丈)方丈。钟楼观音阁位列山门两侧,库院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向,土地与供头(祖师堂)连于、法堂左右。东侧配置选僧堂 水陆堂、涅槃堂。西侧配置经藏 轮藏 看经堂 宣明 东司、颐堂、首座、妙严堂、宣明等。


    图3-2  万年寺伽蓝配置【注6】

     

      伽蓝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排列外山门、正山门、佛殿、罗汉殿、法堂、大舍堂、方丈。库院位于东序,与无思堂(僧堂)左右对置于佛殿两侧,佛殿与罗汉殿间设廊,整组建筑呈“工”字型,东序除库院外还设有香积厨、寮、围炉等,西序僧堂周围布置轮藏殿、胜籍殿(经藏)看经堂、宣明、延寿院、维那、首座、东司、宣明等。


    图3-3  灵隐寺伽蓝配置【注7】

      南宋时期灵隐寺位列五山第二位。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土地与祖师位列法堂两旁,库院与僧堂依旧对置于佛殿两侧,钟楼与轮藏对置于佛殿与山门直接的轴线上。东序除库院外配置有香积厨、火头、宣明、寮、选僧堂、东司等,西序有僧堂、经藏、轮藏、蒙堂、僧寮、首座、照堂、火头、东司、观音阁等。

      这几座寺院局部上都以一组沿中轴线布置的建筑群为主体,两侧布置若干附属建筑。例如灵隐寺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山门、佛殿、卢舍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室等,而在佛殿的东西两侧出现了库院与僧堂,正延续了怀海时期禅寺“山门朝佛殿,厨库对僧堂”的格局。天童寺、万年寺也都在中轴线上设有山门、佛殿、法堂、方丈,而佛殿两侧均是僧堂对库院。这可算是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

      宋时的禅宗寺院中,百丈时期将法堂视为佛寺中最主要场所。宋代随着禅、教、讲寺制度融合,佛殿又再度出现在禅寺伽蓝构成要素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佛殿的回归至少在五代时就已经出现,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俶请延寿到杭州,建灵隐寺,带来灵隐寺的中兴,吴越在北宋时归降,灵隐寺居于江南,未遭战乱破坏,辉煌的佛殿逐渐出现,禅道生命则逐渐凋零枯竭。而佛殿职能的活动,更因法堂职能的减弱而增强,(图3-3)儒家尊师的伦理也如儒家般沿袭下来。因而在法堂一侧设有祖师堂。伽蓝堂供奉的是护法神或土地,所谓“左伽蓝、右祖师”是指宋朝时在法堂两侧的配置方式,与传统意义的“左社右祖”的信仰类同。

      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主要是宗教礼仪性建筑,中轴两侧则多是僧人日常活动的建筑。本来僧舍散处在主体建筑之外,而这时建起大僧堂,置于佛殿近旁,并与库院相对出现一条东西轴线,形成十字形轴线格局,佛殿居中心。实际上五山十刹图中所描述的禅寺伽蓝布局除中轴线外,东西两序附属建筑布局比较自由,并未像“日本伽蓝七堂”那样,严格遵循定制。日僧道忠曾把这种布局比作人体;佛殿据于中央喻为人体心脏,法堂是说大法的场所,法堂与佛殿的布局关系,喻为人的头脑与心脏的关系,僧众通过在法堂和佛殿内修行而将佛法了然于心,进而修炼成佛。禅宗寺院出现这种布局,与其主张“心印成佛”的教理冥冥中相互吻合,凸显禅宗哲学思想,并逐渐成为定制。宋代禅寺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这种禅寺布局。一方面继承了百丈禅居将寺院空间组织规制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重新接受了传统寺院以佛像崇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禅宗寺院的性质趋于官寺化、规模大型化以及形式程式化。”至此它已经成为禅宗精神与世俗力量折衷与妥协的产物,绝对崇拜与强调功能的两种价值取向融合在一起。禅寺的独立性削弱了,或许这正是它的强大生命力所在,使它在此后的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席卷中国,成为寺院发展的主流模式。


    图3-4  宋代禅寺布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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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五山十刹图,日本国宝,为南宋时日本僧侣巡游南宋官立五山十刹禅寺所绘制。原图成图年代推断在南宋晚期淳佑八年。

    【注2】(公元1248年)现存摹写抄本约二十余种,多成图于室町时代,又名《大宋诸山图》《大宋名蓝图》等。

    【注3】五山十刹制度,南宋宁宗时史弥远奏请朝廷设立的禅院等级制度,五山源自释迦在世时说法的五个寺院:给孤独园、鹫岭、猕猴池、奄罗树国、竹林。十刹说法源自指释迦圆寂后十塔:项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瓶塔、盥塔。 五山十刹制度,是在禅门内仿造封建社会官僚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官寺制度。照这一制度,把官立禅院分为五山、十刹、诸山(甲刹)三个等级的禅寺。

    【注4】南宋时五山为余杭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十刹分为禅院十刹和教院十刹,禅院十刹是钱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温州江心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苏州虎丘寺。

    【注5】图片摹绘于【日】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之“天童山”。

    【注6】图片摹绘于【日】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之“天台万年山”。

    【注7】图片摹绘于【日】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之“杭州灵隐山”。

    四、元明清时期禅宗伽蓝配置的演变

    元代禅宗式微

      自元世祖忽必烈始,元代诸帝登基前须受帝师灌顶授戒,奉藏传佛教为国教,因而藏传佛教大兴。元朝虽奉藏传教为国教,但同时允许原有汉地佛教存在,中原佛教在夹缝中生存,转向衰落趋势,在禅宗各派中,只剩下临济宗和曹洞宗,临济宗流行于南方,曹洞宗流行于北方。

      元朝继承了南宋时期对禅宗僧伽管理制度,同时加强对禅寺的管理,强化集权式的僧伽管理制度。禅林中最早出现的清规是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在禅门影响深远。它在宋代已经亡佚不见,其后陆续出现的几种清规,如《禅苑清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禅林备用清规》等,皆根源于《百丈清规》。元代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百丈山东阳德辉禅师奉诏编纂《敕修百丈清规》。

      从禅僧自行创立规约,到朝廷敕令编纂清规,并以政令在禅门丛林中推广,这反映了集权政治对禅宗控制的日益加深。因此《敕修百丈清规》必然蕴涵着封建伦理等级观念。如《清规》中明确规定,佛教的要务在“补皇朝之圣化”,“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此时禅门内部等级森严,寺院僧众甚多拥有大量地产,并大力发展工商业,致使寺院经济膨胀发展,上层僧侣俨然演变为封建结构地主阶级。


    图 4-1   元代五山之上——金陵大龙翔集庆寺【注1】

      宋代禅门五山十刹制度在元代也得到全盘继承,元文宗于元代诸代帝王中受到汉文化影响最深,尤其受到佛教禅宗熏染,即位后将其潜龙于金陵府邸改建为禅宗寺院,命名“敕建大龙翔集庆寺” (图4-1)任大斥禅师为开山住持。并将该寺升格到“五山”之上,日僧无著道忠所著《禅林象器笺》载:“元氏有国,文宗浅邸在金陵,及至临御,诏建大龙翔集庆寺,独冠五山。” 【注2】《释门事始考》:“元朝更立三十六甲刹,于中举龙翔为五山之上,统三等诸刹”

    明代禅寺

      宋元以来五山十刹敕建佛寺在元末农民起义中遭彻底破坏,据记载,径山等寺元末兵火大毁,江南禅寺由此衰败,至明初荒凉。日本僧人义堂周信《空华日工集》载:“两浙五山、径山、隐,火后凄凉,径山尤甚,居僧不满二百人。” 、“江淮南北所谓名蓝望刹,多化成煨烬之区,狐兔之迹交道。过其下者无不为之太息。”【注3】明代建国几位皇帝均实行利用佛教的怀柔政策,兴建庙宇,对毁于战火中的前代寺院进行复建。广举法会,为元季“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者追魂祈福、安抚人心。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敕命颁行一系列佛教政策,这一套以标榜“全依宋制”政策,成为明朝各代皇帝的佛教政策,还基本框定了后来清朝佛教政策的大致态势,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明以降世俗社会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

    明代佛教的政策以及禅宗发展状况

      明太祖朱元璋年轻时曾出家,深谙佛门弊病,故下诏推行新政整饬佛教。首先诏定天下佛寺拆分为“禅、教、讲”三界,同时与开设僧衙门及任命僧官管理。太祖谕:“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 【注4】

      其次加强对寺院规模的控制,限制寺额,整合寺产。定寺额是历朝历代整饬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明太祖即重新采用此方式,诏曰:“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以防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 【注5】

      再者通过限制寺院用地来控制寺院建筑规模。太祖诏谕:“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许买,僧穷寺穷。常住田土,法不许卖”,违者,“籍没家产。” 【注6】明代政令颁布禁止寺院买卖土地,禅寺土地获得便只剩下两种途径:第一乃官方赐予,包括皇帝赐予或官府拨予;第二是檀越施舍之土地。实际上除京刹名寺可能获得钦赐土地外,各寺的常住田土都是有限的,这样明朝政府便牢牢控制住寺院用地规模。客观条件上限制佛教寺院迅猛膨胀规模失度。

      明太祖目的是要更有效地利用佛教 “阴翊王度、默佑世邦”,因而以绝对权威及强势政令施于佛教僧团,要求“令一出,禅者禅,讲者讲,教者教”【注7】,这无疑使僧伽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将“禅、教、讲”分离尽管利于统治者管理佛教,对佛门自身发展而言却是失败的。太祖的政策将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划分到“教”寺,由于官方及民间均好作法事,导致“教”寺香火旺盛,基于这种现实,“禅”寺僧众们便纷纷兼作法事,使禅门失去自我本来思辨面貌精神,也导致禅门与方术相互杂糅。禅僧无明慧经认为这是“邀一时之利,开晚近流弊之端,使禅坊流为应院,岂非巨罪之魁也!”同时禅门内部僧侣素质日益低下,各色人等怀各种目的皈依,导致禅门混乱。如湛然圆澄所说:“或为打劫事露而为僧者;或牢狱脱逃而为僧者;或悖逆父母而为僧者;或妻子斗气而为僧者;或负债无还而为僧者;或衣食所窘而为僧者……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 【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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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图片摹绘自【元】《至正金陵新志》

    【注2】语出自《禅林象器笺》卷一“五山”条和“十刹”条 ,第11页《佛光大藏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注3】【明】宋濂《句容奉圣禅寺兴造碑铭》《宋学士文集》卷十五,《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

    【注4】引自【明】葛寅亮 (著),何孝荣 (校)《金陵梵刹志》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注5】《明实录·太祖实录》。转引自《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周齐,《世界宗教研究》 1998年03期 第46页。

    【注6】引自【明】葛寅亮 (著),何孝荣 (校)《金陵梵刹志》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注7】《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新修大正藏》卷四十九,第931页。

    【注8】【明】圆澄著《慨古录》《续藏经》卷一一四,第732页。

    各种复杂的因素使明代禅门没落,无法恢复唐宋时代的风采。在这样的背景下,禅宗只能通过与其他宗派融合来扩大其影响,以便在相互吸收与协调中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于是,禅教融合、禅儒及方术融合成为当时的禅宗的真实状态。明朝时禅僧多以禅为基础,以净土为归趣,认为禅净同为两个并行不悖的方便法门,都可达到最高的解脱境界。如道盛主张将各种法门“折入禅宗,为集佛祖大成”。他曾言:“予今不特以宗门会祖别作一统为大全,即经、律、论、观亦各有统为一大全也。如禅自有五宗为统,经自有五教为统,律自有五部为统,论自有五摄为统,而吾经、律、论、禅、净等而大统于佛者,正如诗、书、礼、易、春秋之大统于儒也。使经,律、论、禅、净等各无统纪,则选圣诸堂所学何事,所宗何旨,而诸堂又何足以成此大统于选圣场哉。” 【注1】

    明代禅寺建制

      明初定都于南京,太祖、成祖等人崇信佛教,且重视佛教有“阴翊王度”作用,因而运用国家力量,在南京修建了一批佛寺,有力带动了明代禅寺的恢复。洪武中期,通过修理、徙建、新建、赐额等方法,明代陆续建立起以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为代表的国家五大寺。

      据史载:灵谷寺原名蒋山寺,原在钟山玩珠峰之阳,洪武十四年新建于独龙冈东麓,“拓大其规制,令可容千僧”【注2】 。寺成,赐额“灵谷禅寺”,“为天下丛林之首”。天界寺原名龙翔集庆寺,原为元朝禅宗最高等级寺院,元文宗“潜龙宫”改建,明建朝后改寺额为“大天界寺”。明初,最高僧司衙门——善世院及继之的僧录司均设于其中。洪武二十一年天界寺受灾毁坏,后令迁于凤山复建,该寺“梵宇皆准大内式”、“寺宇之清洒开廓,比旧倍焉”。这两座寺庙均为明代官立禅寺,在明代禅寺中颇具代表性,下文以此二寺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描绘出明代禅寺的典型布局。

      灵谷寺布局在明代洪武时期杭州府学授徐一夔“奉敕撰灵谷寺碑”中可见记载,“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东为大悲,殿之西为经藏。食堂在东,库院附焉,禅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后则为“演法堂”……。而其为制以佛之当独尊也,故于正殿则奉去、现、未来之像,其他侍卫神不与焉。以禅与食不可溷于一也,故食堂附于库院。以师不可远其徒也,故方丈近于禅堂。以联坐观心或涵于笑语而弗专做故异其龛,以单寮息力或流于宴安而弗检故同台室……,此皆皇上万机之暇虑思所及……。赐额灵谷禅寺。”【注3】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得知,灵谷寺以佛殿为中心营建,大悲(观音)与经藏对置于佛殿两侧;因明太祖谕禅者需一心坐禅,导致自百丈始流传可坐禅可饮食坐卧的僧房拆分为食堂与禅堂,将饮食的功能从僧堂中剔除,食堂归于东序库院一侧;明代时方丈的崇高地位已经被佛殿取代,故方丈从主轴线退出安排于西序比邻禅堂。

      明代朝廷曾多次刊印《大藏经》广赠天下禅寺,希望通过经典来提高僧众的水准,恢复佛教之胜景。因此明代禅院开始出现专门存放大藏经的建筑,如明永乐二十二年僧人姚广孝撰《天界寺毘卢阁碑》记载:“毘卢阁,…上供法报化三佛及设万佛之像。左右度以大藏诸经,法轨后延观音大士…。”又明孝宗弘治十八年《重修天界寺记略》言:“其毘卢阁永乐中所建,迨今弘治甲子,久而将颓……,大藏经置于其中,既将大雄、三圣、观音、轮藏、伽蓝、祖师等殿缀葺球珠,规制悉易观焉。” 【注4】这两则记略指出虽有轮藏殿,仍将《大藏经》藏放在毘卢阁内,而毘卢阁亦位于中轴线上(藏经阁),并与佛像同位,其于天界禅寺尊经之意甚明,僧众对御颁佛藏要特别尊重,颇有关係,也显示寺方对皇帝所赐与经藏的重视。

     

    经阁对置

    钟楼灵活

     

    南京天界禅寺

    南京龙山静海寺

    南京牛首山弘觉寺

     

     

    钟楼在西,布局灵活。

    钟楼在东,与西侧景亭对置,二者居观音、轮藏之南。

    钟楼在东,居观音、轮藏之北。

    经阁对置

     

    南京普德寺

    南京鸡鸣寺

     

    钟鼓二楼对称布置,二者居观音、轮藏之南。

    钟鼓二楼对称布置,在观音、轮藏之北

    东钟西鼓

    南京燕子矶弘济寺

    钟鼓二楼对称布置,在观音、轮藏之南。

    表4-1 明清时期钟楼与鼓楼经藏对置表

     

      宋元时“东钟西藏”的布局方式流传到明代发生一些演变,主要有两种布置形式(如表4-1),一种是经藏与观音阁对称布置,钟楼没有与之相对称的建筑,单独布置,位置较随意;另一种是钟楼和鼓楼对称布置,经藏与观音阁对称布置。这说明在明代,钟鼓楼型制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存在过“单一”钟楼和钟楼、鼓楼相峙的两种情形,而且他们的位置也曾有过一个灵活的选择。由明初至明末,钟鼓相峙的格局渐趋演变形成。明末清初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钟鼓楼对置格局基本确立并形成定制。


    图4-2 明代禅寺布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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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21,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第614页。

    【注2】【明】 徐一夔《奉敕撰灵谷寺碑》引自《始丰稿》卷十一,第9页右至第11页左,文渊阁《四库全书》。

    【注3】同上。

    【注4】【明】,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引自《始丰稿》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

    清代佛教

      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参禅与净土、经教、持戒四者统一成一个整体,使佛教各宗的会通更加全面。其中既有禅法,又有净土;既讲性学,又讲相学;既含空宗,又含有宗;既有义学,又有法事。兼容并蓄,融合会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相对完整统一的膜拜体系、修道体系、救世体系以及僧团制度、仪轨制度、寺院殿堂体制等等。这种融合型佛教形态对以后的中国汉地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今天中国汉地佛教的基本形态就是从此继承下来的。

      清王朝亦曾刊刻佛藏而企图引导、控制佛教,雍正还亲自编辑禅学语录与《当今法会》诸书,以控制佛学。而寺院已将藏经阁置于中轴线的最末位,此与轮藏楼消失不再建,以及僧众对御颁佛藏要特别尊重,颇有关系。少林寺内亦有明弘治年间所建的毘卢阁,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曾奉旨颁《大藏经》贮藏在内,并定名为“藏经阁”。而《淨慈寺志》记载:“毘卢阁,康熙二十八年住持方孝建,乾隆五年改为藏经阁,上供钦赐龙藏。”康熙年间重建灵隐寺时,在大殿前之左右分建东、西戒堂,有碑文记言:“殿之东为东戒堂,之西为西戒堂,法堂之东为东禅堂,之西为西禅堂。……古无戒堂而今有戒堂,……栖者众戒为禅本…”,此由戒导向禅的意义,在当时影响很大。


    图4-3 清代禅寺布局特色

      如今的禅寺与百丈禅师所制定以禅堂为主并重法堂的情形,已经相去甚远。如嵩山少林寺,寺内尚存初祖庵与达摩洞。寺院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与毘卢殿,这种布局是依明代禅院布置的;福建广化寺是清代兴建的。沿中轴线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并对称设置钟楼、鼓楼、禅房、方丈室、客房、膳室等;宁波天童寺是禅宗大寺,沿中轴线设置天王殿、佛殿、法堂,法堂之上为藏经楼,法堂之后的西侧设罗汉堂,佛殿内供奉三世佛与十八罗汉;湖北黄梅五祖寺,沿中轴线设置天王殿、大佛殿、毘卢殿﹙麻城殿﹚、真身殿等,毘卢殿前所设配殿分别为圣母殿、乾佛殿,另有方丈室、禅堂、寮房、客堂、戒堂等,另曾有天王殿但已毁;北京房山的云居寺,沿中轴线设置山门、天王殿、毘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与大悲殿等六进殿宇,另配有之钟楼、鼓楼、僧寮多已毁。

      在短短的篇幅内对汉地禅寺型制的历史加以概括,颇感力不从心。本文的侧重点显然不在引经据典的数据上,对各时期禅寺的形态、布局肯定的论述肯定有所遗漏。文章的视点主要放在围绕“禅”观念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类型如法堂、佛殿、库院、经藏等的变化,当代“汉地禅寺”多是模仿诸天净土,极力铺陈寺庙的华丽,希望这篇文章对未来的禅宗寺院建置布局有一定的启发。(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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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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