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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顿悟的宗教价值判断 [莫锡坤]
     
    [ 作者: 莫锡坤   来自:佛教在线   已阅:5910   时间:2010-6-13   录入:yangsihan

     

                                2010年6月13日 佛学研究网

      毫无疑问,顿悟是禅宗最核心的理念或旨归。佛教的目的是解脱烦恼,觉悟成佛。而禅宗追求的是刹那见性、刹那觉悟,至少也得是即身成佛。禅宗对觉悟的时间条件提出了更加严厉的要求。

      照佛教传统看,从烦恼至解脱、此岸至彼岸、众生至佛地,那一般都得经过漫长的修行历程,说不好还得以“劫”为单位来计算。禅宗换了一个计算单位——“劫”换成了“刹那”。这一换,导出了很多结局:传统变成了现代;崇拜变成了人文;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如来禅变成了祖师禅。所以可说,禅宗在中国的确立可看作是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顿悟法门的出现与禅宗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本身即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虽说顿悟是禅宗的至高至上法宝,但历代禅师很少直接地、正面地去碰这个话题。实际上正是这个现象恰好印证了禅门“不说破”的重要原则。虽说大部禅师都避免正面谈及,但还是海阔天空、天南地北的涉及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绕路说禅。严格的说,绕路之一说是不准确的。弄懂了,它就是直的,绕不了;没弄懂,它才会像山路十八弯这么绕。在禅宗史上,百丈说着了一点,神会倒是可以看作是个例外,或说是特例。因为只有神会曾经给顿悟下过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定义:“事须理智兼释,谓之顿悟;并不由阶渐,自然是顿悟义;自心从本巳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得者为顿悟;即心是道为顿悟;即心无所住为顿悟;存法悟心,心无所得,是顿悟;知一切法是一切法为顿悟;说空不著空,即不取不空,是顿悟;说我不著我,即不取无我,是顿悟;不舍生死而入涅槃,是顿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一、顿悟的宗教内涵

      综合起来,顿悟与以下几个术语基本等同,基本可互换:

      1.悟、觉悟。觉悟是佛教的核心宗旨。禅宗对“悟”或“悟入”赋予了最高的即目标级的价值。佛法、禅法,引导、教育,参禅行脚,一切都是为了悟。虽说禅宗为顿悟发明了一些独特的方法,颇有独具一格,而且好像大有突破传统的架势。但表象还是不能掩盖实质:禅宗非但没有离开佛教觉悟的主旨,反而赋予了某种紧迫性。

      2.见性。即是见自性,见佛性。为什么说见到自性就等于见到佛性呢?这就涉及到禅宗的理论依据:本觉论——“我”的生命原点、本来面目就是清净佛性。慧能说:“闻其顿教,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坛经》法海本)应该注意到,“自”字刻出了禅宗严格的个体特征。

      3.能所双亡。这是说“我”的主体世界以及“我”的客体世界不再被赋予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意义。既然我以及我所已经一同消失,那“我”同外部世界的对立或者矛盾当然也就不再有成立或发生的机会了。所以佛眼说,“实无一法为缘为对”。(《古尊宿》卷33)这该是悟道者真实无华的心灵写照。

      4.如如、真如。这说的是世界最高真理,或说本质、本体。按佛教理论,只有正智现前者才能契入此理。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南泉曾说的一句话:“唤作如如早是变了也。”当然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第一义不可说”的另一个理论表达。但更重要的观察是,禅宗对于觉悟或悟入赋予了强烈的实时和实践的色彩。如如、真如、觉悟等等,在禅人那里,不再是一个名词、概念,也不是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一种实时的体验。如如、真如、觉悟等不但可以安然地与行住坐卧、见闻知觉、烦恼生死和谐相处、俨然同体,甚至可以由后者直接构成。

      5.解脱。主要指对烦恼、对生死的解脱。这里可能会有一些飞升或者飞天遁地的传说,但禅宗的解读更加现实、更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处烦恼和生死之中而解脱烦恼和生死。这同样也具有鲜明的实时特征:其意首要不在于烦恼和生死之外,而在于其内。如果说传统佛教 “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注重的是一期生死以后的结果,那么禅宗更注重的是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此处此事、实时实地的解脱,即刹那生死、刹那解脱。禅宗对觉悟解脱赋予了内在化、内置化的鲜明特性。

      二、顿悟的宗教特性

      禅宗的顿悟区别于传统的觉悟方法当然就在于一个顿字。从狭义角度,顿悟法门至少表现出了4个独特性:

      1.无阶级、无阶渐性。这是从手段上说的。传统的如三学、四禅八定、六度、十地等种种修行,那都是一步一步、慢慢走的。禅宗的要求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对禅者来说,“如如”都已经特地的迟了,更说什么名相与正智。

      2.直接性。这是禅门的方法特征:直接地便要到达那个境界。禅宗唱得很响亮的一句是:“不管如何若何,便请单刀直入。”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都可对机、演练带测试一番:你是不是那个人,你有没有那个境界?临济在黄檗门下学成,毕业离别在即。黄檗就问:你准备上哪去啊?临济回说:不是河南,便是河北。黄檗一听,当即给了临济一棒。这里的河南、河北当指黄河以南以北地区,是泛指。从此处我们得见一个羽翼丰满的禅者具有超乎寻常的好斗性:不带拐弯抹角的直截了当。其实黄檗这一问极有可能是寻常的关心之问,并无设局对机之意,但临济可管不了那么多,行脚剑铿锵便出鞘了,只当又较上一局了。黄檗一棒实际上是笑骂:你较个什么劲、当什么真?表面上是黄檗碰了一个软钉子,但严格说来,临济并没有走出黄檗的手掌心。因为黄檗用的是虚招,而临济就已经抄戈接实了。当然也不能说临济错了,因为他有难言的苦衷:就算领导真的是开玩笑,部下他也不敢随便的就当作玩笑而处理了。对临济而言,就算将错就错,那也不是他的过。不管怎样,黄檗对临济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所以他给了临济一棒,以示“犒赏”。经他培育出的这员猛将,从今以后,不但可以剑走河南河北,甚至大可以天马行空,如入无人之境而独来独往了。

      3.实时特性。从微观看,任一个时间点、任何一个刹那都可以是悟入之点。从宏观上说,所有时间点、所有的刹那都应该保持着悟的状态或境界,这也叫“打成一片”。实时特性较圆满的表达可能是:任何的、全体的佛法正尽在此时此刻此处表达中。所以说,问什么祖师西来意,何不问目前是什么意?不须问过去、现在、将来,也不许谈天说地,就说此时此刻、此处此事怎么办?所以南泉说:“天上无弥勒,地上无弥勒”。行脚要的是实时、实地、实处的现场表现,不须现场报道,更不许编成故事、说成书再加上评论。多少岁月,尽“凝聚成这一刻”,真实不假。禅宗刹那功夫的价值与意义不可思议。

      4.实验特性。禅宗在行脚、参禅、参公案,对机下语等一系列试验、实验令真参实悟获得了十分可靠的保证。禅宗根本不接受以理论或教条方式而存在的佛法,而是追求目前此刻,此处此事,万物万事之中的佛法。它的实践精神与倾向是很鲜明的。但禅宗实验特性的重大价值并不在此,而在于它成功地证实了:对寻求觉悟成佛的目标而言,试验实验的手段完全可以替代理论方法或其他方法,并且具有良好的速度优势预期——顿。

      三、价值与意义

      自达摩东传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顿悟法门在宗教和社会中均建立了稳固的地位。顿悟法门的价值是全方位的——在文化层面,它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载体,如诗、偈、对联,传记、灯录、语录、图画、音乐、雕像等,几乎可适应和满足各个方面的旨趣;在学术和哲学方面,它暗示出了一种独特的、超出俗世的智慧及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对宗教而言,顿悟法门本身即是创新性的宗教方法与手段,禅宗用顿悟的方法有力地证明,觉悟成佛捷径的确不可思议,但的确存在着。

      (一)外在价值

      1.顿悟法门与禅宗的确立,意味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基本完成。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俩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格义——理论与技术性的消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顿悟法门——试验、实践和总体把握为标志。就佛教中国化而言,格义阶段是准备、消化、量变、过程,顿悟法门的建立则是实践、质变、成熟与结果。如果说格义证明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兼容性或兼容能力的话,那顿悟法门的确立则意味着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还具有整体把握、整体移植和改造、改革的能力。即使是从宗教的角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摆出来了:顿悟法门的出现,是否意谓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创新呢?不妨这样说:顿悟法门至少在技术、战术、方法的层面上体现着创新性。这一判断,有着禅门公案——一个庞大的实验体系——这个不可摇撼的铁证支撑着。当然,从一般的学术或文化角度看,由于具有速度上的优越性,顿悟本身的创新性无疑即可得到认定。

      从佛教引进时期即两汉之间到达摩时期,经历了约400年。这就是本文所划分的第一阶段。从达摩(?~536,一说528)至慧能(638~713),即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近200年的时期可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二阶段,也是最关键的完成时段。顿悟法门的诞生可作为完成的标志。所以可说,禅宗的确立,对印度佛教中国化,以及中国文化建设进程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式和划时代的事件。

      2.顿悟法门以强大的人文力成功的避免了传统印度佛教天神化、鬼神化倾向,为人间佛教的理念既树立了先锋旗帜,也奠定了厚实基础。

      从“廓然无圣”到“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从“天上无弥勒,地上无弥勒”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从“柏树子”到“洗钵盂去”,在几乎所有的公案中,禅宗的人文精神都普遍地体现着。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1)独立精神 强调的是个体的主体地位,以及自我的完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方面,突破权威,截断外求,不靠佛、不靠神、不靠仙、不靠圣。另一方面,强调自我、个体的主体性质,强调自尊、自重、自立、自强、自照、自明、自成、自觉。早在慧能时期就有很鲜明的倡导:“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 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 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坛经》法海本)

      (2)现实精神 传统佛教描绘了佛的光辉形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禅宗则为人们展示了人间的、现实的、活的佛像:“饥来吃饭困来眠”、“寒处爱向火、热处爱吹风”、“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佛、菩萨,大师、宗师,伟大、光辉、神通、普照,所有这些,在禅门中都不允许其以传说、神话、理论或象征意义或形式上存在着,而必须以实验、体验、现实、实证的方式存在着;不是道听途说,而是真参实悟;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不是他方,而是此处;不是他物,而是此事。所以说,不离世间。

      如上面提到的,有一公案。有僧问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东流。”这问僧“于此有省”,就是说他开悟了。于是这僧就作了三首偈,算是“有诗为证”吧。首山虽然从他的偈中看不出什么破绽,但还是不放心,干脆就来个“大刑伺候”,把他找来问说,这三首偈是你作的吗?回答说是。首山再问,如果有人叫你展现一下三十二相,你能不能办得到啊?这僧当即回道:“某甲不是野狐精。”这个例子说明禅宗对传统的神通、神化倾向的拒绝态度十分明确。虽然没有飞天遁地、白日飞升、毛孔发光等等神通无碍,禅人依然可以发出更加现实的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平凡与伟大、默默无闻与光芒四射居然可以如此和谐,如此对称。

      如果说现实主义可居禅宗人文精神核心地位,那禅门公案系统则是禅宗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真是假、是凡是圣、是迷是悟,都可以检点、检验,不管有名无名,不管是大师、名师或是宗师,都得勘过、验过、试过。“大师说的,那应该就是真理,至少没错。”——禅宗可不吃这一套。它的现实精神是彻底的:权威并不天然地、必然地等同于真理,因而权威人士之说也就并不天然地、必然地便可列为“可信”范围。顺便说,以权威代替论证犯的实际上是以人为据的幼稚病,就是在纯粹的学术意义上,这样的做法都不应视其为可接受的。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下,权威人士之说,虽可列为重要参考依据,但在本质上其依然未超出“未经证实报道”的性质。当然禅宗的现实精神还有更深一层:它关心的,与其说是禅者的理论或认识深度,毋宁说是实际到达的程度或境界。

      (二)内在价值

      从修行之法、觉悟之道来看,顿悟法门与传统佛教方法或其他宗派法门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甚或可称之为相对优越性,其中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1.快捷性。

      这是顿悟的顿字诀所决定的,讲究刹那功夫,具有强烈的即时、实时特色。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顿:第一,从宏观上,有即身成佛的目标,即尽一期生死“成办此事”。先别管前生后世,就说此生此世怎么办。从禅宗角度,如果此生还没管理好,就想干预前生后世,这未免也太不切实际了。应可看出,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已经隐含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旨意。第二,在微观上,追求刹那切入实际、切入实相,刹那把握,刹那见性。公案中的斗机就是在火石电光、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际施展身手、擎出手段。但是,如果硬是把刹那见性与即身成佛断然割裂成两头两边,这恐怕也行不通,甚至在理论上也说不过去。刹那既是求悟的切入点,也是末后悟时的重要表现媒介。把刹那提高到战略及以上高度和地位,这也是禅宗与传统佛教及其他宗派的极其重要的区别点,从禅宗如此重视的情况观察,甚至也可以把其即时、实时旨趣看作是祖师禅与如来禅的分水岭。

      禅宗快捷性的优越效果显而易见:禅宗通过运用特殊的方法向人们展示出,在求悟路线选择中,可以避开耗时日久的途径,而在求悟进程中,时间是可控的、可管理的。与任何途径相比较,顿悟法门都可以维持高效、高速的优越性。实际上,敢于主张和实验刹那功夫的,仅此禅宗一家。

      2.简约性。

      禅宗选择了参禅行脚——不需媒介而直接进入角色——这样一种实验的方法,有效地避开了理论或程序的复杂繁琐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禅宗对佛教理论及其方法的否定。实际上,一定的理论基础对参禅是有利的,甚至是必要的。更确切的说法是,顿悟法门主要是通过实验与实践的手段,而非理论方法去实现求悟目标。

      当然,简约并非简单。绝大多数公案的问题——参禅行脚中遇到的问题就很不简单,很不好应付。它需要功力,更需要境界。禅宗实验的方法取向是消除了理论取向的繁琐性、复杂性,但在难度方面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是增大了。有些行脚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到老到死都无法弄清楚在参禅行脚中那怕可能就是“偶尔”遇到的一个问题。这样说比较合理:禅宗对学人素质的期望是高水平的。

        3.可检验性。

        怎样判定一个特定的人是否得道,或说其是否到达觉悟的境界,这对于佛教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但传统佛教并没有为此设立明确的检验标准。唐玄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说法表明,在那个时代及以前,证悟还是属于个体纯粹的内在体验,外部检验的可信性基本上没有获得接受。

        禅宗则不然。很多禅者都通过诗、偈来表达悟的境界。一般地说,这诗或偈如果获得宗师的认可,则可以认为其人悟了。当然禅宗还有其独特的测试方法,即公案式的对机和勘验,并且具有很高的公信力。至少在其宗门内,宗师认定或是公案式认定均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无论如何,禅宗创造性地为“悟”的外部判别建立了一些方法,打破了传统在证悟甄别问题上“只能内证,不能外证”的条例。就凭这一点——建立高可信度的外部检验系统而言,禅宗的贡献即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因而也就可说是很伟大的了。

        总之,禅宗在佛教中属于高目标、高速度、高效率、低繁琐的特殊法门。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佛教得以在中国传承不衰,并且产生强大的人文吸引力,禅宗功不可没,而成就这样一种特殊和强大的宗门,中国文化因素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体精神境界塑造还是在人类人文精神建设方面,顿悟法门的价值、作用与意义都可以看作是经久不衰的。(信息来源:佛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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