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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霞应慈和持松在兴福寺办学振兴华严的启示[杨曾文]
     
    [ 作者: 杨曾文   来自:本站原创   已阅:5466   时间:2010-6-4   录入:foxueyanjiu


    月霞应慈和持松在常熟兴福寺办学振兴华严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中国自清末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直至民国初期,自上而下多次发生将寺庙改为学校,占用寺产以兴办教育的所谓“庙产兴学”的风潮,对各地佛教造成了极大冲击和破坏。在这种形势之下,佛教界的有识之士联合社会各界信奉或同情佛教的人士,或向执政当局上书表示反对,或采取其他形式予以抵制,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同时,佛教界有不少高僧居士为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联合起来成立佛教组织,设立省市“僧教育会”,开办学校、创办刊物等,以维护佛教,推动佛教进行革新,各地涌现出如敬安、谛闲、月霞、圆瑛、太虚、应慈、持松、常惺等法师及杨文会、欧阳渐等居士。上海、宁波、南京、杭州、常熟等城市是他们传法、兴学和开展佛教革新活动的重要基地。
      在这些人当中,敬安、圆瑛为推动全国佛教组织的成立,太虚创办佛教院校和倡导以“人生佛教”为宗旨的佛教革新运动,谛闲在宁波办学弘扬天台止观,月霞在应慈协助下在上海、常熟办学复兴华严法界之学,持松继月霞之后在常熟办学,又致力弘传密教,常惺协助太虚办学培养人才等,皆为维护中国佛教,推进佛教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重要贡献。
      其中月霞、应慈和持松三位法师在常熟兴福寺办学,弘传华严宗学,培养佛教人才的事迹,对中国近现代华严宗的研究和弘扬有重大推动作用。
      月霞显珠法师(1858—1917),俗姓胡,名显珠,字月霞,湖北黄冈人,年十九岁辞亲至南京大钟寺出家为僧,翌年受具足戒。先后游历镇江金山、扬州高昊、常州天宁等名寺,访师问道。后结伴辗转至陕西终南山,建茅蓬修行,专攻华严学,得到驻守长安的清绿营兵头目苏军门施舍物品和田地,与山中同修者共同垦种自养达六年之多。此后,月霞曾师事河南桐柏山太白顶的了尘、南京赤山法忍,后至安徽安庆迎江寺举办僧学,出国考察南洋、印度、西欧佛学,期间曾应请到日本东京为中国留学生讲经。1906年,月霞与应慈、明镜、唯觉一起在常州天宁寺从冶开法师受法为嗣法弟子。1909年在南京出任江苏僧教育会副会长,并在毗卢寺与谛闲创办江苏佛教师范僧学校,任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月霞应创办《时报》的护法居士、冶开的在家弟子狄楚青(1873-1941)的邀请,赴上海协助出版《佛学丛报》。1913年,经狄楚青的推荐进入哈同花园(爱俪园)为英国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讲经。不久,哈同夫人接受康有为的建议,请月霞主持在哈同花园建华严大学。于是,月霞在师弟应慈的协助下致力华严教学,招收学徒60人,开设正科、预科两班,以培养精通华严学的人才。然而开学三个月,哈同夫人受人唆使竟提出让学僧每月朔望向他顶礼的无礼要求,月霞予以抵制,不得已将学校迁离上海,到杭州海潮寺继续授课。至1916年,虽先后不过三年,然而培养出许多优秀学僧,其中有常惺、持松、戒尘、慈舟、智光、了尘、妙阔、惠宗等人。
      1917年7月,月霞尊奉师父冶开之命,出任常熟兴福寺方丈。他一上任,即在兴福寺筹建华严学院,制定《华严学院预科简单》,以继续培养精通华严的僧才,因病请师弟应慈代为主持院务工作。不久病重到杭州玉泉寺疗养,11月在此逝世,年六十岁,遗骨归葬于兴福寺师子口。著作多佚失,有《维摩经讲义》传世。
     应慈显亲(1873-1965),江苏东台安丰人,俗姓余,名铎,名显亲,字应慈,曾自称华严座主,晚年号拈华老人。出生盐商之家,自幼入塾攻读四书五经,考中秀才,因家室遭遇变故,感人生无常,遂于1899年在普陀山礼明性禅师为师,受剃度出家。先后师事敬安、大定等法师,1904年与月霞同时从常州天宁寺冶开法师嗣法。此后多年待师兄月霞如师父,随他到各地讲经弘法和办学。月霞病重时嘱咐应慈:“力弘华严,莫作方丈。” 月霞圆寂后,他遵照月霞的委托,代他传法于持松及惠宗、潭月,并遵月霞遗命请持松继任兴福寺方丈,主持华严学院,他予以协助。此后,应慈到杭州菩提寺潜修,致力于华严经和华严宗教义的研究。1925年应请常州清凉寺开办清凉学院,1928年在上海辛家花园创建华严七处九会大殿并成立清凉学院,先后在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宣讲唐译八十卷本《华严经》。1939年又在上海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1948年在南京设立华严法会,讲授华严宗创始人唐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
      在新中国成立后,应慈以旺盛的精力为弘法利生,造就僧才而奉献力量。1954年荣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副会长,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会议推选他为名誉会长,同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应慈于1965在上海慈云寺入寂,享年九十二岁。一生勤于讲经和著述,校勘唐澄观注释唐译《华严经》的注疏《华严经疏钞》,著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
     兴福寺在应慈之后,持松法师曾任方丈并主持华严学院,继续培养僧才。
      持松密林(1894-1972),俗姓张,法名密林,持松是字,学密教后号入入金刚,也自号师奘沙门。湖北省荆门县人,1910年于荆州铁牛寺出家,受具足戒后,得知月霞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乃至上海就学,此后随月霞到杭州继续学习,直至1916年毕业,因持戒精严和成绩优秀,得到月霞的赏识。在月霞到武汉、宜兴讲经时,他跟随身边。1917年月霞出任常熟兴福寺方丈,命他担任书记。月霞圆寂后,应慈遵照月霞的委托,代他传持松为嗣法弟子。1918年,持松继任兴福寺方丈后,致力修缮寺院殿宇,偿还旧债,赎回寺产,为兴福寺重建作出贡献。他将华严学院改为华严预备学校,聘请常惺负责教务,招生造就华严僧才。
      1922年,持松与太虚弟子大勇东渡日本学习真言宗,由师弟惠宗继任兴福寺方丈,改华严预备学校为法界学院,直到1934年停办之前,主持学院的尚有潭月、存厚、正道、苇乘等人,常惺、慈舟等法师皆在此教过学,培养出的学僧中著名的有默如、福善、苇法、智开、妙生等法师。
      持松曾先后三次东渡日本学习真言宗。日本真言宗即密宗,唐时空海(774-835)从长安青龙寺不空弟子惠果受法,回国创日本真言宗,因以京都东寺为传法中心,称东密,后又在高野山京建立传法中心。最澄(767-822)与空海同时入唐求法,从天台山湛然弟子道邃、行满受法,归国前又在越州从善无畏的弟子顺晓受传密宗,回国在京都东北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和台密。持松在日本不仅受传东密,而且受传台密,皆获阿闍梨(传法导师)之位。回国后在各地弘传密宗,在佛教界曾产生很大影响。日本侵华时期居住上海圣仙寺闭门谢客,潜心从事研究和著述,编撰《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等。抗战胜利后,1947年应请出任上海静安寺住持,兼任静安佛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多次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出国访问。1972年在文革尚在进行之中,持松含冤圆寂于上海,年七十九岁。1979年政府为持松法师平反恢复名誉,遗骨迁葬于兴福寺日照亭畔。
      持松著作除上面提到的《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宗通关》外,尚有《摄大乘论义记》、《观所缘缘论讲要》、《因明入正理论义解》、《心经阐秘》、《般若理趣经集解》、《菩提心论撰注》、《释尊一代记》、《梵语千字文》、《奘师文钞》等,及密教著作《大日经•住心品撰注》、《金刚大教王经疏》、《金刚界行法记》、《真言宗朝暮行法》、《密教图印集》、《三陀罗释》等。
      以上月霞、应慈和持松三位法师在常熟兴福寺办学,弘传华严,培养僧才的事迹,至今对于兴福寺乃至中国佛教界发展佛教教育、佛教文化事业,仍有现实 的启迪作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回顾佛教的传播发展历史,佛教只有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对佛教进行调适变革,对佛教教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和发展,才能增进佛教的应变能力,推进佛教的发展。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在祖国逐渐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危难形势下,激起维新改良和轰轰烈烈民族民主革命的两大社会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社会的迅速变革发展。在社会这一激烈变动的过程中,也曾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造成极大的冲击。如果对清末民初掀起的庙产兴学的浪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在中国政治界和文化界中确实有人认为佛教已经颓废落伍,对社会改良和进步难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如削弱乃至加以废除而利用佛教的资财来兴办文化教育,加上怀有谋取私利之心的军政人员及地方豪绅从中怂恿,致使对佛教造成极大冲击和破坏。面对这种形势,佛教界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加强联合,以组织的力量向当局进行抗争,向社会进行呼吁,一方面对佛教自身进行深刻反省,主动地在各地创办僧教育学校以培养新一代僧才,并且如同太虚法师所代表的那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且提出贴近现实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思想,推动佛教适应时代进行革新。
      应当认为,月霞、应慈和持松等法师在兴福寺和其他地方办学,弘传华严之学,正是这一宏大的佛教革新运动中的一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致力推动佛教与时俱进的精神,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二、在中国的佛教的庞大体系中,包括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六十卷《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卷《华严经》、唐般若译的四十卷《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及各种单品经等,以及唐代成立的华严宗的重要著作及其教义,皆在中国佛教中占据重要地位。清末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的日渐衰败,在八宗中恐怕以华严宗为最甚,研究和精通华严学的人极少。在近现代佛教的革新过程中,有人提倡法相宗、有的提倡天台宗,有的提倡禅宗,有的复兴律学,然而提倡复兴华严教学的则是以月霞、应慈以及持松为代表。
    当前,兴福寺的僧众正在考虑今后如何继承兴福寺以往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为社会积极做贡献的问题。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借助新时期的优越条件,联合教内外的学者,将发展华严教学,推动华严学的研究作为兴福寺发展文教事业的重要目标。

      三、在月霞、应慈、持松等先辈兴学育人的过程中,遭遇种种艰难困苦,然而他们没有屈服而中途退缩,仍能坚韧不拔地继续办学,培育人才,并且从事研究,撰写佛学著作。笔者希望兴福寺的法师能够继承这种精神,在新时期的弘法利生,发展文教事业中不断做出新的成绩。
     四、当前中国佛教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正在沿着人间佛教的实践方向,为弘法利生,为发展新时期“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营造和谐社会的环境而努力奉献。希望兴福寺法师能够怀抱时代的责任心,为建好兴福寺,为佛教自身建设,为发展当代中国佛教各项事业,为中国全面实现富裕和谐的小康社会而做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
      1、 常熟兴福寺编,古吴出版社出版《常熟破山兴福寺志》;
      2、 蒋维乔著,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中国佛教史》;
      3、 于凌波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
      4、 “百度百科”、“互动百科”、“中国寺庙网”等网站的有关资料。

                                      2010年5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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