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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究 [马莉]
     
    [ 作者: 马莉   来自:《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已阅:5297   时间:2009-11-9   录入:yangsihan

         

                   2009年11月9日 佛学研究网

      普陀山为观音菩萨的道场,古人称之为“海天佛国”、“人间第一清净境”。大海环抱的普陀名山,金沙绵亘,景色优美,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但对于爱茶人来说,普陀山更吸引人的魅力恐怕还在于它出产的一种名茶——普陀山佛茶。普陀山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是舟山的传统特产之一,产于佛教圣地普陀山及周围诸海岛。因其最初由僧侣栽培制作,以茶供佛,故名佛茶。来普陀山朝圣的历朝历代政要高僧、文人墨客大多流连忘返,一品长饮。普陀山佛茶虽为历代朝山的香客、游客所钟爱,但从古至今见于史书的文字记载却很少,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少人问津。笔者拟从普陀山佛茶的历史渊源展开探讨,希望能填补此项空白。 

         一、普陀山佛茶的名称由来

      普陀山佛茶,是我国绿茶类古茶品种之一,产于浙江省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山。翻开普陀山佛文化与茶业史,茶叶被冠以佛名,是因为与普陀山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

      首先,普陀山作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庙宇林立,极盛时拥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大禅寺,88座庵堂,128座茅篷,号称“五百丛林”。过去山上土地归寺庙所有,茶叶最初由僧侣栽培制作,用以供佛和敬客,故名“佛茶”。

      其次,对于普陀山佛茶的由来,民间有几种说法也都离不开佛教。一是山上一草一木,命名都与佛教有关,佛地上所产茶叶,故名“佛茶”。二是山上僧人参禅打坐,须饮茶止困,相传佛茶久饮可以长寿和常年不病,称为“仙茶”。当佛教传人中国后,普陀山自唐始成为佛教圣地,为了与佛国共依存,故将“仙茶”演变成了“佛茶”。三是普陀山僧侣们起初在诵敬拜佛之余,采摘山周围的野山茶,在锅里炒制成卷曲形于茶,相互间作为一种礼品赠送。后因其香气特别,滋味鲜醇爽口,喝入口中,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故称它为“仙茶”。僧侣之间会友交流佛事,也喜欢用此茶招待客人,平时品饮,更是离不开一杯香气浓醇的“仙茶”。渐渐朝香的信徒也兴起以喝“仙茶”为荣事的习俗,拜佛之后不忘带点佛茶回家供于佛像前。僧侣品茶先敬佛后敬客,又因“仙茶”产于佛国普陀山,便改之叫“佛茶”。以上各种说法内容相近,只是过程略有差异。此外,因为普陀山佛茶茶园主要分布在最高峰佛顶山一带,顶峰湿度大而气温偏低,茶叶常年生长在漫漫云海之中,故又称“普陀山云雾茶”、“佛顶云雾”。佛茶的早年外形似圆非圆,似眉非眉,形似小蝌蚪,亦称“凤尾茶”。

         二、普陀山佛茶的兴衰沿革

      普陀山产茶,究竟起于何时?考证甚难。相传晋朝葛洪居普陀山,独坐洞井,曾用“仙人井”水煮普陀茶,饮茶止困,通宵达旦,合药著书。至今仙人井遗迹尚存。普陀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道教有着因缘。而“佛茶”之名则比较晚,具体年代无从考证。追溯普陀山“佛茶”的发展,大致历经了中国盛唐以来各历史时期。

      1.肇始于唐。普陀山佛茶生产历史悠久,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或五代十国时期,其时佛教正在中国兴盛起来,普陀山也成为佛教圣地,山上古刹甚多,而僧人大多嗜茶,因此在寺院周围选择佳地,栽培茶树。据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荼。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佛教的兴盛使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佛茶也随之形成一定规模。僧人利用寺院优越的自然环境,大种茶树,佛茶由此产生。到中唐时,全国崇尚饮茶之风,佛茶也不甘落后,特别是佛教四大名山都已产生了名茶。茶供佛教徒坐禅驱睡和招待香客、游人,在佛门中广受欢迎,寺院僧人饮茶成风。杜牧诗写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荼烟轻扬落花风”,就生动地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使僧人加强了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就有了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寺院茶在江南尤为兴盛,如顾渚山贡茶院,地方长官将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的吉祥寺匾额移来,由寺僧负责看管,是中国贡茶与佛茶合一的最早范例。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品质最佳。君山银针,则产于君山白鹤寺。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代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在其中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普陀山地处盛产茶叶的江南,自唐始成为佛教圣地,山僧于盛唐、中唐时种茶、饮茶自在情理之中。

      2.初兴于宋。据《普陀县志》记载,普陀山产茶历史悠久,宋代已盛。宋代是中国历史上茶文化高度发展并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寺院茶得到极大发展。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好,因此种植出许多名茶。如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 

      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开始,中央王朝开始顾及普陀山僧的吃饭问题,为表达对观音大士的虔诚,帝王在派人朝觐之余,还不断地划拨周边田亩供僧。据史载,从宋嘉定七年(1214)到元泰定四年(1327),朝廷先后五次赐予普陀寺院官田3093亩,山l000亩。宋淳祐八年(1248),理宗又下诏免全山租役,时有常住田560亩,山l607亩。僧田供斋粮之余,部分也用来植茶。佛茶除供佛外,少数也用来敬客。

      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十五,文学家史浩偕鄱阳程休甫游普陀,在佛寺题写《留题宝陀禅寺碑碣》云:“绍兴戊辰三月望……由沈家门泛舟,遇风挂席,俄顷至此。翌早,恭诣潮音洞,顶礼观音大士,至则寂无所睹。炷香烹茶,但碗面浮花而已……有比丘指日:岩顶有窦,可以下嘲。攀援而上,瞻顾之际,瑞相忽现。金色照耀,眉目了然。二人所见不异,惟浩更睹双齿洁白如玉。”潮音洞在海岛东南紫竹林庵外,两侧崖高约10米,纵深30余米,洞脚插海,外宽内窄,岩顶有穴,称“天窗”,洪涛昼夜春撞,声如轰雷,遇大风则浪花飞溅出窗,似巨鲸喷水,传为观音灵现处。史浩也是著名的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之一,为人正直,后因在宋孝宗时期为抗金名将岳飞昭雪冤狱而名震朝野、留芳千古。史浩曾在舟山任过昌国尉,他的踪迹被记载在数部普陀山的志书中。此次莅山,他与友人程休甫一早到达潮音洞,洞内很冷清,没有什么可看的,史浩便在潮音洞炷香供茶礼佛,只见盏浮花瑞。饭后在僧人的指点下,攀上岩顶洞穴瞻顾,有幸见到了观音大士现身。

      南宋宁宗时期,“史卫王,弥远,前游普陀,见大士于茶树上,示一目。盖二十年宰相之谶也”。史卫王,即史弥远。也是史浩之子,同其父一样走运,一日游普陀时也亲睹观音显圣,而且是“二十年宰相之谶也”。据历史记载,史弥远在宁宗、理宗二朝为相二十六年,而且封官加爵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一位职业政治家。此后,史弥远就常为普陀捐资修缮殿宇廊房。还赋诗一首礼赞观音:“南海观世音,庄严手挥尘;悠忽妙色相,救苦渡众生。”到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他又向宁宗奏请,将宝陀寺列为江南“教院五山十刹”之一,使普陀山更加声名远扬。此次传说观音现身的地方就在普陀山的茶树之上,这又为普陀山佛茶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佛茶的佛缘也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元朝皇帝笃信佛教,普陀山作为观音的道场,具有无上至高的地位,朝廷经常降香饭僧,割舟山本岛及宁波的田山供僧。如元大德五年(1301),集贤学士张蓬山奉旨进香,赐普陀田、地、山达4000多亩。而同行者就有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颊。再如皇庆二年(1313),皇太后遣使来山进香,命江浙行中书省拨钞868锭,买田3顷赐宝陀寺等等。这些官助是历史上普陀山佛教得以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僧田有供斋粮有供植茶,佛茶生产继续发展。但元朝寿命很短,未曾留下史料。

      3.彰显于明。明朝时,普陀山佛茶经普陀山僧和居民精心培植,以其独特的风味享有盛名。有关普陀佛茶的记述在明代的志书文献中也很多。

      明神宗万历年问,宁绍参将侯继高在《游补陀洛迦山记》中写道:“又三四里,日千步沙。有僧大智,自五台山来,卓锡于此,结茅以居,日海潮庵……庵之后山顶有泉,大智命其徒贯竹引之,瀹茗味殊甘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瀹饮法,茶的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明人称这种饮法,“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侯继高的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普陀山寺庙中佛茶的瀹饮之法。

      明代,普陀禅僧嗜饮佛茶,高雅者爱茶及壶,茶具收藏也随之丰富。据《中国历代宜兴紫砂名家雅士年表》载,普陀山白华庵最早两任住持昱光如曜、朗彻性珠“师徒蓄金石书画文玩茶具而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茶具。不少研究紫砂历史的学者提到,昱光如曜制有一壶,盖内钤“白华庵”阳文小篆方印,壶底楷书铭四行,每行六字曰:“清人树涤心泉 茶三昧 赵州禅 佛生日丙申年 如曜铭 赠天然”。此壶铭于万历丙申,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赠送的对象似是其时海潮庵住持天然如寿。紫砂茶壶的产地主要在江苏宜兴。明代茶道艺术越来越精,茶具开始改革创新,小型精巧化的宜兴砂壶应运而生。据《阳羡茗壶系》一书记载,明代人收藏紫砂壶:“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可见紫砂茶壶当时已是价值昂贵。白华庵此壶在中国紫砂壶艺史上影响很大。紫砂壶之所以能名闻天下,与士大夫赏其朴雅,嘉其制作有很大关系。紫砂古朴典雅,可以铭刻诗词书画,由此成为一种造型艺术作品。有研究者认为,紫砂真正的“文人化”题铭刻画首推昱光,他开创了撰写壶铭并落款的先河。白华庵内有如此精致的紫砂壶,一定也有无与伦比的茶叶待客。据明代文人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述:“普陀老僧贻余小白岩荼一裹,叶有白茸,瀹之无色。徐饮觉凉透心腑。僧云,本岩岁只五六斤,专供(观音)大士,僧得啜者寡矣”说明普陀佛茶仅用于供佛,连和尚也大多不能享用,足见其珍贵。李日华是董其昌等人的朋友,官至太仆少卿,工书画,精鉴赏,世称博物君子。考察董陈与昱光、朗彻的关系,这送佛茶老僧很有可能就是白华庵主人。白华庵主人常与僧俗两界人士共同品茶话禅。时有僧人释来向云游普陀,在《宿白华庵访赠朗彻禅师》一诗中写到:“未觐慈颜礼洛伽,白华林里道人家。峭崖凿透千年石,古树锄开万丈霞。舌卷潮音谈妙义,麈挥云影笑空花。相逢洗我风尘色,夜静烧铛雪煮茶”。朗彻禅师用积攒的雪水为来向烹茶,也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妙玉以经年贮藏的梅花上扫得的雪水烹茶。当时还有许多文人雅士写诗与白华庵主人唱和,其中一位就是著名文学家屠隆。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宁绍参将衔侯继高主持编纂《补陀山志》,将文学家、戏剧家屠隆请到普陀山参与工作。屠隆住山纂志时,把庵堂中烹茶接客的茶室名之为“静室茶烟”,列入普陀山十二景目之一,并赋诗一首:“萧萧古寺白烟生,童子烹荼煮石铛。门外不知飘急雪,海天低与冻云平。”在寺院中清净地品味清香的热茶,连门外的天寒地冻都忘记了,说明在当时,寺中用佛茶待客已成惯例。

      明万历末,中书陆宝莅临普陀,为后人留下了《游补陀记》:“补陀,为震旦名山之一……今春二月,风日晴羡,思得乘流纵棹,作三十年未了缘……忽有小塔卓地,双扉隐隐。自篱落闯入。客曰:‘此金刚窟也。’窟负一大石岩,形如覆孟。窟前修廊百步,冠以岑楼……有僧雏荐香茗,一啜至尽”。与李日华一样,陆宝也是山僧荐茶。游山玩水尽兴之余,口干舌燥,有“僧雏”荐茶,所以“一啜至尽”,牛饮也能反衬出佛茶的“味殊甘冽”。

      此外,明代李桐、邵辅忠等人也对普陀山佛茶多有颂咏,如“山山争说采香芽,拨雾穿云去路赊。制就漫将炉火试,氤氩佳气遍僧家”(李桐),“菩提那不是莲花,雷荚云林长露芽。山气谁嘘晴不散,半笼祗树半笼荼”(邵辅忠)等。

      4.贡茶于清。进入清代,普陀佛茶不仅被普陀山佛道两门视为防治百病、排毒养颜、久服轻身而延年益寿的养生饮品,而且曾作为贡茶敬献朝廷。

      清康熙、雍正年间(1665–1735),普陀佛茶仍延续着供佛敬客的功能。当时平生嗜茶,有“茶仙”之称的“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就写了一首《小白华山茗》诗:

      “我昔东游渡沧海,波涛汹涌难形容,一山孤峙出鲛室,四时神飓摇危峰。峰头有树毓灵秀,屈干蟠根卧云雾。春来叶叶如枪旗,衲子提筐摘朝露。我正维舟陟翠微,东风扑面香霏霏。攀援寻到焙茶处,古洞云窝开竹扉。老僧揖我坐凭几,自近风炉煎石随。满碗轻花别有春,津津舌本凉芬起。瞥眼归来过十年,擎瓯往往忆芳鲜,齿摇发白不复去,苹堂寂寞飘茶香。”

      此诗反映了普陀山僧人邀客饮茶的场景。此时佛茶产量也逐渐提高,并成为商品茶。据《普陀山志》(1995)载,清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至雍正九年(1731),山上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院重新修建时,斯役数千,僧侣数千,产茶数量最多,并作为商品茶供应,远至东南亚各国,又在大乘庵等处,专门设立茶庄,经销国内各种名茶,庵堂茶庄还专门设计具有普陀山特色的彩色茶缸,听装出售。

      普陀佛茶之正式定名为贡品,则是在清朝光绪间才开始的。《普陀洛迦山志》(1999)载:“白华顶后之茶山之茶与莲同为贡品。清光绪问,由后寺住持化闻悟禀请官厅得邀裁革”。因为过去普陀山山地产权大多归寺院所有,清时朝廷规定普陀山各寺院庵堂负有管理茶山和采制贡茶的职责,山上从事茶叶生产的僧侣分工明确,各司其事,并规定一年只采一季头茶,在谷雨前后,乘晴明天气进行采摘,采下的鲜叶交至茶僧侣处,再用手工炒成“似眉非眉。似圆非圆,似螺非螺”之蝌蚪状,选择其中的上品贮于银盒中,由住持入贡朝廷,供达官显贵们享用。其余则用中品小盒铁听盛装,高价出售给香客。但还是在光绪年间,由于贡茶“岁费数百金”,法雨寺住持化闻,呈报知厅事陈公,将贡茶“裁之”,合山感德。贡茶历史虽短,但盛名持久不衰。因相传佛茶有治肺痈血痢之特殊功能,所以凡朝山进香者,都念念以求,可见当时佛茶的名贵及其影响之大。

      此外,清代地方志中关于普陀山佛茶的文字记载还有很多,大致如下:

      康熙《定海县志·物产》载:“茶,产桃花山者佳。普陀山者,可愈肺痈、血痢。然亦不甚多得”。

      雍正十二年(1734),陆廷粲《续茶经·茶之出》引《普陀山志》言:“荼以白华岩顶者为佳”。

      乾隆三十年(1765),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木部》引《定海县志》云:“定海之茶多山谷野产……五月时重抽者,曰二乌者,入药,不可多得。治血痢肺痈。”

      道光十二年(1832),秦耀曾《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一《形胜》云:“荼山,在白华顶后,自北亘西,其地最广。中多溪涧,山上多产荼茗;僧于雨前采摘供用,可治肺痈、血痢。”卷之十二《方物》云:“荼,出白华顶后之茶山。”

      光绪十一年(1885),《定海厅志》卷十四《疆域山川》云:“补陀山,在东海中,一名梅岑山……曰荼山茶。山地最广阔,中多溪涧,产茶,因以得名……”

      光绪二十四年(1899),<浙江通志》引《定海县志》记载:“定海之茶,多山谷野产……普陀佛茶,可愈肺痈血痢,然亦不甚多得。”

      光绪二十七年(1902),高鹤年<普陀山》:“荼山,其地深广多溪涧,山中产茶,又有茶花树,春夏之交,若珊瑚林,曰‘茶山宿雾’。”

      千百年来,观音道场的崇高地位与独特的海山风光,使普陀山仿佛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方净土。然而,普陀山并不可能远离尘世,历史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带给它强烈的冲击。明清时期,普陀山发生了几次大的毁佛活动,佛茶自然也是饱经沧桑。明洪武年间,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活动十分猖獗,普陀山一度为倭寇盘踞,寺庙被占,僧人全部被驱赶出山。清朝初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还经常骚扰东南沿海地区,普陀山也经常遭到劫掠。明清两代政府都曾经施行过严格的海禁政策,遣散僧侣,焚毁寺庙。海天佛国的清净乐土成为抗倭战争的最前沿。直到17世纪末,清政府收复台湾,取消海禁,普陀山才再一次恢复元气。佛茶随普陀山佛教的兴衰而起落。普陀山佛教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茶也随之偶有中断。

      5.今日佛茶。民国时期,由于普陀山轮渡通航,香客及游览者大增,对佛茶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从而促进了佛茶的发展。1915年普陀山佛茶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奖,扩大了国际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普陀山佛茶茶园扩展较大,并建立了茶场。但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浩劫,使普陀山又一次遭受劫难。观音佛像几乎百分之百被砸。寺院僧尼除四十多个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允许留居外。绝大多数僧侣被遣散回原籍劳动,许多人被迫还俗。曾有观光者作诗云:“普陀残破实堪惊,南海观音只具名。妙相万千成粪土,禅林三百剩虚楹。磐陀龟石空相对,紫竹潮音幸有声。小佛垂眉登大殿,尼僧兀自唱凄清。”普陀山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茶亦中断。直到1977年浙江省提出要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名茶生产,将普陀山佛茶列入其中。1978年,普陀县农林局、县土产公司组织人员,在普陀山林场、桃花公社茅山大队茶场恢复试制佛茶,并邀请茶学家唐力新等指导。1979年,普陀县邀请江苏省碧螺春名茶师来传授技术,通过改进工艺,形成独特的“似螺非螺、似眉非眉”的“佛茶”外形,并正式定名为“普陀佛茶”。

      普陀山佛茶的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以后,普陀山佛茶恢复生产,并开始正式对外销售。1981年即在首届浙江名茶评定中被列为浙江省八大地方名茶之一。1983年又在浙江省名茶评比中获省“名茶证书”。近几年,普陀山佛茶不仅频频在全省、全国名茶博览会上获奖,还三次获得国际名茶评比金奖,不愧是中华茶文化与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杰作。

      如今,普陀山佛茶声誉日益扩大,生产面积、产量也逐年上升。1984年只有2公顷茶园,1991年已经扩大到24公顷;1992年,茶园面积扩大到33.3公顷,佛茶产量达2800公斤,销售市场已遍及欧洲及国内各大中城市。生产企业主要有舟山市普陀山海天佛茶有限公司,是一家隶属于普陀山园林管理局的茶工场,负责加工和制作“洛迦山牌”普陀佛茶,并在息宋小庄西侧“普陀山农副产品专卖店”和邻近的“游客服务中心茶座”定点出售。岛上茶园目前也均归属于普陀山园林管理局。除此,皆为岛外所产,品质与本山佛茶不可同日而语。

      近年来,普陀当地政府一直把佛茶作为效益农业的主要产业发展壮大,先后组建了普陀茶叶协会、佛茶文化研究会,还注册了普陀佛茶的原产地证明商标,通过积极实施普陀佛茶名牌战略,有力地推动了茶叶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又以佛茶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参加各类茶叶文化节、展销会、农博会等,组建了一支专业的佛茶表演队伍,全面推介普陀山佛茶文化,并加深对普陀山佛茶历史、文化的专题研究,开发普陀山佛茶的文化底蕴。(信息来源:《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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