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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立天教授学术思想述评
     
    [ 作者: 魏德东   来自:《高校理论战线》   已阅:8920   时间:2004-12-23   录入:foxueyanjiu


        方立天,1933年生,浙江永康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方立天先生著作等身,是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秉承立身有道、学有专长的人生信条,自强不息,由一名莘莘学子成长为国际知名的中国佛教、中国哲学研究专家。本文将从学术历程、学术成就和学术特色三个方面,对方立天先生的学术思想做一简要的述评。

        一、学术历程

        方立天先生的学术经历,至今略可分为四个时期,这就是起步期、蛰伏期、发展期和成熟期。

        (一)起步期(1956—1966)

        方立天先生出生于浙东山村,幼时“沉静少言,不贪玩耍,喜好读书”(方立天:《我和中国佛学及哲学研究》,《学林春秋》三编上册,197页,朝华出版社,1999),但由于日寇的侵略,小学时断时续。1946年春入永康县立初级中学读书,1949年毕业,1950年进入华东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当年留校工作。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大学。呼应时代的感召,方立天先生作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决定放弃工作,献身学术。他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启了他卓有所成的学术生涯。

        从1956年入北京大学,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可以说是方立天先生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北京大学一流教授的学术训练,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教研工作,确立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研究重点,并为此到中国佛学院进修。1964年以后,他开始发表中国佛教哲学的论文,并引了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从1956年到1961年,方立天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郑昕、洪谦、任华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使方立天先生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形成了很高的学术标的,养成了良好的学风。他曾经担任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对冯先生的学术精神有特别的感受,他后来写道:“先生深入浅出的讲授艺术、严密的逻辑论述,使我们受益匪浅;他幽默的讲课风格,至今仍历历在目。”(同上书,198页)或许与这一段经历有关,方立天在特别喜爱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中间,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作为学习的重点。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北大五年实际上课的时间不过一半儿。方立天先生由此养成了另一个影响终生的习惯,这就是泡图书馆。他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在文史楼阅览室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典籍。在他到人大工作以后,几十年如一日,“端着一杯水,背着一个学生书包,和大学生一起按时泡图书馆”的形象,成为学术界广为流传的佳话。

        1961年,方立天先生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确立工作方向的时候,他进一步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为重点。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方立天先生的工作于是不可分割地与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1962年,为了对佛教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方立天先生到中国佛学院进修了8个月。著名佛教学者、副院长周叔迦先生亲自为他开列了书单,并嘱咐其每周汇报。方立天先生在这里受教于法尊、正果、明真、观空诸法师,以及周叔迦、虞愚等一流佛教学者。这一殊胜因缘,使方立天在佛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得到纯正的指导,不仅使其对佛教的基本历史和义理有了初步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佛教的文化精神有了比较客观而符合实际的了解,这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同时,佛学院的寺庙生活,也让方立天对佛教徒的修持实践有了直接的感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方立天先生能有这一段学术历练,殊为难得。

        经过这一系列学术准备,方立天先生开始发表科研成果。1964年,他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在第8-9期发表《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次年又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新建设》第8期发表《僧肇的形而上学》。《新建设》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学术刊物,相当于“文革”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则一直是哲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杂志。从这一角度看,方立天先生的学术起点是很高的。他的切入点也十分精彩:结合自己的学习,抓住中国佛教史上的关键人物,从哲学视角做个案剖析,资料扎实而角度新颖,且能深入把握。当时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多局限于教内的以经解经,或流俗于简单化的批判,方立天先生这几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杂志将其《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一文翻译为英文发表,该杂志翻译刊登“文革”前的大陆文章总共只有3篇。而国内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也由此认可了这位学术新秀。中国人民大学对方立天先生的价值也有所体认。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全国选调人才。任继愈所长已经为方立天先生安排好工作,但中国人民大学不放。没人会料到,37年以后,正是方立天先生为教育部选中,成为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的领军人物,中国人民大学也由此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宗教学教研重镇。

      (二)蛰伏期(1967—1977)

        正当方立天先生的学术事业顺利起步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中国现代史上,这被称之为“十年浩劫”。方立天先生在回忆这一历史时期时说:“我一向珍惜光阴,但文化大革命使我在无所适从,无所作为,无可奈何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季节,这是我终生为之遗憾,又是无法弥补的。”(同上书,203页)方立天先生不仅不能从事他所挚爱的学术工作,甚至他所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都被撤消了。从1969年到1972年,他和许多教授一起被发配到江西省余江农场劳动。可以说这是方立天学术生涯的蛰伏时期。

        即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酷爱学习的方立天先生仍在争取机会读书。在余江,除了阅读马列毛的著作外,他还读遍了《鲁迅全集》,这在当时是允许的。无人知晓方立天先生从这部中国现代文化经典中具体学到了什么,但后来他予人个性冷峻严肃的印象,或许在此时得到了强化。

      (三)发展期(1978—1987)

        “向科学进军”时立志,在“科学的春天”腾飞。1978年之后的10年,方立天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急速发展的时期,并由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延续10年前的研究计划,方立天对中国佛教人物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在研究过道安、慧远的基础上,他进又一步探讨支遁、僧肇、萧衍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历史地位。这些论文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结集为《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出版。这部历时18年才完成的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

        在个案研究领域,基于慧远的重要性,方立天先生又专门写作了《慧远及其佛学》于198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先生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这一基础性工作,他自己称其为补课。他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共4卷10余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高校最流行的佛教思想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这部校释在吸收有史以来所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学术语言对其做了简要准确的注释,同时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对其思想做了论评,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高度评价,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        

        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当时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通史或断代史居多,却很少有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著作。方立天先生从宇宙论和人生论入手,对佛教哲学的基本内涵做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此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1986年该书获得中国图书荣誉奖,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优秀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此同时,该书在非专业读者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本书的入门之功。此书于1991年出版增订版,加上了认识论部分,使体系更为完整。这部著作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93年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

        方立天先生这一时期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他撰写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1992年二版,1997年三版),从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分析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方立天先生的这一成就还受到中国天主教界的重视,其主教团专门邀请他讲述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和规律,以此作为天主教中国化的借鉴。

        方立天先生的佛教研究是在中国哲学史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在这一时期,他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华书局1990年初版,1992年二版)的完成。此书继承了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理路,充分吸取了现代研究成果,从宇宙观、时空观、道德观、天人观、知行观等12个方面,从哲学问题史的角度概括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此书得到张岱年先生的高度评价,不仅为其作序,还在再版后写了书评。

        在这十年,方立天先生共写作、出版专著6部,合著4部,发表论文50余篇。基于他的突出成就,国务院于1984年将其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6年他开始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方立天先生此时已经成为国内著名的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家。

        (四)成熟期(1988年至今)

        1988年以后,方立天先生学术思想进入成熟时期。在对佛教史料、中国佛教个案、佛教哲学基本体系、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等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以后,方立天先生开始把精力集中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致力于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概括,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内容与本质,探索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围绕这一题目,他撰写了100余篇论文,最终成果体现于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全书91万字,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后,在学术界、佛教界、政界以及整个读书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部著作将中国佛教哲学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前所未有地以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概括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又特别从心性论和直觉论两个方面展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成果,被学术界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宗教》、《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法音》、《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中央教育电视台等都有报道或书评。

        这一时期是整个中国经济腾飞,开放扩大,社会生活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也是功利主义盛行,学风和社会风气追逐浅薄浮躁的时期。方立天先生立身有道,趋利避害,学术思想与时俱进。为充分了解海外学术界的现状,他不辞辛劳,仅台湾就访问10多次。在教学中,他培养了30余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现多已成为研究和教学的骨干。
    在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写作发表专著6部,合作编著12部,论文180余篇。迄今为止,方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6篇,又有论文20篇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以这幅对联精辟概括了方立天先生70年的人生经历。他是一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

        二、学术成就

        方立天先生的学术旨趣集中在两个密切关联的领域:佛教和中国哲学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更是越来越侧重佛教研究。他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一)佛教哲学体系的概括

        关于佛教的特质,也就是佛教是宗教还是哲学的问题,在现代学术史上争论很大。方立天先生继承了汤用彤先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的观点,认为佛教既是一个宗教信仰系统,又内含丰富深刻的哲学内容。方立天先生毕生的学术重心,就围绕佛教哲学而展开。

        佛教哲学在佛教文化体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方立天认为佛教文化体系是一个内含丰富而复杂内容的有机体,包括了神学、哲学、道德、文献、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心理,而哲学是整个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首先,佛教哲学表达了佛教对宇宙人生的根本看法,体现了佛教的最高理论思维;其次,佛教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佛教信仰观念、道德实践、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再次,佛教哲学处于佛教文化诸元素的最高层次,对其它因素有决定作用。(方立天:《论佛教文化体系》,载《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13~323页,中华书局,1992)

        方立天先生在佛教哲学领域的首要贡献,是成功地建构了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尽管佛教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但佛教本身是以宗教形态存在于世的,通常并不表现为哲学,这也就是近代有人主张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或只是宗教不是哲学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佛教哲学的概念,首先就要建构佛教哲学的体系,阐明佛教哲学的框架和内涵。

        在《佛教哲学》一书中,方立天先生从现代哲学视角出发,举重若轻,对遍及五大洲历时2500余年的佛教文化作了解析,提炼出佛教哲学的三个主要成分,这就是人生论、宇宙论和认识论。人生论主要包括人生学说和伦理学说,宇宙观包括宇宙要素论、构成论、生成论、本体论,认识论主要分析禅观、般若中观、因明、顿悟、三谛等认识方式。这一体系综合运用了价值学、心理学、认识论等现代研究方法,比较如实地反映了佛教自身的特色,同时充满时代精神,从而成为国内外各个层次的读者了解佛教文化的入门佳作。

        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中,方立天先生进一步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他以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著述说明,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融和,产生了中国佛教哲学。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只有印度佛教哲学,没有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学只是印度佛学的继续发展,不属于中国哲学的传统。(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修订版),序言,4~5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方立天先生认为这只看到了中印佛教的联系,而未尝注意其差异。在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强力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在体用观念、心性理论、伦理学说、修持方法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偏离,乃至性质的变化,甚至与印度佛教教义完全相反,这在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等几个中国化的宗派上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举凡这些异于印度佛教的部分,就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独特内涵。

        在对中国佛教两千年间所有重要佛教思想家和流派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做出了概括,认为中国佛教哲学包含了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人生论主要说明人生主体的本质和理想,宇宙论论述人生所处的环境,实践论阐释人如何修行解脱,实现终极目的。三者相互联系,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框架,体现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色。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了众多不同的侧面和多重内涵。人生论包括人生本原、因果、价值、形神、心性、佛性、道德、理想等,宇宙论涉及结构论、现象论和本体论,实践论主要是修持的方法、方式、步骤、过程、直觉思维等问题。
    这一哲学体系的建构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学术界认为,第一,这一体系摆脱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佛教思想研究中拘泥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传统,从中国佛教哲学的实际出发,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佛教哲学真正汇融起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方广锠,载《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进展》,《光明日报》2003年4月3日),具有示范意义。

        第二,这一体系从人学的角度入手,抓住了佛教哲学乃至所有宗教哲学的核心。这一体系先讲人生论、心性论,次讲宇宙论,最后是实践论,全部围绕人的问题展开,没有像一般的哲学体系那样,将宇宙论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抓住了佛学,而且是整个宗教的本质问题”,“这样古今贯通,现实意义非常重要”。(蒙培元,见《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    http://202.112.112.222/departmnt/shownews1.asp?NewsID=98)

        (二)对中国佛教哲学内涵的全面探索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堪称方立天先生的代表作。著名学者黄心川认为,这本书总结了解放以后乃至近现代研究佛教义理的历史经验,从中国文化的宏观角度,探讨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佛学研究家汤用彤、吕澂、陈垣、任继愈等的优秀传统,从历史比较和实证的方法与角度对中国佛教哲学做了全新的解释,堪称我国佛教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著作。(《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进展》)

        该书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从中梳理出中国佛教的重要哲学问题,勾勒中国佛教哲学体系,阐述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又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中国固有的儒、道哲学思想进行比较,凸现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独具的异彩。学术界评论这是“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我国佛教哲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学界祝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光明日报》2003年3月25日)

        依据中国佛教哲学的实际,方立天从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和实践论等四个方面解析中国佛教哲学的内涵。人生论是对人的构成、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等问题的综合探讨,结合中国佛教史的实际,方著集中分析了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涅槃理论、佛的理念和净土观念。心性论主要是对成佛根据的研究,是理解中国佛教哲学的核心环节。方著在概述印度佛教心性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佛教哲学心性论的范畴网络,随即依次阐述南北朝时代的心性思潮、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的心性思想,又以特别巨大的篇幅阐述禅宗的心性论,包括慧能以前、慧能、慧能以后之菏泽宗、石头宗、洪州宗和临济宗的心性论,然后概括佛教与儒家、道家在心性思想上的互动,更专门说明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异同,最后指出心性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根基。宇宙论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和客观世界本质的研究,方著分为结构论、现象论、本体论,总结了中国佛教哲学中不同时期不同宗派的宇宙观。实践论探讨佛教解脱的途径和方法,是中国佛教哲学的最富创造性的部分,方著暗合佛教的戒、定、慧三学,从伦理实践、禅法修持和智慧修学等三个方面依次展开,重点分析佛教伦理实践的方式方法,直觉思维的内容和特点,语言观和真理观。全书的结语则表达了作者对21世纪人类社会特点和基本矛盾的看法,浓缩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精神,进而提出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

        专家评论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无论是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理论探讨的广泛与全面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其思想研究的对象包括了中国佛教的所有派别,但由于它是佛学观念的发展研究,讨论的是每一个基本哲学范畴在佛教哲学大厦中的位置与相互联系,所以它不是一个个宗派的个别思想的再现,而是一个宗教的整体思想的突现。正是在这里,作者对于佛教哲学体系的深刻领会、对名相概念及其各家说法的精到把握与娴熟传达的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http://202.112.112.222/departmnt/shownews1.asp?NewsID=94)

        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方立天先生都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体现出长期学术磨砺的功夫和高超的理论思维水准。比如佛教哲学的核心范畴“空“,有很多说法,不易界定,方立天先生经过多年反复的体会与思考,将其概括为四个层次,这就是空性、空理、空境和空观,囊括了中国佛教学者在不同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多重理解。“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因果报应是最早从国外传入,并产生广泛而巨大反响的宗教人生理论。”(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卷,78页)这一理论在给中国人巨大心灵冲击的同时,也一直充满质疑,方著将自东汉至近代的怀疑综括为8类,这就是第一,人死气散,何处是地狱天宫?第二,五情六欲,人心所常,不应有报应;第三,一切都是自然的造化;第四,命定或偶然;第五,杀生不应受恶报;第六,信佛并不得好报;第七,善人早夭恶人长寿;第八,不能证明灵魂的存在。在探讨中国佛教学者对报应说的新论证时,方著又逻辑地解析为报应的根源、报应的方式、报应的主体、报应的性质等四个方面,庞芜繁杂的史料立刻了然分明。在分析中国佛教因果报应论特色的时候,又特别从宗教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角度,考察其复杂的社会作用,这就是平衡心理、道德导向和稳定社会,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背景。又如慧能的《坛经》是一部表面通俗但含义繁复的著作,对概念的使用灵活多变,方著在讨论其核心概念“自性”时,归结为五个方面,这就是清净性、真如性、智慧性、空寂性和含藏性,在论证“自性”的功能时,又分解为含容万法、观照万法、思量自化和生三身佛等四个层次。这样精辟的概括总结,在方著中俯拾皆是。

        以上诸点,《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被誉为全面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成果,是20多年来最好的佛教研究著作之一。方立天先生也因这部著作成为中国现代佛教哲学研究史上的代表人物。  

        (三)以心性和直觉展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质

        什么是中国佛教哲学的特质?佛教中国化以后的思想特色何在?方立天先生认为,心性和直觉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两大要点。在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中,最富创新、最富特色的就是心性论和实践论,而中国佛教实践论的本质是直觉论。

        心性指人的本性,是一个包含心理自然、道德修养、宗教情感、宗教实践和众生与万物本原等多层面含义的概念。心性论着重论述人的心性本质,探讨人觉悟成佛的根据,是中国佛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方立天先生长期关注心性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中,用近20万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佛教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心性思想。其主要成就是:第一,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宗派的的心性思想作了详尽分析,对最具中国气派的禅宗心性说的解析尤为细密,从而展现了中国佛教心性论的特色。第二,建构了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在心的方面,主要论述真心与妄心,心与意识,心与神,心与物,心与理,心与佛的关系;在性方面,着重讨论心性与法性,凡性与佛性,性净与性觉,性善与性恶,性有与性无,性本有与性始有,性的体、相、用,性与情、性与理、性具、性起等范畴及其关系。第三,研究了佛教心性论与儒家、道家心性论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心性论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主要契合点。方先生认为从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释道都是生命哲学,都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这成为三教合流的前提和基础。而“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实也。实也者,心也。……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真可:《紫柏老人集》卷9《长松茹退》)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差异,其融入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是心性。第四,归纳了中印佛教心性论的异同。两者的最大共同点是强调如来藏思想和佛性说,而提倡“平常心是道”、“本觉”说和返本归源修持方式则是中国心性论区别于印度的最大差异点。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终极归宿是解脱成佛,如何实现这一目的?佛教创立了独特的实践方法,这些方式的核心就是体验式的直觉。然而什么是直觉?直觉有无客观性?中国佛教直觉的特点何在?有无科学价值?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研究较少,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宗教中的迷信。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的直觉现象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他利用现代学术方法解析这一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实践方式,为人们客观了解佛教的解脱途径开辟了通道。

        方著认为,“直觉是现代用语,指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现象,一种不需经过分析、推理,而对客体直接洞察、完整把握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下卷,1032页)在佛教中,表现为观、照、证、悟等四个概念。中国佛教对直觉思维有众多的理论创造和实践经验。汉魏西晋主要修持印度所传的禅观和般若,东晋到南北朝流行两者融合的直觉方式,隋唐以后天台、华严和禅诸宗都创造出异彩纷呈的中国式的直觉方式,特别是禅宗的禅悟式直觉,最为生动灵活。

        直觉思维方式并非为佛教所独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也拥有丰富的直觉思维资源,而且与佛教直觉是相通的。方立天先生认为,中国佛教学者把印度佛教的直觉论与中国传统直觉论融合起来,且有新的创发。“中国佛教重视空观是区别于中国固有哲学直觉论的根本特点,而中国佛教重视把自心与真理、本体结合起来进行观照,以及鲜明的圆融直觉思维,则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直觉论的主要特色所在。”(同上书,1072页)

        (四)佛教中国化规律的探索

        方立天先生的学术生涯肇始于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他先是选择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安、支遁、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随后是侧重华严宗和禅宗。这一研究顺序,使他很自然地意识到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他的佛教中国化思想。

        方立天先生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主要得益于三个条件。第一,与中国世俗政治的协调。佛教传入之时,中国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国家,皇权至上,决不容许神权高于皇权。中国佛教徒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处之道,其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慧远的“政教离即”论:既强调僧侣独立于政治,维护佛教的独立立场,又说明佛教的道德教化有助于世俗的政治统治,两者有一致的地方。这是封建时代佛教僧侣对政教关系所作的最出色的总结,为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第二,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磨合。佛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文化,虽然有摩擦和冲突,但从历史上看,相互融合是主要方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资源,并在伦理道德等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同时佛教提升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理论思维水平,直接催生了新儒家,也推动了道教全真道的形成。佛教的禅宗、儒家的理学和道教的全真道,就是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互动产生的三大硕果。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佛教的文化创新。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是以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为标志的,以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最为典型。这些宗派大不同于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徒创造性地整合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果。这些创造性的成果,是佛教中国化历程的核心内容。

        方立天先生描述了中国佛教形成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格义式佛教、玄学式佛教、学派化佛教、宗派化佛教和心性化佛教。同时他还概括了佛教中国化的四个途径,这就是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撰佛典和判教创宗。

        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方立天先生又从佛教与其它社会文化形态的关系上,多层次全方位地论述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他详细说明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关系,以此展现中国佛教的特殊品格,揭示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一般规律。

        (五)阐发中国佛教伦理的内涵与价值

        中华民族具有重德的传统,拥有丰厚的道德资源。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道德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经历了长期的磨合,最终形成了中国佛教伦理,长期影响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方立天先生非常全面地概括了中国佛教的伦理观,并高度肯认其现代价值。他认为,中国佛教伦理的旨趣是人生论,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石是果报论,伦理自觉的根据是心性论。他概括中国伦理有三大原则,这就是去恶从善、平等慈悲和自利利他。他分析中国佛教伦理通过删改、比附、衍生和补益等手段赢得了世俗社会的认可,同时其因果报应、慈悲平等等思想也丰富了世俗伦理的内容。方立天先生特别强调,佛教的伦理思想对今天全球道德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六)佛教典籍的整理

        读经难,读佛经更难,读中文佛经尤难。读懂佛典,深知其意,这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在研究佛经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研究,同时也为了给广大读者铺路架桥,方立天先生做了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工作。

        方立天先生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是《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该书一方面利用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相关文献,充分吸取前人的丰富资料,进行了极其严谨的标点、校勘和注释并加以准确的现代理解和解释,同时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对前人的思想予以总结评判,提纲挈领,指点迷津,进而成为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古籍整理之作。整部著作在吃透原文基础上返哺而出,没有似是而非的模糊之言。在卷首的《述评》中,方立天先生又充分发挥长于哲学思维的特点,在系统阐述《华严金师子章》成书过程之后,剖析此书的思辨逻辑和理论实质,从现象与本体、现象与现象、现象与主体等三个层面,分析其核心概念“无尽缘起”的丰富内涵,说明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此书出版后,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亲自撰写了书评《读华严金师子章校释》(载《读书》1984年第9期),予以高度的评价。后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1986年7月25日),将方先生的这部著作作为成功的范例举出:“书前作者写了长达万言的《华严金师子章述评》,不是从佛教哲学加以论定,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加以论定。参校本引用了宋代承迁的《注释》,净源的《类解》,日本景雅的《堪文》,高辩的《光显钞》等,对所有这些引文,都加作者《案》;特别在每章之后,作者还写一段《总释》。这种整理方法,特别在长篇评述上有明显的哲学倾向性,因而具有学术价值,不单纯在于校释引用之广泛。”
    默观时代的变迁,方立天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今后能懂古籍和肯读古籍的人会逐渐减少,古籍的今译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在作完《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后,他又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今译》,努力探索如何用现代语文准确地表达原作的本意、语感、意韵和情味。

      (七)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大纲》出版,从哲学问题入手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出版了许多著作。方立天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将中国哲学化约为12个问题,勾画出中国哲学的全景。这十二个问题是:宇宙生成论、本体论、时空观、常变观、矛盾观、形神观、人性论、人生理想观、历史观、名实观、知行观、真理观。

        方著的特色在于对每一问题都能做出准确的提炼和表述。他将每一问题作为一章,由引言、内容和结语组成。引言主要是对概念范畴做出明确的界定,同时介绍相关理论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内容是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探本求源,勾画其历史演变;结语是总结该哲学问题发展的类型、特点和思维经验教训。

        此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在叙述中国哲学问题时,作者对于佛教方面的内容娴熟而自信,这使其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比较全面的把握,提升了作品的水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这是一个超越。张岱年说,能够全面论述三教合一的中国哲学,是方著的特色。

        (八)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

        作为一名有深刻社会关怀的学者,方立天在对佛教哲学、中国哲学进行艰苦卓绝的理论创造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安定时期,中华民族逐步走上了复兴之路。在这一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出现了种种歧见。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部分;有人则从全盘西化的角度,认为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传统文化诸如儒教的复兴;还有人主张中国文化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化观中,方立天先生肯认综合创新说,并且从这一视角出发,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界定、内涵和提升提出了独立的观点。

        方立天先生认为,界定民族精神需要符合5个条件。其一,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其二,贯穿民族延续、发展的全过程;其三,在民族延续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四,维系民族间的和睦团结,促进民族繁荣;其五,推动民族的进步。

        依据这一逻辑前提,方立天先生概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包括四个方面,这就是重德、自强、宽容、爱国,其中自强不息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中华民族精神的高扬和提升。(方立天:《中华民族精神略论》,台湾《哲学与文化》1992年第1期,1165~1175页)

        三、学术特色

        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方立天先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一)哲学问题研究法是方立天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

        方立天先生的著述很多,领域横跨佛教和中国哲学史两大领域,但稍加辨别就可看出,除了古籍整理以外,他的所有成果都有一个核心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哲学问题研究法。

        现代国际佛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有三种。第一是语言、文献研究法,主要通过对佛教原始语言及其相关文献的辨认、比较,厘清佛教典籍的本意以及在不同时空流传的变化发展。第二是历史研究法,主要从历史学角度研究佛教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第三就是哲学问题研究法,通过对佛教哲学概念的厘析,说明概念的意义及其发展变化,从哲学层次观照佛教文化的本质。

        方立天先生的佛教研究方法属于第三种。从他的处女作《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到成名作《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到名著《佛教哲学》,再到近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无不如此。

        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是学案体,依年代选录重要人物的资料加以评论。第二是通史体,以人物或学派为纲叙述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第三是问题解析体,以问题为纲,叙述哲学重要问题的源流演变。张岱年先生认为,问题解析体的长处是可以比较清楚地阐明哲学问题的提出、争论、演变与解决的历史过程,易于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序》,1~2页,中华书局,1990)

        方立天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运用的依然是哲学问题研究法。他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直接就用了哲学问题的名字。
    方立天先生是充分运用哲学问题研究法在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

        (二)哲学思辨与资料积累是方立天学术研究的两大基石

        任继愈先生曾说:“方先生有两个特点:一是理论基础打得好。哲学是基础,是骨干,哲学基础打不好,没办法创新;二是原始资料积累得比较丰厚,这不是三五天冲刺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擅长哲学思辨是方立天先生的突出特点。他受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训练出很好的哲学思维能力。面对佛教这样五光十色的文化对象,他比较注意探寻本质,从中找出最能反映佛教特质的核心概念。在佛教繁复的名相体系中,他又注重寻找概念之间的联系。他喜欢将现代学术方法综合地运用于研究对象,还原古人的思想逻辑,推论其发生发展的理由。所有这些努力,都需要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能力做基础。擅长哲学分析,善于从繁芜复杂的思想表象中抓住其精神实质,是方立天先生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

        扎实的资料积累是方立天先生学术的又一基石。在善于思辨的同时,方立天先生秉持言必有据的原则,从不做无根之谈,或肆意假设。为此,他极其重视资料的学习和积累,大量阅读原始史料,关注海内外的学术信息。这也是他常年泡图书馆的重要原因。他的著作往往都能充分吸取当代学术成果,成为有时代精神的清新之作。
    哲学思辨与资料积累的有机结合是方立天先生学术研究的成功基石。

        (三)准确简明是方立天著述的语言风格

        佛教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均以繁复难解闻名,尤其在用现代汉语表达时,往往言不及义。方立天先生的著述,继承了近代以来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人为代表的优秀传统,在以现代汉语表述古代学术思想时,达到了准确简明、深入浅出的境界。方立天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哲学范畴研究,每每有大量的古代哲学概念,对每一概念,方先生都要以晓白的现代汉语予以准确的界定。方先生著作中引用的所有古文,均有逐字逐句的解说,转深奥为平易,且不失原旨,从不避重就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些都是不易做到的。方先生的许多著作都经累年揣摩,对概念的表述成竹在胸,因此发言立论,常常能举重若轻,一语中的。

        方立天先生的语言风格对他的著作惠及大众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在方立天先生的众多著述中,奠定其学术声望,使其名扬天下的,就是那部初版15万字的《佛教哲学》。在学术界与佛教界还相当隔膜的时代,这部著作就得到了宗教界的认可。笔者曾于1991年在陕西一偏僻佛寺,看到一小沙弥读着此书看门。佛典汗牛充栋,出家人何以钟情此书?我当时对此极为震惊。我想这是与方著深入浅出、准确简明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

        (四)客观态度与同情默应是方立天佛教研究的基本立场

        作为研究对象的宗教思想,与自然科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本身就是人的思想,极易与研究者的立场相互影响。在中国现代宗教研究中,有两种倾向影响很大。一是宗教的立场,以经解经,以宗教的概念解释宗教思想,外人往往不知所云;另一种是反宗教的立场,认为宗教愚昧迷信,只是批判的对象,历史证明这不能真正认识宗教。

        方立天先生在宗教研究中体现出客观态度与同情默应相结合的学术立场。一方面他强调客观和理性,从文献资料出发,不持成见地探寻对象的内涵与特色,没有丝毫的盲目与迷狂。另一方面,“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汤用彤,转自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绪论》,9页)方先生对那些充满宗教情怀的人物及著作怀着应有的敬意,精心梳理其学说主张,探骊得珠。

        (五)现实关怀是方立天学术研究的潜在动力

        总结方立天先生的学术思想,可以看到,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之所以产生重大的研究成果,是与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分不开的。他终日埋首于图书馆,而思想却无时不体味着时代的风云。他的学术研究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他的著述不仅是学术著作,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也大有裨益。(蒙培元,见《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http://202.112.112.222/de-partmnt/shownews1.asp?NewsID=98)
    在对佛教中国化过程的探索中,方立天先生特别重视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如对慧远的政教离即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实际上,这一学说对于今天中国和谐政教关系的建立,依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20世纪以降,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同时,中国伦理生活发生了聚变,直至20世纪晚期出现道德滑坡。中国人在道德失落的同时,也茫然于重建道德的资源。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伦理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并理性地指出其普世性的成分,认为它对今天中国的伦理建设及全球伦理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方立天先生还在其代表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结语中,分析了21世纪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和矛盾,概括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六大基本理念———缘起、因果、中道、平等、慈悲、解脱,最后指出中国佛教哲学对解决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所拥有的价值,这就是:关注人与自我的矛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调适人与自然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显然,这是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

        在研究中国文化与哲学方面,方立天先生也十分重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为研究中国文化与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了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他在研究后指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尤其是人生价值观;强调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的结合是我们当前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主张弘扬中华文化价值观中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进而有利于我国新型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详看方立天:《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载《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7~5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六)静心专一是方立天学风的集中体现

        方立天先生毕生遵循着立身有道,学有专长的人生格言,立志求真,业精于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静心专一”四字或许最能代表他的学风。

        方先生认为,治学是一种缜密深邃的思维活动,它需要上下求索,融会贯通。这就要求治学者静心,任何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都是治学的大敌。学习和研究,需要一种老僧入定的功夫,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要培养自己的毅力和定力,遵守学术道德,不沾染不良习气。(方立天:《治学以勤奋为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7日)
    “专一”是方立天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自觉追求。他很早就体会到人生而有涯,知则无涯,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研究范围不宜太广,不能对所有感兴趣的问题都割舍不下,在学术研究上必须敢于并善于做出选择。朝秦暮楚,即便勤奋过人,也极易一事无成。早在大学时期,他就结合自己的特点,在十分喜爱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中间,做出了侧重前者的抉择。工作以后,他进一步选择了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哲学思想做研究重点,并逐渐地将精力凝聚在佛教哲学领域。

        任继愈教授曾经为方立天先生题词,称赞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方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从他的第一篇论文,到专著,到资料集,到杂文,都无不围绕这一方向展开。方先生学术起步的时代,佛教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极端边缘化的。到了“文革”时期,更是绝对的禁区。但方立天先生并不由此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坚信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剧烈的时代变迁中必将获得应有的肯定。他自己也以数十年呕心沥血的生命结晶巍然屹立于这一历史伟业之中,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代表中国佛教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

        在完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之后,方立天先生拟将学术研究重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关系史,尤其是将按历史顺序对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交涉、互动的内涵、格局、特点、意义等进行探索和总结。我们衷心祝愿方先生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事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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