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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对话: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现代化解读
     
    [ 作者: 陈才俊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已阅:7076   时间:2008-10-13   录入:zhangjingzhen


                               2008年10月13日  佛学研究网

        
    章开沉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考察章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系,我们不难发现,跨文化对话与现代化解读是其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的显要特征。一方面,他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可行性与互动性,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都拥有共同的终极关怀,其对话理应“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另一方面,他指出,“现代化不等于是‘西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用西方的现代化克服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成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参与其中。

         
    一、“文化传播”:多元视角下中国教会大学的近代化诠释

          章先生认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应该抱持实证的态度,既要避免历史成见,亦不可矫枉过正,随意拔高研究对象的历史地位。同时,该研究应是交义性的,既有学科的交义,又有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通过交流促进研究的提升。他还强调:“不是仅仅就教会大学研究教会大学,也不仅仅是在教会史的范围内来研究教会大学,而是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教会人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

        
      1.客观评价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

          章开沉先生看到,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同时亦为早期教会初等、中等教育的高层次延续。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主要功能是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这些大学有的是某个教派单独创设,有的由儿个教派联合成立。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得到飞速发展,学生人数迅猛增长,增加了十几倍乃至儿十倍,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先生提出了评价教会人学史的“三个区别说”:一是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二是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渐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三是将教会大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别开来。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逐步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视其为外国人的在华机构。20来年的实践证明,章先生当时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理性考量,为后来该研究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乃至欧美的深入拓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科学审视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章开沅先生很早就大胆预示:“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的作用。”过去20来年的学术发展史也充分证明了章先生高瞻远瞩的学术见识。章开沅先生认为,中国教会大学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其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我们从曾任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后易名为United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即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的芳威廉(William B. Fenn,亦有人译为芳卫廉)的著述中得到佐证。他说:“基督教大学在增进国际理解和亲善方面贡献卓著。基督教会无意中充当了西方文化的媒介,在这方面,它们几乎和作为基督教信仰传播者的有意识的工作一样成功,基督教大学通过提供西方的语言、知识、价值和人员代表,在这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它们,西方很多最好的东西到了中国;在基督教人学中,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了交往,并非没有摩擦,但通常不会引起战争,而是互惠互利;中国的知识也通过基督教大学的诠释和示范,传到了西方。作为欧洲和北美基督教徒关怀的一种表达,基督教大学成为精神和文化的使者,帮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尽管有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外国特征的阻碍。”章先生曾解释:“我之所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大学史,就是想用比较平和的心态来从事此段曾经众说纷纭的复杂历史的研究。从历史上来看,文化交流一般都是双向的,尽管有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高级与低级的区分,尽管在交流过程中还必然存在着许多冲突与排拒,但总的趋势毕竟是异质文化的适应、改造与本土文化的包容、吸纳,从而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融通。”

          章先生还提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己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indigenization)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各自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本土宗教和基督宗教的研究,这不仅可以探明近代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有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吸收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3.宏观把握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章开沉先生首先对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到的示范与导向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深刻的影响。章先生认为,尽管中国教会大学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出了白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随着宗教功能的逐渐减弱与教育功能的日益增强,学校不断彰显出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大学的商科等等,都以独特的方式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教会大学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洪流的一个支系。世俗化带来了教学水准、学术品质的提高,密切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并未带来更多的基督化  (Christianization)。Serve the society逐渐超越serve God,甚至由手段提升为目的。所以,“尽管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仍然是用基督教文化影响渗入中国,直至最后实现中国‘基督化’(或曰:‘中华归主’);但他们推动教会大学迅速走上本土化、世俗化、学术化的道路,毕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满足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从而或多或少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二、“巨大的流产”:章开沉研究视野中的中外基督徒

          章先生主张,“重视通过个案研究寻求理论解释,常能为我们提供若干新的视野、思路和参照系统。”同时,他又认为群体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倡导社会群体(或称社会集团)的研究方法。于是,他在有关中外基督徒的研究方法上则较好运用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的范式。

     
         1.破译耶鲁馆藏珍贵文献中的容闳

          1988年,章开沉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Yale University Library,Manuscripts and Archives)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容闳私人文献,并陆续将其整理、翻译、发表,为中国的容闳研究开启了新的局面。章开沉先生是以宗教思想与文化传承为路径,将容闳置身于全球化、国际化的语境与人类文明传播的洪流之中,阐发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一,章先生认为,容闳是近百余年西学东渐历史大潮的典型产物,是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中国化”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容闳经过10年在华西式教育和6年美国高等教育(包括预科),比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文明,从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言行举止、科学知识、文化素养,直至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深深烙卜了西方文化  (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印痕。虽然容闳把白己培养成了比较规范的西学载体,但是他的身上却充满了中华文化的基因。所以,“我们不宜把年轻的容闳看成一张可供任意涂抹西方油画的白纸,实际上他仿佛是一个在西方文化氛围中习画的东方艺徒,虽以西方油画为主,但却悄悄融入中国画的技法与意境。他把西方基督宗教的使命感与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与回报祖国融合起来;又把西方近代化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ambition(雄心),与中国古代经典所提倡的大丈夫气概贯通起来。他留学美国的起因与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归化于西方。”其二,章先生悉心查阅耶鲁馆藏发现,容闳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词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众多美国校友赠别留言。他在哈特福德(Hartford)担任中国留学生监督工作期间,不仅督促留美幼童学习中文经典,而且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书。体现在容闳身上,“西方人为东方文化的固有魅力所吸引”,“故国文化的基因必须要在与美国同学、友人长期相处中有所展现”,“这就是容闳致力于东(中)学西渐的缘由”。

        
       2.走近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

           章开沉先生与韦卓民共事近30年,一向对其人格与学问敬佩有加。1990年,章先生远赴美国集中精力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期间,通过阅读、分析大量中外文献,对韦氏的思想与实践予以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还原了一个“真诚的爱国的基督徒”的真实形象。章先生认为,韦卓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认为“在基督那里,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无限宝藏”,应该“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Rooting the ChristianChurch in Chinese Soil)。因此,他提出需要“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基督教”,需要“尽量深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多少世纪以来为中国文化所吸取的各种宗教、社会以及知识传统的精神,来看有没有和基督教生活观念能够配合的地方,在不抵触中国人观感的情况下,有没有若千因素可以利用作为表达媒介和作为接触的交点,用以将基督教义和制度传播与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他又主张基督宗教应该中国化,即不仅应该产生本土化的教会,而且应该产生本色化的神学;同时该教必须尊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形式”。在实践方面,韦卓民一直是中国基督宗教内部爱国与革新潮流的卓越代表。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潮流,反对殖民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的工具,更反对宗教以不平等条约作为靠山。抗日战争期间,韦卓民不仅率校西迁,与全国人民共同承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而且还向海外广泛宣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作为大学校长,他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认为“际此生死存亡之秋,中国人民的教育实系我们抵御外侮的文化前线”。他曾自豪地宣称:“战争中的中国教育是一部史诗,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作为基督徒,他亦将自身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向海外介绍说:“在基督徒倡导之下,战后救济、医药服务、儿童福利等工作己经显示出来,教会的爱心和善意是为全人类的,不管种族和国籍。……也显示出,传教士在必要时愿意牺牲自己生命,以尽传教士职责;以及中国基督徒爱国,也决不后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章先生对韦卓民的认识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

         
    3.重识“富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陶行知

          章开沉先生一直非常推崇、关注并致力于对伟大教育家、同时也是基督徒的陶行知的研究,并于1991年与唐文权撰著出版过《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通过考察传主教育哲学理念形成的历史轨迹,章先生发现,陶行知是中西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产物,从较广阔的视野,即从文化互动与跨文化的向度,来深刻阐释陶氏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过程。章先生在书中既肯定“金陵求学时期基督教的道德教化对他影响不浅”,又溯源求证:“基督教要人去伪心存真心,自我牺牲,爱人如己等有关道德教化,在他身上确实都留有深浅不等的痕记。”十多年之后,针对国内陶行知与基督教文化关系论析依然阙如的局面,章先生也认为,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陶行知虽然是一个新的路径,但亦不可将其视为惟一的视域。他明确表示,“像陶行知这样的大教育家、大学问家,对于中西各种文化、精神资源,多半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如他服膺王学而不可能称之为儒家,师从杜威而又超越杜威一样,基督教的影响也很难把他局限于基督徒教育家这样狭窄的框架之中,这是他与赵紫宸、韦卓民、陈裕光等教育家的不同之处。”章先生进而阐明,把陶行知定位于“较受基督教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富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比较符合实际;没有必要在“基督徒”字眼上钻牛角尖,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思想内容而非形式。

        
      4.讲述“南京帮”及贝德士的故事

          “南京帮”(Nanking Gang)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活跃于南京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群体的自称。他们大多长期服务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据章开沉先生考证,“南京帮”一词最早见于1942年11月24日金陵大学农艺学教授林查理(C. H. Riggs)夫人写给已返回美国的米尔士((W. P. Mills)牧师夫人的一封信,信上说:“几天以前,章文新((F. P. Jones)夫人和我邀请‘南京帮’茶叙……”这一特殊群体的诞生,源白于欧战之后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的蓬勃兴起。章先生认为,“南京帮”有两个特有的文化标识。其一,这些被称为“传教十教育家”(missionary educator)的新一代美国人,有别于早期的许多西方传教士。他们虽然也具有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学校的背景,也有不逊色于先驱者的献身精神,但大多在来华前已受过高等的良好教育,具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属于学者型传教士群体。其二,对这些传教十而言,南京为他们最先提供了稳定而又优裕的职业,甚至为他们提供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环境;而这个城市绵长的历史和旖旎的景色,又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秦淮夜月、玄武春晓,乃至雨花台的采石、栖霞山的红叶,都己经融入他们永恒的记忆,与他们的整个人生相伴相随山。

          “南京帮”中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1887-1978),是章开沉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师。被章先生称为“学者型的传教十和社会活动家”,“当代少数优秀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之一”。章先生曾于1988年和1991年两度远赴耶鲁大学,以近一年的时间伏案查阅全部有关贝德十的档案文献,并倾注人量心血于贝德十研究。他先后撰写了数篇介绍与研究文章。章先生将贝德十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对金陵大学的历史学科乃至整个文科的学科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其二,抗战期间对南京地区难民竭尽可能地救济,对日军的暴行予以无情的揭露,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保留了人量难得的第一手证据;其二,穷晚暮十儿年之余力,撰写The Protestants’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1900-1950(《新教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900-1950》)这部计划中的鸿篇巨制。这是贝氏为后人撰写中国基督宗教史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

         
       三、“传播与根植”:基督宗教文化内核

           在宗教与文化中的阐释

           章开沉先生认为,“民族与宗教乃是当今乃至下个世纪困扰世界的两人复杂问题”;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研究,其意义己经远远超越文化、艺术、教育、历史、神学等等专门领域,实乃涵盖整个人类相互理解、沟通乃至和谐相处的终极关怀”。所以,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他始终将宗教与人类命运、社会发展紧紧联系起来,将全球化、普世性、本十化、民族性等理念渗透其中。

        
       1.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本土化”是章开沉先生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着墨较多的篇章。他指出,基督宗教在中国“如何正确处理普世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章开沅先生发现了基督宗教没有妥善解决好其在华传播的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为何而传?二是由谁来传?他认为,如果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则很难完全实现其在中国的“生根”(rooting)与“落户”(settlement)。他以传教十来华兴教办学为例,认为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教)化中国”,亦即是使中国“基督(教)化”,但结果更为明显的却是自身被“中国化”了。他提出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命题:“为了中华归主,首先要主归中华。”此可谓章先生对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化之睿见。

          章先生还认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真正落户必然需要儿个世纪的艰苦努力,而以往众多中外基督徒的坚毅奋进也并非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他始终相信海斯格芮夫(David J. Hesselgrave)说过的一句话:“宗教运动必须具有本土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意义,也要采用传统的方式。如果这个运动产生于本土文化内部,它自然企望传播、示范这些观念、价值和方式。如果它是从外介绍进来,它必须使之便于本土理解,否则便要费力重新解释才能使之成长。”他以两位美国己故著名中国基督宗教史学者为例,解析了这一观点。他说,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将自己有关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专著定名为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in China  (《基督教差会在华史》),贝德士把自己未完成的遗著称之为The Protestants'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新教徒奋进在中国社会》),都不敢自认为A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宗教史》)。章先生由此提出了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其一,“基督教在中国植根与落户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艰苦努力的漫长过程’夕;其二,“撰写完全意义的中国基督教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2.基督宗教传播的普世性与全球化

          在章开沅先生看来,如同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宗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由东而西又自西而东,向全球逐渐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十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基督宗教在这些地区的本土化。他说,“从我们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看,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其他各种世界人宗教一样,不仅在于其固有的神学内核,而且也是经过千百年来各种语言和文化的诠释阐发,逐步磨合融通渐进形成的。”同时他还指出,国人对宗教普世性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具体性的东西就是“普世性”:一是认为西方具体性的东西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普世性”,或者干脆把“普世性”的东西一概附合成为中国古己有之。章先生的理解是,其一,普世性应该是超越于区域或国家、民族的具体性之上的,如果认为“只有经过西方诠释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那仍然未免流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僭妄”。其二,“中国的基督教毕竟是从西方传来的,并非本土所固有;因此中国对于基督教的理解,终究不能背离基督教的原来基本教义。”历史事实表明:“对于中国来说,基督教早先诚然是外来的宗教,但经过明清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和30年代许多中外基督徒的不懈努力,基督教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的本土化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在历经磨难数十年之后,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城乡各地得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转型期一些迷茫的人们寻求精神家园的需要,弥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失落感与飘零感,……当然它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整合依然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章先生认为,“宗教白由与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的政治干扰都会妨碍宗教的健康发展。时至今日,如果仍然把基督教简单地看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那必然会伤害众多真诚基督徒的感情。同样,如果有任何外在势力出于政治目的,蓄意挑动基督徒与本国政府的对立,那也会把基督教引入危险的歧途。”由此看来,只有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教内外人士,客观评估、理性思考与正确对待基督宗教在中国乃至其他非基督化地区的拓展,才能促进这种文明的有效传播与根植。

        
      3.宗教与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

          卓新平先生指出:“民族精神乃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其民族优秀成分的集中体现及其民族文化之精华所在。民族精神展示了相关民族的独特性格、情趣、境界和追求,代表了其民族文化之魂。而民族精神即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亦属于相关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因此,宗教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要素。

          章开沉先生一向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倾注于民族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面对当今世界暴露出的诸多不安定因素,他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仿佛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单纯依靠科技决不能建立合理而完善的社会。现今的人类社会,自然还不能说是缺一轮或缺一翼的社会,但至少可以看作是跛足的或倾斜的社会。如果任其恶性发展,也许有一天人类将会走上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他迫切感受到,“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精神文明急需健康发展,而关键仍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首先则在于人性的复苏。”“现今为了复苏人性和纠正人类文明偏失,就应该具有这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努力发掘包括基督教与其他优秀宗教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共同挽救整个人类的沉沦!”章开沉先生强调全人类的精神信仰应该首先建立在一种共识上,“只要是真正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都支持,应该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我认为我们共同面临的任务是挽救人类精神文明。”他呼吁全球有识之士,要“不分信仰、不分主义、不分党派、不分国界,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来建设新的人类文明,来挽救全人类”。此乃章先生一贯倡导的“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这一著名论断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的具体显现。

          
    四、结语

          章开沉先生非常欣赏他的老师贝德士提出的两点主张:一是“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健全视线”;一是“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的与跨文化的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包括帝国主义的成见与亚洲人及发达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的理解”。他认为,此两点可作为我们中国人现今撰写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追求目标。21世纪来临之际,章先生又高瞻远瞩:“今后的世界,必然是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世界全球化绝非意味着人类文化归于一统,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必将各自带着具有个性魅力的文化,参与更为密切而又迅速的相互交流。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互融合也是必然的,当然,融合会通应该是平等的和互利的,不同于殖民主义式的征服与强加。因此,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之际,我们对于各种各样文化尤其应该持有更多的理解与尊重。”这也正是章开沉先生站在跨文化对话高度,对中国基督宗教史予以现代化解读的思想根基与理论源泉。(信息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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