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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佛教造像艺术
     
    [ 作者: 朝西   来自:《法音》   已阅:5078   时间:2008-7-9   录入:mengshuang


    2008年7月9日  佛学研究网

        佛学研究网北京讯 北京古代称为燕地,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属石氏前赵、后赵统治。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就多处记载了石勒、石虎笃信佛教,请僧、供养、造像、流布等事。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而北京位于中国北部,所以属于北朝。据《魏书·释老志》载:“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经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可见在北魏建立之前,北京的佛教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由于北朝统治者对佛教的信仰和推崇,当时的人们也争相参与到建寺造像的活动中来。那时的北京,先后经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四朝统治,其间兴建了诸多寺院,现在可查且比较有代表性的佛寺有:光林寺、尉使君寺、奉福寺、石佛殿、大安寺、木严寺、佑圣教寺、天开寺等。修建佛教寺院,其中一个重要且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铸造佛像。现存的北朝佛教造像的数量,可以说还是比较多的。从造像的材质上看,可以分为铜和石两大类。难能可贵的是,北朝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造像,目前都有遗存。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太和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就是北魏时期佛教造像的代表。该造像通高27厘米,释尊结跏趺坐,头部高昂,发呈涡旋状,顶有高肉髻,面颊丰腴,大眼细长,神态威严。身着袒右肩袈裟,右肩披偏衫,胸前衣领上饰折带纹,与山西大同云冈大佛袈裟上的装饰文样一致,衣纹写实厚重。右手结施无畏印,手势亲切自然。四足座床浑朴稳重,其正前方和两个侧面刻画飞鸟、蔓叶、胡人装束的供养人、卷云等纹饰和图案,座后刻有“大代”等铭文,体现了北方鲜卑民族雄阔健硕的形象特征和文化气质,代表了北魏金镀铜造像的最高艺术水平。

        再有就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石雕释迦牟尼佛与二胁侍菩萨像”,该造像是北京现存最大的早期佛教雕塑。主尊为释迦牟尼佛,跣足站立,头部高昂,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躯体健壮,气势雄阔,具有北魏太和时期造像鲜明特点。主尊内侧为合掌恭立的二胁侍菩萨,身后为舟形火背光,背光后上半部有一二排小佛像,下半部有造像题记及捐资人名。此像年代历来争论颇多,从主体风格看为魏太和时期雕造无疑。但主尊的头饰、衣纹,两侧的胁侍菩萨造型,背光前后的装饰性雕刻等,与当时风格明显不符,应为北魏太和之后重修。此像原在海淀区车耳营村,1998年失窃追回后,由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

        东魏时期北京的佛教造像,当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东魏天平三年(536)赵俊兴造像碑”为代表。该碑通高135厘米,正面开龛,雕有一佛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左手结施与印,右手结施无畏印,身着袈裟,面颊长圆,脖颈细长,后有莲瓣项光。二菩萨立于莲座之上,头戴花冠,身着长裙,胸前饰有璎珞。该造像体现了东魏时期佛教造像承上启下的艺术风格。

        北齐时期现存的北京佛教造像数量较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北齐天保十年(559)周双仁石造像碑”、“北齐天统五年(569)潘景辉石造像碑”、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北齐武平五年(581)明王石造像碑”、“北齐天统二年(566)王永业石造像碑”和“北齐天保二年(551)铜菩萨像”等。这些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一致,都带有很强鲜卑特征。

        隋唐时期,是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已称作幽州,在整个城郊范围内,有近百座佛教寺院,其中幽州城内就有近20座佛教寺院。像房山云居寺、盘山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从现存的隋唐时期北京的佛教造像来看,其出土地点大都分布在现今北京房山,可见当时房山佛教发展的兴旺。

        隋代佛教造像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影响,一方面继承了北齐、北周佛教造像艺术的遗韵,同时又表现出新的发展与变化。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隋开皇二年(582)一佛二菩萨石造像碑”,是隋代北京佛教造像的典型实物。该造像通高18.5厘米,材质为黑色大理石。中央主佛结跏趺坐,右手结施无畏印,左手结施与印。佛两侧各立一菩萨,底为方形台座,两侧各蹲有一狮。造像的面相方而不圆,广额丰颐,躯体敦实,脖颈细长,全身比例失准,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点。

        唐初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唐贞观九年(635)观音菩萨铜像”最突出。该造像通高15厘米,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两侧垂有联珠宝缯。菩萨脸型瘦长,上身袒露,下着长裙,衣纹简洁,胸前饰有璎珞。两手上下置于胸前,背光呈火焰状,上有残缺。座床下有四足,座床上刻有铭文。此尊观音菩萨铜像,基本保留了隋代造像的遗风。

        唐中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镀金弥勒佛像”为代表。该造像通高11厘米,弥勒结跏趺坐,左手结说法印,右手置右膝上,顶现肉髻,佛面圆满,神态庄严。身着袈裟,纹路自然,腹部与腿部之衣纹刻画,表现出佛衣的轻柔飘逸。佛像比例匀称,质感细腻,造型大气,为盛唐时期的经典之作。

        唐晚期的佛教造像,以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为代表。十一面观音源于北周印度高僧耶舍崛多翻译的《十一面观音神咒经》。该造像为汉地流行的十一面观音标准形象,头顶小佛头堆叠排列,正中有一立佛,面形圆润,神态平和,身着长裙,衣质轻薄贴体,双臂挽帔帛,亭立于束腰莲花座上,体态优美大方。

        唐代以后,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先后以北京为都城,建立了辽、金政权。辽、金两朝的统治者,皆大力尊崇佛教,北京因此也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北京的佛教造像,从艺术及工艺水平上来看,远不能与唐代相比,但其在风格及题材上,表现出民族化、世俗化的倾向。

        辽代北京的佛教造像,材质多样,且大多以浮雕为主,如北京天宁寺塔周的浮雕。而现存的唯一一尊圆雕佛像,为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于1977年在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该造像侧身卧于石床上,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微隆,面相生动,神态安详。身着袒右肩袈裟,胸前露出蝴蝶结,衣纹写实自然。风格粗犷,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时情景。

        而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辽彩绘释迦牟尼佛像”,则为辽代陶瓷造像的代表。该造像跏趺端坐,头饰螺发,头顶现高肉髻,大耳垂肩。面相丰满,眉间有白毫,双目俯视,神态宁静。身着袒右肩袈裟,袈裟上涂有朱彩。左手当胸,右臂残断,两手似结转法轮印。此佛像对研究辽代佛像艺术及北京陶瓷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辽代北京佛教造像所表现的题材,除了显教的诸佛、菩萨外,还有像五方五佛等密教内容,而其中以观音造像最为流行。辽太宗耶律德光就十分信奉观世音菩萨,据《辽史》卷四九〈礼志〉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观音像”,就是一个实物证明。

        金代北京的佛教造像基本承袭了辽代的风格,材质也十分多样,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北京昌平区银山金代佛塔之浮雕等。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在北京双塔庆寿寺海云塔基出土的“金末元初海云印简禅师像”,跏趺端坐,面形圆润,双目炯炯有神,嘴角略露一丝微笑,躯体肥胖,大耳垂肩,身披袈裟,右手当胸拈佛珠,形象生动传神。据考,海云印简禅师(1202—1257),为金末元初活动于北方的佛教临济宗高僧。而目前北京现存最大金代圆雕石质佛像,当为北京房山区白水寺的“一佛二弟子像”,其主尊佛像高达5.8米。

        与辽、金政权同时期的宋朝,虽然没有定都北京,但由于宋代烧瓷工艺的发达,也影响到了北方。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丰台出土的“宋青白釉反瓷观音菩萨像”,通体素白,仅袈裟边缘施青白色釉。该造像结跏趺坐,头梳高发,戴宝珠花冠,花冠正中塑有小化佛。袈裟自头顶披下,露出面部及前胸,宽额丰颐,眉间饰白毫,丹凤眼微睨,神态安祥,胸前缀有璎珞及丝带。胎质洁白细腻,塑造精巧,体现了宋代佛教造像和陶瓷艺术相结合的鲜明的时代特点。

        公元1234年,金朝被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军队消灭。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伴随着蒙古族的统治,藏传佛教开始逐渐在北京流行。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统治时期,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的到来,更将元代北京的佛教造像工艺水平推向了高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两尊“元代铜镀金藏式佛教造像”,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刻有明确纪年铭文的元代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北京昌平区居庸关云台上,也存有元代浮雕藏传佛教造像。

        除了藏传佛教造像外,元代也有大量的汉传佛教造像。如北京香山卧佛寺内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就是元代佛教造像中的精品。该卧像铸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全长5米多,重达50余吨。释尊微闭双目,右胁而卧,右手托腮,左手搭跨,庄严安详。再有就是供奉于北京广济寺圆通殿内(后移至北京法源寺)的“金铜质观音菩萨像”,其工艺水平更是高于卧佛。该造像通高约1米,菩萨头戴华冠,横披天衣,左腿下垂,右腿曲支,右手搭于右膝之上,全身装饰繁缛,呈现出雍容华贵、体态安详的宗教美感。

        除了铜质造像外,元代瓷质造像也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首都博物馆馆藏的、在北京昌平出土的“元青釉释迦牟尼佛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造像跏趺端坐,双手结禅定印,头顶肉髻微隆,面相沉静,上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下身着裙,胸前饰有“卐”字。脸、胸及手裸露部分不施釉,呈赭褐色。莲座下承以束腰六棱形基座,基座上层六个棱面印各种花卉,束腰部位饰卷草纹,下为垂云纹,体现了元代佛像注重世俗情趣的艺术特点。而于1969年在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也是这类造像的精品,只可惜出土时部分受损。

        到了明代,北京的佛教造像仍然保持着藏传和汉传两种形式。明朝皇宫中一如元朝,设有专门的造像机构“佛作”,制作藏式佛像。明代宫廷造像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终于明宣宗宣德年间,至今没有发现一尊造于宣德以后明代宫廷藏式佛像。现存的明代宫廷藏式造像,大都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款。除了宫廷造像外,明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崇祯等各个时期的佛教造像实物,目前都有遗存。而在造型和工艺上,汉传佛教造像比起藏传佛教造像,则有很大差距。由于当时佛教在汉地的信众越来越多,修庙塑像频繁,使得佛教信仰进一步民间化、世俗化,受此影响,明代汉传佛教造像也就呈现出工艺单一、形象呆板、缺乏个性的特点。

        与此不同的是,明代北京民间佛教造像活动十分活跃,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石叟款铜观音像”,就是一尊民间造像的典型代表。该造像的材质为红铜,周身嵌有银丝。造像的左手可自由拆卸组装,手心既可向上,亦可向下,分表不同佛教内涵。造像背后,有嵌银丝“石叟”铭款。石叟为明崇祯时期佛教僧人,善铸铜,生卒年不详,《梦窗小牍》载:“善制嵌银铜器,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精雅绝伦,款石叟二字多在底,体兼篆隶,亦朴拙无俗韵。”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彩水月观音菩萨像”,头梳高髻,面目娟秀,神态安详。上身天衣横披,手挽帔帛,胸前饰璎珞,下身着长裙。菩萨半跏趺坐于象征观音道场的补特洛迦山的岩石形台座上,姿态自然闲适。全身肌肤施白釉,衣饰用黄、绿、酱、黑四色釉表现。台座正面雕有一条飞腾的蛟龙,标明观音是坐在海岛上,龙是他的坐骑,座后有“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匠人”题记。又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明铜漆金菩萨像”,头梳高髻,面相庄严肃穆,躯体丰腴修长。上身横披天衣,饰有璎珞珠宝与钏镯,下身着长裙,衣质轻薄贴体,衣纹流畅自然。该造像体态优美,装饰华丽,雍容华贵,堪称明代佛像上乘之作。

        随着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清朝统治者除了定都北京外,在佛教信仰上亦大力尊崇“黄教”,可以说北京的藏传佛教造像工艺水平,在清代得到了又一次提升与发展。而传统的汉传佛教造像,则无太多新意,基本承袭了明代繁缛庸俗的风格。

        清代北京的佛教造像,以康熙、乾隆两朝的宫廷造像为代表,而又以康熙朝水平最高。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药师佛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尊康熙纪年造像。该像造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通高17厘米,结跏趺坐,双手结印,螺发肉髻,袒露右肩,身着袈裟,上有各种植物纹饰,雕刻精细,是康熙佛装造像的精品。相比之下,乾隆朝的佛教造像水平则略逊一筹。

        首都博物馆馆藏的“清仿尼泊尔或帕拉风格铜泥金度母像”,全身装饰繁缛,多处嵌银镶宝,面部泥金,做工精细,体现了清初仿古造像工艺特点。

        佛教自东晋时期传入北京,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观北京的佛教造像艺术,可以说其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其造像水平及材质、工艺,也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历史的变迁而逐渐发展的。这些历经劫难、保存至今的佛教造像精品,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更是传承佛教精神与中华文明的载体。(信息来源:《法音》 文: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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