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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与莒县定林寺
     
    [ 作者: 萧洪   来自:期刊原文   已阅:4360   时间:2006-8-28   录入:yuxiangfei


    ·期刊原文


    刘勰与莒县定林寺

    萧洪|邵立均

    [无]文学,1984年第5期

    58页


    【作者】萧洪林/邵立均



       
        刘勰的一生,如果不计其童年和少年时代,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依沙门僧yòu@⑴,与之居处积十余年”,在定林寺里专心攻读。第二阶段,“天监初,起家奉朝请”,由定林寺走上了仕途。第三阶段,“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又回到定林寺出家。由入寺读书——离寺登仕——于寺出家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刘勰的一生,与定林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考定林寺有三。其中的两处在钟山,分别名为上、下定林寺。上定林寺创建于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下定林寺齐梁时已废, 故上定林寺亦往往被径称为定林寺。此可称之为南定林寺,今已不存痕迹。另一处在山东莒县浮来山,至今犹存,可称之为北定林寺。学者无不知南定林寺,却多有不知北定林寺者。
        刘勰入定林寺与僧yòu@⑴居处,“区别部类”、校定经藏,奉敕与慧震共撰经证,以及变服出家、改名慧地,所有这些活动,毫无疑问都是在南定林寺里。那么北定林寺与刘勰有没有关系?事关刘勰晚年踪迹,很有必要认真探讨。

                      (一)

        要探讨刘勰与北定林寺的关系,必须首先说明《梁书》关于彦和出家后“未期而卒”的记载是靠不住的。
        《梁书•刘勰传》说:“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而《南史•刘勰传》中却删去了“未期而卒”的记载。《梁书》有而《南史》无,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南史》和《北史》完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与《梁书》相比, 仅晚出二十三年。“二史”与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八书比较,篇幅仅及八书总和的二分之一,可知多有删繁就简之处。“二史”的编撰始于李大师,成于其子李延寿。李延寿在《自序》中说:其父“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⑵’,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可见李氏父子编修“二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南北八朝的史书改繁为简和纠正失误。
        细审《南史•刘勰传》,其删改《梁书》之处有四。其一,删去《梁书》所引之《文心雕龙•序志篇》原文,仅节引了不足一百二十字,显然属于删繁。
        其二,删去“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等记载,只说“梁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为省文而改亦显而易见。
        其三,删去“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句。早在几十年前,范文澜先生就从取名用字的不同看出了问题:“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为名,而彦和祖名灵真,殆非同父母兄弟,而同为京口人则无疑。”⑴后来程天yòu@⑴同志撰有专文,论证“灵真与秀之不仅不是同父母兄弟,而且也不可能是近枝亲属。”⑵可见《梁书》的记载是错误的,《南史》之删正为纠正其误。
        其四,即删除“未期而卒”的记载。此记载关系到刘勰的卒年,而生、卒年乃列传中十分重要的生平资料,任何史家都不会轻忽的。李氏删除“未期而卒”这样的重要材料,决非随心所欲。此记载只有四字,删去决不是为了省简篇幅,只能是著者认为它失实而作的改正。但李氏亦不能确知彦和出家后的情况,乃删之而付阙如,这正见其审慎。总之,《梁书》关于“未期而卒”的记载是错误的,彦和出家后又生活了一个时期,只是不为南朝僧俗所闻,因而也不为史家所知而已。
        那么刘勰出家后又生活了多久?这就牵涉到他出家的时间和卒年。
        关于刘勰出家的时间,研究者的意见尚不一致。范文澜先生曾推定:彦和奉敕与慧震在定林寺撰经证,功毕因求出家,“事当在武帝普通元二年间。”⑶但也有人认为范说不确,在昭明太子肖统卒前彦和不可能出家,故把彦和出家系在昭明卒后。我们认为范老之说目前尚难推翻,肖统卒后彦和才出家的推测有待商榷。
        先从刘勰出家时的年龄考察。彦和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前后, 而肖统卒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昭明卒时,彦和已近七十岁。试想, 年近七旬,风烛残年,因何出家?出家何为?研究者或认为彦和因仕途失意而出家,或认为他因崇佛日甚而遁世。王元化同志说,彦和出家是落入了“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怀有说不出的苦衷。”⑷若出家时年近古稀,又落入了这样的境地,出家尚有何难,以至于要“先燔鬓发以自誓”?彦和终其一生,只做到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既非朝廷重臣,又非士族豪门,如果真是年近七旬,要出家又何须燔发自誓,向朝廷请求?彦和虽然出仕,但“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⑸。他出家之所以必须燔发自誓,盖在于昭明太子的“爱接”。若昭明已卒,则“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⑹,要出家是无须燔发自誓的。由上述观之,彦和出家于昭明太子没后的推测是欠妥的。
        再从彦和入仕后的事迹考察。据《梁书》本传,彦和自天监初进入仕途,至迁步兵校尉,约有十五六年。若系他出家于肖统卒后,则从迁步兵校尉至出家亦有十五六年,或者更长几年。本传于前十五六年多所记述,为何对后十五六年付之阙如?从彦和出家须燔发自誓、向朝廷请求来看,他出家前必仍在仕途中。本传中连奉敕与慧震沙门撰经证都有记载,后十五六年的仕途生活中难道再无一件重于或类于撰经证的事迹可记?这是很难令人释疑的。
        最后,细绎《梁书》本传原文,亦可知系彦和出家于昭明卒后欠妥。“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之前,系按时间顺序叙事,记载彦和身世和仕途情况。“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一句,正好收煞这一部分,此后再无一语道及。昭明爱接,乃概括言之,已非循时记事。此后便是插叙彦和撰《文心雕龙》以及负书干沈约之事。“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三句,系概指其一生而言。此后即关于撰经证、求出家、变服改名的记载,又是循时记事。通观全文,撰经证与迁步兵校尉在文脉上是紧相连接的,在时间上也应当是紧相衔接的。因此,出家事当在迁步兵校尉后不久,系在昭明太子卒后是不妥的。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从范老之说,定彦和出家于梁武帝普通元二年间,即公元520年或521年。
        关于彦和的卒年,范老在数十年前注《文心雕龙》时尚未疑及《梁书》本传关于“未期而卒”的记载,并据此推定在普通元二年间。近几年来,关于刘勰卒年的考定又有新的发展:李庆甲同志主张“把他的卒年确定在中大通四年,即公元五三二年”⑺;杨明照先生认为:“舍人之卒,非大同四年即次年也。”⑻这是新的看法,是彦和卒年探索的新发展。据此,则彦和约卒于公元532年至539年间,比按“未期而卒”的旧说延长了十余年。
        彦和于普通元二年间出家,若卒于532年至539年间,则其间尚有十余年时间,史书缺载。他到哪里、又干什么去了呢?我们考察,彦和出家后不久即回到了祖籍莒县,创建了浮来山定林寺,并主持了这里的佛教事业。

                      (二)

        要论证刘勰出家后回莒创建并主持了北定林寺,还必须先证明此寺之创建与彦和之出家恰在同一时期。
        北定林寺在浮来山上。浮来山位于今莒县县城之西八九公里处。定林寺即建筑在山顶上。寺内有大白果树,至今已有三千余年。树后即定林寺之大雄宝殿(佛殿),殿后为校经楼。过此楼依山势拾级而上,即三教堂。殿、楼、堂三者均在中心轴线上,为该寺之主要建筑。寺南北长95米,东西宽52米,现有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重修,明代以前的面貌和规模已难确知。
        大白果树前尚存明碑四座。一为天启元年(1621年)《重修浮来山定林寺山门廊庑记》。 二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重修定林寺记》。 三为万历七年(1579年)《重修定林寺佛殿记》,碑文大部清楚,其中说:“斯山,名山也;寺,名寺也。”四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修定林寺记》,碑文剥蚀严重,但仍有可辨读成句处,其中“莒郡城西有曰定林寺者,盖古刹”一句,则相当清晰。既然明人已称之曰“名寺”,目之为“古刹”,可见其由来已久。《重修莒志》卷四十六载:“明洪熙元年(1425年),钦赐定林寺僧理用等二十一人度牒。”可知在嘉靖二十四年重修前一百二十年,定林寺已很有名,其创建必远在此前。
        《重修莒志》(成于1935年)卷五十一载,浮来山曾出土石柱一条(按,此柱今已不存),柱上有记。其下款题为“靖康元年十一月 日修三门 住持僧道英记”。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是年北宋亡。
        然而这座“古刹”还不止“古”到宋代,地下发掘证明唐代已有此寺。1958年,在今校经楼西南约三十米处掘出石佛首、足、手指计二十余件(文革中已失),文物工作者据雕刻风格推断为唐代遗物。
        定林寺外有古砖瓦窑遗址,“文革”前曾从这里觅得瓦dāng@⑶、残瓦片十余件,被推断为唐代以前的遗物,惜乎全部散失。“文革”后幸而又陆续觅得四件,其中有一莲花纹瓦dāng@⑶(见附图一),文物工作者推断为唐代以前的遗物,其根据是莲花纹瓦dāng@⑶只见于唐代之前。由此看来,定林寺之创造必在唐前。
        寺中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之《万古流芳》碑,为重修定林寺而立,碑文系布政使衔山东按察使长庚所撰,断定此寺“为六朝北魏时期创建无疑”。此说可由下列两点得到证实。
        一、与上面提到出土的石佛首、足、手指之同时,还出土一石佛身,无首、足,高约一米,据其衣纹线条推断,系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此物惜乎亦于十年动乱中失踪。
        二、《重修莒志》卷五十载,有《定林寺六人造像记》系一佛座残石,无年月。原有拓片,今已难觅,幸《重修莒志》已影印为附录。其文尚残存二十七字:
        大像主孙 大像主鹿 大像主王 大像主杨
        大斋主王元 光明主王龙生《重修莒志》云:
        佛座高厚八寸,横长二尺二寸,字六行,正书。……书法遒劲,其中“斋”字作“@⑷”。按魏齐间碑志,书多别体,如《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道@⑸造像记》,及前列之《高洛祖造像记》等,是其例也。此石当是北齐之物。《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道@⑸造像记》等,知之者甚多,无须赘言;唯《高洛祖造像记》系莒之文物,知之者较少,其中“乔”作“@⑹”、“齐”作“@⑺”、“武”作“@⑻”,等等。 是莒志推断有据。 北齐(551 ——577年)上距彦和逝世甚近,若为北齐初年之物,则仅有一二十年。
        王昶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说:“凡出资造像者,曰像主、副像主、东西南北四面像主、发心主、都开光明主、光明主、天宫主、南面北面上堪中堪像主、檀越主、大像主、释伽像主、无量寿佛主、都大檀越主、都像主、像斋主、左右葙斋主”⑼。据此可知,《定林寺六人造像记》既然称“大像主”、“大斋主”、“光明主”,必是“出资造像者”,而非该寺创建人。则此石系定林寺建成之后所制,建寺必在此前。若定林寺至王元等人出资造像时已有三四十年历史,则其创建当在北魏后期将分裂为东、西魏时,恰当梁武帝普通中至中大通中(523——532年),时彦和已出家,尚在世。
        上述证据和推断是否靠得住?明嘉靖本《青州府志》卷十六《仙释传》有如下记载:
        昙观,莒州人。七岁出家,慕欣法宇。返驾澄源,摄虑岩壑。十六特胜,弥所留心。神zhòu@⑼广被,销殄邪障。仁寿中岁,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下略)仁寿(601—604年)为隋文帝年号,明嘉靖距此时已近千载,以此为证固无力。但方志中这类记载亦非向壁虚造,多系抄撮古书而成。考《青州府志》之记载,系抄自《续高僧传》卷三十六《昙观传》⑽。这条资料对于我们的论证很重要,兹特节录于下:
        释昙观,莒州人。七岁出家,慕欣法宇。及进具后寻讨义门,偏宗成实,祛析玄滞,后以慧解乱神本也。乃返驾澄源,摄虑岩壑。十六特胜,弥所留心。神zhòu@⑼广被,销殓邪障。高闻周远,及于天阙。开皇之始,下敕征召。延入京室,住大兴善。……仁寿中岁,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下略)此书作者道宣(596——667年)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续高僧传》撰成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上距仁寿中仅四十年,其记昙观送舍利的基本事实是可信的。 由此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昙观是“莒州人”,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所以必为北定林寺无疑。第二,北定林寺在隋仁寿年间已经闻名全国了,这由隋文帝杨坚敕送舍利之举即可证明,若非名寺,皇帝何由知之?又为何敕送舍利于此?
        昙观为隋代较著名的成实师,既系莒人,其出家就有可能在本州之定林寺。即使其出家不在定林寺,亦必深知这座“高闻周远,及于天阙”的“古刹”、“名寺”。而由仁寿上推二十余年,佛教曾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建德三年(574 年),“周武帝纳道士张宾之建议,废佛教”,“后三年(建德六年,北齐承光元年)灭北齐。下诏曰:‘六经儒教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徒费民财,皆当毁灭’。僧尼并令还俗,籍三百万人并充军民,财产入官。时沙门靖嵩等三百人逃往南朝。”⑾周灭齐后复兴佛法,“疑实出丞相杨坚之意。故佛法再兴,实由隋主也。”⑿是佛教之大兴已是隋代的事情。北定林寺若建于隋代,草创十余年间很难成为高闻周远的名寺,是此寺当建于隋代之前。虽经周武帝灭佛的毁灭性破坏,但一二十年间又成名寺,说明此寺在周武灭佛前必已具有相当规模,且甚知名。莒之浮来为一僻地,定林寺之发展不易迅速,自创建至成为名寺,亦需数十年时间。如此上推,定林寺之创建当在彦和出家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
        统观上述可知,无论是根据寺内遗迹推断,还是依据文献记载分析,都证明莒县定林寺之创建,与彦和之出家恰在同一时期。

                      (三)

        上文先后论证了刘勰出家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又活了十余年时间;莒县定林寺之创建,与彦和之出家恰在同一时期。下面就可以进而推考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之关系了。
        清嘉庆《莒州志》卷一云:浮来山在“城西二十里……有定林寺,即刘勰校佛经、昙观送舍利处。”按此说含混,若谓刘勰出家前校经,则不在浮来;若谓彦和回莒后校经,则未说明。《重修莒志》卷十九载:
        《梁书•刘勰传》……(系节引传文,略)自与莒县浮来山之定林寺无涉……惟旧志载有隋仁寿中,释昙观送舍利于定林寺、州哑民禽巨海乞灵得应一事,似莒之定林……彦和于钟山校经后回莒,以浮来形胜,创立寺宇,名以定林……据此,则莒之定林乃昙观送舍利处,非彦和校经之定林寺也。这里说得很明确:一则《梁书》所载事迹与莒县定林寺无涉。“非彦和校经之定林寺也”,盖指其出家前于南定林校经而言。二则北定林寺乃彦和所创建。“彦和于钟山校经后回莒”,即与慧震撰经证毕出家,回到了莒县。
        《莒志》这种说法并非近世新创。定林寺三教堂院内有一座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卧碑,上刻浮来八观诗,系邑人、奉政大夫张竹溪(字文洲)所作;诗后有莒州学正李厚恺(字乐泉)所撰小记。记中有云:
        浮来为莒西一幽胜处。考史,定林寺实肖梁刘舍人彦和所创建。舍人老退闲关,校定经藏于此。话说得毫不含糊:浮来山定林寺实为刘勰创建,并曾在该寺“校定经藏”,时在其“老退闲关”之后。其“考史”的具体内容虽语焉不详,难知其所考何史,但从上述唐宋以来的大量史料和遗迹来看,李氏当是言之有据的。
        彦和回莒建寺事,寺内至今尚存有一些遗迹,足资佐证。择其要者,有如下三端。
        其一,彦和墓塔遗址。
        刘勰墓塔遗址,在定林寺之西,今已塌平。我们这样说,根据有二。第一,怪石峪西南部距今之文心亭约百米处,山崖上有康熙十年(1671年)的题咏:“铁佛悯莒归地府,彦和碑碎遗荒坟。”(今存,有的字迹如“莒”字已损蚀,不易辨识)此处距彦和墓塔遗址不远。以其时间揆之,盖为有感于寺院遭康熙七年大地震的破坏而题。第二,定林寺最后一位住持僧佛成(死于1942年前后),多次指点彦和墓塔遗址给友好看,其地在寺西百余步处。浮来山下邢家庄老人孙学书(97岁)和退休老医生严国祥(79岁),即亲闻其说而至今健在者。严、孙二人还亲见佛成去墓塔遗址前做佛事以示纪念,此系每年清明节和浴佛节(严说即农历四月初八)之定例。按佛成既为住持僧,所言当有据,否则何以屡告友好?从其例行佛事看,若系虚言,又何必如此虔诚?且其说与怪石峪中三百余年前的题咏恰相合,则彦和墓塔遗址当非后人附会。
        其二,古遗石乌龟碑座。
        寺内大白果树下有古遗石乌龟碑座,剥蚀已相当严重。据文物工作者推断,此系唐代以前遗物,很可能即南北朝之旧。或以为此即建寺时所制,根据是佛成多次郑重地向友人说:它原载刘勰亲自撰写的创建浮来山定林寺碑。此碑座若系唐代之前的旧物,原载“彦和碑”就有可能。佛成言之凿凿,岂能无征?或系僧家代代口传,故如此肯定。以佛成之说与怪石峪题咏相佐证,则益觉可信。“彦和碑碎遗荒坟”,三百余年前的题咏者已肯定了“彦和碑”确曾存在过。
        其三,“象山树”石刻(见附图二)。
        怪石峪有一大石,上刻“象山树”三篆字,大径尺,今之文心亭即建于石上。下有五字题款,径三寸,无年月。末一“题”字尚清晰,上四字已不易辨识,系“隐仕慧地”。按彦和曾经入仕,不得意而隐退闲关,改名慧地。故“隐仕”系道其身分,“慧地”乃题其法名,五字题款甚合情理,其为彦和手题应无疑。
        至于“象山树”三字的含义,主要有两说。一说认为指大白果树,言其寿与山齐。另一说认为三字各指一事:“象”通“像”,谓寺内众多的造像,山即浮来,树指白果,这三者合起来构成浮来胜景。两相比较,后说较胜。依后说,则当时寺内造像必伙,彦和有感而题亦正合情理。
        上述彦和墓塔遗址、古遗石乌龟碑座(“彦和碑”)、“象山树”石刻等三种遗迹,合起来看当可证明刘勰晚年曾经回莒,于浮来山创建并主持了这座北定林寺。
        诚然,如此古寺,三种遗迹不能算多。但是,若考虑到如下两点,就不会因为遗迹不伙而轻易否定彦和回莒建寺之事了。第一,年深日久。彦和出家距今已近千五百载,三种遗迹之存已属不易。他曾在南定林寺居处十余年之久,后又在那里变服出家,而今尚存遗迹否?第二,屡遭破坏。北周武帝之灭佛在彦和卒后三十余年,定林寺必不能幸免,上文所说1958年出土之南北朝石佛身,很可能就是见证。唐武宗会昌年间大毁佛寺,北定林寺当在劫难逃,寺内出土之二十余件唐代石佛首、足、手指,很可能即此劫之迹。宋徽宗笃信道教,改寺为观,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北定林寺岂能例外?所以,古老的北定林寺能存留三种创建时的遗迹已是幸事。岁月深长,又屡遭劫难,尚能有这些遗迹存留,就更可见彦和回莒建寺之难以磨灭。
        附图
        从寺名本身亦可窥见端倪。莒县此寺与历史上钟山之上、下定林寺同名,恐怕不是巧合所能解释的。又,南定林寺创建在前,北定林寺出现在后,故寺名只能是北学南,而不可能相反。此寺若非彦和创建,何以名为定林?盖彦和出家前与南定林寺密切相关,变服出家亦在该寺,故归莒后仍念念在心,于浮来山创建新寺后,即题名定林以志永怀。倘作如是观,则此寺之名定林,乃在情理之中矣。
        总结上述,我们可得如下结论:彦和出家以后并没有“未期而卒”,而是不久即潜居故乡莒县,传说他“未期而卒”之时,很可能就是他北归之日;莒县定林寺之创建与彦和之出家北归,恰在同一时期;莒县定林寺实刘彦和所创建;建寺后他曾校经于此,最终没于斯寺,亦葬于斯寺。
        正文注释:
        ⑴⑶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第730、731页。
        ⑵《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⑷⑸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第16、2页。
        ⑹语见《梁书•刘杳传》。
        ⑺李庆甲《刘勰卒年考》,载《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
        ⑻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第412页。
        ⑼见《金石萃编》三十九。
        ⑽此据清光绪十六年“江北刻经处”本。
        ⑾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附录《汉——唐佛教简明年表》。
        ⑿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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